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言得獎的季節閱讀馬悅然翻譯的特朗斯特羅默
刊於香港明報月刊2013,05月號
胡燕青（香港作家）
這個秋天，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對此，我沒有格外興奮的感覺。十多年來，我只在等待一個人拿這個獎。他就是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Tomas Tranströmer，1931-。因為他的譯名很長，下面有時簡稱托馬斯）。去年我終於願望成真，興奮的感覺至今仍在。這種偏愛無疑是任性的。這幾年來，我在浸大開設的新詩創作課，都以他的短詩做教材（主要教﹤黑色明信片﹥，﹤哀歌﹥和﹤四月與沈默﹥幾首）。暑假前在校園碰見一個寫得很不錯的學生，他說已經借去香港所有大學和公共圖書館裡的托馬斯作品集，看來不覺迷上了這位瑞典老人。但是，把Tranströmer讀成Transformer（變形金剛）的同學也大有人在，詩畢竟是小眾的。
好些年來，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都是諾貝爾獎的頭號大熱門，賠率極低（竟然有很多人拿這個去賭——這世界無奇不有）。去年最熱的反而不是他，而是敘利亞的阿多尼斯。諾獎公佈那天，我七點正就湊到電視機前看新聞。果然，他成功了，我高興得當場大叫起來。其實，他一直在「讓賽」。1974年，瑞典學院把文學獎一次過頒給兩位瑞典作家。這已經是他們第五次讓桂冠落在瑞典作家頭上了，不免惹來閒言。可能為了避嫌，其後主辦單位矯枉過正，從那時起一直沒給瑞典人（甚至北歐人）頒發這個獎——三十七年來，這是第一次。
首次接觸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的詩，是在1981年與《詩風》眾學長一同編輯《世界現代詩粹》的時候。那時讀到胡國賢轉譯的﹤軌道﹥，已經深受吸引。後來陸續讀到董繼平和李笠的翻譯，又主動尋找英語的譯本，發現這位詩人打動我的力度，甚至比愛爾蘭的葉慈和意大利的蒙塔萊更厲害。但閱讀英譯之後，我也發現托馬斯兩位中譯者似乎不完全明白托馬斯的一些作品，尤其是關乎基督教信仰的部分。
因此，當我讀到瑞典漢學大師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1924-）的中譯，心裡很興奮。這當然也拜諾貝爾文學獎之賜。如果不是托馬斯得獎，我肯定，願意出版新譯本的人不會出現。畢竟，獎項公佈時連歐洲許多評論家都不大清楚這獲獎人是誰。我估計托馬斯的中國讀者比歐洲讀者更多。
馬悅然老先生已經八十八歲，與托馬斯相識接近五十年。他的中文甚好，是著名漢學家高本漢的弟子，譯本所見，古文固然難不倒他，平仄、格律，七言和五言詩的重音、斷句，他都熟悉。最重要的是他認識托馬斯，且是他的好朋友和知音。
《巨大的謎語》（台北，行人文化，2011）一書，包括托馬斯最近的兩本詩集”The Great Enigma”和”Sad Gondola”（《悲傷的鳳尾船》）裡面的詩。蘇格蘭詩人若彬·費爾頓（Robin Fulton）也出版托馬斯作品英譯，馬悅然告訴我們，費爾頓的英譯本是最好的。如果不是他提示，我們怎能在眾多的英譯本中找到最好的來讀？馬悅然也柔和地比較了他的譯本和若彬·布萊（Robert Bly, 1926- 美國詩人）的翻譯，豐富了我的視野。馬譯本很輕巧，雖然是精裝，但不重，可以帶著上街，小小的三十二開讓人有手持珍寶的喜悅。
馬悅然老先生是非常認真的譯者，他的謙卑和對文學、學術的認真，更使人敬佩。他對翻譯的看法，更讓我感動非常。他說：「據我看，譯者實際上應如奴隸一般工作。譯者應該體認到自己的雙重責任：對原文的作者和譯文的讀者負責任。」（《巨大的謎語》序言，頁11）為此，他對托馬斯詩歌裏的重音和輕音做了深入的研究。托馬斯模仿日本俳句寫成的短詩，他也翻成5-7-5的俳句基本形式。俳句的十七個音節，在中文裏本來不必執著，但能做的，馬悅然都做了。即使是托馬斯自己，以俳句形式創作時也沒有完全按照日本人的傳統來寫（例如詩中沒採用「季語」，如以「紅葉」寫秋天等），但馬悅然卻盡量在格式上努力。
1990年，托馬斯中風。那時他只有五十九歲。中風後的他，失去了右手和語言能力。他是鋼琴家，失去右手太痛苦了。瑞典作曲家就為他創作專門用左手彈奏的曲子。他自己也收集了不少。馬悅然去看望他的時候，他就為馬演奏。這種情誼，增強了詩人和譯者之間不可多得的心領神會。1996年，托馬斯出版了《悲傷的鳳尾船》，裡面有兩首詩寫他中風之後的感覺。其中一首，正是我常用來做教材的《四月和沉默》（April and Silence）馬悅然說，這是詩人「對他的命運的慷慨之嘆」（《巨大的謎語》序言，頁18）。這首短詩，凝練自然，意象精深而充滿想像力，完全是托馬斯的風格：
《四月和沉默》
荒涼的春日
像絲絨暗色的水溝
爬在我身旁。
沒有反射。
唯一閃光的
是黃花。
我的影子帶我
像一個黑盒裏的小提琴。
我唯一要說的
在搆不著的地方閃光
像當舖中的
銀子。
（馬悅然譯文）
這個作品是托馬斯中風之後寫的。北歐的春天遲來，但到了四月，總應該開始了。但是，觸景傷情，尚未年老就中風的托馬斯難免經歷長時間低沉。無法藉語言和音樂表達心中的感情，對一般人來說尚且十分難受，何況是鋼琴家詩人呢？「我的影子帶我 / 像一個黑盒裏的小提琴」，是一個兩層的複雜的意象。「影子帶我」一語，美國詩人布萊翻成「影子載我」（I am carried inside my own shadow），「像一個黑盒裏的小提琴」，兩種譯文都透明地呈現出詩人的才華。「影子帶我」是第一層的比喻，表示詩人無法脫離身體的牢籠。但是，天才的腦袋總是裝載著多得無法盡用的隱喻。散文家如錢鍾書，小說家如張愛玲，心裡的喻象就源源不絕。托馬斯當然也一樣。「影子帶我」仍嫌不足，就再來一個「像一個黑盒裏的小提琴」。這種兩層意象也是余光中常用的。例如他的短詩《蛛網》就是一例：「暮色是一隻詭異的蜘蛛/躡水而來襲/複足暗暗地起落/平靜的海面卻不見蹤跡/也不知要向何處登陸/只知道一回顧/你我都已被擒/落進它吐不完的灰網去了」。蛛網固然是暮色的喻象，但暮色也是晚年的喻象。學生問我：「你怎麼知道？」我說：「『落進它吐不完的灰網去了』中的『灰網』就是老人的白髮。」同學聽了大大驚嘆。托馬斯呢？連用兩層比喻，意猶未盡，又再來另外一對：「我唯一要說的/在搆不著的地方閃光/像當舖中的/銀子。」說不出來的話，原來並非躲在遠處，乃在眼前。剛好就在一臂之遙處（「搆不著的地方」）逗引他。因為不遠，所以追尋；「當舖」一詞，同樣是「搆不著的地方」的喻上喻。「當舖」指出那裡面的「銀子」（布萊譯成「家傳銀器」）本來是詩人自己的，如今近在咫尺，卻無法贖回。馬悅然先生指出這首詩和詩人中風兩者之間的關係，對解讀此詩非常重要。
同樣重要的是馬悅然所譯的另一托馬斯著作《記憶看見我》。這本書於《巨大的謎語》半年後面世，是托馬斯六十歲時所寫的回憶錄。書一開始，他就說：「『我的一生。』想到這幾個字的時候，我看見前面一道光線。仔細看，那光線真像一顆有頭有尾的彗星。彗星的頭，其最明亮的一端，是童年和青春期；彗星的核心，其最密集的部分，是決定生命最重要特徵的幼年。我努力回憶，努力鑽進那時代。可是在這濃密的地區中移動很難，很危險，我感覺到我會接近死亡。再往後，彗星越來越稀疏，有越來越寬的尾巴。我現在處於尾巴的後端。我已六十歲了。」讀這段文字的時候，我一方面為其「魅力沒法擋」的彗星之喻所吸引，一方面給清簡自然的中文所震懾。這真的是老外的譯筆嗎？沒多久書就讀完了，那是因為馬悅然實在譯得好，我像在讀一本小小的精彩的中文原著。托馬斯寫他的童年和少年——父母離婚，海員外公填補了父親的位置。他母親是教師。小小的托馬斯記得的第一個感覺，是三歲時一種「驕傲」之感。但到了學齡，他因為沒有父親而被嘲笑，老師告誡同學不得因此欺負他，越幫越忙地把他推向更痛苦的處境。受強壯的同學欺凌，托馬斯抵抗無效，「（我）終於想出一個叫他失望的方法：完全放鬆。他接近我的時候，我假裝靈魂早就飛走了，只留下一具屍體，他可以隨意拿一條沒有生命的破布甩在地上，這很快就叫他厭煩了。」從一開始的「驕傲」之感到一條「沒有生命的破布」，年幼的托馬斯經歷了自我形象的墜落，心靈漸漸變成詩人靈感的園圃，但這同時讓他的心智暴露於危機之中。
少年時代的托馬斯終於崩潰了。他患上了抑鬱症和驚恐症，也許還在思覺失調的邊沿上耽待了好久。「一種不發出光芒而發出黑暗的探照燈把我捕獲。」整個冬天，他落入強大的恐懼之中，直到夏天的太陽再度升起。他說：「我的存在中最重要的要素是疾病。世界是一個巨大的醫院。」在最嚴重的時候，他甚至經歷幻聽、幻視。但他又說：「這也許是我最重要的經驗」。這一章，在書裡命名為﹤驅邪﹥。我們很難說這不是托馬斯創作的啟動器，以及他尋求亮光（他詩裏相當重要的意象）的原動力。後來，他的集子中有幾首寫默想禱告的作品，都寫得特別深刻。
馬悅然為了讓我們更了解托馬斯的成長，把他第一本詩集《詩十七首》出版前的作品也翻譯成中文，輯錄在書後，並且加上解說。對我來說，這實在無量功德。如果不是他，我怎樣才能讀到那些分散發表於各文學刊物的作品呢？
老實說，《巨大的謎語》和《記憶看見我》兩本書拿在手中，我實在歡喜得很。在我心目中，托馬斯是當今世上最優秀詩人。他是瑞典人。他的國度遙遠，語文文化都是我「搆不著」的，幸好他有這位舉世知名的漢學家朋友馬悅然，以「奴隸」的謙卑為我們細細翻譯。我終於能夠讀到托馬斯的最佳中文譯本，一步一步走近他的心靈了。
2012年12月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