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順聰／書評
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作
馬悅然／譯
詩人1990年中風失語，爾後出版《悲傷的鳳尾船》、《巨大的謎語》，合為一帙，即此繁體版首書。靜、沉默等字詞時不時出現，消滅多餘聲響、去除冗贅窠臼，諾貝爾等級的韻文，是伏特加，純粹不容許任何雜質，一品嚐，意象轟然爆炸，短詩與俳句，精警得驚心。詩人寫得不多，不過是「玻璃箱裡頭／蛇／莫名其妙的淨」，雪地與疾病囚禁、北歐式冷冽，這是最激進的冰山理論，水面下巨大的不可知，「在搆不著的地方閃光／像當舖中的／銀子。」
鄭順聰簡介，嘉義民雄人，曾任聯合文學主編。著有詩集「時刻表」、自傳體小說《家工廠》。近期研究台灣前輩畫家陳澄波。文筆誠摯清新，觀察常出人意表，堅持力特別強悍的一個作者，他的小說有一種特別的能力，當他寫不下去他仍堅持說故事的欲望，在平實而豐富的故事當中，讀者會感受到他還願意不停不停說下去的欲望。
（文芬）
馬悅然的中文著作、書訊（陳文芬編輯）
2015年2月22日 星期日
2013年1月5日 星期六
“我願做原作者的奴隸”
（原刊上海外灘畫報）
http://www.bundpic.com/2011/12/17199.shtml
文/李梓新，攝影/閻寒
斯德哥爾摩市郊一所狹小的老年公寓，像是獨立於中國文壇之外的一個小宇宙，它所發出的電波時常影響到中國作家的心緒。因為這裡的主人，是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委馬悅然。在書齋接受本報記者獨家專訪時，他說自己最喜歡 的角色是“譯者”，譯者應該是“作者的奴隸”，必須完全忠實於原作者。他現在的願望是翻譯《左傳》。
十二月的斯德哥爾摩陽光稍縱即逝，這一天卻天氣極好。早上十點，紅線地鐵終點站Mörby Centrum外，地面的薄霜反光如鏡。頭戴禮帽的馬悅然和他的妻子陳文芬如約出現了，開車帶記者和攝影師去他們家中。
一輛略顯陳舊的灰藍色沃爾沃小轎車，87歲的馬悅然開起來仍然得心應手，他熟練地加油門，打方向盤，轉彎。車子穿行在斯德哥爾摩郊區的林野公路間，兩旁的景物漸漸有了一些美式景緻，低矮而舒適的房屋，間雜在綠樹與深藍色的波羅的海之間。 “這片住宅區原來是藝術家的聚居區，後來富人多了起來，變成著名的住宅區。”
但馬悅然並沒有在這裡擁有房產，而是長期租住在一座養老公寓，名字叫“燕鼻子住客之家”。據陳文芬說這裡非常受歡迎，很多人排長隊申請，可能要5到10年才能輪上。馬悅然自1998年起住在這裡，中間也搬過三次家，才換到現在居於二樓風景更好的房間。而樓下住的是一位退休工程師。
房子外面有大片的綠樹紅花，即使在冬日仍然色彩斑斕。馬悅然夫婦一路帶著我們介紹這是山毛櫸，那是古橡樹，走向波羅的海邊還有瑞典獨有的柳樹，以及大片的蘆葦。事實上，除了親近自然，馬悅然夫婦並沒有過多參加社區活動，只是偶爾打打橋牌。更多的時間呆在自己的書齋裡奮筆疾書。
馬悅然的寓所不大，兩房一廳不過70平方米左右。一個10來平方米的客廳完全成為工作室，正中擺著一個大長條方桌，上面鋪滿各種書籍、記事本和馬悅然的戴爾電腦。而陳文芬則在房間一角有一張小方桌，沒有座椅，她說坐地上工作對腰椎更好一些。
房間裡有各個出版社、作家寄來樣書、著作、書信、紀念品，書法等等。這間小小的書齋像是獨立於中國文壇之外的一個小宇宙，它所發出的電波時常影響到中國作家群的心緒。因為書齋的主人，是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委。
對於馬悅然，中國作家群可謂又愛又恨。這樣一位能讀懂他們作品的外國老頭，在過去26年來一直作為至高榮譽諾貝爾文學獎中唯一懂中文的評委。在廣泛的想像裡，他的態度和愛好是中國作家能不能得到國際認可的一個重要風向標。於是有人樂於與他結交，也有人公開表示不喜歡他。中國作家的“諾貝爾情結”投射到馬悅然身上，成了一個古怪的混合體，他們希望馬悅然通讀所有的中文作品，然後做出一個“客觀”的選擇，另一方面，他們也有一種酸澀的心理，對中國作家的“命匙”掌握在這樣一個外國漢學家手裡表示不屑和難以接受。今年以來，一連串的風波至今尚未平息。
妻子陳文芬會為馬悅然打抱不平：“希望悅然讀完所有人的書，那是圖書館員的工作。悅然和普通人一樣，只讀和翻譯他自己喜歡的作品。”
耄耋之年的馬悅然依舊保持了極高的工作效率。他每天翻譯著自己喜歡的作品。他認為譯者是“作者的奴隸”，必須完全忠實於原作者。而前提是要真正喜歡上作者的作品，才能心甘情願地做他的奴隸。
就像這個冬天他最開心的一件事，就是多年的老朋友，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他終於有了人生中的第一筆財產，去還清他生活和租房等等的債務了。”而馬悅然顯然很樂意做老朋友的“奴隸”，他在2004年翻譯的特朗斯特羅姆詩集《巨大的謎語》剛剛在台灣正式出版。
我們的採訪話題，也就從特朗斯特羅姆得獎開始。
B=外灘畫報
M=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
和特朗斯特羅姆的友誼
B：今年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下簡稱托馬斯）得獎了，您以前說過他是早應該得獎的，這次您是不是很高興？
M: 非常開心，這一天我等了26年。
B：我記得非常巧合的是，26年前您得知獲選瑞典學院院士，成為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的時候，剛好是托馬斯第一次訪問中國，你們一起在北京，對吧？
M：對，那是1985年。當時我在北大有一個演講，當天得到了消息。而特朗斯特羅姆那時好像是在社科院演講。
B：還記得在北京和托馬斯有什麼有趣的細節嗎？
M：我獲選院士當晚，瑞典駐中國大使請我們吃飯。飯後又繼續到大使家喝酒。大使問谁愿意喝一杯蛇酒，是一種綠顏色的蛇浸泡的，看起來非常毒的65度烈酒。我和托馬斯都喝了。後來托馬斯到了上海，寫了一首詩《上海的街》，還寫到了喝蛇酒的感受：“如蝰蛇酒般腥澀，回味不止。”
B：托馬斯對中國的印像如何？
M：他很欣賞中國。但他怕人多，人多他就會不自在。有一天他說我們找一個人少安靜的地方去。我就和大使館借了一輛車，帶他到戒台寺去。那是50年代我在北京時常去的安靜之地。結果開車去了之後，卻看到至少八輛旅遊大巴，帶了很多遊客去，根本就走不動。
還有一次，他去北京外語學院給學瑞典語的學生朗誦自己的詩。朗誦結束，有一名男生舉手說他聽不懂。托馬斯說：“你為什麼一定要懂呢？你接受吧，把這詩當作是自己寫的。我可以送給你。”
B：您和托馬斯是怎麼認識的？
M：我們大約是1966年在詩歌朗誦會上認識的。我們後來也經常聚會，有時到他家，有時到他在龍馬屋海島的藍房子去，那是他當海員的外公留下的房子。
B：他後來中風了，您有什麼反應？
M：那個時候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學。一位好朋友告訴我托馬斯中風了，我非常難過。如果沒有他的妻子莫妮卡，他就活不下去了。托馬斯現在一般只能說四句話: ja （是的），nej(不是)，men(可是)和mycket bra(很好)。如果莫妮卡不在，你沒辦法和托馬斯對話。如果莫妮卡在，無論你問托馬斯什麼，莫妮卡就看托馬斯的臉，就能回答了。然後托馬斯再表示對還是不對。
有一天，我在他們家裡，托馬斯突然用筆劃了一個馬頭，交給莫妮卡。莫妮卡不太明白。托馬斯又再畫了一個馬頭。莫妮卡說，哦，你要找一副眼鏡。我就問，托馬斯要找副眼鏡，他為什麼不直接畫一副眼鏡呢？莫妮卡說，托馬斯不是那麼簡單的人。馬頭和眼鏡的關係呢?原來，在托馬斯一首叫《打開的窗子》的詩裡有最後幾句：“我不知道我的頭/向哪邊轉/以雙重的視野/像一匹馬”。
B：您是如何開始翻譯托馬斯的詩集的？
M：1983年過年的時候，我住院開刀。當時托馬斯剛出版了一本詩集，叫《狂暴的廣場》。我早晨兩點就醒來了，我就開始翻譯他的詩集，當天下午六點就翻完了。那時我打了麻醉藥，腦袋裡都是空的，就是一心想翻譯這些詩，把它們翻成了英文。同一年，我就介紹北島翻譯他的詩集。後來我還翻譯了他一本散文詩叫《藍房子》。
2004年在台灣時候，碰上“總統大選”的“詐彈”鬧劇，我和文芬就到鄉下避住。把托馬斯最新的兩部詩集《巨大的謎語》和《悲傷的鳳尾船》翻譯成中文，後來應陳思和的約稿，在《上海文學》發表過，但沒有出版成冊。今年托馬斯得諾貝爾文學獎了，台灣的出版社立即就出了中文版。
B：今年托馬斯作為近40年來第一位瑞典人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瑞典國內有什麼反應？
M：大家都覺得實至名歸。這和上次1974年埃溫德.雍遜（Eyvibnd johnson）和哈瑞.馬丁松（ Harry Martlnson）這兩位瑞典文學家得獎時遭到非議相差很大。那次獲獎，因為他們和瑞典學院有一些關係，在瑞典國內引起很大爭議。最後哈瑞.馬丁松還自殺了。托馬斯是瑞典人得的第八個文學獎，對於一個900萬人口的國家是有點多了。但如果不頒發給托馬斯，我們就更不能頒發給其他詩人了。而上一次得獎的詩人是波蘭女詩人辛波斯卡，距現在已經有15年了。
B：得獎後您祝賀了托馬斯嗎？
M：當然，當天就給他打電話了。我們差不多每天都會和莫妮卡通話。我太太陳文芬也參加了在瑞典學院舉行的托馬斯作品朗誦會，她用中文朗誦一首托馬斯的詩。
“有文學價值的作品，國界不是問題”
B：您剛才談到了15年來第一位詩人得獎，是不是因為今年的世界不太太平，對詩有一種呼喚？
M：你沒提問我還沒想到這個問題。不過確實是的，這好像是一種自然而然的過程，大家都覺得今年應該頒獎給一位詩人。詩歌確實是對現實影響很大的一種文學。
B：您對詩歌是不是有偏愛？
M：在中國文學上，詩歌所佔的成分是很重的。 1949年，我住在四川峨眉山的報國寺，開始學中國文學。那個時候我就讀了很多漢朝樂府和南北朝詩，也讀了《唐詩三百首》。不過我太不喜歡《唐詩三百首》和《古文觀止》這種選本，這種選本是很危險的。一個人讀完了《唐詩三百首》就覺得他讀完了所有唐詩，讀完《古文觀止》就覺得讀完了中國古文。而這其實只是幾個編輯的選擇眼光。
B：這麼多朝代的詩歌，您對哪個朝代的詩歌最有偏愛？
M：我教書的時候，就問過學生，如果你可以選擇，你們願意生在中國哪一個朝代。如果我來選，我就選擇生在南宋，那是辛棄疾的時代。如果生在山東，就和辛棄疾是鄰居了，可以談談詞，喝喝酒。他是宋朝第一詞人，蘇軾、陸游好，但還是辛棄疾最了不起。他可以拿一部散文，就直接扔進詞牌裡，卻又很自然。
B：很多人覺得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的詩很像唐詩，比如王維，您怎麼看？
M：我覺得不太像。他的詩不是田園詩，有很多冬天的意象。
B：您和中國當代詩人的交往是怎麼開始的？
M：1981年我就請北島和顧城進行詩歌朗誦。北島根本不會朗誦，他只是“麼麼”地張開嘴巴。而顧城是會走路的詩，是長著兩條腿的詩，他朗誦的非常漂亮。回瑞典後，1983年我就把他們的詩翻譯出版了。結果很受歡迎。
B：您最喜歡的中國詩人是？
M：艾青和聞一多。
B：艾青和聞一多，與北島和顧城，其實是兩代人，前者和您同代，後者是您晚輩。您在翻譯的時候是如何進入這兩代人的心境和時代背景？
M：他們確實是不同的兩代人。你要讀了又讀，讀到聽懂了他們的聲音為止。我和北島談過中國詩歌的歷史，我發現他和顧城、楊煉等對五四以來的中國詩歌是了解不夠的。我和他們談過聞一多和徐志摩，他們都基本沒有讀過。唯一的例外是戴望舒。有一天北島在我家裡，我拿出自己喜歡的1920年代的詩歌，說今天晚上你可以看看。第二天早上我問他讀了怎麼樣，他說翻了一下沒有什麼感覺。其實我覺得卞之琳就比北島朦朧一萬倍了。而北島可能覺得“朦朧詩”是他們創造的。其實不是這樣的。他們都是很優秀的詩人，但也要看到中國詩歌歷史的傳承。
B：您在翻譯北島顧城之前，已經有很多年沒到中國，如何體會中國當時社會環境的變化？
M：雖然1958-79年我不能去中國，但我仍然對中國的情況發展很了解，所以這方面沒有問題。
B：您當時接觸的中國詩人，在過去三十年裡命運各不相同，您怎麼看待他們各自的變化發展？
M：過去有流亡詩人這個概念，現在流亡沒有意義了。很多人都回歸中國了。北島也在香港中文大學安頓下來了。中國作家的生活其實還是挺舒服的。很多作家在幾個地方都有房子。他們自己可能不知道和歐洲相比這很不錯了。
B：像您現在還一直租在自己的房子裡，和他們相比覺得怎麼樣？
M：我這個人對錢有點不耐煩。所以一直也不太在意。 （太太陳文芬補充：中國人的財務安全感可能主要在房子上，而歐洲國家福利比較好，可能就不會太在意。像我們現在的情況，他當年大學退休金是每月19000瑞典克朗，一直不變，再交稅57%，然後房租就佔去了7600. 幾乎就沒有什麼剩下了。他翻譯一本書的收入也就是15000克朗。但生活夠用了。）
我已經很知足了，我的老師高本漢，他是偉大的漢學家，但他去世的時候，只留下5000克朗。他就是在一直讀書而已。
B：我剛才的問題其實是，三十年來中國詩人主要有兩種發展軌跡，一種是國際行走，一種是紮根本土。您覺得對中國詩人來說，是通過國際行走以求與國際接軌，還是紮根本土做出有特色的作品，更能贏得世界性的認可呢？
M：東德的作者，在柏林牆倒了以後，不知道怎麼辦了。原來有一個對抗的對象，政治變了之後有一個失落感。中國現在的情況也比過去自由很多，作家可以通過各種方法表達自己，所以不一定要流浪了。我欣賞的是文學的價值，像曹乃謙的作品翻譯到瑞典來的時候，一點都不困難，只要譯者能夠讀懂，並把它忠實地翻譯出來。有文學價值的作品，國界不是問題。
“我最喜歡的角色是當一個譯者”
B：對於漢學家這個角色，有一些中國作家會有異議。您覺得漢學家究竟是一群什麼樣的人？
M：一般中國學者認為，漢學家就是外國人。因為沒有中國的漢學家之說。我開始學中文的時候的漢學家，和現在的漢學家，差別是很大的。像我的老師高本漢，那時他的學術範圍是非常寬的，而現在的漢學家則越來越窄，只是專門研究某一個領域了。
B：這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M：現在的漢學家對上古歷史，對漢語音韻的了解太少了。他們根本就沒有學過真正的先秦文學。我覺得是非常可惜的。最近幾年，孔子學院對西方的漢學影響也很不好。一和孔子學院合作，大學裡的管預算的決策者會說，中文系既然已經有孔子學院就夠了。但孔子學院能教的就是普通話了，和漢學和研究沒有一點關係。所以原來很好的中文系，慢慢就變成教漢語的學校了。
B：您對您的弟子這一脈還有要求嗎？
M：我對他們已經不抱什麼希望了。這確實有大環境的影響，我對瑞典漢學的發展有些悲觀。原來瑞典的遠東圖書館是歐洲最好的漢學圖書館，但現在基本等於關門了。原來的圖書館員遣散了，現在圖書館只供參觀，圖書館員也不懂中文，已經起不到作用了。
B：很多人覺得漢學家是中國文學的評判者，您自己有這個感覺嗎？
M：我覺得不是。西方的漢學和中國的國學需要合作，互相做出貢獻，像我的老師高本漢一直做音韻學的研究，裡面有很多方面中國學者也還沒有涉及。西方能提供一些學術規範和研究方法的參考。
B：因為您處在諾貝爾獎終身評委，而且是評委裡唯一懂中文的一位，您有沒有感覺到中國作家對您又愛又恨的感覺？
M：我想起一個事，楊牧的作品被介紹到德國的顧彬那裡，顧彬說要讓楊牧把作品給他翻譯，他就能幫助楊牧在德國出名。但我看了顧彬的翻譯，我覺得他實在不適合做這個工作。我的理念和他不一樣，在翻譯小說的時候，我覺得譯者就是原作者的奴隸，完全忠於原作者，不能加增加，刪改或者隨意演繹原作的內容。
B：所以您更看重您的角色首先是譯者，而不是一個橋樑或者推手？
M：對，我最喜歡的角色，是當一個譯者，當人家的奴隸。
B：您最近有沒有發掘一些新的作家，準備翻譯他們的作品？
M：最近曹乃謙出了一本新書，叫《佛的孤獨》，我翻譯了之後在幫他進行一些推介。殘雪也很好，她是中國的卡夫卡。我的一個學生在翻譯她的作品。我還準備翻譯莫言的一些短篇。
B：您現在每天有多少時間進行翻譯？
M：每周公務還很多，瑞典學院還會固定開會。夏天的時間會多一些，整個瑞典差不多都放假。我們會到鄉下住，那時翻譯的進度就快了。
B：您最近有沒有翻譯中文作品的計劃？
M：最近翻譯完台灣詩人瘂弦和商禽的作品，合成一本出版。另還翻譯了台灣作家楊牧的120首詩。以及翻完莫言的短篇小說之後，看看要不要繼續我2008年翻譯出版的《道德經》再翻《莊子》。
B：您已經年近90，接下來幾年裡還有什麼想實現的願望？
M：我今年87了，但工作效率還是和年輕時一樣高。我有個小本子，做翻譯的時候每天記下自己的工作計劃，基本都能按計劃完成。我原來有個願望，是想翻譯《左傳》，它是先秦文學最偉大的著作。 《左傳》和《莊子》都是我很想翻的。
B：您那麼喜歡辛棄疾，會翻譯他的詩詞嗎？
M：我翻譯過他《沁園春》詞牌的十三首詞。以後還想再翻一些。另外明年還會出版我和太太一起寫的微型小說，出版社起名叫“筆記體”小說。我寫了60篇，文芬寫了40篇。書名叫《我的金魚會唱莫扎特》。其中有一半是我在瑞典的生活，一半是我神遊，幻想辛棄疾和李清照來和我喝酒等。這是受莫言寫的《小說九段》的啟發，但我寫得比他更短。
B：有沒有想寫回憶錄呢？
M：瑞典文已經寫了一部分。我在瑞典的廣播電台做過一個節目，講了我在1949年在中國的經歷，聽眾都很感興趣。中文我出過《另一種鄉愁》，也講了那一段經歷，但還不算傳統的回憶錄。我可能會繼續寫。
http://www.bundpic.com/2011/12/17199.shtml
文/李梓新，攝影/閻寒
斯德哥爾摩市郊一所狹小的老年公寓，像是獨立於中國文壇之外的一個小宇宙，它所發出的電波時常影響到中國作家的心緒。因為這裡的主人，是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委馬悅然。在書齋接受本報記者獨家專訪時，他說自己最喜歡 的角色是“譯者”，譯者應該是“作者的奴隸”，必須完全忠實於原作者。他現在的願望是翻譯《左傳》。
十二月的斯德哥爾摩陽光稍縱即逝，這一天卻天氣極好。早上十點，紅線地鐵終點站Mörby Centrum外，地面的薄霜反光如鏡。頭戴禮帽的馬悅然和他的妻子陳文芬如約出現了，開車帶記者和攝影師去他們家中。
一輛略顯陳舊的灰藍色沃爾沃小轎車，87歲的馬悅然開起來仍然得心應手，他熟練地加油門，打方向盤，轉彎。車子穿行在斯德哥爾摩郊區的林野公路間，兩旁的景物漸漸有了一些美式景緻，低矮而舒適的房屋，間雜在綠樹與深藍色的波羅的海之間。 “這片住宅區原來是藝術家的聚居區，後來富人多了起來，變成著名的住宅區。”
但馬悅然並沒有在這裡擁有房產，而是長期租住在一座養老公寓，名字叫“燕鼻子住客之家”。據陳文芬說這裡非常受歡迎，很多人排長隊申請，可能要5到10年才能輪上。馬悅然自1998年起住在這裡，中間也搬過三次家，才換到現在居於二樓風景更好的房間。而樓下住的是一位退休工程師。
房子外面有大片的綠樹紅花，即使在冬日仍然色彩斑斕。馬悅然夫婦一路帶著我們介紹這是山毛櫸，那是古橡樹，走向波羅的海邊還有瑞典獨有的柳樹，以及大片的蘆葦。事實上，除了親近自然，馬悅然夫婦並沒有過多參加社區活動，只是偶爾打打橋牌。更多的時間呆在自己的書齋裡奮筆疾書。
馬悅然的寓所不大，兩房一廳不過70平方米左右。一個10來平方米的客廳完全成為工作室，正中擺著一個大長條方桌，上面鋪滿各種書籍、記事本和馬悅然的戴爾電腦。而陳文芬則在房間一角有一張小方桌，沒有座椅，她說坐地上工作對腰椎更好一些。
房間裡有各個出版社、作家寄來樣書、著作、書信、紀念品，書法等等。這間小小的書齋像是獨立於中國文壇之外的一個小宇宙，它所發出的電波時常影響到中國作家群的心緒。因為書齋的主人，是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委。
對於馬悅然，中國作家群可謂又愛又恨。這樣一位能讀懂他們作品的外國老頭，在過去26年來一直作為至高榮譽諾貝爾文學獎中唯一懂中文的評委。在廣泛的想像裡，他的態度和愛好是中國作家能不能得到國際認可的一個重要風向標。於是有人樂於與他結交，也有人公開表示不喜歡他。中國作家的“諾貝爾情結”投射到馬悅然身上，成了一個古怪的混合體，他們希望馬悅然通讀所有的中文作品，然後做出一個“客觀”的選擇，另一方面，他們也有一種酸澀的心理，對中國作家的“命匙”掌握在這樣一個外國漢學家手裡表示不屑和難以接受。今年以來，一連串的風波至今尚未平息。
妻子陳文芬會為馬悅然打抱不平：“希望悅然讀完所有人的書，那是圖書館員的工作。悅然和普通人一樣，只讀和翻譯他自己喜歡的作品。”
耄耋之年的馬悅然依舊保持了極高的工作效率。他每天翻譯著自己喜歡的作品。他認為譯者是“作者的奴隸”，必須完全忠實於原作者。而前提是要真正喜歡上作者的作品，才能心甘情願地做他的奴隸。
就像這個冬天他最開心的一件事，就是多年的老朋友，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他終於有了人生中的第一筆財產，去還清他生活和租房等等的債務了。”而馬悅然顯然很樂意做老朋友的“奴隸”，他在2004年翻譯的特朗斯特羅姆詩集《巨大的謎語》剛剛在台灣正式出版。
我們的採訪話題，也就從特朗斯特羅姆得獎開始。
B=外灘畫報
M=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
和特朗斯特羅姆的友誼
B：今年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下簡稱托馬斯）得獎了，您以前說過他是早應該得獎的，這次您是不是很高興？
M: 非常開心，這一天我等了26年。
B：我記得非常巧合的是，26年前您得知獲選瑞典學院院士，成為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的時候，剛好是托馬斯第一次訪問中國，你們一起在北京，對吧？
M：對，那是1985年。當時我在北大有一個演講，當天得到了消息。而特朗斯特羅姆那時好像是在社科院演講。
B：還記得在北京和托馬斯有什麼有趣的細節嗎？
M：我獲選院士當晚，瑞典駐中國大使請我們吃飯。飯後又繼續到大使家喝酒。大使問谁愿意喝一杯蛇酒，是一種綠顏色的蛇浸泡的，看起來非常毒的65度烈酒。我和托馬斯都喝了。後來托馬斯到了上海，寫了一首詩《上海的街》，還寫到了喝蛇酒的感受：“如蝰蛇酒般腥澀，回味不止。”
B：托馬斯對中國的印像如何？
M：他很欣賞中國。但他怕人多，人多他就會不自在。有一天他說我們找一個人少安靜的地方去。我就和大使館借了一輛車，帶他到戒台寺去。那是50年代我在北京時常去的安靜之地。結果開車去了之後，卻看到至少八輛旅遊大巴，帶了很多遊客去，根本就走不動。
還有一次，他去北京外語學院給學瑞典語的學生朗誦自己的詩。朗誦結束，有一名男生舉手說他聽不懂。托馬斯說：“你為什麼一定要懂呢？你接受吧，把這詩當作是自己寫的。我可以送給你。”
B：您和托馬斯是怎麼認識的？
M：我們大約是1966年在詩歌朗誦會上認識的。我們後來也經常聚會，有時到他家，有時到他在龍馬屋海島的藍房子去，那是他當海員的外公留下的房子。
B：他後來中風了，您有什麼反應？
M：那個時候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學。一位好朋友告訴我托馬斯中風了，我非常難過。如果沒有他的妻子莫妮卡，他就活不下去了。托馬斯現在一般只能說四句話: ja （是的），nej(不是)，men(可是)和mycket bra(很好)。如果莫妮卡不在，你沒辦法和托馬斯對話。如果莫妮卡在，無論你問托馬斯什麼，莫妮卡就看托馬斯的臉，就能回答了。然後托馬斯再表示對還是不對。
有一天，我在他們家裡，托馬斯突然用筆劃了一個馬頭，交給莫妮卡。莫妮卡不太明白。托馬斯又再畫了一個馬頭。莫妮卡說，哦，你要找一副眼鏡。我就問，托馬斯要找副眼鏡，他為什麼不直接畫一副眼鏡呢？莫妮卡說，托馬斯不是那麼簡單的人。馬頭和眼鏡的關係呢?原來，在托馬斯一首叫《打開的窗子》的詩裡有最後幾句：“我不知道我的頭/向哪邊轉/以雙重的視野/像一匹馬”。
B：您是如何開始翻譯托馬斯的詩集的？
M：1983年過年的時候，我住院開刀。當時托馬斯剛出版了一本詩集，叫《狂暴的廣場》。我早晨兩點就醒來了，我就開始翻譯他的詩集，當天下午六點就翻完了。那時我打了麻醉藥，腦袋裡都是空的，就是一心想翻譯這些詩，把它們翻成了英文。同一年，我就介紹北島翻譯他的詩集。後來我還翻譯了他一本散文詩叫《藍房子》。
2004年在台灣時候，碰上“總統大選”的“詐彈”鬧劇，我和文芬就到鄉下避住。把托馬斯最新的兩部詩集《巨大的謎語》和《悲傷的鳳尾船》翻譯成中文，後來應陳思和的約稿，在《上海文學》發表過，但沒有出版成冊。今年托馬斯得諾貝爾文學獎了，台灣的出版社立即就出了中文版。
B：今年托馬斯作為近40年來第一位瑞典人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瑞典國內有什麼反應？
B：得獎後您祝賀了托馬斯嗎？
M：當然，當天就給他打電話了。我們差不多每天都會和莫妮卡通話。我太太陳文芬也參加了在瑞典學院舉行的托馬斯作品朗誦會，她用中文朗誦一首托馬斯的詩。
“有文學價值的作品，國界不是問題”
B：您剛才談到了15年來第一位詩人得獎，是不是因為今年的世界不太太平，對詩有一種呼喚？
M：你沒提問我還沒想到這個問題。不過確實是的，這好像是一種自然而然的過程，大家都覺得今年應該頒獎給一位詩人。詩歌確實是對現實影響很大的一種文學。
B：您對詩歌是不是有偏愛？
M：在中國文學上，詩歌所佔的成分是很重的。 1949年，我住在四川峨眉山的報國寺，開始學中國文學。那個時候我就讀了很多漢朝樂府和南北朝詩，也讀了《唐詩三百首》。不過我太不喜歡《唐詩三百首》和《古文觀止》這種選本，這種選本是很危險的。一個人讀完了《唐詩三百首》就覺得他讀完了所有唐詩，讀完《古文觀止》就覺得讀完了中國古文。而這其實只是幾個編輯的選擇眼光。
B：這麼多朝代的詩歌，您對哪個朝代的詩歌最有偏愛？
M：我教書的時候，就問過學生，如果你可以選擇，你們願意生在中國哪一個朝代。如果我來選，我就選擇生在南宋，那是辛棄疾的時代。如果生在山東，就和辛棄疾是鄰居了，可以談談詞，喝喝酒。他是宋朝第一詞人，蘇軾、陸游好，但還是辛棄疾最了不起。他可以拿一部散文，就直接扔進詞牌裡，卻又很自然。
B：很多人覺得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的詩很像唐詩，比如王維，您怎麼看？
M：我覺得不太像。他的詩不是田園詩，有很多冬天的意象。
B：您和中國當代詩人的交往是怎麼開始的？
M：1981年我就請北島和顧城進行詩歌朗誦。北島根本不會朗誦，他只是“麼麼”地張開嘴巴。而顧城是會走路的詩，是長著兩條腿的詩，他朗誦的非常漂亮。回瑞典後，1983年我就把他們的詩翻譯出版了。結果很受歡迎。
B：您最喜歡的中國詩人是？
M：艾青和聞一多。
B：艾青和聞一多，與北島和顧城，其實是兩代人，前者和您同代，後者是您晚輩。您在翻譯的時候是如何進入這兩代人的心境和時代背景？
M：他們確實是不同的兩代人。你要讀了又讀，讀到聽懂了他們的聲音為止。我和北島談過中國詩歌的歷史，我發現他和顧城、楊煉等對五四以來的中國詩歌是了解不夠的。我和他們談過聞一多和徐志摩，他們都基本沒有讀過。唯一的例外是戴望舒。有一天北島在我家裡，我拿出自己喜歡的1920年代的詩歌，說今天晚上你可以看看。第二天早上我問他讀了怎麼樣，他說翻了一下沒有什麼感覺。其實我覺得卞之琳就比北島朦朧一萬倍了。而北島可能覺得“朦朧詩”是他們創造的。其實不是這樣的。他們都是很優秀的詩人，但也要看到中國詩歌歷史的傳承。
B：您在翻譯北島顧城之前，已經有很多年沒到中國，如何體會中國當時社會環境的變化？
M：雖然1958-79年我不能去中國，但我仍然對中國的情況發展很了解，所以這方面沒有問題。
B：您當時接觸的中國詩人，在過去三十年裡命運各不相同，您怎麼看待他們各自的變化發展？
M：過去有流亡詩人這個概念，現在流亡沒有意義了。很多人都回歸中國了。北島也在香港中文大學安頓下來了。中國作家的生活其實還是挺舒服的。很多作家在幾個地方都有房子。他們自己可能不知道和歐洲相比這很不錯了。
B：像您現在還一直租在自己的房子裡，和他們相比覺得怎麼樣？
M：我這個人對錢有點不耐煩。所以一直也不太在意。 （太太陳文芬補充：中國人的財務安全感可能主要在房子上，而歐洲國家福利比較好，可能就不會太在意。像我們現在的情況，他當年大學退休金是每月19000瑞典克朗，一直不變，再交稅57%，然後房租就佔去了7600. 幾乎就沒有什麼剩下了。他翻譯一本書的收入也就是15000克朗。但生活夠用了。）
我已經很知足了，我的老師高本漢，他是偉大的漢學家，但他去世的時候，只留下5000克朗。他就是在一直讀書而已。
B：我剛才的問題其實是，三十年來中國詩人主要有兩種發展軌跡，一種是國際行走，一種是紮根本土。您覺得對中國詩人來說，是通過國際行走以求與國際接軌，還是紮根本土做出有特色的作品，更能贏得世界性的認可呢？
M：東德的作者，在柏林牆倒了以後，不知道怎麼辦了。原來有一個對抗的對象，政治變了之後有一個失落感。中國現在的情況也比過去自由很多，作家可以通過各種方法表達自己，所以不一定要流浪了。我欣賞的是文學的價值，像曹乃謙的作品翻譯到瑞典來的時候，一點都不困難，只要譯者能夠讀懂，並把它忠實地翻譯出來。有文學價值的作品，國界不是問題。
“我最喜歡的角色是當一個譯者”
B：對於漢學家這個角色，有一些中國作家會有異議。您覺得漢學家究竟是一群什麼樣的人？
M：一般中國學者認為，漢學家就是外國人。因為沒有中國的漢學家之說。我開始學中文的時候的漢學家，和現在的漢學家，差別是很大的。像我的老師高本漢，那時他的學術範圍是非常寬的，而現在的漢學家則越來越窄，只是專門研究某一個領域了。
B：這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M：現在的漢學家對上古歷史，對漢語音韻的了解太少了。他們根本就沒有學過真正的先秦文學。我覺得是非常可惜的。最近幾年，孔子學院對西方的漢學影響也很不好。一和孔子學院合作，大學裡的管預算的決策者會說，中文系既然已經有孔子學院就夠了。但孔子學院能教的就是普通話了，和漢學和研究沒有一點關係。所以原來很好的中文系，慢慢就變成教漢語的學校了。
B：您對您的弟子這一脈還有要求嗎？
M：我對他們已經不抱什麼希望了。這確實有大環境的影響，我對瑞典漢學的發展有些悲觀。原來瑞典的遠東圖書館是歐洲最好的漢學圖書館，但現在基本等於關門了。原來的圖書館員遣散了，現在圖書館只供參觀，圖書館員也不懂中文，已經起不到作用了。
B：很多人覺得漢學家是中國文學的評判者，您自己有這個感覺嗎？
M：我覺得不是。西方的漢學和中國的國學需要合作，互相做出貢獻，像我的老師高本漢一直做音韻學的研究，裡面有很多方面中國學者也還沒有涉及。西方能提供一些學術規範和研究方法的參考。
B：因為您處在諾貝爾獎終身評委，而且是評委裡唯一懂中文的一位，您有沒有感覺到中國作家對您又愛又恨的感覺？
M：我想起一個事，楊牧的作品被介紹到德國的顧彬那裡，顧彬說要讓楊牧把作品給他翻譯，他就能幫助楊牧在德國出名。但我看了顧彬的翻譯，我覺得他實在不適合做這個工作。我的理念和他不一樣，在翻譯小說的時候，我覺得譯者就是原作者的奴隸，完全忠於原作者，不能加增加，刪改或者隨意演繹原作的內容。
B：所以您更看重您的角色首先是譯者，而不是一個橋樑或者推手？
M：對，我最喜歡的角色，是當一個譯者，當人家的奴隸。
B：您最近有沒有發掘一些新的作家，準備翻譯他們的作品？
M：最近曹乃謙出了一本新書，叫《佛的孤獨》，我翻譯了之後在幫他進行一些推介。殘雪也很好，她是中國的卡夫卡。我的一個學生在翻譯她的作品。我還準備翻譯莫言的一些短篇。
B：您現在每天有多少時間進行翻譯？
M：每周公務還很多，瑞典學院還會固定開會。夏天的時間會多一些，整個瑞典差不多都放假。我們會到鄉下住，那時翻譯的進度就快了。
B：您最近有沒有翻譯中文作品的計劃？
M：最近翻譯完台灣詩人瘂弦和商禽的作品，合成一本出版。另還翻譯了台灣作家楊牧的120首詩。以及翻完莫言的短篇小說之後，看看要不要繼續我2008年翻譯出版的《道德經》再翻《莊子》。
B：您已經年近90，接下來幾年裡還有什麼想實現的願望？
M：我今年87了，但工作效率還是和年輕時一樣高。我有個小本子，做翻譯的時候每天記下自己的工作計劃，基本都能按計劃完成。我原來有個願望，是想翻譯《左傳》，它是先秦文學最偉大的著作。 《左傳》和《莊子》都是我很想翻的。
B：您那麼喜歡辛棄疾，會翻譯他的詩詞嗎？
M：我翻譯過他《沁園春》詞牌的十三首詞。以後還想再翻一些。另外明年還會出版我和太太一起寫的微型小說，出版社起名叫“筆記體”小說。我寫了60篇，文芬寫了40篇。書名叫《我的金魚會唱莫扎特》。其中有一半是我在瑞典的生活，一半是我神遊，幻想辛棄疾和李清照來和我喝酒等。這是受莫言寫的《小說九段》的啟發，但我寫得比他更短。
B：有沒有想寫回憶錄呢？
M：瑞典文已經寫了一部分。我在瑞典的廣播電台做過一個節目，講了我在1949年在中國的經歷，聽眾都很感興趣。中文我出過《另一種鄉愁》，也講了那一段經歷，但還不算傳統的回憶錄。我可能會繼續寫。
2012年12月30日 星期日
詩人，用深邃的灰色眼睛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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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as曾就讀的南區拉丁語學校 |
2011年，托馬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理由是“他以凝練、簡潔的形象，以全新視角帶我們接觸現實”。
■ 在“莫言週”專訪2011年諾獎得主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
Tomas Tranströmer
托馬斯生於1931年，是當今瑞典最優秀的詩人之一，著有詩集十餘卷，並曾被翻譯成三十多國文字。他於1954年出版了第一本詩集《詩十七首》，在瑞典詩壇引起轟動。 2011年，托馬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理由是“他以凝練、簡潔的形象，以全新視角帶我們接觸現實”。 1990年，托馬斯患腦溢血致半身癱瘓後，仍堅持寫作純詩。近日，中文版《巨大的謎語·記憶看見我》（托馬斯著、馬悅然譯）出版。 《巨大的謎語》是最新詩集，《記憶看見我》則回憶了童年生活。
搭乘地鐵綠線從Medborgarplatsen站出來，往南走兩個街區就會看到一座矗立在高台上的小教堂，籬笆門大街就在教堂邊上，不太容易找到。不過順著他外公外婆曾居住的布萊金厄大街很容易就到了這裡。火柴盒樣式的公寓樓被翻新過，看不出已經有90年的歷史。那個街區有些荒涼。
童年與福爾孔街57號
“父母離婚以後，媽媽跟我搬到福爾孔街57號。那座大樓容納、混雜著一群屬於底層中產階級的人……我們住的是五層樓。最高一層。”
Medborgarplatsen站出來就是福爾孔街，沿街走幾步便到了福爾孔街57號。在公寓樓底下釘著一個銘牌，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曾經在這里居住過，並在1978年寫下了關於這棟樓的一首詩《自1947年冬》 ，這首詩印在這塊銘牌上。 1947年托馬斯與母親曾經在這里居住，托馬斯住在5樓。在樓梯口的住客銘牌上，寫著有一位諾貝爾先生住在樓上。 57號邊上緊挨著一家Bar，名字叫“查爾斯·狄更斯”。
從福爾孔街去托馬斯曾就讀的南區拉丁語學校很近，走過去十分鐘就到。 “我的學校位居斯德哥爾摩南區最高的地方，學校院子的位置比那個地區的大多數建築物的房頂還高，學校建築物的磚頭從老遠的地方都看得到。”托馬斯表示。學校位置確實很高，儘管現在它肯定不是南區最高的建築物了。從校門口進出的高個子學生，遇到老師都會停下來，低頭致敬。托馬斯就讀的高中，是斯德哥爾摩最有名望而且歷史最為悠久的高中學校之一。從這所學校開始，托馬斯走上了詩歌創作的道路。
中風後依然出詩集
現在的托馬斯住在斯德哥爾摩南區大門的高台附近，他的公寓樓俯視著港口和波羅的海。廚房裡掛著托馬斯外祖父的畫像，那位出生在19世紀的老人、比托馬斯大71歲的朋友。 “我的外公，卡爾·黑爾默·魏斯特白格，生於1860年。他是一位領航員，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比我大71歲。” 卡爾的船曾多次載著斯特林堡（瑞典戲劇家、小說家、詩人）去他寫作的那個小島，後來托馬斯的父親寫了本關於斯特林堡的書。
托馬斯就坐在單人椅上，落地燈照在他身上，臉上的皮膚滿是時間留下的皺褶，讓人想起他寫的那句“直到光線趕上我/把時間折起來”。窗外下著大雪，大海和橋，就像托馬斯寫的：“一條橋/慢慢地/自動地蓋住天空”。
客廳有托馬斯的大鋼琴，鋼琴上散落著一本託卡塔的琴譜，有時他會用左手彈琴。 1990年，托馬斯中風，到現在已經20多年了。詩人北島在他的一篇文章中這樣描述中風後的托馬斯：“他後來在詩中描述了那種內在的黑暗：他像個被麻袋罩住的孩子，隔著網眼觀看外部世界。他右半身癱瘓，語言系統完全亂了套，咿咿呀呀，除了莫妮卡，誰也聽不懂。”就算在中風以後，托馬斯還是出版了不少詩集。托馬斯的朋友、漢學家馬悅然說，去年他在諾獎頒獎典禮上遇到獲得諾貝爾生理與醫學獎的得主，按這位科學家的觀點，像托馬斯這樣中風後能再寫詩幾乎是不可能的。可是托馬斯做到了。
客廳懸掛著中文書法
“他現在能說幾個簡單瑞典語了”，馬悅然的夫人陳文芬說，托馬斯的情況比她最早見到他時好很多了，也更有精神了。送上剛剛出版的中文版《巨大的謎語·記憶看見我》（托馬斯著，馬悅然譯），托馬斯高興地翻閱起來，看到書中收入的那些老照片，他笑了，雖然他不能講話。在身旁的茶几上，還擺著中文版的《航空信》，那是旅居瑞典的作家萬之翻譯的。
托馬斯的妻子莫妮卡去廚房準備咖啡和點心，她從托馬斯的視線裡離開一小會時間，托馬斯突然緊張起來，吐出“莫妮卡”的名字，只好又把莫妮卡叫過來。二十歲，他娶了莫妮卡，一直在一起。中風後，莫妮卡也辭掉了工作，在家照料托馬斯。
準備去會客廳聊天。莫妮卡吃力地把托馬斯攙扶起來，托馬斯拄著拐杖執意一點點地挪到客廳。大家講著前兩天的諾貝爾獎頒獎儀式和莫言，托馬斯只是安靜地聽著，他深邃的灰色眼睛，讓你害怕直視。有時他也有意見要發表，或作憤怒狀，或笑著，或讓莫妮卡來解釋。
在托馬斯的身後懸掛著一幅用中文書法寫的托馬斯作品，那是托馬斯詩歌《孤獨》第二部分的一句“想引人注目——生活在/眼睛的海洋/就必須有特殊表情在臉上抹泥”。那位書法家搞錯了托馬斯的名字，誤以為這位托馬斯是“迪倫·托馬斯”，但托馬斯和莫妮卡並不介意，還是掛著。不過早年的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受到迪倫·托馬斯的影響是肯定的，馬悅然說：“我相信託馬斯二十三歲時將他頭一本詩集題名為《詩十七首》的時候，一定想到了迪倫·托馬斯二十歲發表的詩集《詩十八首》。”
兩屆諾獎得主會面了
除了這幅鬧了烏龍的中國書法作品，托馬斯和莫妮卡喝著龍井綠茶，書架上擺著小佛像。 1985年，托馬斯和馬悅然一起來過中國，拜訪了巴金、馮至、艾青等一批老作家，還有北島。 1990年代以後，北島又經常來到瑞典和斯德哥爾摩，他們走得很近。莫妮卡談到對北島的第一印象：“高大。”北島有一本書叫《藍房子》，是托馬斯一首詩的名字，也是托馬斯外公的房子。托馬斯的先人於150年前在斯德哥爾摩外的一個小島上蓋了一座“藍房子”，馬悅然說，“這個海島是托馬斯真正的故鄉。”北島說：“藍房子並不怎麼藍。這棟兩層木結構建築已有150多年的歷史了，樓下是客廳和廚房，樓上一間是臥室，一間是托馬斯的書房。為了保暖，窗戶小小的，天花板很低。”現在不是適宜居住在藍房子的季節。
他們也談起了莫言。馬悅然介紹了他翻譯好但還沒出版的莫言中短篇小說《透明的胡蘿蔔》、《三十年前的一次長跑》等，說好過幾天給他們看看。托馬斯看過莫言的《生死疲勞》，很喜歡，在看了莫言的演講稿《講故事的人》後，莫妮卡給萬之和陳安娜發了郵件祝賀莫言：“親愛的安娜和邁平（萬之）！我們剛剛讀了莫言的演講！非常動人，優美至極！代為轉達我們兩人的熱烈問候！也向馬悅然表達對莫言的支持。莫言在瑞典的這幾天，當地媒體對莫言和瑞典學院並不客氣。”
去年，托馬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因為身體原因不需要參加那麼多的活動和冗長的儀式。今年是莫言獲獎，行動不便的托馬斯連續兩天出現在諾貝爾獎的活動上。這讓他的朋友都很意外。在12月10日的頒獎典禮上，轉播鏡頭多次給了托馬斯和莫妮卡——雖然後來疲倦的托馬斯在漫長的頒獎儀式上差點睡著了。 “很多中國人看了頒獎轉播，也看到了托馬斯！”他聽懂了筆者的話，和莫妮卡都笑了。在12月9日的諾貝爾獎酒會上，去年和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終於會面了。陳文芬說，“在托馬斯之後，獲獎的是中國作家，他是很開心的。”
托馬斯很快就累了，莫妮卡送大家出門。只留下托馬斯一個人在原地，燈光完全撒在他身上，他垂下頭，安靜、沉思，孤獨地翻著手上的餐巾。#
圖說。托馬斯（左）與妻子莫妮卡（中）、朋友馬悅然（右）在家中，牆上掛著一幅書法。
馬悅然：我為什麼翻譯Tomas Tranströmer的詩歌?
＊馬悅然2012十月在上海復旦大學演講稿全文
我非常高興有機會跟大家見面。
我今天的任務是告訴你們我為什麼翻譯特翁的詩歌。
特翁就是去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瑞典詩人托馬斯 特蘭斯特羅默。
他的姓名太長了，我以後管他叫托馬斯或者特翁。我比八十一歲的托馬斯大八歲，所以<特翁>這個稱呼也許不妥當。
我知道有人會問我:
你為什麼翻譯特翁的詩歌?
我就回答說:因為我認為他是一個非常好的詩人。
你為什麼認為他是一個非常好的詩人呢?
因為我很欣賞他的詩歌。
你為什麼欣賞他的詩歌呢?
因為我認為他是一個非常好的詩人。
這很荒誕的問答的目的是表達我個人的意見:文學的欣賞是出於主觀想法的。因此你不能說”特翁是一個非常好的詩人”，你只能說”我認為特翁是一個非常好的詩人”。你通過五官所感知的都是主觀的。我最喜歡的四川菜是什麼? 麻婆豆腐。為什麽呢? 因為好吃。有什麼好吃呢? 很辣。怕辣的人肯定不會欣賞，怕不辣的人肯定會欣賞。
我剛剛告訴你們我為什麼欣賞四川菜，就應該好好地告訴你們我為什麼欣賞特翁的詩歌。
好，我告訴你們吧:
我欣賞他以簡樸的語言所表達很豐富的意象與寓意。
我欣賞他讓我醒過來的驚訝的隱喻，我欣賞他引用古代希臘與羅馬的詩律表達生活在現代的人的樂趣與焦慮。我也欣賞他有時候用禪宗法師的超現實主義的觀點來安慰他的讀者。
1940年代末，托馬斯還沒有高中畢業，他在愛好文學的同學們自己編輯的雜誌上發表了十首詩。除了一個例外，這些作品都是瑞典的讀者1940年代所偏愛的自由詩。在唯一的例外，年輕的詩人創造了一種獨特的六言詩，每句包括三個揚抑格的節奏: tám ta, tám ta, tám ta:
冷氣，青色，公駒，
隱約，出現，霧裡。
於是，找著，洞室，
洞室，藏有，死人。
水磨，慢慢，咕隆，
輪子，總不，停止。
死人，手在，發光，
風在，天上，逃跑。
我自己很欣賞這種六言詩的節奏。不知道為什麼，我所讀的唐詩選集總沒收入六言詩。《樂府詩集》中有很多唐朝次等的詩人寫的六言詩，像韋應物(736-830)和王建(768-830)。我相信在場的也許有人沒有聽過唐朝的六言詩，所以非給你們念兩首不可。頭一首是韋應物寫的一首三臺詩:
一年，一年，老去，
明日，後日，花開。
未報，長安，平定，
萬國，豈得，銜杯?
第二首是王建寫的一首宮中三臺:
池北，池南，草綠，
殿前，殿後，花紅。
天子，千年，萬歲，
未央，明月，清風。
我相信特翁會欣賞這兩首詩的節奏。
托馬斯最早的詩讓我想到台灣詩人楊牧早期的詩歌:
此霎那
如溫暖的煙霧在陰冷的空氣中上升
此安靜的霎那
狗給擺脫了吠聲
兔子給擺脫了恐懼
笛子給擺脫了吹笛人的嘴唇
獨自地吹
在與秒鐘的軍隊作戰
而溺死於漩渦
可活得過我的
這貧窮美麗的霎那
下一首詩也發表在高中學生的雜誌上，沒有收入詩人的全集。這首詩容納後來成為托馬斯詩的特徵的驚奇的意象和敏捷的隱喻:
發燒的水藻
睡在身體的池子裡
像一隻吃飽了血的
巨大的壁蝨
太陽懸停在
樹林邊上
我是1960年代頭一次跟托馬斯見面，所以我們認識快五十年了。時間過得真快! 我起初只閱讀他的詩，沒有想到把他的詩譯成外文。1983年冬天，我得進醫院做手術。我帶著托馬斯那時剛剛發表的詩集《狂暴的廣場》。醫生給我打的那麻醉針肯定非常厲害: 我醒過來的時候，我的腦子非常清新，所有的老蜘蛛網都掃除去了。我半夜一醒，就開始把那詩集的十九首詩譯成英文，當天下午就翻譯完了。出了醫院回家之後，托馬斯到我家裡來，我們兩個討論我的譯文。
有人會問我說: ”你是瑞典人，你會閱讀特翁的原文，這對你來說應該是夠的吧?”
我的回答是不夠。我不是中國人，可是我讀過相當多中文文學著作，從上古時代到現在。我每一次讀一篇我非常欣賞的作品，我願意把它譯成我自己的母語。為什麼呢? 因為我願意讓我的同胞們欣賞我自己欣賞的文學作品。
我恨不得把我所欣賞的中文文學作品譯成瑞文，可是那當然是做不到的。我必得選擇。我經常選的不是個別的著作，而是一個作家的所寫的最主要的作品，像聞一多先生的兩部詩集《死水》和《紅燭》，和艾青的最主要的詩歌。北島的詩我翻譯過百分之九十五，我翻譯過高行健的兩部小說《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他所寫的短篇小說和他十八齣戲劇中的十四齣。沈從文先生和兩位山西作家李銳和曹乃謙的作品我翻的比較多。
叫我特別煩惱是我一發表一位當代中文作家的作品的譯文，就會有人說: ”啊，你看，這個作家可能會獲得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我自己認為我主要的任務是把中文文學介紹給我的同胞們，不是給一位中文作家弄到一個諾貝爾文學獎。
有的知道我是瑞典學院院士的中國評論家以為我是一個優秀的文學理論家。其實不然。文學理論根本不在我研究範圍之內。我是語言學家兼翻譯家。我語言學方面研究的興趣主要是中國方言學，上古和中古漢語的音韻學，古代和現代漢語語法，詩律學等等。我選入瑞典學院的原因可能是我在翻譯方面的貢獻。
最近幾十年的經濟，貿易，交通等方面的全球化的傾向是相當可觀的，我們的世界越來越像個Global Village (全球化的鄉村). 文學方面可不然。瑞典學院前任的一位常務秘書曾說: ”Global Literature is Translation!” (全球化的文學就是翻譯)。我今年八月在瑞典參加一個國際座談會關於全球化的文學。在我的報告中，我強調翻譯在這方面所起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2005年到2007年譯成瑞文的文學作品，百分之七十四是譯從英文的。從法文翻譯的作品是百分之三點六，從德文翻譯的作品是百分之二，從西班牙文只是百分之一。從亞洲和非洲各國語言翻譯的作品共同不到百分之一! 這種非常可怕的統計資料並非為瑞典所特有的。歐洲各國的情況是同樣的。
也許會有人反駁說: ”已經有不止一個人把特翁的詩歌譯成中文。你為什麼再來翻譯他的詩呢?” 我的回答是《道德經》起碼有一百種英譯本。《水滸傳》，《西遊記》和《紅樓夢》有好些個英譯本。每一個翻譯家對他翻譯的著作有他自己的值得參考的見解。
特翁的全集有兩部英譯文，一部是美國詩人兼翻譯家若貝德 布萊(Robert Bly) 翻譯的，另一部是蘇格蘭詩人兼翻譯家羅彬 佛爾頓(Robin Fulton) 翻譯的。
布萊先生的瑞語很差，他需要人給他解釋特翁詩的意義。佛爾頓先生的挪威語很流利 (挪威語和瑞語的區別很小)。布萊先生不大管詩歌的節奏，佛爾頓盡量的叫他的譯文反映原文的節奏。布萊先生和佛爾頓先生兩位都是詩人。
布萊先生以他詩人的資格有時候改變托馬斯的詩。我給你們舉一個例子: 托馬斯的詩<巴拉基列夫的夢>有以下的兩句: ”Det var ett fält där plogen låg / och plogen var en fågel som störtat.” (有一片田，天上放著一台犂/這台犂是一隻墜落的鳥) 佛爾頓先生翻譯得很對: ”There was a field where a plow lay / and the plow was a fallen bird” 布萊先生的譯文”and the plow was a bird just leaving the ground”(犂是一隻將要起飛的鳥)完全破壞托馬斯的詩的意象。我認為詩人是一個創造者，可是翻譯家應該是一個非常熟練的，非常技巧的匠人。
每一種語言有其內在的節奏。漢語和瑞語內在的節奏有一些相同的地方。請你們比一比一下的例子:
孩子 睡在 床上
tám ta tám ta tám ta
Barnet sover på sängen
tám ta tám ta ta tám ta
這兩個句子都有所謂下降的節奏。
我們現在看英文意義相同的句子:
The child is asleep on the bed
ta tám ta ta tám ta ta tám
英文的句子有所謂上升的節奏。
托馬斯1954年發表的頭一個詩集收十七首詩，一共包括九十一闋。其中十三闋用古代希臘所謂薩福詩律(Saphic metre); 兩闋用古代希臘阿爾凱詩律(Alcaic metre); 六十闋用所謂英國式的無韻詩，每行有五個抑揚格的形式(ta tám ta tám ta tám ta tám ta tám)。其餘的十六闋都是自由詩。
特翁愛用的薩福詩律(Saphic metre)包括四行。頭三行有相同的組織: tám ta tám ta tám ta ta tám ta tám tám (兩個揚抑格，一個揚抑抑格，一個揚抑格和一個揚揚格)。瑞語包括兩個音節的名詞，動詞，形容詞和副詞多半有揚抑格的形式(tám ta)。包括三個音節的名詞，動詞和形容詞多半有揚抑抑的形式 (tám ta ta)。因此，薩福的詩律非常適合於瑞語。
我先給你們念托馬斯頭一個詩集裡頭的兩首薩福式的詩:
Plötsligt möter vandraren här den gamla
jätteeken, lik en förstenad älg med
milsvid krona framför septemberhavets
svartgröna fästning.
Nordlig storm. Det är i den tid när rönnbärs-
klasar mognar. Vaken i mörkret hör man
stjärnbilderna stampa i sina spiltor
högt över trädet.
現在來念蘇格蘭詩人洛賓 佛爾頓的英譯文:
Here the walker suddenly meets the giant
oak tree, like a petrified elk whose crown is
furlongs wide before the September ocean’s
murky green fortress.
Northern storm. The season when rowanberry
clusters swell. Awake in the darkness, listen:
constellations stamping inside their stalls high
over the tree-tops.
李笠的中譯文:
突然，漫遊者在這裡遇到古老
高大的橡樹，像一頭石化的
張着巨角的駝鹿，面對九月大海
黑綠的城堡。
北方的風暴。正式花楸樹果子
成熟的時節。在黑暗中醒着
能聽到橡樹上空的星座在自己
的厩中跺腳。
董繼平的中譯文:
在這裡，散步者突然遇見巨大的
橡樹，像一頭石化的麋鹿，他的冠
寬大，在九月海洋的陰沉的
綠色堡壘前面。
北方的暴雨。花楸果串膨脹的
季節。在黑暗中醒來。傾聽吧:
星座在厩棚裡跺腳走動，在
高高的樹端上面。
特翁原來是一個優秀的鋼琴家。他1990年中風之後，只能用左手彈鋼琴。他的詩歌的音樂性是很強的。我年輕的時候在一個交響樂隊打定音鼓 (timpany 或 kettle drums)，因此我的耳朵對節奏比較敏感。我這裡願意談談把中文詩歌譯成外文的一些困難。
我翻譯中文詩歌的時候，非常注意到原文的形式和節奏。可是無論多麼熟練的翻譯家不會把傳統的絕句或者律詩的詩律譯成外文。翻譯家面對的問題很多: 四聲在絕句和律師所起的作用很重要。因為外文沒有聲調，中國近體詩的平仄的對比，當然沒有辦法譯過來。古代的漢語是一個單音節的語言 (a monosyllabic language)。因此，每行的停頓 (caesura) 有一定的位子。(五言絕句中，在每行第二個音節後，七言絕句，每行有兩個停頓。在第二個音節之後，有一個比較短的停頓，在第四個音節之後，有一個比較長的停頓)。那種一致的現象當然也譯不過來。律詩裡頭的那非常精美的對偶的句子也不容易譯成外文。
杜甫的 ”蟬聲，積古寺，鳥影，渡寒塘”你只能譯成 ”A cikada’s sound gathers in the old temple, a bird’s shadow crosses the cold pond”。這段譯文當然對不起杜甫的原文。在我的經驗，詞和散曲比較容易譯成外文。平仄的對比當然譯不出來，可是長短句的節奏比較容易模仿的。
你把中國非常整齊的五言古詩和七言古詩譯成外文的時候，簡直沒有辦法反映原文的結構和節奏。
英國著名的漢學家兼翻譯家亞瑟 威利(Arthur Waley)翻譯五言古詩和七言古詩的時候，用一種 托馬斯 艾略特(T.S. Eliot) 和 E. 龐德(Ezra Pound)都很欣賞的節奏。這種節奏很像英國詩人 Gerard Manley Hopkins (1844-1889) 所愛用的一個形式 (Sprung rythm)。這個形式中，譯文用一個讀重的音節來相配每一個中文的音節。譯文讀重的音節之間會出現一個或者幾個讀輕的音節。因此，譯文的句子比原文的句子常常長得多: ”十五，從軍征” 可以譯成英文的 ”At the age of fifteen I followed the army a’field”。我們同樣的可以把”少小，離家，老大回” 譯成 ”As a very young boy I left my home, as a very old man I return”。
七言古詩的一個句子能容納三個字句 (clauses)，因此這個形式應該算是史詩 (epic verse)的一個非常好的工具。我記得我一九八六年在上海金山一個座談會上跟我的老友四川詩人流沙河談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為什麼中國文學沒有史詩? 這個問題一直叫我非常驚訝。
除了文學，托馬斯在大學裡學心理學。1960年代他在一個少年罪犯的管教所裡當心理學的顧問。他1959年參觀過一個管教所之後，寫了九首俳句。這些俳句比他以後寫的俳句容易懂得多。這些詩也表示詩人多麼同情關在管教所裡的不幸的少年。我願意把那九首俳句都念給你們聽:
他們踢足球
忽然的混亂，足球
飛過了高牆。
他們常大鬧
為的把時間嚇得
流動快一點。
拼錯的生命
唯一保存的美麗:
身上的刺青。
逃犯給逮住
他兜兜兒裡裝滿了
金色的蘑菇。
車間的吵鬧
望樓沉重的步伐
使樹林驚訝。
門慢慢打開。
我們在管教所裡
新季已來臨。
牆上開燈了，
夜裡飛行員看的
是虛構的光。
夜裡，大卡車
駛過時，囚犯之夢
忽然發抖了。
少年喝了奶
安靜地睡在牢房:
石頭的母親。
我覺得這些俳句，尤其是最後一首，是非常感動的。
有的詩意象和隱喻非常特殊的:
山上的陡坡
燃燒的太陽底下
羊群嚼火焰。
啊，紫藤，紫藤
從柏油裡站起來
正像個乞丐。
陽光的狗鏈
牽着路旁的樹木。
有人叫我麼?
一幅黑的畫。
塗過顏色的窮困，
穿囚衣的花兒。
托馬斯的後期的俳句的主題和內容有時不好解釋:
時間臨到了，
瞎了眼睛的微風
歇在正面上。
燃燒的太陽…
帶著黑帆的船桅
早已不在了。
堅持吧，夜鶯!
深處有所生長的—
我們偽裝了。
死神彎下身
在海面上寫筆記。
教堂呼真金。
有的托馬斯的俳句帶有禪宗的味道:
頓時的覺悟。
一顆老的蘋果樹
大海靠近了。
灰色的沉默。
藍色的巨人走過。
海吹起涼風。
人形的飛鳥。
蘋果樹已開過花。
巨大的謎語。
我覺得這三首俳句有一點像禪宗的公案。
托馬斯雖然遭受了中風的痛苦，他不過在一首詩歌裡表示惋惜。那首詩發表在《悲傷的鳳尾船》中:
<正如當孩子>
正如當孩子時，一種巨大的侮辱
像一個口袋套上你頭上
模糊的太陽光透過口袋的網眼
你聽的見櫻花樹哼着歌。
還是沒幫助，巨大的侮辱
蓋上你的頭，你的上身，你的膝蓋，
你會間斷地動搖
可是不會欣賞春天。
是的，讓閃亮的帽子蓋上你的臉
從針縫往外看。
海灣上水圈無聲的擁擠。
綠色的葉子使地球暗下來。
托馬斯詩集《悲傷的鳳尾船》的頭一首詩是<四月和沉默>:
荒涼的春日
像絲絨暗色的水溝
爬在我身旁
沒有反射。
唯一閃光的
是黃花。
我的影子帶我
像一個黑盒裡的
小提琴。
我唯一要說的
在夠不著的地方閃光
像當舖中的
銀子。
這首詩的憂鬱的情緒讓我聯想到台灣詩人楊牧的一首詩:
<沉默>
四月自樹梢飄落
飄下這小小的山頭
山頭罩著煙霧
一騎懶懶踏過，在路上點著淺淺的梅花
假如夜深了，夜深此刻
那少年兀自坐著，在山神廟階上坐著
四月飄下了小小的山頭
小黃花自樹梢飄落
托馬斯1990年冬天中風之後，只會講幾個詞，列如ja (是的)，nej (不是)，men (可是)和 mycket bra (很好)。可是只要是他的妻子莫妮卡(Monica)在他的身旁，托馬斯會參加任何題目的談話。你無論問托馬斯什麼問題，莫妮卡看了托馬斯的面孔以後，就回答你的問題。”Mycket bra”, 托馬斯就說。
我一個朋友，瑞典一位有名的醫學專家，告訴我一個因為中風不會說話的人絕對不會寫詩，除非是一個上帝創造的奇蹟。我就給他講一個真的故事。托馬斯和我都害耳鳴。有一天莫妮卡告訴我托馬斯為了他害的耳鳴比較煩惱。我就給托馬斯寄這首俳句:
你啥事埋怨?
耳鳴的聲音恰如
蟋蟀的音樂。
過了兩天之後，我接到托馬斯的回答:
蟋蟀不作聲，
只聽沉默的呱呱
在我的耳中。
唯一的科學解釋是托馬斯是一個奇蹟。
有時托馬斯會畫一個圖告訴莫妮卡他要什麼。有一天我在他們家裡吃午飯，托馬斯忽然在一張紙上畫了一個馬頭給莫妮卡看。這一次莫妮卡簡直猜不到托馬斯要什麼。
托馬斯不耐煩地再畫了一個馬頭。”啊”，莫妮卡說，”你要你的眼鏡!” ”Mycket bra!”, 托馬斯說。
真的，托馬斯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個人!
2012年12月28日 星期五
南坡居士馬悅然
2012-12-11
李乃清/文
（載2012年12月《文景》）
那是五月暮春，雜花生樹，草長鶯飛，瑞典學院會客廳靜悄悄的，滿屋子氤氳書香。
眉毛全白了，兩道眉骨仍泛著紅潤的光，年屆米壽的馬悅然，身穿藏青中式對襟，靠著大沙發笑吟吟道：“我已經是老和尚了。”身後窗台上那盆蔥蘢植物，遠遠望去，彷彿在他柔軟捲曲的銀髮間開出一叢綠來。
光陰流轉，半個多世紀前，他還是峨眉山報國寺裡的年輕“洋和尚”，“我永遠都記得小和尚們每天晚上用清脆的聲音高高興興地唱著一首內容憂鬱的經文：'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但念無常，慎勿放逸。'”現今，那些小和尚還在世的話，也該是古稀老人了，眼前這個“老和尚”常常感慨——“時間過得太快！阿彌陀佛！”
退休後，馬悅然搬到了斯德哥爾摩城郊的“優斯宏”，我們搭乘公交巴士穿行於鄉間林野公路，半途上來兩位當地修道院的嬤嬤，“老和尚”笑嘻嘻脫口而出：“附近有個尼姑庵啦。
自1998年租住“燕鼻子住客之家”（養老公寓）以來，馬悅然現已換到了居於二樓風景更好的房間。他的夫人陳文芬介紹，“這裡全是年過65歲的老人，許多申請人要等15年才能排到隊。”走在前頭的馬悅然，立即轉身向她，溫柔地糾正道：“但你是唯一的例外。”
沿著他家門口的波羅的海，我們一路親近自然，“白玉蘭、迎春花、山毛櫸，那邊還有瑞典特有的柳樹。”路旁有株櫻花，“它名字很特別，翻譯過來是'鳥的櫻花'。”我半開玩笑：“這聽上去有點像罵人。”老人家反應極快：“那就不是niǎo，是diǎo！”說到他的強項（中國方言和古漢語音韻研究）上了，馬悅然朝我眨巴下左眼，得意地笑起來。
這位耄耋老人的寓所，兩室一廳不過七十平米，中間十來平米的客廳就是他的書齋，屋內裝飾素樸，牆上幾聯蜀繡書法是他岳父（已故妻子陳寧祖的父親）所贈，另有幾幅老友高行健的畫作。書櫃中最醒目的是日本人諸橋轍次編纂的多卷《大漢和辭典》，這是老人最常用的中文工具書。客廳正中長條大方桌上，放著各地寄來的樣書、刊物和他的戴爾電腦。陳文芬笑道，“他也上網。每天都被給到很多資料。我們家現在幾乎是個廣播台了。”
這間小小的書齋，像是獨立於中國文壇之外的一座小星球，其光閃頻率時常影響到中國作家群的心緒；因為主人是瑞典學院十八院士（即諾貝爾文學獎評委）中唯一的漢學家，經年累月，他焚膏繼晷地翻譯了自上古至當代的大量中國文學作品，深得個中壼奧。
那日春風和煦，馬悅然坐在草坪長椅上，望著天上行雲，若有所思。我大膽揣度地問他：“您喜愛中國古典文學，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您似乎偏愛那些從民間一脈相承、原汁原味的作品，而那些效法西方的東西您都不太感興趣，我可以這樣理解嗎？”
“對！對！對！”老人撫掌而笑，“我非常喜歡像《水滸傳》那樣說書的文學。孫犁的作品我也非常喜歡，浩然早期給年輕人寫的那些就非常好，以後大的、厚的東西太多，宣傳心態太強了。還有張天翼，我很喜歡他寫的《小彼得》，講一個老闆有個小狗，工人把這小狗弄死了，寫一種階級鬥爭，小狗就是中間的人物了……”
馬悅然說話語速緩慢，調子沉緩，記憶庫裡裝了這許多東西，他需要時不時停頓下來鉤沉、重組，就像是位悟道高僧，即使“慢吞吞”、“放空似的”只言片語裡，依然有無限信息量；當老者鬆弛的聲帶蹦出“小彼得”這樣的字眼時，又讓人心頭一軟，“可愛”得不行。
這位國人眼中精通漢語的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其實還有很多重要身份，他是唯一的瑞典三大學院大院士，平時日程表排得滿坑滿谷：每週二要去歷史人文考古學院開會，每週四要去瑞典學院開會，每兩週皇家科學院也要開會。據陳文芬介紹，馬悅然還是瑞典學院與諾貝爾協會公用基金的管理人與監督者（在歐洲任公共的監督人，除了是位好學者，對品德也有很高要求），此外，他在瑞典國際傀儡戲基金會做了二十五年董事長。
平日里做大學問的馬悅然，對“小”作品情有獨鍾。
2000年夏，他曾在三天之內用瑞典文寫了一百七十首俳句（筆者註：已結集成書Haiku för ros och oros skull），“這三天我什麼也不做，就寫俳句，我寫小時候的活動，寫貓啊，寫小蟲子啊，寫春夏秋冬，俳句應該要寫四季的。”後來，應台灣友人約稿，他以“南坡居士”署名，又完成了一百首中文俳句，結集出版過一本小書《俳句一百首》。
傘兵來攻擊！ /是蒲公英的種子/在空中飄呢！
松鼠嚇壞了！ /秋天最後一片葉/在枝上發抖。
雨中芭蕉樹，/滴滴答答，答答滴：/天使流眼淚。
沙上有足印！ /耐性的波浪橡皮/等待著漲潮。
這些雋永的小詩中，有馬悅然對生靈萬物的妙趣觀察，也有不少汲取中國古意的生動戲仿。他說，俳句五/七/五的音韻格律最簡單，最適合捕捉他舉杯陶然時湧出的妙思，而且，這大部分詩句都是他品著威士忌寫出來的，穿行於中國古典文學長河，臨風欲醉，衣袂飄然。
“逍遙的蝴蝶！/你的宇宙太窄吧！”/莊周不理我。
嗨，五柳先生！ /杯中物釀好了麼？ /影子已長矣！
少喝點，李白，/你影子早醉倒了！ /明月有好意。
棄疾發慌了：/“可惡可愛的酒杯，/來來來來來！”。
他愛《國風》裡的“辣妹子”，讀南北朝《子夜歌》會引起自己的情慾，欽羨“8世紀我的同胞們穿著熊皮在林中過著野蠻生活時，唐朝詩人在創作律詩和絕句”，他希望自己生在南宋，“如果生在山東，就和稼軒是鄰居了，可以談談詞，喝喝酒”。
前些年，這位“南坡居士”又用中文寫起了“微型小說”，“2004年拜讀了老莫（即莫言）發表在《上海文學》的《小說九段》之後，我才明白微型小說到底是啥子。從那時起，要是沒別的事做，我偶爾會寫一兩篇微型小說自娛。”（《我的金魚會唱莫扎特》）
動起筆來的馬悅然，機敏活潑，十足“老頑童”。 “啊，老馬，你回來了！你咋個朗個長哩時間沒有來看我叻？”談古論今“擺龍門陣”，他用的是夾雜“啥子”、“莫來頭”的川話語體，還用“日每日”、“做那個啥”這般勁道十足的山西方言，學曹乃謙寫村里人“親親抓抓摸摸吸吸”的故事，令人捧腹。馬悅然神遊中國古代，他騎著自行車回南北朝興沖衝找尋子夜姑娘卻撞見個老頭，他讓“李白那酒鬼”和追究平仄的“杜老”來段風馬牛不相及的對話，在他筆下，辛棄疾是極樂天的詩人俱樂部成員，女史俱樂部裡還有易安女史李清照，他們喝酒聊天發牢騷……六十篇微型小說，嘻嘻哈哈彷若酒後戲言，連“老莫”讀後也嘆服，贊其妙思“有孩童般的惡作劇，有聖哲般的睿言慧語，時而讓人忍俊不禁，時而讓人掩卷沉思”。
“咳，我這老頭兒真不遇時！”稼軒居士放下酒杯又開始發牢騷。 “我記得小時候，父親給我講那一百零七個好漢的故事，我多麼想上樑山去跟他們打交道。你說什麼？該是一百零八個？錯！錯！錯！宋江那小人不算，他只會哭，酒量也很差。可是上樑山的夢是白做的！要是那狗日的金聖嘆沒有讓盧俊義做那個驚噩夢，把天罡地曜都給砍腦殼了，我早就跟花和尚舉杯痛飲了。咳！”（《不遇時》）
馬悅然最愛《水滸傳》，回想幾十年前翻譯時光，“我真的生活在梁山泊英雄中：魯智深、武松和楊志都是我的樽前好友。”譯《水滸傳》時，他採用了瑞典20世紀40年代的習語，包括當時流行的俚語和口頭語，“我認為譯者應該盡量準確地表現原文中的方言特色，這一點很重要。《水滸傳》一百零八條好漢中有兩人是同鄉（花和尚魯智深和楊志都是關西人）。眾英雄中只有他們用'洒家'當第一人稱。這種稱謂可能是外來語。於是我決定用瑞典語mandrom來翻譯'洒家'：這個詞本來是從吉卜賽語借用來的。後來我發現很少瑞典人知道這個詞的意義和來源。但是我記得在40年代我自己確實裝模作樣地用過。”
馬悅然和四川的情感很深，這個“中國洋女婿”最愛川菜“麻婆豆腐”：“為什麼呢？ 因為好吃。有什麼好吃呢？很辣。怕辣的人肯定不會欣賞，怕不辣的人肯定會欣賞。”老人的口味到現在還是“辣”的。好幾次寫水滸好漢掉腦袋，他都偏愛川語“腦殼頭”，還曾寫過一首俳句：“好兇啊，聖嘆！/一百零八個好漢/都砍腦殼了！”
當年將《水滸傳》譯成瑞典文，馬悅然選的是金聖嘆校訂的七十一回本，但其他幾個長版他都看過，念念不忘一百二十回本里描寫武松打虎的一個漂亮句子，大蟲被“打成死肉一堆，躺在地上像一個繡花布袋”，他很想把這句放進自己的譯本中，但為了忠於原作還是放棄了，後來，他又把這誘人的句子寫進了俳句：“三杯過崗了！白額大蟲何所似？/空虛的錦囊。”
和這丟失的“繡花布袋”相似，《西遊記》裡有段內容，也是馬悅然津津樂道的，“《西遊記》有一回師父有難，孫悟空請求菩薩幫忙，觀世音在閨房還沒來得及梳妝打扮，這猴子心急得跑進她房裡，作者描述觀世音穿著睡衣的那種美麗，就是這時候，連這石頭猴子都動心了……我與幾個對《西遊記》很欣賞的人，描述這段孫悟空動情的故事，他們居然不相信。”他不甘心，曾藉俳句告訴觀世音菩薩“要小心”：“觀世音菩薩！/別叫悟空多情啊！/他心非石也！”後來還模仿孫悟空的口吻寫了篇俏皮的微型小說《孫悟空的獨白》：
我的老朋友吳承恩真是個不食其言的君子。他知道我對女性一點都不感興趣。在往西天的路上所遇見的妖怪，無論多麼漂亮，無論多麼性感，無論多麼想引誘我，我都不理她們。可是我那天有急事去找觀音菩薩時，看她剛起床，還穿著睡衣，坐在那兒梳頭髮，我真的動了心！你看她那模樣：雪白的皮膚，金黃的頭髮，她薄薄的睡衣遮掩不到她圓滿的胸部和她那對如櫻桃的奶頭！啊，我這猴王的心非石也！
你該知道《西遊記》中的故事都是我講給吳承恩的。我給他講我那天闖入觀音菩薩的臥房時，情慾就衝到我的後腦上！我一不留心匍匐在地板上磕頭叫：“啊，我親愛的恩人，我多麼想跟你做那個啥！”哦喲，觀音菩薩氣得臉都紅了，尖叫道：“你這狗日的石猴子！給我滾出去，你！”
吳承恩讓我看《西遊記》的清稿時，我懇求他把那一段取消了。 “要不然，我會告訴讀者說《西遊記》是我寫的！”我說。吳承恩那時很窮，需要稿費，所以得聽我的話。
在馬悅然的微型小說中，“夢”多次出現，“每天都會做夢，而且夢都有顏色，夢裡會聽到別人說漢語”。而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也真到魂牽夢縈的地步了：“1958年，我頭一次到上海博物館，看到剛出土的一個青銅器，很大，非常漂亮。那天晚上我做了個夢，我夢到我到博物館去，那時我是世界上最有錢的人，所以我就找到那個博物館的管理員，問他這個大青銅器多少錢？他說這是博物館的，不賣的，'啊？'我說，'這個可以商量嘛。'最後我說服他帶我去見領導，'哎，你這東西到底要多少錢？'他就要告訴我多少錢時，我就醒過來了。醒來我覺得很不好意思，不該這樣的（笑）。”
多年前，馬悅然曾以中文寫成自傳性文集《另一種鄉愁》，這部作品的瑞典文版取名為《在另一個世界遊蕩》；或許，這位身在瑞典的“南坡居士”，一直“在另一個世界遊蕩”。
山上的燈塔：/尖銳的火矛刺破/深夜的黑暗。
“我童年長大的地方，山上有燈塔，光線轉來轉去的，冬天的晚上，像鐮刀一樣射出光芒與轉動。你知道人越老，記憶對你就越重要。”
1944年，遙遠的北歐，那個姓馬爾姆奎斯特（Göran Malmqvist）的瑞典小伙還在烏普薩拉大學修古典語文。 “當時的人生目標是當個高中拉丁文和希臘文老師。”閒暇時，他讀到一部英文版《生活的藝術》，“林語堂的英文比一般英國學者還好！發現他對道教興趣很深，於是我立馬到圖書館借來《道德經》，但我發現英、法、德三種譯本區別很大，就去請教當時著名的瑞典漢學家高本漢，我問他究竟哪個譯文最好，他答：'那些譯本都一樣糟。只有我譯的是好的。'於是藉給我他那時還沒出版的手稿。一星期後我還去時，他就問我為何不直接學中文，我做了決定，1946年秋就去斯德哥爾摩跟隨高本漢老師學中文了。”
當時歐洲的中文授課頗似中國古代私塾，一句漢語都不會說的他，以《左傳》入門，比中國學生還古典地學了兩年。 “現在的讀者會認為《左傳》文體古老難懂，其實裡頭有很多當時的口語對話，很有戲劇性，精彩極了！”1947年間，他偶然開始把中國文學作品翻成他的母語瑞典文。 “我記得我所翻譯的頭兩篇是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和歐陽修的《秋聲賦》。1965年被任命為斯德哥爾摩大學教授後才開始大量翻譯中國上古、中古、近代和當代文學作品。 ”
他父親曾任中學教師，他從小跟著家人遷徙各地，習慣用耳朵記方言，也善說方言。 1948年被高本漢派到中國調查四川方言時，他還說不了太多日常會話，但從上海而重慶，而成都，他僅用兩個月便粗略學會了可應付其田野考察工作的西南官話，此後就一頭扎在峨眉山下報國寺內做了八個月的方言調查。 “當時我的中文名是'馬可汗'，但當地人說，在這裡叫'可汗'可不行，後來朋友幫我取了'馬悅然'這個名字。”
1956年至1958年間，馬悅然在瑞典駐華大使館工作，“從學術方面來看，那三年沒什麼收穫，但我有機會跟一些作家見面。1956年是非常好的一年，非常自由，'百花齊放'，但1957年春天就開始緊張起來了……我也不喜歡外交官的生活。非常無聊。每天有人要請你吃飯，應酬太多了！從58年到79年我不能去中國，這二十一年我是不受歡迎的人物。79年後就可以，因為我岳父平反了，89年後批評得比較厲害，又不能去了（笑）。”
半個世紀以來，馬悅然譯成瑞文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不計其數，據說，50年代仍健在的及後來的中國知名作家，他大部分都見過，並與其中多位成了好友。
“老舍，那是一個好朋友。有很多故事。他在英、美都呆過幾年，看慣了外國人，跟他講話很自在，很舒服。他那時候是作家協會副主席，56年是個好年頭，一直到57年4月，北京的空氣都很好，你可以跟中國作家見面，尤其是你認識老舍就好。”
“我認識艾青是在1979年平反以後。你知道，艾青從法國回來，做過三年國民黨，57年右派，79年平反。30年代在延安非常左派的。他跟我講，有一個天呢，毛澤東就找他來，（模仿毛的湖南口音）哎，艾青同志啊，你可以打聽一下這個朋友們吶同志們吶，談論什麼東西了，回來給我報告啊？他們對我有什麼看法啦，你給我談一談嘛啊（笑）。艾青當時沒有。延安文藝座談會是1942年5月，艾青1942年秋在《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了解作家，尊敬作家》，座談會以後還敢這樣說，當時沒什麼，但以後就把這個東西拿出來了。他在57年就被戴上右派帽子了，先派到東北去，79年冬天平反後回到北京，作家協會就宴請他，他的'敵人'周揚就講'啊，艾青同志，我們錯了'（邊掰指頭邊數數）八個字，艾青站起來就說'俱—往—矣！'三個字。這是艾青告訴我的。”
和馬悅然見面那天（2012年5月10日）恰逢沈從文的祭日，老人回憶時有些傷感：“我們81年、82年時見過兩三次面，記得我頭一次去拜訪沈從文，他的妻子張兆和就悄悄跟我說：'千萬不要問他古董的事，他一開始就講不完了。'沈從文是個好人，問他關於丁玲的問題，他就說'丁玲跟我是好朋友'，完了，就不說了。丁玲對他有很多攻擊，但他不說人家的壞話。那個時候我在北京只有幾天，要趕很多采訪。我們11點多到沈從文家，還有汪曾祺陪著，在他家裡，我就听到廚房咚咚咚地在準備，到1點鐘我站起來說要走了，他們看起來很失望。”
1988年沈從文去世，“當時，是台灣的龍應台先問我說你知道沈從文去世了嗎？我說沒聽說，就給在瑞典的中國大使館的文化參贊打了個電話，就說你能不能告訴我沈從文是不是去世了？他說，誰？我說沈從文。他又說，誰？我馬上就掛了！他是文化參贊，卻沒聽說過沈從文這個名字，我非常生氣！當時我在（瑞典）學院開會，那時是主席，會議結束前我就敲桌子（主席有個議事錘），敲得很大聲，報告給大家說，沈從文去世了。”
1990年代初，馬悅然在一本山西文學刊物上發現了山西作家曹乃謙。 “我把沈從文說成是'鄉巴佬、作家與學者'。而乃謙是一個真正的鄉巴佬……”這個“鄉巴佬”筆下的雁北，就像沈從文的湘西一樣讓他感動，“溫家窯離我瑞典家鄉有幾千光年的距離。雖然如此，我深深地感覺到那山村的居民，除了那狗日的會計以外，都是我的同胞們，都活在同一個世界裡，在同一個蒼天之下。”
他深信，沈從文和曹乃謙若活在同一時代，兩人必相互欣賞。 “沈從文是五四運動以來我最欽佩的作家。我沒有跟乃謙談過沈從文的作品。他既然很欣賞汪曾祺的小說，我相信他也會欣賞沈老的著作。……我1940 年代非常欣賞的一位美國作家歐斯金•考德威爾，他跟斯坦貝爾和1930 年代的沙汀會寫類似的故事，可不一定跟乃謙一樣精彩。沈從文也會寫！……要是沈從文在世，他也會欣賞。”（摘自《溫家窯風景三地書》）
2004年至2005年，馬悅然翻譯曹乃謙小說期間，幾乎每天一封郵件向曹請教作品中的各種方言和術語，“最不好翻譯的就是'群專'。那可怕的機關屬於國家公安部或者地方黨？”2005年，耄耋高齡的馬悅然去了“溫家窯”，“吃油糕，吃莜面，住窯房，聽乃謙唱要飯調”，村里人聽這老外說這說那盡是自己村里的人和事，連南梁、西溝、圪塄地這樣的地名他也知道，驚得直嚷嚷：“這老外簡直簡是太日能了。”（“簡直簡”是雁北方言，加強語氣。）
“曹乃謙鄉巴佬了，他人好極了！非常老實。他是警察，但一點兒都沒有警察的架子。我相信有很多中國當代文學的專家就不太喜歡乃謙，像北京大學的一些教授，他們對曹乃謙、蘇童的小說，覺得沒什麼文學價值。我不知道為什麼呢，他們根本就沒看懂。”
“曹乃謙跟蘇童之間的距離有一億八十萬里之遠。乃謙的小說，無論主人公多麼貧窮，多麼笨拙，他或者她還保存著一種中國農民固有的人道之根。而蘇童的小說《米》是我所看過最可怕的小說，裡面沒有一個好人，都是壞的，男男女女，都壞透了，好像都盲目地走到沒路可走的深淵，非常嚇人的一個故事，我真的看了心裡很不舒服，就是因為那種惡。我頭一次見蘇童的時候，他就像一個高中學生，真不知道他哪來的這種生活經驗。”
“蘇童是個很好的作家，但國內不是很重視。不僅蘇童，還有殘雪，非常有天才的一個女作家，我一直都很喜歡她的作品，她早期寫的短篇《山上的小屋》那些非常有意思。但我發現，跟中國作家談到她，尤其是男作家，就說，嘿！她不行的，那個女人腦筋不對。她寫得那麼亂，不像是個好作家。其實她是中國作家中突出的一個，中國的卡夫卡了！她寫了部《靈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拿卡夫卡沒有講完的故事繼續講。”
10月下旬，馬悅然攜其翻譯的瑞典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2011年諾獎得主）的《巨大的謎語•記憶看見我》中文版來滬，正巧趕上莫言獲諾貝爾獎舉國“發燒”的沸點，老人遭遇了最熱烈的圍觀，然而，這個“熱”卻和他所做的冷門學問並沒什麼關係。
“我是個博而不精的人(Jack-of-all-trades)。我的著作曾在許多不同領域發表，包括方言學，語音學，歷史音韻學，現代漢語語法，早期白話語法，古代漢語語法，唐詩宋詞的格律，語意學，尤其是上古與近代漢語表達情態的方式。我對我研究中的某些成果還感到滿意，如我對四川方言語法的研究，對《公羊傳》和《榖梁傳》的研究和對漢語表達情態的研究。其他都是微不足道的。”
關於馬悅然在中國方言和古漢語音韻研究方面的諸多成就，熟識而懂行者恐怕只限於極少數專家，畢竟曲高而和寡。這位低調的漢學大家，投入一輩子，孜孜矻矻將大量中文作品譯介至西方，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翻譯只是單純地“為了愛好而工作” (Work of Love)。
李乃清/文
（載2012年12月《文景》）
那是五月暮春，雜花生樹，草長鶯飛，瑞典學院會客廳靜悄悄的，滿屋子氤氳書香。
眉毛全白了，兩道眉骨仍泛著紅潤的光，年屆米壽的馬悅然，身穿藏青中式對襟，靠著大沙發笑吟吟道：“我已經是老和尚了。”身後窗台上那盆蔥蘢植物，遠遠望去，彷彿在他柔軟捲曲的銀髮間開出一叢綠來。
光陰流轉，半個多世紀前，他還是峨眉山報國寺裡的年輕“洋和尚”，“我永遠都記得小和尚們每天晚上用清脆的聲音高高興興地唱著一首內容憂鬱的經文：'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但念無常，慎勿放逸。'”現今，那些小和尚還在世的話，也該是古稀老人了，眼前這個“老和尚”常常感慨——“時間過得太快！阿彌陀佛！”
退休後，馬悅然搬到了斯德哥爾摩城郊的“優斯宏”，我們搭乘公交巴士穿行於鄉間林野公路，半途上來兩位當地修道院的嬤嬤，“老和尚”笑嘻嘻脫口而出：“附近有個尼姑庵啦。
自1998年租住“燕鼻子住客之家”（養老公寓）以來，馬悅然現已換到了居於二樓風景更好的房間。他的夫人陳文芬介紹，“這裡全是年過65歲的老人，許多申請人要等15年才能排到隊。”走在前頭的馬悅然，立即轉身向她，溫柔地糾正道：“但你是唯一的例外。”
沿著他家門口的波羅的海，我們一路親近自然，“白玉蘭、迎春花、山毛櫸，那邊還有瑞典特有的柳樹。”路旁有株櫻花，“它名字很特別，翻譯過來是'鳥的櫻花'。”我半開玩笑：“這聽上去有點像罵人。”老人家反應極快：“那就不是niǎo，是diǎo！”說到他的強項（中國方言和古漢語音韻研究）上了，馬悅然朝我眨巴下左眼，得意地笑起來。
這位耄耋老人的寓所，兩室一廳不過七十平米，中間十來平米的客廳就是他的書齋，屋內裝飾素樸，牆上幾聯蜀繡書法是他岳父（已故妻子陳寧祖的父親）所贈，另有幾幅老友高行健的畫作。書櫃中最醒目的是日本人諸橋轍次編纂的多卷《大漢和辭典》，這是老人最常用的中文工具書。客廳正中長條大方桌上，放著各地寄來的樣書、刊物和他的戴爾電腦。陳文芬笑道，“他也上網。每天都被給到很多資料。我們家現在幾乎是個廣播台了。”
這間小小的書齋，像是獨立於中國文壇之外的一座小星球，其光閃頻率時常影響到中國作家群的心緒；因為主人是瑞典學院十八院士（即諾貝爾文學獎評委）中唯一的漢學家，經年累月，他焚膏繼晷地翻譯了自上古至當代的大量中國文學作品，深得個中壼奧。
那日春風和煦，馬悅然坐在草坪長椅上，望著天上行雲，若有所思。我大膽揣度地問他：“您喜愛中國古典文學，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您似乎偏愛那些從民間一脈相承、原汁原味的作品，而那些效法西方的東西您都不太感興趣，我可以這樣理解嗎？”
“對！對！對！”老人撫掌而笑，“我非常喜歡像《水滸傳》那樣說書的文學。孫犁的作品我也非常喜歡，浩然早期給年輕人寫的那些就非常好，以後大的、厚的東西太多，宣傳心態太強了。還有張天翼，我很喜歡他寫的《小彼得》，講一個老闆有個小狗，工人把這小狗弄死了，寫一種階級鬥爭，小狗就是中間的人物了……”
馬悅然說話語速緩慢，調子沉緩，記憶庫裡裝了這許多東西，他需要時不時停頓下來鉤沉、重組，就像是位悟道高僧，即使“慢吞吞”、“放空似的”只言片語裡，依然有無限信息量；當老者鬆弛的聲帶蹦出“小彼得”這樣的字眼時，又讓人心頭一軟，“可愛”得不行。
這位國人眼中精通漢語的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其實還有很多重要身份，他是唯一的瑞典三大學院大院士，平時日程表排得滿坑滿谷：每週二要去歷史人文考古學院開會，每週四要去瑞典學院開會，每兩週皇家科學院也要開會。據陳文芬介紹，馬悅然還是瑞典學院與諾貝爾協會公用基金的管理人與監督者（在歐洲任公共的監督人，除了是位好學者，對品德也有很高要求），此外，他在瑞典國際傀儡戲基金會做了二十五年董事長。
平日里做大學問的馬悅然，對“小”作品情有獨鍾。
2000年夏，他曾在三天之內用瑞典文寫了一百七十首俳句（筆者註：已結集成書Haiku för ros och oros skull），“這三天我什麼也不做，就寫俳句，我寫小時候的活動，寫貓啊，寫小蟲子啊，寫春夏秋冬，俳句應該要寫四季的。”後來，應台灣友人約稿，他以“南坡居士”署名，又完成了一百首中文俳句，結集出版過一本小書《俳句一百首》。
傘兵來攻擊！ /是蒲公英的種子/在空中飄呢！
松鼠嚇壞了！ /秋天最後一片葉/在枝上發抖。
雨中芭蕉樹，/滴滴答答，答答滴：/天使流眼淚。
沙上有足印！ /耐性的波浪橡皮/等待著漲潮。
這些雋永的小詩中，有馬悅然對生靈萬物的妙趣觀察，也有不少汲取中國古意的生動戲仿。他說，俳句五/七/五的音韻格律最簡單，最適合捕捉他舉杯陶然時湧出的妙思，而且，這大部分詩句都是他品著威士忌寫出來的，穿行於中國古典文學長河，臨風欲醉，衣袂飄然。
“逍遙的蝴蝶！/你的宇宙太窄吧！”/莊周不理我。
嗨，五柳先生！ /杯中物釀好了麼？ /影子已長矣！
少喝點，李白，/你影子早醉倒了！ /明月有好意。
棄疾發慌了：/“可惡可愛的酒杯，/來來來來來！”。
他愛《國風》裡的“辣妹子”，讀南北朝《子夜歌》會引起自己的情慾，欽羨“8世紀我的同胞們穿著熊皮在林中過著野蠻生活時，唐朝詩人在創作律詩和絕句”，他希望自己生在南宋，“如果生在山東，就和稼軒是鄰居了，可以談談詞，喝喝酒”。
前些年，這位“南坡居士”又用中文寫起了“微型小說”，“2004年拜讀了老莫（即莫言）發表在《上海文學》的《小說九段》之後，我才明白微型小說到底是啥子。從那時起，要是沒別的事做，我偶爾會寫一兩篇微型小說自娛。”（《我的金魚會唱莫扎特》）
動起筆來的馬悅然，機敏活潑，十足“老頑童”。 “啊，老馬，你回來了！你咋個朗個長哩時間沒有來看我叻？”談古論今“擺龍門陣”，他用的是夾雜“啥子”、“莫來頭”的川話語體，還用“日每日”、“做那個啥”這般勁道十足的山西方言，學曹乃謙寫村里人“親親抓抓摸摸吸吸”的故事，令人捧腹。馬悅然神遊中國古代，他騎著自行車回南北朝興沖衝找尋子夜姑娘卻撞見個老頭，他讓“李白那酒鬼”和追究平仄的“杜老”來段風馬牛不相及的對話，在他筆下，辛棄疾是極樂天的詩人俱樂部成員，女史俱樂部裡還有易安女史李清照，他們喝酒聊天發牢騷……六十篇微型小說，嘻嘻哈哈彷若酒後戲言，連“老莫”讀後也嘆服，贊其妙思“有孩童般的惡作劇，有聖哲般的睿言慧語，時而讓人忍俊不禁，時而讓人掩卷沉思”。
“咳，我這老頭兒真不遇時！”稼軒居士放下酒杯又開始發牢騷。 “我記得小時候，父親給我講那一百零七個好漢的故事，我多麼想上樑山去跟他們打交道。你說什麼？該是一百零八個？錯！錯！錯！宋江那小人不算，他只會哭，酒量也很差。可是上樑山的夢是白做的！要是那狗日的金聖嘆沒有讓盧俊義做那個驚噩夢，把天罡地曜都給砍腦殼了，我早就跟花和尚舉杯痛飲了。咳！”（《不遇時》）
馬悅然最愛《水滸傳》，回想幾十年前翻譯時光，“我真的生活在梁山泊英雄中：魯智深、武松和楊志都是我的樽前好友。”譯《水滸傳》時，他採用了瑞典20世紀40年代的習語，包括當時流行的俚語和口頭語，“我認為譯者應該盡量準確地表現原文中的方言特色，這一點很重要。《水滸傳》一百零八條好漢中有兩人是同鄉（花和尚魯智深和楊志都是關西人）。眾英雄中只有他們用'洒家'當第一人稱。這種稱謂可能是外來語。於是我決定用瑞典語mandrom來翻譯'洒家'：這個詞本來是從吉卜賽語借用來的。後來我發現很少瑞典人知道這個詞的意義和來源。但是我記得在40年代我自己確實裝模作樣地用過。”
馬悅然和四川的情感很深，這個“中國洋女婿”最愛川菜“麻婆豆腐”：“為什麼呢？ 因為好吃。有什麼好吃呢？很辣。怕辣的人肯定不會欣賞，怕不辣的人肯定會欣賞。”老人的口味到現在還是“辣”的。好幾次寫水滸好漢掉腦袋，他都偏愛川語“腦殼頭”，還曾寫過一首俳句：“好兇啊，聖嘆！/一百零八個好漢/都砍腦殼了！”
當年將《水滸傳》譯成瑞典文，馬悅然選的是金聖嘆校訂的七十一回本，但其他幾個長版他都看過，念念不忘一百二十回本里描寫武松打虎的一個漂亮句子，大蟲被“打成死肉一堆，躺在地上像一個繡花布袋”，他很想把這句放進自己的譯本中，但為了忠於原作還是放棄了，後來，他又把這誘人的句子寫進了俳句：“三杯過崗了！白額大蟲何所似？/空虛的錦囊。”
和這丟失的“繡花布袋”相似，《西遊記》裡有段內容，也是馬悅然津津樂道的，“《西遊記》有一回師父有難，孫悟空請求菩薩幫忙，觀世音在閨房還沒來得及梳妝打扮，這猴子心急得跑進她房裡，作者描述觀世音穿著睡衣的那種美麗，就是這時候，連這石頭猴子都動心了……我與幾個對《西遊記》很欣賞的人，描述這段孫悟空動情的故事，他們居然不相信。”他不甘心，曾藉俳句告訴觀世音菩薩“要小心”：“觀世音菩薩！/別叫悟空多情啊！/他心非石也！”後來還模仿孫悟空的口吻寫了篇俏皮的微型小說《孫悟空的獨白》：
我的老朋友吳承恩真是個不食其言的君子。他知道我對女性一點都不感興趣。在往西天的路上所遇見的妖怪，無論多麼漂亮，無論多麼性感，無論多麼想引誘我，我都不理她們。可是我那天有急事去找觀音菩薩時，看她剛起床，還穿著睡衣，坐在那兒梳頭髮，我真的動了心！你看她那模樣：雪白的皮膚，金黃的頭髮，她薄薄的睡衣遮掩不到她圓滿的胸部和她那對如櫻桃的奶頭！啊，我這猴王的心非石也！
你該知道《西遊記》中的故事都是我講給吳承恩的。我給他講我那天闖入觀音菩薩的臥房時，情慾就衝到我的後腦上！我一不留心匍匐在地板上磕頭叫：“啊，我親愛的恩人，我多麼想跟你做那個啥！”哦喲，觀音菩薩氣得臉都紅了，尖叫道：“你這狗日的石猴子！給我滾出去，你！”
吳承恩讓我看《西遊記》的清稿時，我懇求他把那一段取消了。 “要不然，我會告訴讀者說《西遊記》是我寫的！”我說。吳承恩那時很窮，需要稿費，所以得聽我的話。
在馬悅然的微型小說中，“夢”多次出現，“每天都會做夢，而且夢都有顏色，夢裡會聽到別人說漢語”。而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也真到魂牽夢縈的地步了：“1958年，我頭一次到上海博物館，看到剛出土的一個青銅器，很大，非常漂亮。那天晚上我做了個夢，我夢到我到博物館去，那時我是世界上最有錢的人，所以我就找到那個博物館的管理員，問他這個大青銅器多少錢？他說這是博物館的，不賣的，'啊？'我說，'這個可以商量嘛。'最後我說服他帶我去見領導，'哎，你這東西到底要多少錢？'他就要告訴我多少錢時，我就醒過來了。醒來我覺得很不好意思，不該這樣的（笑）。”
多年前，馬悅然曾以中文寫成自傳性文集《另一種鄉愁》，這部作品的瑞典文版取名為《在另一個世界遊蕩》；或許，這位身在瑞典的“南坡居士”，一直“在另一個世界遊蕩”。
山上的燈塔：/尖銳的火矛刺破/深夜的黑暗。
“我童年長大的地方，山上有燈塔，光線轉來轉去的，冬天的晚上，像鐮刀一樣射出光芒與轉動。你知道人越老，記憶對你就越重要。”
1944年，遙遠的北歐，那個姓馬爾姆奎斯特（Göran Malmqvist）的瑞典小伙還在烏普薩拉大學修古典語文。 “當時的人生目標是當個高中拉丁文和希臘文老師。”閒暇時，他讀到一部英文版《生活的藝術》，“林語堂的英文比一般英國學者還好！發現他對道教興趣很深，於是我立馬到圖書館借來《道德經》，但我發現英、法、德三種譯本區別很大，就去請教當時著名的瑞典漢學家高本漢，我問他究竟哪個譯文最好，他答：'那些譯本都一樣糟。只有我譯的是好的。'於是藉給我他那時還沒出版的手稿。一星期後我還去時，他就問我為何不直接學中文，我做了決定，1946年秋就去斯德哥爾摩跟隨高本漢老師學中文了。”
當時歐洲的中文授課頗似中國古代私塾，一句漢語都不會說的他，以《左傳》入門，比中國學生還古典地學了兩年。 “現在的讀者會認為《左傳》文體古老難懂，其實裡頭有很多當時的口語對話，很有戲劇性，精彩極了！”1947年間，他偶然開始把中國文學作品翻成他的母語瑞典文。 “我記得我所翻譯的頭兩篇是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和歐陽修的《秋聲賦》。1965年被任命為斯德哥爾摩大學教授後才開始大量翻譯中國上古、中古、近代和當代文學作品。 ”
他父親曾任中學教師，他從小跟著家人遷徙各地，習慣用耳朵記方言，也善說方言。 1948年被高本漢派到中國調查四川方言時，他還說不了太多日常會話，但從上海而重慶，而成都，他僅用兩個月便粗略學會了可應付其田野考察工作的西南官話，此後就一頭扎在峨眉山下報國寺內做了八個月的方言調查。 “當時我的中文名是'馬可汗'，但當地人說，在這裡叫'可汗'可不行，後來朋友幫我取了'馬悅然'這個名字。”
1956年至1958年間，馬悅然在瑞典駐華大使館工作，“從學術方面來看，那三年沒什麼收穫，但我有機會跟一些作家見面。1956年是非常好的一年，非常自由，'百花齊放'，但1957年春天就開始緊張起來了……我也不喜歡外交官的生活。非常無聊。每天有人要請你吃飯，應酬太多了！從58年到79年我不能去中國，這二十一年我是不受歡迎的人物。79年後就可以，因為我岳父平反了，89年後批評得比較厲害，又不能去了（笑）。”
半個世紀以來，馬悅然譯成瑞文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不計其數，據說，50年代仍健在的及後來的中國知名作家，他大部分都見過，並與其中多位成了好友。
“老舍，那是一個好朋友。有很多故事。他在英、美都呆過幾年，看慣了外國人，跟他講話很自在，很舒服。他那時候是作家協會副主席，56年是個好年頭，一直到57年4月，北京的空氣都很好，你可以跟中國作家見面，尤其是你認識老舍就好。”
“我認識艾青是在1979年平反以後。你知道，艾青從法國回來，做過三年國民黨，57年右派，79年平反。30年代在延安非常左派的。他跟我講，有一個天呢，毛澤東就找他來，（模仿毛的湖南口音）哎，艾青同志啊，你可以打聽一下這個朋友們吶同志們吶，談論什麼東西了，回來給我報告啊？他們對我有什麼看法啦，你給我談一談嘛啊（笑）。艾青當時沒有。延安文藝座談會是1942年5月，艾青1942年秋在《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了解作家，尊敬作家》，座談會以後還敢這樣說，當時沒什麼，但以後就把這個東西拿出來了。他在57年就被戴上右派帽子了，先派到東北去，79年冬天平反後回到北京，作家協會就宴請他，他的'敵人'周揚就講'啊，艾青同志，我們錯了'（邊掰指頭邊數數）八個字，艾青站起來就說'俱—往—矣！'三個字。這是艾青告訴我的。”
和馬悅然見面那天（2012年5月10日）恰逢沈從文的祭日，老人回憶時有些傷感：“我們81年、82年時見過兩三次面，記得我頭一次去拜訪沈從文，他的妻子張兆和就悄悄跟我說：'千萬不要問他古董的事，他一開始就講不完了。'沈從文是個好人，問他關於丁玲的問題，他就說'丁玲跟我是好朋友'，完了，就不說了。丁玲對他有很多攻擊，但他不說人家的壞話。那個時候我在北京只有幾天，要趕很多采訪。我們11點多到沈從文家，還有汪曾祺陪著，在他家裡，我就听到廚房咚咚咚地在準備，到1點鐘我站起來說要走了，他們看起來很失望。”
1988年沈從文去世，“當時，是台灣的龍應台先問我說你知道沈從文去世了嗎？我說沒聽說，就給在瑞典的中國大使館的文化參贊打了個電話，就說你能不能告訴我沈從文是不是去世了？他說，誰？我說沈從文。他又說，誰？我馬上就掛了！他是文化參贊，卻沒聽說過沈從文這個名字，我非常生氣！當時我在（瑞典）學院開會，那時是主席，會議結束前我就敲桌子（主席有個議事錘），敲得很大聲，報告給大家說，沈從文去世了。”
1990年代初，馬悅然在一本山西文學刊物上發現了山西作家曹乃謙。 “我把沈從文說成是'鄉巴佬、作家與學者'。而乃謙是一個真正的鄉巴佬……”這個“鄉巴佬”筆下的雁北，就像沈從文的湘西一樣讓他感動，“溫家窯離我瑞典家鄉有幾千光年的距離。雖然如此，我深深地感覺到那山村的居民，除了那狗日的會計以外，都是我的同胞們，都活在同一個世界裡，在同一個蒼天之下。”
他深信，沈從文和曹乃謙若活在同一時代，兩人必相互欣賞。 “沈從文是五四運動以來我最欽佩的作家。我沒有跟乃謙談過沈從文的作品。他既然很欣賞汪曾祺的小說，我相信他也會欣賞沈老的著作。……我1940 年代非常欣賞的一位美國作家歐斯金•考德威爾，他跟斯坦貝爾和1930 年代的沙汀會寫類似的故事，可不一定跟乃謙一樣精彩。沈從文也會寫！……要是沈從文在世，他也會欣賞。”（摘自《溫家窯風景三地書》）
2004年至2005年，馬悅然翻譯曹乃謙小說期間，幾乎每天一封郵件向曹請教作品中的各種方言和術語，“最不好翻譯的就是'群專'。那可怕的機關屬於國家公安部或者地方黨？”2005年，耄耋高齡的馬悅然去了“溫家窯”，“吃油糕，吃莜面，住窯房，聽乃謙唱要飯調”，村里人聽這老外說這說那盡是自己村里的人和事，連南梁、西溝、圪塄地這樣的地名他也知道，驚得直嚷嚷：“這老外簡直簡是太日能了。”（“簡直簡”是雁北方言，加強語氣。）
“曹乃謙鄉巴佬了，他人好極了！非常老實。他是警察，但一點兒都沒有警察的架子。我相信有很多中國當代文學的專家就不太喜歡乃謙，像北京大學的一些教授，他們對曹乃謙、蘇童的小說，覺得沒什麼文學價值。我不知道為什麼呢，他們根本就沒看懂。”
“曹乃謙跟蘇童之間的距離有一億八十萬里之遠。乃謙的小說，無論主人公多麼貧窮，多麼笨拙，他或者她還保存著一種中國農民固有的人道之根。而蘇童的小說《米》是我所看過最可怕的小說，裡面沒有一個好人，都是壞的，男男女女，都壞透了，好像都盲目地走到沒路可走的深淵，非常嚇人的一個故事，我真的看了心裡很不舒服，就是因為那種惡。我頭一次見蘇童的時候，他就像一個高中學生，真不知道他哪來的這種生活經驗。”
“蘇童是個很好的作家，但國內不是很重視。不僅蘇童，還有殘雪，非常有天才的一個女作家，我一直都很喜歡她的作品，她早期寫的短篇《山上的小屋》那些非常有意思。但我發現，跟中國作家談到她，尤其是男作家，就說，嘿！她不行的，那個女人腦筋不對。她寫得那麼亂，不像是個好作家。其實她是中國作家中突出的一個，中國的卡夫卡了！她寫了部《靈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拿卡夫卡沒有講完的故事繼續講。”
10月下旬，馬悅然攜其翻譯的瑞典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2011年諾獎得主）的《巨大的謎語•記憶看見我》中文版來滬，正巧趕上莫言獲諾貝爾獎舉國“發燒”的沸點，老人遭遇了最熱烈的圍觀，然而，這個“熱”卻和他所做的冷門學問並沒什麼關係。
“我是個博而不精的人(Jack-of-all-trades)。我的著作曾在許多不同領域發表，包括方言學，語音學，歷史音韻學，現代漢語語法，早期白話語法，古代漢語語法，唐詩宋詞的格律，語意學，尤其是上古與近代漢語表達情態的方式。我對我研究中的某些成果還感到滿意，如我對四川方言語法的研究，對《公羊傳》和《榖梁傳》的研究和對漢語表達情態的研究。其他都是微不足道的。”
關於馬悅然在中國方言和古漢語音韻研究方面的諸多成就，熟識而懂行者恐怕只限於極少數專家，畢竟曲高而和寡。這位低調的漢學大家，投入一輩子，孜孜矻矻將大量中文作品譯介至西方，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翻譯只是單純地“為了愛好而工作” (Work of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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