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乃清/文
（載2012年12月《文景》）
那是五月暮春，雜花生樹，草長鶯飛，瑞典學院會客廳靜悄悄的，滿屋子氤氳書香。
眉毛全白了，兩道眉骨仍泛著紅潤的光，年屆米壽的馬悅然，身穿藏青中式對襟，靠著大沙發笑吟吟道：“我已經是老和尚了。”身後窗台上那盆蔥蘢植物，遠遠望去，彷彿在他柔軟捲曲的銀髮間開出一叢綠來。
光陰流轉，半個多世紀前，他還是峨眉山報國寺裡的年輕“洋和尚”，“我永遠都記得小和尚們每天晚上用清脆的聲音高高興興地唱著一首內容憂鬱的經文：'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但念無常，慎勿放逸。'”現今，那些小和尚還在世的話，也該是古稀老人了，眼前這個“老和尚”常常感慨——“時間過得太快！阿彌陀佛！”
退休後，馬悅然搬到了斯德哥爾摩城郊的“優斯宏”，我們搭乘公交巴士穿行於鄉間林野公路，半途上來兩位當地修道院的嬤嬤，“老和尚”笑嘻嘻脫口而出：“附近有個尼姑庵啦。
自1998年租住“燕鼻子住客之家”（養老公寓）以來，馬悅然現已換到了居於二樓風景更好的房間。他的夫人陳文芬介紹，“這裡全是年過65歲的老人，許多申請人要等15年才能排到隊。”走在前頭的馬悅然，立即轉身向她，溫柔地糾正道：“但你是唯一的例外。”
沿著他家門口的波羅的海，我們一路親近自然，“白玉蘭、迎春花、山毛櫸，那邊還有瑞典特有的柳樹。”路旁有株櫻花，“它名字很特別，翻譯過來是'鳥的櫻花'。”我半開玩笑：“這聽上去有點像罵人。”老人家反應極快：“那就不是niǎo，是diǎo！”說到他的強項（中國方言和古漢語音韻研究）上了，馬悅然朝我眨巴下左眼，得意地笑起來。
這位耄耋老人的寓所，兩室一廳不過七十平米，中間十來平米的客廳就是他的書齋，屋內裝飾素樸，牆上幾聯蜀繡書法是他岳父（已故妻子陳寧祖的父親）所贈，另有幾幅老友高行健的畫作。書櫃中最醒目的是日本人諸橋轍次編纂的多卷《大漢和辭典》，這是老人最常用的中文工具書。客廳正中長條大方桌上，放著各地寄來的樣書、刊物和他的戴爾電腦。陳文芬笑道，“他也上網。每天都被給到很多資料。我們家現在幾乎是個廣播台了。”
這間小小的書齋，像是獨立於中國文壇之外的一座小星球，其光閃頻率時常影響到中國作家群的心緒；因為主人是瑞典學院十八院士（即諾貝爾文學獎評委）中唯一的漢學家，經年累月，他焚膏繼晷地翻譯了自上古至當代的大量中國文學作品，深得個中壼奧。
那日春風和煦，馬悅然坐在草坪長椅上，望著天上行雲，若有所思。我大膽揣度地問他：“您喜愛中國古典文學，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您似乎偏愛那些從民間一脈相承、原汁原味的作品，而那些效法西方的東西您都不太感興趣，我可以這樣理解嗎？”
“對！對！對！”老人撫掌而笑，“我非常喜歡像《水滸傳》那樣說書的文學。孫犁的作品我也非常喜歡，浩然早期給年輕人寫的那些就非常好，以後大的、厚的東西太多，宣傳心態太強了。還有張天翼，我很喜歡他寫的《小彼得》，講一個老闆有個小狗，工人把這小狗弄死了，寫一種階級鬥爭，小狗就是中間的人物了……”
馬悅然說話語速緩慢，調子沉緩，記憶庫裡裝了這許多東西，他需要時不時停頓下來鉤沉、重組，就像是位悟道高僧，即使“慢吞吞”、“放空似的”只言片語裡，依然有無限信息量；當老者鬆弛的聲帶蹦出“小彼得”這樣的字眼時，又讓人心頭一軟，“可愛”得不行。
這位國人眼中精通漢語的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其實還有很多重要身份，他是唯一的瑞典三大學院大院士，平時日程表排得滿坑滿谷：每週二要去歷史人文考古學院開會，每週四要去瑞典學院開會，每兩週皇家科學院也要開會。據陳文芬介紹，馬悅然還是瑞典學院與諾貝爾協會公用基金的管理人與監督者（在歐洲任公共的監督人，除了是位好學者，對品德也有很高要求），此外，他在瑞典國際傀儡戲基金會做了二十五年董事長。
平日里做大學問的馬悅然，對“小”作品情有獨鍾。
2000年夏，他曾在三天之內用瑞典文寫了一百七十首俳句（筆者註：已結集成書Haiku för ros och oros skull），“這三天我什麼也不做，就寫俳句，我寫小時候的活動，寫貓啊，寫小蟲子啊，寫春夏秋冬，俳句應該要寫四季的。”後來，應台灣友人約稿，他以“南坡居士”署名，又完成了一百首中文俳句，結集出版過一本小書《俳句一百首》。
傘兵來攻擊！ /是蒲公英的種子/在空中飄呢！
松鼠嚇壞了！ /秋天最後一片葉/在枝上發抖。
雨中芭蕉樹，/滴滴答答，答答滴：/天使流眼淚。
沙上有足印！ /耐性的波浪橡皮/等待著漲潮。
這些雋永的小詩中，有馬悅然對生靈萬物的妙趣觀察，也有不少汲取中國古意的生動戲仿。他說，俳句五/七/五的音韻格律最簡單，最適合捕捉他舉杯陶然時湧出的妙思，而且，這大部分詩句都是他品著威士忌寫出來的，穿行於中國古典文學長河，臨風欲醉，衣袂飄然。
“逍遙的蝴蝶！/你的宇宙太窄吧！”/莊周不理我。
嗨，五柳先生！ /杯中物釀好了麼？ /影子已長矣！
少喝點，李白，/你影子早醉倒了！ /明月有好意。
棄疾發慌了：/“可惡可愛的酒杯，/來來來來來！”。
他愛《國風》裡的“辣妹子”，讀南北朝《子夜歌》會引起自己的情慾，欽羨“8世紀我的同胞們穿著熊皮在林中過著野蠻生活時，唐朝詩人在創作律詩和絕句”，他希望自己生在南宋，“如果生在山東，就和稼軒是鄰居了，可以談談詞，喝喝酒”。
前些年，這位“南坡居士”又用中文寫起了“微型小說”，“2004年拜讀了老莫（即莫言）發表在《上海文學》的《小說九段》之後，我才明白微型小說到底是啥子。從那時起，要是沒別的事做，我偶爾會寫一兩篇微型小說自娛。”（《我的金魚會唱莫扎特》）
動起筆來的馬悅然，機敏活潑，十足“老頑童”。 “啊，老馬，你回來了！你咋個朗個長哩時間沒有來看我叻？”談古論今“擺龍門陣”，他用的是夾雜“啥子”、“莫來頭”的川話語體，還用“日每日”、“做那個啥”這般勁道十足的山西方言，學曹乃謙寫村里人“親親抓抓摸摸吸吸”的故事，令人捧腹。馬悅然神遊中國古代，他騎著自行車回南北朝興沖衝找尋子夜姑娘卻撞見個老頭，他讓“李白那酒鬼”和追究平仄的“杜老”來段風馬牛不相及的對話，在他筆下，辛棄疾是極樂天的詩人俱樂部成員，女史俱樂部裡還有易安女史李清照，他們喝酒聊天發牢騷……六十篇微型小說，嘻嘻哈哈彷若酒後戲言，連“老莫”讀後也嘆服，贊其妙思“有孩童般的惡作劇，有聖哲般的睿言慧語，時而讓人忍俊不禁，時而讓人掩卷沉思”。
“咳，我這老頭兒真不遇時！”稼軒居士放下酒杯又開始發牢騷。 “我記得小時候，父親給我講那一百零七個好漢的故事，我多麼想上樑山去跟他們打交道。你說什麼？該是一百零八個？錯！錯！錯！宋江那小人不算，他只會哭，酒量也很差。可是上樑山的夢是白做的！要是那狗日的金聖嘆沒有讓盧俊義做那個驚噩夢，把天罡地曜都給砍腦殼了，我早就跟花和尚舉杯痛飲了。咳！”（《不遇時》）
馬悅然最愛《水滸傳》，回想幾十年前翻譯時光，“我真的生活在梁山泊英雄中：魯智深、武松和楊志都是我的樽前好友。”譯《水滸傳》時，他採用了瑞典20世紀40年代的習語，包括當時流行的俚語和口頭語，“我認為譯者應該盡量準確地表現原文中的方言特色，這一點很重要。《水滸傳》一百零八條好漢中有兩人是同鄉（花和尚魯智深和楊志都是關西人）。眾英雄中只有他們用'洒家'當第一人稱。這種稱謂可能是外來語。於是我決定用瑞典語mandrom來翻譯'洒家'：這個詞本來是從吉卜賽語借用來的。後來我發現很少瑞典人知道這個詞的意義和來源。但是我記得在40年代我自己確實裝模作樣地用過。”
馬悅然和四川的情感很深，這個“中國洋女婿”最愛川菜“麻婆豆腐”：“為什麼呢？ 因為好吃。有什麼好吃呢？很辣。怕辣的人肯定不會欣賞，怕不辣的人肯定會欣賞。”老人的口味到現在還是“辣”的。好幾次寫水滸好漢掉腦袋，他都偏愛川語“腦殼頭”，還曾寫過一首俳句：“好兇啊，聖嘆！/一百零八個好漢/都砍腦殼了！”
當年將《水滸傳》譯成瑞典文，馬悅然選的是金聖嘆校訂的七十一回本，但其他幾個長版他都看過，念念不忘一百二十回本里描寫武松打虎的一個漂亮句子，大蟲被“打成死肉一堆，躺在地上像一個繡花布袋”，他很想把這句放進自己的譯本中，但為了忠於原作還是放棄了，後來，他又把這誘人的句子寫進了俳句：“三杯過崗了！白額大蟲何所似？/空虛的錦囊。”
和這丟失的“繡花布袋”相似，《西遊記》裡有段內容，也是馬悅然津津樂道的，“《西遊記》有一回師父有難，孫悟空請求菩薩幫忙，觀世音在閨房還沒來得及梳妝打扮，這猴子心急得跑進她房裡，作者描述觀世音穿著睡衣的那種美麗，就是這時候，連這石頭猴子都動心了……我與幾個對《西遊記》很欣賞的人，描述這段孫悟空動情的故事，他們居然不相信。”他不甘心，曾藉俳句告訴觀世音菩薩“要小心”：“觀世音菩薩！/別叫悟空多情啊！/他心非石也！”後來還模仿孫悟空的口吻寫了篇俏皮的微型小說《孫悟空的獨白》：
我的老朋友吳承恩真是個不食其言的君子。他知道我對女性一點都不感興趣。在往西天的路上所遇見的妖怪，無論多麼漂亮，無論多麼性感，無論多麼想引誘我，我都不理她們。可是我那天有急事去找觀音菩薩時，看她剛起床，還穿著睡衣，坐在那兒梳頭髮，我真的動了心！你看她那模樣：雪白的皮膚，金黃的頭髮，她薄薄的睡衣遮掩不到她圓滿的胸部和她那對如櫻桃的奶頭！啊，我這猴王的心非石也！
你該知道《西遊記》中的故事都是我講給吳承恩的。我給他講我那天闖入觀音菩薩的臥房時，情慾就衝到我的後腦上！我一不留心匍匐在地板上磕頭叫：“啊，我親愛的恩人，我多麼想跟你做那個啥！”哦喲，觀音菩薩氣得臉都紅了，尖叫道：“你這狗日的石猴子！給我滾出去，你！”
吳承恩讓我看《西遊記》的清稿時，我懇求他把那一段取消了。 “要不然，我會告訴讀者說《西遊記》是我寫的！”我說。吳承恩那時很窮，需要稿費，所以得聽我的話。
在馬悅然的微型小說中，“夢”多次出現，“每天都會做夢，而且夢都有顏色，夢裡會聽到別人說漢語”。而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也真到魂牽夢縈的地步了：“1958年，我頭一次到上海博物館，看到剛出土的一個青銅器，很大，非常漂亮。那天晚上我做了個夢，我夢到我到博物館去，那時我是世界上最有錢的人，所以我就找到那個博物館的管理員，問他這個大青銅器多少錢？他說這是博物館的，不賣的，'啊？'我說，'這個可以商量嘛。'最後我說服他帶我去見領導，'哎，你這東西到底要多少錢？'他就要告訴我多少錢時，我就醒過來了。醒來我覺得很不好意思，不該這樣的（笑）。”
多年前，馬悅然曾以中文寫成自傳性文集《另一種鄉愁》，這部作品的瑞典文版取名為《在另一個世界遊蕩》；或許，這位身在瑞典的“南坡居士”，一直“在另一個世界遊蕩”。
山上的燈塔：/尖銳的火矛刺破/深夜的黑暗。
“我童年長大的地方，山上有燈塔，光線轉來轉去的，冬天的晚上，像鐮刀一樣射出光芒與轉動。你知道人越老，記憶對你就越重要。”
1944年，遙遠的北歐，那個姓馬爾姆奎斯特（Göran Malmqvist）的瑞典小伙還在烏普薩拉大學修古典語文。 “當時的人生目標是當個高中拉丁文和希臘文老師。”閒暇時，他讀到一部英文版《生活的藝術》，“林語堂的英文比一般英國學者還好！發現他對道教興趣很深，於是我立馬到圖書館借來《道德經》，但我發現英、法、德三種譯本區別很大，就去請教當時著名的瑞典漢學家高本漢，我問他究竟哪個譯文最好，他答：'那些譯本都一樣糟。只有我譯的是好的。'於是藉給我他那時還沒出版的手稿。一星期後我還去時，他就問我為何不直接學中文，我做了決定，1946年秋就去斯德哥爾摩跟隨高本漢老師學中文了。”
當時歐洲的中文授課頗似中國古代私塾，一句漢語都不會說的他，以《左傳》入門，比中國學生還古典地學了兩年。 “現在的讀者會認為《左傳》文體古老難懂，其實裡頭有很多當時的口語對話，很有戲劇性，精彩極了！”1947年間，他偶然開始把中國文學作品翻成他的母語瑞典文。 “我記得我所翻譯的頭兩篇是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和歐陽修的《秋聲賦》。1965年被任命為斯德哥爾摩大學教授後才開始大量翻譯中國上古、中古、近代和當代文學作品。 ”
他父親曾任中學教師，他從小跟著家人遷徙各地，習慣用耳朵記方言，也善說方言。 1948年被高本漢派到中國調查四川方言時，他還說不了太多日常會話，但從上海而重慶，而成都，他僅用兩個月便粗略學會了可應付其田野考察工作的西南官話，此後就一頭扎在峨眉山下報國寺內做了八個月的方言調查。 “當時我的中文名是'馬可汗'，但當地人說，在這裡叫'可汗'可不行，後來朋友幫我取了'馬悅然'這個名字。”
1956年至1958年間，馬悅然在瑞典駐華大使館工作，“從學術方面來看，那三年沒什麼收穫，但我有機會跟一些作家見面。1956年是非常好的一年，非常自由，'百花齊放'，但1957年春天就開始緊張起來了……我也不喜歡外交官的生活。非常無聊。每天有人要請你吃飯，應酬太多了！從58年到79年我不能去中國，這二十一年我是不受歡迎的人物。79年後就可以，因為我岳父平反了，89年後批評得比較厲害，又不能去了（笑）。”
半個世紀以來，馬悅然譯成瑞文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不計其數，據說，50年代仍健在的及後來的中國知名作家，他大部分都見過，並與其中多位成了好友。
“老舍，那是一個好朋友。有很多故事。他在英、美都呆過幾年，看慣了外國人，跟他講話很自在，很舒服。他那時候是作家協會副主席，56年是個好年頭，一直到57年4月，北京的空氣都很好，你可以跟中國作家見面，尤其是你認識老舍就好。”
“我認識艾青是在1979年平反以後。你知道，艾青從法國回來，做過三年國民黨，57年右派，79年平反。30年代在延安非常左派的。他跟我講，有一個天呢，毛澤東就找他來，（模仿毛的湖南口音）哎，艾青同志啊，你可以打聽一下這個朋友們吶同志們吶，談論什麼東西了，回來給我報告啊？他們對我有什麼看法啦，你給我談一談嘛啊（笑）。艾青當時沒有。延安文藝座談會是1942年5月，艾青1942年秋在《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了解作家，尊敬作家》，座談會以後還敢這樣說，當時沒什麼，但以後就把這個東西拿出來了。他在57年就被戴上右派帽子了，先派到東北去，79年冬天平反後回到北京，作家協會就宴請他，他的'敵人'周揚就講'啊，艾青同志，我們錯了'（邊掰指頭邊數數）八個字，艾青站起來就說'俱—往—矣！'三個字。這是艾青告訴我的。”
和馬悅然見面那天（2012年5月10日）恰逢沈從文的祭日，老人回憶時有些傷感：“我們81年、82年時見過兩三次面，記得我頭一次去拜訪沈從文，他的妻子張兆和就悄悄跟我說：'千萬不要問他古董的事，他一開始就講不完了。'沈從文是個好人，問他關於丁玲的問題，他就說'丁玲跟我是好朋友'，完了，就不說了。丁玲對他有很多攻擊，但他不說人家的壞話。那個時候我在北京只有幾天，要趕很多采訪。我們11點多到沈從文家，還有汪曾祺陪著，在他家裡，我就听到廚房咚咚咚地在準備，到1點鐘我站起來說要走了，他們看起來很失望。”
1988年沈從文去世，“當時，是台灣的龍應台先問我說你知道沈從文去世了嗎？我說沒聽說，就給在瑞典的中國大使館的文化參贊打了個電話，就說你能不能告訴我沈從文是不是去世了？他說，誰？我說沈從文。他又說，誰？我馬上就掛了！他是文化參贊，卻沒聽說過沈從文這個名字，我非常生氣！當時我在（瑞典）學院開會，那時是主席，會議結束前我就敲桌子（主席有個議事錘），敲得很大聲，報告給大家說，沈從文去世了。”
1990年代初，馬悅然在一本山西文學刊物上發現了山西作家曹乃謙。 “我把沈從文說成是'鄉巴佬、作家與學者'。而乃謙是一個真正的鄉巴佬……”這個“鄉巴佬”筆下的雁北，就像沈從文的湘西一樣讓他感動，“溫家窯離我瑞典家鄉有幾千光年的距離。雖然如此，我深深地感覺到那山村的居民，除了那狗日的會計以外，都是我的同胞們，都活在同一個世界裡，在同一個蒼天之下。”
他深信，沈從文和曹乃謙若活在同一時代，兩人必相互欣賞。 “沈從文是五四運動以來我最欽佩的作家。我沒有跟乃謙談過沈從文的作品。他既然很欣賞汪曾祺的小說，我相信他也會欣賞沈老的著作。……我1940 年代非常欣賞的一位美國作家歐斯金•考德威爾，他跟斯坦貝爾和1930 年代的沙汀會寫類似的故事，可不一定跟乃謙一樣精彩。沈從文也會寫！……要是沈從文在世，他也會欣賞。”（摘自《溫家窯風景三地書》）
2004年至2005年，馬悅然翻譯曹乃謙小說期間，幾乎每天一封郵件向曹請教作品中的各種方言和術語，“最不好翻譯的就是'群專'。那可怕的機關屬於國家公安部或者地方黨？”2005年，耄耋高齡的馬悅然去了“溫家窯”，“吃油糕，吃莜面，住窯房，聽乃謙唱要飯調”，村里人聽這老外說這說那盡是自己村里的人和事，連南梁、西溝、圪塄地這樣的地名他也知道，驚得直嚷嚷：“這老外簡直簡是太日能了。”（“簡直簡”是雁北方言，加強語氣。）
“曹乃謙鄉巴佬了，他人好極了！非常老實。他是警察，但一點兒都沒有警察的架子。我相信有很多中國當代文學的專家就不太喜歡乃謙，像北京大學的一些教授，他們對曹乃謙、蘇童的小說，覺得沒什麼文學價值。我不知道為什麼呢，他們根本就沒看懂。”
“曹乃謙跟蘇童之間的距離有一億八十萬里之遠。乃謙的小說，無論主人公多麼貧窮，多麼笨拙，他或者她還保存著一種中國農民固有的人道之根。而蘇童的小說《米》是我所看過最可怕的小說，裡面沒有一個好人，都是壞的，男男女女，都壞透了，好像都盲目地走到沒路可走的深淵，非常嚇人的一個故事，我真的看了心裡很不舒服，就是因為那種惡。我頭一次見蘇童的時候，他就像一個高中學生，真不知道他哪來的這種生活經驗。”
“蘇童是個很好的作家，但國內不是很重視。不僅蘇童，還有殘雪，非常有天才的一個女作家，我一直都很喜歡她的作品，她早期寫的短篇《山上的小屋》那些非常有意思。但我發現，跟中國作家談到她，尤其是男作家，就說，嘿！她不行的，那個女人腦筋不對。她寫得那麼亂，不像是個好作家。其實她是中國作家中突出的一個，中國的卡夫卡了！她寫了部《靈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拿卡夫卡沒有講完的故事繼續講。”
10月下旬，馬悅然攜其翻譯的瑞典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2011年諾獎得主）的《巨大的謎語•記憶看見我》中文版來滬，正巧趕上莫言獲諾貝爾獎舉國“發燒”的沸點，老人遭遇了最熱烈的圍觀，然而，這個“熱”卻和他所做的冷門學問並沒什麼關係。
“我是個博而不精的人(Jack-of-all-trades)。我的著作曾在許多不同領域發表，包括方言學，語音學，歷史音韻學，現代漢語語法，早期白話語法，古代漢語語法，唐詩宋詞的格律，語意學，尤其是上古與近代漢語表達情態的方式。我對我研究中的某些成果還感到滿意，如我對四川方言語法的研究，對《公羊傳》和《榖梁傳》的研究和對漢語表達情態的研究。其他都是微不足道的。”
關於馬悅然在中國方言和古漢語音韻研究方面的諸多成就，熟識而懂行者恐怕只限於極少數專家，畢竟曲高而和寡。這位低調的漢學大家，投入一輩子，孜孜矻矻將大量中文作品譯介至西方，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翻譯只是單純地“為了愛好而工作” (Work of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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