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燕青書評：四月不沈默

在莫言得獎的季節閱讀馬悅然翻譯的特朗斯特羅默
刊於香港明報月刊2013,05月號

胡燕青（香港作家）

這個秋天，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對此，我沒有格外興奮的感覺。十多年來，我只在等待一個人拿這個獎。他就是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Tomas Tranströmer，1931-。因為他的譯名很長，下面有時簡稱托馬斯）。去年我終於願望成真，興奮的感覺至今仍在。這種偏愛無疑是任性的。這幾年來，我在浸大開設的新詩創作課，都以他的短詩做教材（主要教﹤黑色明信片﹥，﹤哀歌﹥和﹤四月與沈默﹥幾首）。暑假前在校園碰見一個寫得很不錯的學生，他說已經借去香港所有大學和公共圖書館裡的托馬斯作品集，看來不覺迷上了這位瑞典老人。但是，把Tranströmer讀成Transformer（變形金剛）的同學也大有人在，詩畢竟是小眾的。

好些年來，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都是諾貝爾獎的頭號大熱門，賠率極低（竟然有很多人拿這個去賭——這世界無奇不有）。去年最熱的反而不是他，而是敘利亞的阿多尼斯。諾獎公佈那天，我七點正就湊到電視機前看新聞。果然，他成功了，我高興得當場大叫起來。其實，他一直在「讓賽」。1974年，瑞典學院把文學獎一次過頒給兩位瑞典作家。這已經是他們第五次讓桂冠落在瑞典作家頭上了，不免惹來閒言。可能為了避嫌，其後主辦單位矯枉過正，從那時起一直沒給瑞典人（甚至北歐人）頒發這個獎——三十七年來，這是第一次。

首次接觸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的詩，是在1981年與《詩風》眾學長一同編輯《世界現代詩粹》的時候。那時讀到胡國賢轉譯的﹤軌道﹥，已經深受吸引。後來陸續讀到董繼平和李笠的翻譯，又主動尋找英語的譯本，發現這位詩人打動我的力度，甚至比愛爾蘭的葉慈和意大利的蒙塔萊更厲害。但閱讀英譯之後，我也發現托馬斯兩位中譯者似乎不完全明白托馬斯的一些作品，尤其是關乎基督教信仰的部分。

因此，當我讀到瑞典漢學大師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1924-）的中譯，心裡很興奮。這當然也拜諾貝爾文學獎之賜。如果不是托馬斯得獎，我肯定，願意出版新譯本的人不會出現。畢竟，獎項公佈時連歐洲許多評論家都不大清楚這獲獎人是誰。我估計托馬斯的中國讀者比歐洲讀者更多。

馬悅然老先生已經八十八歲，與托馬斯相識接近五十年。他的中文甚好，是著名漢學家高本漢的弟子，譯本所見，古文固然難不倒他，平仄、格律，七言和五言詩的重音、斷句，他都熟悉。最重要的是他認識托馬斯，且是他的好朋友和知音。

《巨大的謎語》（台北，行人文化，2011）一書，包括托馬斯最近的兩本詩集”The Great Enigma”和”Sad Gondola”（《悲傷的鳳尾船》）裡面的詩。蘇格蘭詩人若彬·費爾頓（Robin Fulton）也出版托馬斯作品英譯，馬悅然告訴我們，費爾頓的英譯本是最好的。如果不是他提示，我們怎能在眾多的英譯本中找到最好的來讀？馬悅然也柔和地比較了他的譯本和若彬·布萊（Robert Bly, 1926- 美國詩人）的翻譯，豐富了我的視野。馬譯本很輕巧，雖然是精裝，但不重，可以帶著上街，小小的三十二開讓人有手持珍寶的喜悅。

馬悅然老先生是非常認真的譯者，他的謙卑和對文學、學術的認真，更使人敬佩。他對翻譯的看法，更讓我感動非常。他說：「據我看，譯者實際上應如奴隸一般工作。譯者應該體認到自己的雙重責任：對原文的作者和譯文的讀者負責任。」（《巨大的謎語》序言，頁11）為此，他對托馬斯詩歌裏的重音和輕音做了深入的研究。托馬斯模仿日本俳句寫成的短詩，他也翻成5-7-5的俳句基本形式。俳句的十七個音節，在中文裏本來不必執著，但能做的，馬悅然都做了。即使是托馬斯自己，以俳句形式創作時也沒有完全按照日本人的傳統來寫（例如詩中沒採用「季語」，如以「紅葉」寫秋天等），但馬悅然卻盡量在格式上努力。

1990年，托馬斯中風。那時他只有五十九歲。中風後的他，失去了右手和語言能力。他是鋼琴家，失去右手太痛苦了。瑞典作曲家就為他創作專門用左手彈奏的曲子。他自己也收集了不少。馬悅然去看望他的時候，他就為馬演奏。這種情誼，增強了詩人和譯者之間不可多得的心領神會。1996年，托馬斯出版了《悲傷的鳳尾船》，裡面有兩首詩寫他中風之後的感覺。其中一首，正是我常用來做教材的《四月和沉默》（April and Silence）馬悅然說，這是詩人「對他的命運的慷慨之嘆」（《巨大的謎語》序言，頁18）。這首短詩，凝練自然，意象精深而充滿想像力，完全是托馬斯的風格：

《四月和沉默》

荒涼的春日
像絲絨暗色的水溝
爬在我身旁。
沒有反射。

唯一閃光的
是黃花。

我的影子帶我
像一個黑盒裏的小提琴。

我唯一要說的
在搆不著的地方閃光
像當舖中的
銀子。
（馬悅然譯文）

這個作品是托馬斯中風之後寫的。北歐的春天遲來，但到了四月，總應該開始了。但是，觸景傷情，尚未年老就中風的托馬斯難免經歷長時間低沉。無法藉語言和音樂表達心中的感情，對一般人來說尚且十分難受，何況是鋼琴家詩人呢？「我的影子帶我 / 像一個黑盒裏的小提琴」，是一個兩層的複雜的意象。「影子帶我」一語，美國詩人布萊翻成「影子載我」（I am carried inside my own shadow），「像一個黑盒裏的小提琴」，兩種譯文都透明地呈現出詩人的才華。「影子帶我」是第一層的比喻，表示詩人無法脫離身體的牢籠。但是，天才的腦袋總是裝載著多得無法盡用的隱喻。散文家如錢鍾書，小說家如張愛玲，心裡的喻象就源源不絕。托馬斯當然也一樣。「影子帶我」仍嫌不足，就再來一個「像一個黑盒裏的小提琴」。這種兩層意象也是余光中常用的。例如他的短詩《蛛網》就是一例：「暮色是一隻詭異的蜘蛛/躡水而來襲/複足暗暗地起落/平靜的海面卻不見蹤跡/也不知要向何處登陸/只知道一回顧/你我都已被擒/落進它吐不完的灰網去了」。蛛網固然是暮色的喻象，但暮色也是晚年的喻象。學生問我：「你怎麼知道？」我說：「『落進它吐不完的灰網去了』中的『灰網』就是老人的白髮。」同學聽了大大驚嘆。托馬斯呢？連用兩層比喻，意猶未盡，又再來另外一對：「我唯一要說的/在搆不著的地方閃光/像當舖中的/銀子。」說不出來的話，原來並非躲在遠處，乃在眼前。剛好就在一臂之遙處（「搆不著的地方」）逗引他。因為不遠，所以追尋；「當舖」一詞，同樣是「搆不著的地方」的喻上喻。「當舖」指出那裡面的「銀子」（布萊譯成「家傳銀器」）本來是詩人自己的，如今近在咫尺，卻無法贖回。馬悅然先生指出這首詩和詩人中風兩者之間的關係，對解讀此詩非常重要。

同樣重要的是馬悅然所譯的另一托馬斯著作《記憶看見我》。這本書於《巨大的謎語》半年後面世，是托馬斯六十歲時所寫的回憶錄。書一開始，他就說：「『我的一生。』想到這幾個字的時候，我看見前面一道光線。仔細看，那光線真像一顆有頭有尾的彗星。彗星的頭，其最明亮的一端，是童年和青春期；彗星的核心，其最密集的部分，是決定生命最重要特徵的幼年。我努力回憶，努力鑽進那時代。可是在這濃密的地區中移動很難，很危險，我感覺到我會接近死亡。再往後，彗星越來越稀疏，有越來越寬的尾巴。我現在處於尾巴的後端。我已六十歲了。」讀這段文字的時候，我一方面為其「魅力沒法擋」的彗星之喻所吸引，一方面給清簡自然的中文所震懾。這真的是老外的譯筆嗎？沒多久書就讀完了，那是因為馬悅然實在譯得好，我像在讀一本小小的精彩的中文原著。托馬斯寫他的童年和少年——父母離婚，海員外公填補了父親的位置。他母親是教師。小小的托馬斯記得的第一個感覺，是三歲時一種「驕傲」之感。但到了學齡，他因為沒有父親而被嘲笑，老師告誡同學不得因此欺負他，越幫越忙地把他推向更痛苦的處境。受強壯的同學欺凌，托馬斯抵抗無效，「（我）終於想出一個叫他失望的方法：完全放鬆。他接近我的時候，我假裝靈魂早就飛走了，只留下一具屍體，他可以隨意拿一條沒有生命的破布甩在地上，這很快就叫他厭煩了。」從一開始的「驕傲」之感到一條「沒有生命的破布」，年幼的托馬斯經歷了自我形象的墜落，心靈漸漸變成詩人靈感的園圃，但這同時讓他的心智暴露於危機之中。

少年時代的托馬斯終於崩潰了。他患上了抑鬱症和驚恐症，也許還在思覺失調的邊沿上耽待了好久。「一種不發出光芒而發出黑暗的探照燈把我捕獲。」整個冬天，他落入強大的恐懼之中，直到夏天的太陽再度升起。他說：「我的存在中最重要的要素是疾病。世界是一個巨大的醫院。」在最嚴重的時候，他甚至經歷幻聽、幻視。但他又說：「這也許是我最重要的經驗」。這一章，在書裡命名為﹤驅邪﹥。我們很難說這不是托馬斯創作的啟動器，以及他尋求亮光（他詩裏相當重要的意象）的原動力。後來，他的集子中有幾首寫默想禱告的作品，都寫得特別深刻。

馬悅然為了讓我們更了解托馬斯的成長，把他第一本詩集《詩十七首》出版前的作品也翻譯成中文，輯錄在書後，並且加上解說。對我來說，這實在無量功德。如果不是他，我怎樣才能讀到那些分散發表於各文學刊物的作品呢？

老實說，《巨大的謎語》和《記憶看見我》兩本書拿在手中，我實在歡喜得很。在我心目中，托馬斯是當今世上最優秀詩人。他是瑞典人。他的國度遙遠，語文文化都是我「搆不著」的，幸好他有這位舉世知名的漢學家朋友馬悅然，以「奴隸」的謙卑為我們細細翻譯。我終於能夠讀到托馬斯的最佳中文譯本，一步一步走近他的心靈了。

2012年12月

特朗斯特羅姆：瑣細與無上之美

2012-12-17 11:45:06 　　來自: 簫鳴戈
（豆瓣網書評）

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詩歌最早的中譯者，是詩人北島。而把特朗斯特羅姆詩歌引薦給北島的人，卻是瑞典漢學家馬悅然。在《時間的玫瑰》一書中，北島曾回憶起此事。一九八三年夏末，北島從瑞典使館文化專員安妮卡那裡得到特朗斯特羅姆最新的詩集《野蠻的廣場》，以及馬悅然的英譯稿和一封信。 “馬悅然在信中問我能不能把托馬斯的詩譯成中文。這是我頭一回聽到托馬斯的名字。回家查詞典譯了九首，果然厲害。托馬斯的意象詭異而輝煌，其音調是獨一無二的。很幸運，我是他的第一個中譯者。相比之下，我們中國詩歌當時處於一個很低的起點。”
　　
我不知道馬悅然為什麼讓北島來譯特朗斯特羅姆。或許，一個有著“近乎枯燥的嚴肅”的中國北方詩人，與一個來自北歐的“詩的禁慾主義者”，有一種內在的契合？有趣的是，當詩人王家新希望從自己的詩歌語言中“透出一種能和北方的嚴酷、廣闊、寒冷相呼應的明亮”時，他也從特朗斯特羅姆那裡找到了共鳴。不管怎樣，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本世紀，特朗斯特羅姆的詩歌被斷斷續續譯介到國內，對漢語詩歌產生了某種隱秘的影響。最新出版的由馬悅然翻譯的詩文集《巨大的謎語•記憶看見我》，可以說，為特朗斯特羅姆作品的中譯劃上了一個漂亮句號。
　　
《巨大的謎語•記憶看見我》收入了《悲傷的鳳尾船》、《巨大的謎語》兩部詩集以及詩人回顧早年歲月的自傳《記憶看見我》。其中《巨大的謎語》是特朗斯特羅姆中風之後完成的，是詩人最新可能也是最後的作品，首次譯成中文。馬悅然的翻譯，無論是在語義、節奏與風格的準確上還是在語言的凝練有力上，都遠超李笠和董繼平的翻譯，這一點只要對比三者譯的《悲傷的鳳尾船》（李、董譯分別譯為《悲哀貢多拉》和《悲傷的貢多拉》），就能明白。即便散文體作品《記憶看見我》，馬悅然的翻譯也更為準確、入味，超過北島和董繼平譯的。
　　
讀《巨大的謎語》、讀特朗斯特羅姆的詩作，是知其然，而讀《記憶看見我》，則是知其所以然。就我個人來說，詩人有時比詩作更加吸引我。特朗斯特羅姆獨特的詩歌氣質是如何形成的呢？它與瑞典、與北歐的風土多少不無關係。後者有著獨特的高緯地勢、冰河地形、反差強烈的日照和黑夜，而特朗斯特羅姆所在的瑞典，更是約有百分之十五的土地在北極圈內，沐浴在一種特殊的自然光線下，使每個人時刻如同生活在剪影之中。這種風水地貌造就了“臉孔的詩人”英格瑪•伯格曼和他的“室內電影”，也造就了葛麗泰•嘉寶那謎語一般的面孔（羅蘭•巴特說“嘉寶的臉是一種理念”）。當然，也造就了特朗斯特羅姆那雕刻一般的詩歌。
　　
毫無疑問，特朗斯特羅姆是一個典型的“北方藝術家”，“很嚴肅、很早慧”。這種氣質在他早年就初現端倪。在《記憶看見我》中，特朗斯特羅姆談到自己五歲時就已經學會寫字了，“可是我嫌寫作太慢，我的想像力需要更快的表達方式”，為此他發明了一種速寫方法來畫畫。他是一個博物館狂，但是害怕骨架。 “我對蒸汽火車頭的興趣遠遠超過對電力火車頭的興趣，換句話說，我浪漫的傾向勝過我對技術的興趣”。十一歲時，他開始收集昆蟲，一度想獻身昆蟲學。 “我對我所捕捉的昆蟲，當然沒有任何審美的觀點——我從事的是科學——可是我無意識地吸收了很多美學的經驗。我移動在巨大的謎語之中。我得知土壤是活的，得知有一個容納無窮的爬行與飛行的生物世界，而那些生物有它們自己很豐富的生活，一點都不需要關注我們”。上小學時，一個孔武有力的同學老欺負他，他​​發明了一種“裝死”的方法（他稱之為“既受殘暴又保持自重的特技”），結果讓對方很快厭倦了這種暴力遊戲。十三歲時，他迷上了非洲的地理和探索，讀了很多相關的書。在學校裡，他以筆快著稱，總是寫地理或歷史方面很長的作文，而後來卻成為一個以寫得少而聞名的詩人。十五歲時，他得了很嚴重的憂鬱症，“一種不發出光而發出黑暗的探照燈把我捕獲”，最終是音樂陪伴他度過了這次精神的“煉獄”。十五歲上高中後，他通過拉丁文學習開始接觸賀拉斯的詩歌。 “現在那發光的羅馬文本落到塵世上了。可是下一個時刻，下一闋詩裡，賀拉斯的拉丁文帶回詩歌奇妙的精確。這種瑣細與無上之美的相互作用教給我很多東西。這種相互作用是詩的條件，也是生活的條件。形式（形式！）起了提高的作用。毛蟲的腳消失了，翅膀展開了。”——一位詩人就此誕生！
　　
特朗斯特羅姆把自己一生比喻為“彗星”。彗星的頭是童年和青春期，而彗星的核心則是“決定生命最重要特徵的幼年”。作為自傳的《記憶看見我》只寫到少年時為止，是有其道理的。北島說過，“大多數詩人是通過時間的磨礪才逐漸成熟的，而托馬斯從一開始就顯示出了驚人的成熟”。這種“早熟”，在特朗斯特羅姆那裡，主要體現為一種形式感的發現。這是特朗斯特羅姆詩歌的核心，也是北方詩歌的核心。

詩人，用深邃的灰色眼睛說話

Tomas曾就讀的南區拉丁語學校

文，圖／ 東方早報記者石劍峰發表於2012-12-13 

2011年，托馬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理由是“他以凝練、簡潔的形象，以全新視角帶我們接觸現實”。



■ 在“莫言週”專訪2011年諾獎得主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



Tomas Tranströmer

托馬斯生於1931年，是當今瑞典最優秀的詩人之一，著有詩集十餘卷，並曾被翻譯成三十多國文字。他於1954年出版了第一本詩集《詩十七首》，在瑞典詩壇引起轟動。 2011年，托馬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理由是“他以凝練、簡潔的形象，以全新視角帶我們接觸現實”。 1990年，托馬斯患腦溢血致半身癱瘓後，仍堅持寫作純詩。近日，中文版《巨大的謎語·記憶看見我》（托馬斯著、馬悅然譯）出版。 《巨大的謎語》是最新詩集，《記憶看見我》則回憶了童年生活。

  “我們住在斯德哥爾摩的南區，我們的地址是史威登堡街33號（現在改名為籬笆門大街）。”“我的外公和外婆住在附近，在布萊金厄大街，轉彎就到。”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這樣描述。

搭乘地鐵綠線從Medborgarplatsen站出來，往南走兩個街區就會看到一座矗立在高台上的小教堂，籬笆門大街就在教堂邊上，不太容易找到。不過順著他外公外婆曾居住的布萊金厄大街很容易就到了這裡。火柴盒樣式的公寓樓被翻新過，看不出已經有90年的歷史。那個街區有些荒涼。

童年與福爾孔街57號

“父母離婚以後，媽媽跟我搬到福爾孔街57號。那座大樓容納、混雜著一群屬於底層中產階級的人……我們住的是五層樓。最高一層。”

Medborgarplatsen站出來就是福爾孔街，沿街走幾步便到了福爾孔街57號。在公寓樓底下釘著一個銘牌，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曾經在這里居住過，並在1978年寫下了關於這棟樓的一首詩《自1947年冬》 ，這首詩印在這塊銘牌上。 1947年托馬斯與母親曾經在這里居住，托馬斯住在5樓。在樓梯口的住客銘牌上，寫著有一位諾貝爾先生住在樓上。 57號邊上緊挨著一家Bar，名字叫“查爾斯·狄更斯”。

從福爾孔街去托馬斯曾就讀的南區拉丁語學校很近，走過去十分鐘就到。 “我的學校位居斯德哥爾摩南區最高的地方，學校院子的位置比那個地區的大多數建築物的房頂還高，學校建築物的磚頭從老遠的地方都看得到。”托馬斯表示。學校位置確實很高，儘管現在它肯定不是南區最高的建築物了。從校門口進出的高個子學生，遇到老師都會停下來，低頭致敬。托馬斯就讀的高中，是斯德哥爾摩最有名望而且歷史最為悠久的高中學校之一。從這所學校開始，托馬斯走上了詩歌創作的道路。

中風後依然出詩集

現在的托馬斯住在斯德哥爾摩南區大門的高台附近，他的公寓樓俯視著港口和波羅的海。廚房裡掛著托馬斯外祖父的畫像，那位出生在19世紀的老人、比托馬斯大71歲的朋友。 “我的外公，卡爾·黑爾默·魏斯特白格，生於1860年。他是一位領航員，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比我大71歲。” 卡爾的船曾多次載著斯特林堡（瑞典戲劇家、小說家、詩人）去他寫作的那個小島，後來托馬斯的父親寫了本關於斯特林堡的書。

托馬斯就坐在單人椅上，落地燈照在他身上，臉上的皮膚滿是時間留下的皺褶，讓人想起他寫的那句“直到光線趕上我/把時間折起來”。窗外下著大雪，大海和橋，就像托馬斯寫的：“一條橋/慢慢地/自動地蓋住天空”。

客廳有托馬斯的大鋼琴，鋼琴上散落著一本託卡塔的琴譜，有時他會用左手彈琴。 1990年，托馬斯中風，到現在已經20多年了。詩人北島在他的一篇文章中這樣描述中風後的托馬斯：“他後來在詩中描述了那種內在的黑暗：他像個被麻袋罩住的孩子，隔著網眼觀看外部世界。他右半身癱瘓，語言系統完全亂了套，咿咿呀呀，除了莫妮卡，誰也聽不懂。”就算在中風以後，托馬斯還是出版了不少詩集。托馬斯的朋友、漢學家馬悅然說，去年他在諾獎頒獎典禮上遇到獲得諾貝爾生理與醫學獎的得主，按這位科學家的觀點，像托馬斯這樣中風後能再寫詩幾乎是不可能的。可是托馬斯做到了。

客廳懸掛著中文書法

“他現在能說幾個簡單瑞典語了”，馬悅然的夫人陳文芬說，托馬斯的情況比她最早見到他時好很多了，也更有精神了。送上剛剛出版的中文版《巨大的謎語·記憶看見我》（托馬斯著，馬悅然譯），托馬斯高興地翻閱起來，看到書中收入的那些老照片，他笑了，雖然他不能講話。在身旁的茶几上，還擺著中文版的《航空信》，那是旅居瑞典的作家萬之翻譯的。

托馬斯的妻子莫妮卡去廚房準備咖啡和點心，她從托馬斯的視線裡離開一小會時間，托馬斯突然緊張起來，吐出“莫妮卡”的名字，只好又把莫妮卡叫過來。二十歲，他娶了莫妮卡，一直在一起。中風後，莫妮卡也辭掉了工作，在家照料托馬斯。

準備去會客廳聊天。莫妮卡吃力地把托馬斯攙扶起來，托馬斯拄著拐杖執意一點點地挪到客廳。大家講著前兩天的諾貝爾獎頒獎儀式和莫言，托馬斯只是安靜地聽著，他深邃的灰色眼睛，讓你害怕直視。有時他也有意見要發表，或作憤怒狀，或笑著，或讓莫妮卡來解釋。

在托馬斯的身後懸掛著一幅用中文書法寫的托馬斯作品，那是托馬斯詩歌《孤獨》第二部分的一句“想引人注目——生活在/眼睛的海洋/就必須有特殊表情在臉上抹泥”。那位書法家搞錯了托馬斯的名字，誤以為這位托馬斯是“迪倫·托馬斯”，但托馬斯和莫妮卡並不介意，還是掛著。不過早年的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受到迪倫·托馬斯的影響是肯定的，馬悅然說：“我相信託馬斯二十三歲時將他頭一本詩集題名為《詩十七首》的時候，一定想到了迪倫·托馬斯二十歲發表的詩集《詩十八首》。”

兩屆諾獎得主會面了

除了這幅鬧了烏龍的中國書法作品，托馬斯和莫妮卡喝著龍井綠茶，書架上擺著小佛像。 1985年，托馬斯和馬悅然一起來過中國，拜訪了巴金、馮至、艾青等一批老作家，還有北島。 1990年代以後，北島又經常來到瑞典和斯德哥爾摩，他們走得很近。莫妮卡談到對北島的第一印象：“高大。”北島有一本書叫《藍房子》，是托馬斯一首詩的名字，也是托馬斯外公的房子。托馬斯的先人於150年前在斯德哥爾摩外的一個小島上蓋了一座“藍房子”，馬悅然說，“這個海島是托馬斯真正的故鄉。”北島說：“藍房子並不怎麼藍。這棟兩層木結構建築已有150多年的歷史了，樓下是客廳和廚房，樓上一間是臥室，一間是托馬斯的書房。為了保暖，窗戶小小的，天花板很低。”現在不是適宜居住在藍房子的季節。

他們也談起了莫言。馬悅然介紹了他翻譯好但還沒出版的莫言中短篇小說《透明的胡蘿蔔》、《三十年前的一次長跑》等，說好過幾天給他們看看。托馬斯看過莫言的《生死疲勞》，很喜歡，在看了莫言的演講稿《講故事的人》後，莫妮卡給萬之和陳安娜發了郵件祝賀莫言：“親愛的安娜和邁平（萬之）！我們剛剛讀了莫言的演講！非常動人，優美至極！代為轉達我們兩人的熱烈問候！也向馬悅然表達對莫言的支持。莫言在瑞典的這幾天，當地媒體對莫言和瑞典學院並不客氣。”

去年，托馬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因為身體原因不需要參加那麼多的活動和冗長的儀式。今年是莫言獲獎，行動不便的托馬斯連續兩天出現在諾貝爾獎的活動上。這讓他的朋友都很意外。在12月10日的頒獎典禮上，轉播鏡頭多次給了托馬斯和莫妮卡——雖然後來疲倦的托馬斯在漫長的頒獎儀式上差點睡著了。 “很多中國人看了頒獎轉播，也看到了托馬斯！”他聽懂了筆者的話，和莫妮卡都笑了。在12月9日的諾貝爾獎酒會上，去年和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終於會面了。陳文芬說，“在托馬斯之後，獲獎的是中國作家，他是很開心的。”

托馬斯很快就累了，莫妮卡送大家出門。只留下托馬斯一個人在原地，燈光完全撒在他身上，他垂下頭，安靜、沉思，孤獨地翻著手上的餐巾。#



圖說。托馬斯（左）與妻子莫妮卡（中）、朋友馬悅然（右）在家中，牆上掛著一幅書法。

馬悅然：我為什麼翻譯Tomas Tranströmer的詩歌?

＊馬悅然2012十月在上海復旦大學演講稿全文

我非常高興有機會跟大家見面。
我今天的任務是告訴你們我為什麼翻譯特翁的詩歌。
特翁就是去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瑞典詩人托馬斯 特蘭斯特羅默。
他的姓名太長了，我以後管他叫托馬斯或者特翁。我比八十一歲的托馬斯大八歲，所以<特翁>這個稱呼也許不妥當。
我知道有人會問我:
你為什麼翻譯特翁的詩歌?
我就回答說:因為我認為他是一個非常好的詩人。
你為什麼認為他是一個非常好的詩人呢?
因為我很欣賞他的詩歌。
你為什麼欣賞他的詩歌呢?
因為我認為他是一個非常好的詩人。

這很荒誕的問答的目的是表達我個人的意見:文學的欣賞是出於主觀想法的。因此你不能說”特翁是一個非常好的詩人”，你只能說”我認為特翁是一個非常好的詩人”。你通過五官所感知的都是主觀的。我最喜歡的四川菜是什麼? 麻婆豆腐。為什麽呢? 因為好吃。有什麼好吃呢? 很辣。怕辣的人肯定不會欣賞，怕不辣的人肯定會欣賞。

我剛剛告訴你們我為什麼欣賞四川菜，就應該好好地告訴你們我為什麼欣賞特翁的詩歌。

好，我告訴你們吧: 
我欣賞他以簡樸的語言所表達很豐富的意象與寓意。
我欣賞他讓我醒過來的驚訝的隱喻，我欣賞他引用古代希臘與羅馬的詩律表達生活在現代的人的樂趣與焦慮。我也欣賞他有時候用禪宗法師的超現實主義的觀點來安慰他的讀者。

1940年代末，托馬斯還沒有高中畢業，他在愛好文學的同學們自己編輯的雜誌上發表了十首詩。除了一個例外，這些作品都是瑞典的讀者1940年代所偏愛的自由詩。在唯一的例外，年輕的詩人創造了一種獨特的六言詩，每句包括三個揚抑格的節奏: tám ta, tám ta, tám ta:

冷氣，青色，公駒，
隱約，出現，霧裡。
於是，找著，洞室，
洞室，藏有，死人。

水磨，慢慢，咕隆，
輪子，總不，停止。
死人，手在，發光，
風在，天上，逃跑。

我自己很欣賞這種六言詩的節奏。不知道為什麼，我所讀的唐詩選集總沒收入六言詩。《樂府詩集》中有很多唐朝次等的詩人寫的六言詩，像韋應物(736-830)和王建(768-830)。我相信在場的也許有人沒有聽過唐朝的六言詩，所以非給你們念兩首不可。頭一首是韋應物寫的一首三臺詩:

一年，一年，老去，
明日，後日，花開。
未報，長安，平定，
萬國，豈得，銜杯?

第二首是王建寫的一首宮中三臺:

池北，池南，草綠，
殿前，殿後，花紅。
天子，千年，萬歲，
未央，明月，清風。

我相信特翁會欣賞這兩首詩的節奏。

托馬斯最早的詩讓我想到台灣詩人楊牧早期的詩歌:

此霎那
如溫暖的煙霧在陰冷的空氣中上升
此安靜的霎那
狗給擺脫了吠聲
兔子給擺脫了恐懼
笛子給擺脫了吹笛人的嘴唇
獨自地吹

在與秒鐘的軍隊作戰
而溺死於漩渦

可活得過我的
這貧窮美麗的霎那

下一首詩也發表在高中學生的雜誌上，沒有收入詩人的全集。這首詩容納後來成為托馬斯詩的特徵的驚奇的意象和敏捷的隱喻:

發燒的水藻
睡在身體的池子裡

像一隻吃飽了血的
巨大的壁蝨

太陽懸停在
樹林邊上

我是1960年代頭一次跟托馬斯見面，所以我們認識快五十年了。時間過得真快! 我起初只閱讀他的詩，沒有想到把他的詩譯成外文。1983年冬天，我得進醫院做手術。我帶著托馬斯那時剛剛發表的詩集《狂暴的廣場》。醫生給我打的那麻醉針肯定非常厲害: 我醒過來的時候，我的腦子非常清新，所有的老蜘蛛網都掃除去了。我半夜一醒，就開始把那詩集的十九首詩譯成英文，當天下午就翻譯完了。出了醫院回家之後，托馬斯到我家裡來，我們兩個討論我的譯文。

有人會問我說: ”你是瑞典人，你會閱讀特翁的原文，這對你來說應該是夠的吧?” 

我的回答是不夠。我不是中國人，可是我讀過相當多中文文學著作，從上古時代到現在。我每一次讀一篇我非常欣賞的作品，我願意把它譯成我自己的母語。為什麼呢? 因為我願意讓我的同胞們欣賞我自己欣賞的文學作品。

我恨不得把我所欣賞的中文文學作品譯成瑞文，可是那當然是做不到的。我必得選擇。我經常選的不是個別的著作，而是一個作家的所寫的最主要的作品，像聞一多先生的兩部詩集《死水》和《紅燭》，和艾青的最主要的詩歌。北島的詩我翻譯過百分之九十五，我翻譯過高行健的兩部小說《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他所寫的短篇小說和他十八齣戲劇中的十四齣。沈從文先生和兩位山西作家李銳和曹乃謙的作品我翻的比較多。

叫我特別煩惱是我一發表一位當代中文作家的作品的譯文，就會有人說: ”啊，你看，這個作家可能會獲得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我自己認為我主要的任務是把中文文學介紹給我的同胞們，不是給一位中文作家弄到一個諾貝爾文學獎。

有的知道我是瑞典學院院士的中國評論家以為我是一個優秀的文學理論家。其實不然。文學理論根本不在我研究範圍之內。我是語言學家兼翻譯家。我語言學方面研究的興趣主要是中國方言學，上古和中古漢語的音韻學，古代和現代漢語語法，詩律學等等。我選入瑞典學院的原因可能是我在翻譯方面的貢獻。

最近幾十年的經濟，貿易，交通等方面的全球化的傾向是相當可觀的，我們的世界越來越像個Global Village (全球化的鄉村). 文學方面可不然。瑞典學院前任的一位常務秘書曾說: ”Global Literature is Translation!” (全球化的文學就是翻譯)。我今年八月在瑞典參加一個國際座談會關於全球化的文學。在我的報告中，我強調翻譯在這方面所起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2005年到2007年譯成瑞文的文學作品，百分之七十四是譯從英文的。從法文翻譯的作品是百分之三點六，從德文翻譯的作品是百分之二，從西班牙文只是百分之一。從亞洲和非洲各國語言翻譯的作品共同不到百分之一! 這種非常可怕的統計資料並非為瑞典所特有的。歐洲各國的情況是同樣的。

也許會有人反駁說: ”已經有不止一個人把特翁的詩歌譯成中文。你為什麼再來翻譯他的詩呢?” 我的回答是《道德經》起碼有一百種英譯本。《水滸傳》，《西遊記》和《紅樓夢》有好些個英譯本。每一個翻譯家對他翻譯的著作有他自己的值得參考的見解。

特翁的全集有兩部英譯文，一部是美國詩人兼翻譯家若貝德 布萊(Robert Bly) 翻譯的，另一部是蘇格蘭詩人兼翻譯家羅彬 佛爾頓(Robin Fulton) 翻譯的。

布萊先生的瑞語很差，他需要人給他解釋特翁詩的意義。佛爾頓先生的挪威語很流利 (挪威語和瑞語的區別很小)。布萊先生不大管詩歌的節奏，佛爾頓盡量的叫他的譯文反映原文的節奏。布萊先生和佛爾頓先生兩位都是詩人。


布萊先生以他詩人的資格有時候改變托馬斯的詩。我給你們舉一個例子: 托馬斯的詩<巴拉基列夫的夢>有以下的兩句: ”Det var ett fält där plogen låg / och plogen var en fågel som störtat.” (有一片田，天上放著一台犂/這台犂是一隻墜落的鳥) 佛爾頓先生翻譯得很對: ”There was a field where a plow lay / and the plow was a fallen bird” 布萊先生的譯文”and the plow was a bird just leaving the ground”(犂是一隻將要起飛的鳥)完全破壞托馬斯的詩的意象。我認為詩人是一個創造者，可是翻譯家應該是一個非常熟練的，非常技巧的匠人。

每一種語言有其內在的節奏。漢語和瑞語內在的節奏有一些相同的地方。請你們比一比一下的例子:

孩子   睡在   床上
tám ta tám ta tám ta
Barnet  sover på  sängen  

tám ta   tám ta ta  tám ta

這兩個句子都有所謂下降的節奏。

我們現在看英文意義相同的句子:

The child    is asleep   on the bed  
  ta tám       ta ta tám    ta ta tám

英文的句子有所謂上升的節奏。

托馬斯1954年發表的頭一個詩集收十七首詩，一共包括九十一闋。其中十三闋用古代希臘所謂薩福詩律(Saphic metre); 兩闋用古代希臘阿爾凱詩律(Alcaic metre); 六十闋用所謂英國式的無韻詩，每行有五個抑揚格的形式(ta tám ta tám ta tám ta tám ta tám)。其餘的十六闋都是自由詩。

特翁愛用的薩福詩律(Saphic metre)包括四行。頭三行有相同的組織: tám ta tám ta tám ta ta tám ta tám tám (兩個揚抑格，一個揚抑抑格，一個揚抑格和一個揚揚格)。瑞語包括兩個音節的名詞，動詞，形容詞和副詞多半有揚抑格的形式(tám ta)。包括三個音節的名詞，動詞和形容詞多半有揚抑抑的形式 (tám ta ta)。因此，薩福的詩律非常適合於瑞語。

我先給你們念托馬斯頭一個詩集裡頭的兩首薩福式的詩:

Plötsligt möter vandraren här den gamla
jätteeken, lik en förstenad älg med
milsvid krona framför septemberhavets
svartgröna fästning.

Nordlig storm. Det är i den tid när rönnbärs-
klasar mognar. Vaken i mörkret hör man
stjärnbilderna stampa i sina spiltor
högt över trädet.


現在來念蘇格蘭詩人洛賓 佛爾頓的英譯文:

Here the walker suddenly meets the giant
oak tree, like a petrified elk whose crown is
furlongs wide before the September ocean’s
murky green fortress.

Northern storm. The season when rowanberry
clusters swell. Awake in the darkness, listen:
constellations stamping inside their stalls high
over the tree-tops.

李笠的中譯文:

突然，漫遊者在這裡遇到古老
高大的橡樹，像一頭石化的
張着巨角的駝鹿，面對九月大海
黑綠的城堡。

北方的風暴。正式花楸樹果子
成熟的時節。在黑暗中醒着
能聽到橡樹上空的星座在自己
的厩中跺腳。

董繼平的中譯文:

在這裡，散步者突然遇見巨大的
橡樹，像一頭石化的麋鹿，他的冠
寬大，在九月海洋的陰沉的
綠色堡壘前面。

北方的暴雨。花楸果串膨脹的
季節。在黑暗中醒來。傾聽吧:
星座在厩棚裡跺腳走動，在
高高的樹端上面。


特翁原來是一個優秀的鋼琴家。他1990年中風之後，只能用左手彈鋼琴。他的詩歌的音樂性是很強的。我年輕的時候在一個交響樂隊打定音鼓 (timpany 或 kettle drums)，因此我的耳朵對節奏比較敏感。我這裡願意談談把中文詩歌譯成外文的一些困難。

我翻譯中文詩歌的時候，非常注意到原文的形式和節奏。可是無論多麼熟練的翻譯家不會把傳統的絕句或者律詩的詩律譯成外文。翻譯家面對的問題很多: 四聲在絕句和律師所起的作用很重要。因為外文沒有聲調，中國近體詩的平仄的對比，當然沒有辦法譯過來。古代的漢語是一個單音節的語言 (a monosyllabic language)。因此，每行的停頓 (caesura) 有一定的位子。(五言絕句中，在每行第二個音節後，七言絕句，每行有兩個停頓。在第二個音節之後，有一個比較短的停頓，在第四個音節之後，有一個比較長的停頓)。那種一致的現象當然也譯不過來。律詩裡頭的那非常精美的對偶的句子也不容易譯成外文。

杜甫的 ”蟬聲，積古寺，鳥影，渡寒塘”你只能譯成 ”A cikada’s sound gathers in the old temple, a bird’s shadow crosses the cold pond”。這段譯文當然對不起杜甫的原文。在我的經驗，詞和散曲比較容易譯成外文。平仄的對比當然譯不出來，可是長短句的節奏比較容易模仿的。

你把中國非常整齊的五言古詩和七言古詩譯成外文的時候，簡直沒有辦法反映原文的結構和節奏。
英國著名的漢學家兼翻譯家亞瑟 威利(Arthur Waley)翻譯五言古詩和七言古詩的時候，用一種 托馬斯 艾略特(T.S. Eliot) 和 E. 龐德(Ezra Pound)都很欣賞的節奏。這種節奏很像英國詩人 Gerard Manley Hopkins (1844-1889) 所愛用的一個形式 (Sprung rythm)。這個形式中，譯文用一個讀重的音節來相配每一個中文的音節。譯文讀重的音節之間會出現一個或者幾個讀輕的音節。因此，譯文的句子比原文的句子常常長得多: ”十五，從軍征” 可以譯成英文的 ”At the age of fifteen I followed the army a’field”。我們同樣的可以把”少小，離家，老大回” 譯成 ”As a very young boy I left my home, as a very old man I return”。

七言古詩的一個句子能容納三個字句 (clauses)，因此這個形式應該算是史詩 (epic verse)的一個非常好的工具。我記得我一九八六年在上海金山一個座談會上跟我的老友四川詩人流沙河談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為什麼中國文學沒有史詩? 這個問題一直叫我非常驚訝。

除了文學，托馬斯在大學裡學心理學。1960年代他在一個少年罪犯的管教所裡當心理學的顧問。他1959年參觀過一個管教所之後，寫了九首俳句。這些俳句比他以後寫的俳句容易懂得多。這些詩也表示詩人多麼同情關在管教所裡的不幸的少年。我願意把那九首俳句都念給你們聽:

他們踢足球
忽然的混亂，足球
飛過了高牆。

他們常大鬧
為的把時間嚇得
流動快一點。

拼錯的生命
唯一保存的美麗:
身上的刺青。

逃犯給逮住
他兜兜兒裡裝滿了
金色的蘑菇。

車間的吵鬧
望樓沉重的步伐
使樹林驚訝。

門慢慢打開。
我們在管教所裡
新季已來臨。

牆上開燈了，
夜裡飛行員看的
是虛構的光。

夜裡，大卡車
駛過時，囚犯之夢
忽然發抖了。

少年喝了奶
安靜地睡在牢房:
石頭的母親。

我覺得這些俳句，尤其是最後一首，是非常感動的。

有的詩意象和隱喻非常特殊的:

山上的陡坡
燃燒的太陽底下
羊群嚼火焰。

啊，紫藤，紫藤
從柏油裡站起來
正像個乞丐。

陽光的狗鏈
牽着路旁的樹木。
有人叫我麼?

一幅黑的畫。
塗過顏色的窮困，
穿囚衣的花兒。

托馬斯的後期的俳句的主題和內容有時不好解釋:

時間臨到了，
瞎了眼睛的微風
歇在正面上。

燃燒的太陽…
帶著黑帆的船桅
早已不在了。

堅持吧，夜鶯!
深處有所生長的—
我們偽裝了。

死神彎下身
在海面上寫筆記。
教堂呼真金。

有的托馬斯的俳句帶有禪宗的味道:

頓時的覺悟。
一顆老的蘋果樹
大海靠近了。

灰色的沉默。
藍色的巨人走過。
海吹起涼風。

人形的飛鳥。
蘋果樹已開過花。
巨大的謎語。

我覺得這三首俳句有一點像禪宗的公案。

托馬斯雖然遭受了中風的痛苦，他不過在一首詩歌裡表示惋惜。那首詩發表在《悲傷的鳳尾船》中:

<正如當孩子>

正如當孩子時，一種巨大的侮辱
        像一個口袋套上你頭上
模糊的太陽光透過口袋的網眼
你聽的見櫻花樹哼着歌。

還是沒幫助，巨大的侮辱
蓋上你的頭，你的上身，你的膝蓋，
你會間斷地動搖
可是不會欣賞春天。

        是的，讓閃亮的帽子蓋上你的臉
從針縫往外看。
海灣上水圈無聲的擁擠。
        綠色的葉子使地球暗下來。 
           

托馬斯詩集《悲傷的鳳尾船》的頭一首詩是<四月和沉默>:

荒涼的春日
像絲絨暗色的水溝
爬在我身旁
沒有反射。

唯一閃光的
是黃花。

我的影子帶我
像一個黑盒裡的
小提琴。

我唯一要說的
在夠不著的地方閃光
像當舖中的
銀子。

這首詩的憂鬱的情緒讓我聯想到台灣詩人楊牧的一首詩:

<沉默>

四月自樹梢飄落
飄下這小小的山頭
山頭罩著煙霧
一騎懶懶踏過，在路上點著淺淺的梅花

假如夜深了，夜深此刻
那少年兀自坐著，在山神廟階上坐著
四月飄下了小小的山頭
小黃花自樹梢飄落

托馬斯1990年冬天中風之後，只會講幾個詞，列如ja (是的)，nej (不是)，men (可是)和 mycket bra (很好)。可是只要是他的妻子莫妮卡(Monica)在他的身旁，托馬斯會參加任何題目的談話。你無論問托馬斯什麼問題，莫妮卡看了托馬斯的面孔以後，就回答你的問題。”Mycket bra”, 托馬斯就說。

我一個朋友，瑞典一位有名的醫學專家，告訴我一個因為中風不會說話的人絕對不會寫詩，除非是一個上帝創造的奇蹟。我就給他講一個真的故事。托馬斯和我都害耳鳴。有一天莫妮卡告訴我托馬斯為了他害的耳鳴比較煩惱。我就給托馬斯寄這首俳句: 

你啥事埋怨?
耳鳴的聲音恰如
蟋蟀的音樂。

過了兩天之後，我接到托馬斯的回答: 

蟋蟀不作聲，
只聽沉默的呱呱
在我的耳中。

唯一的科學解釋是托馬斯是一個奇蹟。

有時托馬斯會畫一個圖告訴莫妮卡他要什麼。有一天我在他們家裡吃午飯，托馬斯忽然在一張紙上畫了一個馬頭給莫妮卡看。這一次莫妮卡簡直猜不到托馬斯要什麼。

托馬斯不耐煩地再畫了一個馬頭。”啊”，莫妮卡說，”你要你的眼鏡!” ”Mycket bra!”, 托馬斯說。

我簡直不懂一個馬頭跟托馬斯的眼鏡有什麼關係。莫妮卡給我解釋說: ”托馬斯的詩集《黑暗中的視覺》有一首詩叫<打開的窗子>。那首詩最末了的幾句是<我不知道我的頭/向哪邊轉/以雙重的視野/像一匹馬>”。我後來問莫妮卡: ”要是托馬斯要他的眼鏡，他為什麼不畫一副眼鏡呢?” 莫妮卡回答說: ”托馬斯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個人!”

真的，托馬斯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