馬悅然的中文著作、書訊（陳文芬編輯）
2015年2月22日 星期日
野鶴原: 俳句的奧義
野鶴原: 俳句的奧義: 對托馬斯 ‧ 特朗斯特羅默與 松尾芭蕉俳句的審美闡釋 前言 本文選擇瑞典當代詩人托馬斯 ‧ 特朗斯特羅默 ， 與日本十七世紀俳聖松尾芭蕉各十首俳句 ， 作詩學上的分析比較 。依據的俳句文本選自馬悅然中譯的《巨大的謎語》（行人文化實...
鄭順聰：純粹更甚伏特加 《巨大的謎語》
鄭順聰／書評
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作 馬悅然／譯 詩人1990年中風失語，爾後出版《悲傷的鳳尾船》、《巨大的謎語》，合為一帙，即此繁體版首書。靜、沉默等字詞時不時出現，消滅多餘聲響、去除冗贅窠臼，諾貝爾等級的韻文，是伏特加，純粹不容許任何雜質，一品嚐，意象轟然爆炸，短詩與俳句，精警得驚心。詩人寫得不多，不過是「玻璃箱裡頭／蛇／莫名其妙的淨」，雪地與疾病囚禁、北歐式冷冽，這是最激進的冰山理論，水面下巨大的不可知，「在搆不著的地方閃光／像當舖中的／銀子。」
鄭順聰簡介，嘉義民雄人，曾任聯合文學主編。著有詩集「時刻表」、自傳體小說《家工廠》。近期研究台灣前輩畫家陳澄波。文筆誠摯清新，觀察常出人意表，堅持力特別強悍的一個作者，他的小說有一種特別的能力，當他寫不下去他仍堅持說故事的欲望，在平實而豐富的故事當中，讀者會感受到他還願意不停不停說下去的欲望。
（文芬）
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作 馬悅然／譯 詩人1990年中風失語，爾後出版《悲傷的鳳尾船》、《巨大的謎語》，合為一帙，即此繁體版首書。靜、沉默等字詞時不時出現，消滅多餘聲響、去除冗贅窠臼，諾貝爾等級的韻文，是伏特加，純粹不容許任何雜質，一品嚐，意象轟然爆炸，短詩與俳句，精警得驚心。詩人寫得不多，不過是「玻璃箱裡頭／蛇／莫名其妙的淨」，雪地與疾病囚禁、北歐式冷冽，這是最激進的冰山理論，水面下巨大的不可知，「在搆不著的地方閃光／像當舖中的／銀子。」
鄭順聰簡介，嘉義民雄人，曾任聯合文學主編。著有詩集「時刻表」、自傳體小說《家工廠》。近期研究台灣前輩畫家陳澄波。文筆誠摯清新，觀察常出人意表，堅持力特別強悍的一個作者，他的小說有一種特別的能力，當他寫不下去他仍堅持說故事的欲望，在平實而豐富的故事當中，讀者會感受到他還願意不停不停說下去的欲望。
（文芬）
2015年2月17日 星期二
自由時報・副刊
愛讀書 《記憶看見我》
2012-05-28
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著，馬悅然譯，行人出版
相較於詩集《巨大的謎語》對語言的鍛鍊，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Tomas Tranströmer，1931-）的自傳性文本《記憶看見我》則以簡潔敘述將生命中最璀璨的部分――「彗星的核心」，即童年與青少年時期，重現紙上。在成為詩人之前，小小托馬斯原本著迷於與外公到斯德哥爾摩近海小島捕捉昆蟲、製作標本，或假借舅舅的證件進成人圖書館借書……儘管母親離婚一事，看似造成某類擔憂自己「與眾不同」的陰影，但戰爭時納粹所製造的精神壓迫，毋寧更全面地滲進生活。儘管如此，在憂悒的青春期如魅影籠罩之前，無論是寄情自然生物，或在紙頁間探險非洲大陸，都豐潤了一名寫作者的心靈。全書篇幅輕巧，從小學時期霸凌往事談至高中習拉丁文與寫詩，速寫了那些珍而重之的人，事，空間，書末且附馬悅然所譯，在特朗斯特羅默首冊詩集《詩十七首》出版前所發表過的、最早的詩，恰可與自傳內容相映。 （Art Farmer）
2014年6月10日 星期二
《不死的流亡者》序言
母語就是你們的祖國
馬悅然，原名約然·馬爾摩奎斯特(Goran Malmqvist),一九二四年生，瑞典汉学家，斯德哥爾摩大學東亞學院中文系榮休教授，諾貝爾文学奖評選機構瑞典学院院士。
這是一部流亡中文作家的文集，而又题獻给另一個高龄的流亡作家劉賓雁，一個當代中國历史上最大瞻直言，的自由門士。
我最初见到劉賓雁是一九八六年上海金山举行的「當代中国文學國際研讨會」上。參加者在這次研讨會上的發言大都是讨论當代中国文學的不同方面，只有劉賓雁的發言是個例外。他逻擇了直面社會問题，對當時中國性教育受壓制的情況进行了尖锐的抨擊。他大膽地陳述那些让人吃驚的事实，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聽他那次發言之後，我就覺得劉賓雁是個與眾不同的作家，他的内在流亡早巳經開始了。
自一九八六年初次見面之後，我又很榮幸地在瑞典的很多活動場合再见到劉賓雁。他的承擔，他的勇氣，他的風骨，總给人留下難忘的印象。有很多年，他编輯出版的《中国论坛》给我提供了有關當代中國社會的寶贵信息，尤其是看到了他對社會問题的洞察力。
「流亡」通常是高高在上的當權者強加在作家頭上的。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些作家，比如傳奇的诗人屈原，為了表明自己的高潔和清白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還有些作家，比如柳宗元、韓愈和蘇柬坡，以坦蕩胸懷接受「流亡」的命運，而继续創作出有永恆價值的文學作品。還有偉大的學者顧炎武，以及傑出的畫家八大山人，選擇内在的精神流亡，使自己能夠继续著述和藝術創造，對有些作家来说，流亡是生活的一種方式。當流亡诗人北岛接受瑞典筆會頒發给流亡作家的圖霍爾斯基獎的時候，他曾經這樣说:
一个詩人開始寫詩的那一天，他實際上就踏上了流亡之路。在某種意義上，流亡和詩歌幾乎是同样的概念。詩人總是不斷桃戰既有的文化、既有的語言，這種角色註定了他從来沒有固定的家园．企圖控制文化和語言的當權者自然會把詩人看成國家的敵人。他的外部流亡只下過是他內心流亡的繼續。
西元兩千年，當流亡法國的高行健穫得诺貝爾文學獎的時候，我在頒仪式上宣讀了我代表瑞典文學院寫的祝辭。我说，「你不是兩手空空離開祖国的，你帶著你的母語離開祖國，而從此以後母語也成為你的祖國。我相信，那些堅持用母語中文写作的流亡作家，有自己的精神家园。
流亡中的中文诗人、作家和学者。用這本文集来向另一個流亡作家表示敬意，表示認同，而這個作家即使身處逆境也比其他人都更好地保持了自己人格的完整，他巳經奮鬥一生，而且還將继績為人的尊严而奮鬥到底。
能為一本題獻给我非常尊敬的作家的文集寫一篇前言，我感到非常荣幸。
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馬悅然，原名約然·馬爾摩奎斯特(Goran Malmqvist),一九二四年生，瑞典汉学家，斯德哥爾摩大學東亞學院中文系榮休教授，諾貝爾文学奖評選機構瑞典学院院士。
這是一部流亡中文作家的文集，而又题獻给另一個高龄的流亡作家劉賓雁，一個當代中國历史上最大瞻直言，的自由門士。
我最初见到劉賓雁是一九八六年上海金山举行的「當代中国文學國際研讨會」上。參加者在這次研讨會上的發言大都是讨论當代中国文學的不同方面，只有劉賓雁的發言是個例外。他逻擇了直面社會問题，對當時中國性教育受壓制的情況进行了尖锐的抨擊。他大膽地陳述那些让人吃驚的事实，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聽他那次發言之後，我就覺得劉賓雁是個與眾不同的作家，他的内在流亡早巳經開始了。
自一九八六年初次見面之後，我又很榮幸地在瑞典的很多活動場合再见到劉賓雁。他的承擔，他的勇氣，他的風骨，總给人留下難忘的印象。有很多年，他编輯出版的《中国论坛》给我提供了有關當代中國社會的寶贵信息，尤其是看到了他對社會問题的洞察力。
「流亡」通常是高高在上的當權者強加在作家頭上的。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些作家，比如傳奇的诗人屈原，為了表明自己的高潔和清白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還有些作家，比如柳宗元、韓愈和蘇柬坡，以坦蕩胸懷接受「流亡」的命運，而继续創作出有永恆價值的文學作品。還有偉大的學者顧炎武，以及傑出的畫家八大山人，選擇内在的精神流亡，使自己能夠继续著述和藝術創造，對有些作家来说，流亡是生活的一種方式。當流亡诗人北岛接受瑞典筆會頒發给流亡作家的圖霍爾斯基獎的時候，他曾經這樣说:
一个詩人開始寫詩的那一天，他實際上就踏上了流亡之路。在某種意義上，流亡和詩歌幾乎是同样的概念。詩人總是不斷桃戰既有的文化、既有的語言，這種角色註定了他從来沒有固定的家园．企圖控制文化和語言的當權者自然會把詩人看成國家的敵人。他的外部流亡只下過是他內心流亡的繼續。
西元兩千年，當流亡法國的高行健穫得诺貝爾文學獎的時候，我在頒仪式上宣讀了我代表瑞典文學院寫的祝辭。我说，「你不是兩手空空離開祖国的，你帶著你的母語離開祖國，而從此以後母語也成為你的祖國。我相信，那些堅持用母語中文写作的流亡作家，有自己的精神家园。
流亡中的中文诗人、作家和学者。用這本文集来向另一個流亡作家表示敬意，表示認同，而這個作家即使身處逆境也比其他人都更好地保持了自己人格的完整，他巳經奮鬥一生，而且還將继績為人的尊严而奮鬥到底。
能為一本題獻给我非常尊敬的作家的文集寫一篇前言，我感到非常荣幸。
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2014年6月3日 星期二
「天安門事件」兩週年進言
悲劇發生後，中國領導人開動了所有高效率的宣傳機器，想向國民及外界證明他們使用暴力是合情合理的；而國內情況也已經恢復正常。但是，中共對異己份子毫不留情的迫害，又將幾位年青知識份子加以重判，在在顯示
事實並非如此。
那場大屠殺迫使大批中國知識份子流亡國外；不少在屠殺前離國的知識份子，也因為恐怕受到迫害，寧願留在外國。中國一些最有前途的作家、詩人和學者，現在都居留國外，享有他們祖國不肯給他們的創作自由。這些流亡的作家的作品，再也不能在人民共和國內出版，往往要台灣出版商出版，世人才能讀到。
中國領導人一日頑固地不放棄對國內外異己分子的殘酷與報復心理，一日不尊重人權，他們一日不能令外界相信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入文明國家之列。可是，假如中國領導人有足夠度量特赦政治犯，並且不會再迫害國外流亡人士，那麼，他們將毫無疑問得到不少友善的回應。這樣做絕不會損害中國領導人的面子，反而會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外界關係正常化鋪平道路。（方禮年譯）
（作者為瑞典皇家文學、歷史及考古學院，瑞典皇家科學院，和瑞典學院院士）
刊登于“明報月刊”1991年6月號
A Few Words of Friendly Advice
(This appeal was published in the Hong Kong Ming Pao Journal in June 1991. It is still relevant).
Two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massacre of peacefully demonstrating students took place on the square close to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in Peking. The unprecedented brutality of the troops and the callousness of the Chinese leaders shocked the civilized world.
Since this tragic event the Chinese leaders have mobilized their propaganda apparatus in an attempt to prove to their own people, and to the outside world, that the brutal use of force was justified and that the internal situ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en normalized. The relentless persecution of dissidents and the harsh
prison sentences which have been handed out to several young intellectuals prove that this is not so.
As a result of the massacre a great many Chinese intellectuals were forced to flee their country. Many intellectuals who had left their country before the massacre took place have chosen not to return to China from fear of persecution. Some of the most promising writers,poets and scholars of China are presently living abroad, where they
enjoy a freedom which their own country refuses to allow them. Works of exiled writers which are no longer allowed to be publish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are often made accessible to the world at large by Taiwan publishers.
As long as the Chinese leaders stubbornly adhere to their relentless and revengeful attitude toward the dissidents within and outside the country and refuse to honor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Rights, they will fail in their attempts to persuade the world tha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a right to be counted among the civilized nations of the world. If,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inese leaders would
prove magnanimous enough to offer amnesty to political prisoners and freedom from persecution to those who now live in exile, they would no doubt reap a bountiful harvest of good will. Such a move would in no way involve a loss of face on the part of the Chinese leaders. On the contrary, it would serve to pave the way for a normalizat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N.G.D. Malmqvist
Member of the Swedish Academy
2014年5月24日 星期六
馬悅然談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
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
談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
（原載《開放》雜誌）
採訪時間：2010年10月25日
地點：華盛頓——斯德哥爾摩
受訪人：馬悅然，瑞典漢學家、諾貝爾文學獎評委
採訪人：北明，旅美作家、自由亞洲電台“華盛頓手記”節目主持人
北明：
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您這位十年前頒發另一位華人高行健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對此有何感受？
馬悅然：得知劉曉波獲得今年的和平獎，我非常高興。
華人作家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前，有一位大陸的記者給我打電話說： 小小的冰島獲獎，為什麼有五千年優秀歷史和十三億人口的中國還沒有獲獎呢？我回答說： 冰島並沒有獲獎，是一位冰島的作家1955年獲獎。諾貝爾文學獎是頒發給一位作家，不是頒發給一個國家。
高行健獲獎之後，另一位大陸的記者給我打電話說： 哈，中國作家協會有250個作家比他寫得好！ 我問他讀過高行健哪些作品，他就說： 高行健寫的東西根本不值得讀。我相信多半的大陸讀者只讀過高行健的《車站》。他的兩部小說《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大陸的讀者無法讀到，因為大陸的人不僅缺乏言論自由，也缺乏閱讀自由。
劉曉波是一個很勇敢的為了爭取人權和言論自由而鬥爭的人士。他明明知道他的活動會對他個人有很不愉快的結果，還是不放棄為他的同胞們服務。他這方面跟中國多數知識分子不同。中國知識分子中很少敢出來講幾句真話，我為此常常感到遺憾。巴金先生文革後發表的《隨想錄》在每一頁談到說真話的必要，但其實他真話很少，也不夠尖銳。我所認識的中國知識分子中膽子最大一位是詩人艾青。艾青年輕時候坐過國民黨監牢，一九三十年代末年在延安待過。一九四二年秋天，延安文藝座談會後幾個月，他在《解放日報》發表他的文章《了解作家，尊敬作家》，批評共產黨對作家的壓力。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的時候，艾青給帶上了高帽子，作為中國人民的敵人，被送到北大荒去做21年的苦工，1979年再平反。劉曉波，像艾青一樣，真懂得"君子自重"的意義。
北明：
最近幾年您訪問過個山西很窮的山村，能不能藉這個機會談談您在那裡的見聞和感受？
馬悅然：
爭取自由的中國人不僅是知識分子。我最近幾年有機會到山西省幾個非常貧窮的山村去，在那兒待了一段時間。呂梁山一個小山村的農民告訴我，他們的土地給底層幹部奪走了，賣給一家煤礦公司。說的是每畝地十年內每年要得500塊錢的報酬，可是農民一塊錢都沒有得到。所有的錢都落在幹部們的兜兜兒裡了。農民上縣城去提出抗議根本沒有用：縣政府的幹部跟村里的幹部一樣腐敗。
兩年前在中國發生過九萬七千個大小不同的起義。壓得沒辦法的農民用暴力攻擊派出所和黨的總部。今年發生的起義增加到二十三萬! 1989年的六·四，政府派中國人民的解放軍去鎮壓在天安門廣場的中國公民的和平示威。現在，地方當局已經沒有必要要求解放軍的部隊鎮壓農民的起義了，他們向當地的黑幫組織顧了一群流氓和健壯的打手就了事了。這也是為人民服務的一種辦法。
我認為最可惡的是中國地方當局跟黑幫關係密切。我一九四零年代末年在四川待過兩年。我在四川鄉下旅行的時候需要跟秘密社會哥老會打交道。我發現秘密組織的哥老會的頭頭不缺乏一種道德觀。今天大陸黑幫的打手好像都是為自己服務的流氓。
北明：您是說當年的哥老會還會為人民做點事情，還“盜亦有道”對嗎？
馬悅然：真的是。我認識的一些哥老會的頭頭，四川話叫“舵把子”, 他們很願意為被壓迫的貧苦農民抱不平。
北明:
劉曉波的獲獎，與改善你所看到的窮困山區情況之間是什麼關係?
馬悅然：
言論自由問題是人權的一個重要部分。劉曉波是一位堅持不懈地推動人權事業的人士。我曾聽一個中國共產黨的發言人說：人權就是吃飽肚子的權利。那當然也是一種人權。可是人權這個觀念的範圍是很寬的。它包括公民生活的精神上和物質上所有的方面。人權不僅是知識分子所該享受的，它該涉及到國家的每一個公民。經濟發展是一回事，改善一個社會制度是另一回事。中國農民非常困苦的物質條件起碼有3000年的歷史，一朝改不了的。可是言論自由已經寫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章! 只需要中國政府遵守人民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憲章的第35條就會實現言論自由。一有言論自由，其餘的人權就會慢慢地實現了。
中國政府認為劉曉波是一個違犯中國憲法的罪人，給他判了十一年的監刑。其實違犯法律的是不遵守憲章第35條的中國政府！
北明:
中國大陸政府對此獎非常反感，事前警告，事後抗議，還要求諾獎委員會道歉，您對此有什麼評價？
馬悅然：
中國官方的反感當然是想像得到的。他們事前警告挪威諾獎委員會，事後提出抗議，說明他們簡直不了解諾獎委員會是一個完全獨立的機構，不聽誰的話的機構。中國官方的這一措施真的為天下笑!
中國官方的喉舌《環球時報》 10月18日發表的社論說中國十三億人對此事很氣憤。只是在大陸缺乏言論自由的情況下，中國老百姓的多數根本不知道劉曉波是誰。他們聽官方宣布劉曉波是一個關起來的罪人，他們就上街抵制挪貨，結果燒了一部譯成中文的日本小說 《挪威的森林》!! 正如今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說，這種愛國主義的表現真可怕。
《環球時報》社論的標題是"諾委會做一次史無前例的道歉吧"。這老大哥的官腔多麼不好聽! 這篇社論的執筆者還認為挪威和平委員會採取了原教旨主義的態度，（a fundamentalist attitude） 像一個保守教會的牧師。寫這篇社論的同志顯然沒有弄懂他的胡說八道會遭到公開的嘲笑，也會引起國際社會對中國官方的輕視。
北明：
中國至今是、未來也將是最後一個政治不自由，不民主的大國。中國一百年來為了爭取自由權利，一代代不斷抗爭，至今未果。您覺得諾貝爾和平獎有可能持續關注中國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的情況嗎？我問這個問題是因為，2007年和2009年，美國一名副總統、一名總統分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國際輿論一般引為笑談。無論笑談與否，中國人爭取人權的努力肯定比美國人更艱難，更英勇。
馬悅然：
劉曉波當然有資格得獎。我個人認為和平獎不應頒發給在位的政治家，像美國副總統和總統等等。我最大的希望是頒發給劉曉波的獎會起一個肯定的作用，讓中國官方了解言論自由是現代社會不可缺少的一種權利。老黨員李銳和20個老幹部最近給政府寄的公開信說明黨內對言論自由的看法是不一致的。讀這封公開信，我特別驚訝是：中共宣傳部甚至敢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溫家寶的言論自由！
北明：
對劉曉波得獎， 您還有什麼想補充的?
馬悅然：
我當然希望中國政府會釋放沒有違犯國家憲法的劉曉波。最底限度我希望中國政府會讓劉曉波的夫人到挪威去替她的丈夫領獎。
北明：
謝謝您。
（本稿依據訪談問答提綱和訪問錄音整理，經雙方校對）
談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
（原載《開放》雜誌）
採訪時間：2010年10月25日
地點：華盛頓——斯德哥爾摩
受訪人：馬悅然，瑞典漢學家、諾貝爾文學獎評委
採訪人：北明，旅美作家、自由亞洲電台“華盛頓手記”節目主持人
北明：
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您這位十年前頒發另一位華人高行健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對此有何感受？
馬悅然：得知劉曉波獲得今年的和平獎，我非常高興。
華人作家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前，有一位大陸的記者給我打電話說： 小小的冰島獲獎，為什麼有五千年優秀歷史和十三億人口的中國還沒有獲獎呢？我回答說： 冰島並沒有獲獎，是一位冰島的作家1955年獲獎。諾貝爾文學獎是頒發給一位作家，不是頒發給一個國家。
高行健獲獎之後，另一位大陸的記者給我打電話說： 哈，中國作家協會有250個作家比他寫得好！ 我問他讀過高行健哪些作品，他就說： 高行健寫的東西根本不值得讀。我相信多半的大陸讀者只讀過高行健的《車站》。他的兩部小說《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大陸的讀者無法讀到，因為大陸的人不僅缺乏言論自由，也缺乏閱讀自由。
劉曉波是一個很勇敢的為了爭取人權和言論自由而鬥爭的人士。他明明知道他的活動會對他個人有很不愉快的結果，還是不放棄為他的同胞們服務。他這方面跟中國多數知識分子不同。中國知識分子中很少敢出來講幾句真話，我為此常常感到遺憾。巴金先生文革後發表的《隨想錄》在每一頁談到說真話的必要，但其實他真話很少，也不夠尖銳。我所認識的中國知識分子中膽子最大一位是詩人艾青。艾青年輕時候坐過國民黨監牢，一九三十年代末年在延安待過。一九四二年秋天，延安文藝座談會後幾個月，他在《解放日報》發表他的文章《了解作家，尊敬作家》，批評共產黨對作家的壓力。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的時候，艾青給帶上了高帽子，作為中國人民的敵人，被送到北大荒去做21年的苦工，1979年再平反。劉曉波，像艾青一樣，真懂得"君子自重"的意義。
北明：
最近幾年您訪問過個山西很窮的山村，能不能藉這個機會談談您在那裡的見聞和感受？
馬悅然：
爭取自由的中國人不僅是知識分子。我最近幾年有機會到山西省幾個非常貧窮的山村去，在那兒待了一段時間。呂梁山一個小山村的農民告訴我，他們的土地給底層幹部奪走了，賣給一家煤礦公司。說的是每畝地十年內每年要得500塊錢的報酬，可是農民一塊錢都沒有得到。所有的錢都落在幹部們的兜兜兒裡了。農民上縣城去提出抗議根本沒有用：縣政府的幹部跟村里的幹部一樣腐敗。
兩年前在中國發生過九萬七千個大小不同的起義。壓得沒辦法的農民用暴力攻擊派出所和黨的總部。今年發生的起義增加到二十三萬! 1989年的六·四，政府派中國人民的解放軍去鎮壓在天安門廣場的中國公民的和平示威。現在，地方當局已經沒有必要要求解放軍的部隊鎮壓農民的起義了，他們向當地的黑幫組織顧了一群流氓和健壯的打手就了事了。這也是為人民服務的一種辦法。
我認為最可惡的是中國地方當局跟黑幫關係密切。我一九四零年代末年在四川待過兩年。我在四川鄉下旅行的時候需要跟秘密社會哥老會打交道。我發現秘密組織的哥老會的頭頭不缺乏一種道德觀。今天大陸黑幫的打手好像都是為自己服務的流氓。
北明：您是說當年的哥老會還會為人民做點事情，還“盜亦有道”對嗎？
馬悅然：真的是。我認識的一些哥老會的頭頭，四川話叫“舵把子”, 他們很願意為被壓迫的貧苦農民抱不平。
北明:
劉曉波的獲獎，與改善你所看到的窮困山區情況之間是什麼關係?
馬悅然：
言論自由問題是人權的一個重要部分。劉曉波是一位堅持不懈地推動人權事業的人士。我曾聽一個中國共產黨的發言人說：人權就是吃飽肚子的權利。那當然也是一種人權。可是人權這個觀念的範圍是很寬的。它包括公民生活的精神上和物質上所有的方面。人權不僅是知識分子所該享受的，它該涉及到國家的每一個公民。經濟發展是一回事，改善一個社會制度是另一回事。中國農民非常困苦的物質條件起碼有3000年的歷史，一朝改不了的。可是言論自由已經寫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章! 只需要中國政府遵守人民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憲章的第35條就會實現言論自由。一有言論自由，其餘的人權就會慢慢地實現了。
中國政府認為劉曉波是一個違犯中國憲法的罪人，給他判了十一年的監刑。其實違犯法律的是不遵守憲章第35條的中國政府！
北明:
中國大陸政府對此獎非常反感，事前警告，事後抗議，還要求諾獎委員會道歉，您對此有什麼評價？
馬悅然：
中國官方的反感當然是想像得到的。他們事前警告挪威諾獎委員會，事後提出抗議，說明他們簡直不了解諾獎委員會是一個完全獨立的機構，不聽誰的話的機構。中國官方的這一措施真的為天下笑!
中國官方的喉舌《環球時報》 10月18日發表的社論說中國十三億人對此事很氣憤。只是在大陸缺乏言論自由的情況下，中國老百姓的多數根本不知道劉曉波是誰。他們聽官方宣布劉曉波是一個關起來的罪人，他們就上街抵制挪貨，結果燒了一部譯成中文的日本小說 《挪威的森林》!! 正如今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說，這種愛國主義的表現真可怕。
《環球時報》社論的標題是"諾委會做一次史無前例的道歉吧"。這老大哥的官腔多麼不好聽! 這篇社論的執筆者還認為挪威和平委員會採取了原教旨主義的態度，（a fundamentalist attitude） 像一個保守教會的牧師。寫這篇社論的同志顯然沒有弄懂他的胡說八道會遭到公開的嘲笑，也會引起國際社會對中國官方的輕視。
北明：
中國至今是、未來也將是最後一個政治不自由，不民主的大國。中國一百年來為了爭取自由權利，一代代不斷抗爭，至今未果。您覺得諾貝爾和平獎有可能持續關注中國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的情況嗎？我問這個問題是因為，2007年和2009年，美國一名副總統、一名總統分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國際輿論一般引為笑談。無論笑談與否，中國人爭取人權的努力肯定比美國人更艱難，更英勇。
馬悅然：
劉曉波當然有資格得獎。我個人認為和平獎不應頒發給在位的政治家，像美國副總統和總統等等。我最大的希望是頒發給劉曉波的獎會起一個肯定的作用，讓中國官方了解言論自由是現代社會不可缺少的一種權利。老黨員李銳和20個老幹部最近給政府寄的公開信說明黨內對言論自由的看法是不一致的。讀這封公開信，我特別驚訝是：中共宣傳部甚至敢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溫家寶的言論自由！
北明：
對劉曉波得獎， 您還有什麼想補充的?
馬悅然：
我當然希望中國政府會釋放沒有違犯國家憲法的劉曉波。最底限度我希望中國政府會讓劉曉波的夫人到挪威去替她的丈夫領獎。
北明：
謝謝您。
（本稿依據訪談問答提綱和訪問錄音整理，經雙方校對）
2014年5月20日 星期二
李長聲隨筆的俳句性
刊於文匯讀書週報
2014,0217
■卢冶
随笔有知识，有世态人事，颇值得研究。然而小说研究已有太多的套路可承袭，关于随笔的研究却往往只在随笔里谈。李长声引用内田鲁庵的话：“小说是画，即便不好，情节也能读得津津有味。而随笔是字，不好就连狗都不吃。”“没有三分洒脱和二分嘲讽不能写随笔，而且懒人不能写随笔，只耽于一事的人也不能写，看来我写这玩艺儿实在是误会。”（《关于随笔》）可见洒脱和嘲讽有，“画”与“字”兼备，与内田的“标准”相比，却弊在“耽于一事”，且懒。这反映在他的随笔上有两个特点，一是书生气，说京都是小说的，而东京是随笔的，若人与城市皆具小说性或随笔性，李公则无疑以随笔自谓，一面自叹出书“灾梨枣”，一面“无事乱翻书”。一是随物赋形，随行赋文。如其自谓，他的文章不能算书评,因为常扯些与书的内容无关的事,似乎也靠不上书话,因为有时也不单是关于书的话。
便是搜索引擎也有性格，百度有度性，谷歌有歌性，李长声的“抄”则是“俳句性”的。罗兰·巴特把随笔和俳句统称为“短形式”，其中俳句最是有益，它是陈述作用的最小行动，具有话语的“通风作用”。俳句，不是简单的组字游戏，而是表现顿悟，“形成一种世界之震颤”。无独有偶，李长声认为，比起地理上更近的中国人，远在瑞典的马悦然倒是真正懂得并作得一手好汉俳的。这日本文学中的奇怪诗体天然蕴涵了禅宗式的幽默，却并非打油诗，形式虽短，感染力却强。李长声并不见得“喜欢”俳句，却具备如巴特一般的灵感：“俳句本来是笑的诗,别具滑稽性和庶民性。芭蕉俳句讲求闲寂的禅味,但也不曾颠覆笑,而是提高了笑的意境和品位。”蛤蟆跳水是静，也是动作和世界的意外之喜。这就是俳句性。
李长声的随笔，是真正的短形式，偶尔的长文也是“短篇的连缀”。“短”不在于形式，在于心理。既选择，又离题，这是真正的怀疑论者的作风。
2014,0217
■卢冶
随笔有知识，有世态人事，颇值得研究。然而小说研究已有太多的套路可承袭，关于随笔的研究却往往只在随笔里谈。李长声引用内田鲁庵的话：“小说是画，即便不好，情节也能读得津津有味。而随笔是字，不好就连狗都不吃。”“没有三分洒脱和二分嘲讽不能写随笔，而且懒人不能写随笔，只耽于一事的人也不能写，看来我写这玩艺儿实在是误会。”（《关于随笔》）可见洒脱和嘲讽有，“画”与“字”兼备，与内田的“标准”相比，却弊在“耽于一事”，且懒。这反映在他的随笔上有两个特点，一是书生气，说京都是小说的，而东京是随笔的，若人与城市皆具小说性或随笔性，李公则无疑以随笔自谓，一面自叹出书“灾梨枣”，一面“无事乱翻书”。一是随物赋形，随行赋文。如其自谓，他的文章不能算书评,因为常扯些与书的内容无关的事,似乎也靠不上书话,因为有时也不单是关于书的话。
便是搜索引擎也有性格，百度有度性，谷歌有歌性，李长声的“抄”则是“俳句性”的。罗兰·巴特把随笔和俳句统称为“短形式”，其中俳句最是有益，它是陈述作用的最小行动，具有话语的“通风作用”。俳句，不是简单的组字游戏，而是表现顿悟，“形成一种世界之震颤”。无独有偶，李长声认为，比起地理上更近的中国人，远在瑞典的马悦然倒是真正懂得并作得一手好汉俳的。这日本文学中的奇怪诗体天然蕴涵了禅宗式的幽默，却并非打油诗，形式虽短，感染力却强。李长声并不见得“喜欢”俳句，却具备如巴特一般的灵感：“俳句本来是笑的诗,别具滑稽性和庶民性。芭蕉俳句讲求闲寂的禅味,但也不曾颠覆笑,而是提高了笑的意境和品位。”蛤蟆跳水是静，也是动作和世界的意外之喜。这就是俳句性。
李长声的随笔，是真正的短形式，偶尔的长文也是“短篇的连缀”。“短”不在于形式，在于心理。既选择，又离题，这是真正的怀疑论者的作风。
訂閱：
文章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