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於文匯讀書週報
2014,0217
■卢冶
随笔有知识，有世态人事，颇值得研究。然而小说研究已有太多的套路可承袭，关于随笔的研究却往往只在随笔里谈。李长声引用内田鲁庵的话：“小说是画，即便不好，情节也能读得津津有味。而随笔是字，不好就连狗都不吃。”“没有三分洒脱和二分嘲讽不能写随笔，而且懒人不能写随笔，只耽于一事的人也不能写，看来我写这玩艺儿实在是误会。”（《关于随笔》）可见洒脱和嘲讽有，“画”与“字”兼备，与内田的“标准”相比，却弊在“耽于一事”，且懒。这反映在他的随笔上有两个特点，一是书生气，说京都是小说的，而东京是随笔的，若人与城市皆具小说性或随笔性，李公则无疑以随笔自谓，一面自叹出书“灾梨枣”，一面“无事乱翻书”。一是随物赋形，随行赋文。如其自谓，他的文章不能算书评,因为常扯些与书的内容无关的事,似乎也靠不上书话,因为有时也不单是关于书的话。
便是搜索引擎也有性格，百度有度性，谷歌有歌性，李长声的“抄”则是“俳句性”的。罗兰·巴特把随笔和俳句统称为“短形式”，其中俳句最是有益，它是陈述作用的最小行动，具有话语的“通风作用”。俳句，不是简单的组字游戏，而是表现顿悟，“形成一种世界之震颤”。无独有偶，李长声认为，比起地理上更近的中国人，远在瑞典的马悦然倒是真正懂得并作得一手好汉俳的。这日本文学中的奇怪诗体天然蕴涵了禅宗式的幽默，却并非打油诗，形式虽短，感染力却强。李长声并不见得“喜欢”俳句，却具备如巴特一般的灵感：“俳句本来是笑的诗,别具滑稽性和庶民性。芭蕉俳句讲求闲寂的禅味,但也不曾颠覆笑,而是提高了笑的意境和品位。”蛤蟆跳水是静，也是动作和世界的意外之喜。这就是俳句性。
李长声的随笔，是真正的短形式，偶尔的长文也是“短篇的连缀”。“短”不在于形式，在于心理。既选择，又离题，这是真正的怀疑论者的作风。
馬悅然的中文著作、書訊（陳文芬編輯）
2014年1月24日 星期五
楊牧與西方
馬悅然序文，曾珍珍譯
楊牧對於西方文學深入而獨到的研究心得向來為他的創作活動提供源源不絕的養料。他一生永續探索、實驗，務求不拘泥於一種固定風格，長達近乎一甲子的創作途程，對於初衷至今可謂恪守不渝。
當今華文創作的現代詩人，論對西方詩歌傳統之涉獵深入，恐鮮有出楊牧之右者。為了探窺經典文學之堂奧，他潛心修習多種語文。學古英文以鑽研英雄史詩《貝爾武甫》Beowulf；學古典希臘文以閱讀平達耳和荷馬；更為了里爾克和歌德，努力學德文。除了詩作令人稱奇的吸納，轉化用心之外，作為譯者，楊牧的成就亦屬可觀。2007年漢英對照付梓出版的《英詩漢譯集》展現了他融會中西的治學與譯事功力。這本譯詩集橫亙英詩發展的歷史縱深，精選詩作或擷要或全豹呈現，上起古英文佚名經典（包括《貝爾武甫》），續之以中古英文敘事傳奇《甲溫爵士與綠騎俠》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而於英詩傳統成大家者更自喬叟以迄吳爾芙，共選譯了三十位詩人的傳世名作。
「轉益多師是吾師」，楊牧師法的西方詩人，除了濟慈和葉慈之外，里爾克和艾略特對他的影響亦令人矚目。他以詩心獨運的譯筆完成的《葉慈詩選》出版於1997年，採原文與漢譯雙語呈現，共譯出葉慈精選詩作76首，佐以愜恰註釋。在書首的導言中，楊牧縷述愛爾蘭國族的發展始末，勾勒出這一支最初「四季遊走和歇息於無垠的綠野上」的弱小族群，如何歷經天災饑饉與殖民壓迫多重苦難，得力於先民前仆後繼的流血犧牲與意志堅持，終於在1948年推翻大英帝國統治，卓爾獨立，成為愛爾蘭共和國。在這篇導言裡，楊牧特別強調凝聚國族意識，躁進的政治活動未必可恃也非唯一的革命取徑。以葉慈的成就與貢獻為例，楊牧倡言，詩人將源自於愛爾蘭本土的古老神話融入詩歌與劇作，為喀爾特文化注入再生的活力，允為鎔鑄國族認同的先導。
而楊牧最傲人的譯事成就當推1999年以漢英對照出版的莎劇《暴風雨》The Tempest。敏於史識，楊牧以絲絲入扣，洞察人文與自然的敏銳解讀、靈動的詩韻、展現豐贍學養的註釋與評析，讓莎翁這齣封筆傑作，透過雜糅多元用語的絕妙譯藝，為台灣文壇揭開了二十一世紀的序幕。
●
楊牧嘗云，「小教堂初夏廊蔭裡讀里爾克〈杜伊諾哀歌〉，西方文化之美盡在於斯」（見《疑神》，1993）。這位奧地利詩人所著《給青年詩人的信》（Briefe an einen jungen Gedichter, 1903-08），以及史本德（Stephen Spender）的散文專書《一首詩的創作》（The Making of a Poem, 1954），進一步則為楊牧撰述已被論者目為他個人詩藝論文之《一首詩的完成：給青年詩人的信》（1989），提供了典範。這本書寫於1984至1988年，其間楊牧以客座教授身份二度任教於台灣大學。全書由十八封信簡組成，旨在為愛好寫詩的年輕學子解疑，著眼於闡發中西文學傳統互可融通的精髓。楊牧強調寫詩是一種召喚，受召者眾，得道者寥。此一召喚求之於詩人的，乃期許他堅忍不拔，窮一生之力心無旁騖追求藝術之精進。而真誠無偽的詩除了需具備洞見與知識之外，尤賴正直的人格和有為有守的道德修持相輔相成。
楊牧對於西方文學深入而獨到的研究心得向來為他的創作活動提供源源不絕的養料。早在1966年，他即譯出了洛爾伽（Federico Garcia Lorca）的詩集《西班牙浪人吟》（Romancero Gitano）。又十年，在洛爾伽逝世四十週年前後，他發表了〈禁忌的遊戲1~4〉、〈民謠〉、〈西班牙一九三六〉等六首詩，以活用洛爾伽詩吟的迴響追懷這位挺身對抗極權橫遭殺害的詩人劇作家。
●
記憶與時間撲朔迷離的主題在楊牧多首詩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依我看來，艾略特形諸於〈焚毀的諾頓〉（Burnt Norton）詩中的時間觀或許對楊牧產生了影響，在〈水妖〉（1999）一詩略見端倪。楊牧生長在台灣東海岸的花蓮，後來任教於美國西海岸的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前後達30多年。太平洋、海的意象、洄瀾、洋流、以及潮汐的湧動在楊牧詩中迭生多重象徵意涵。潮起潮落無情地為時間的流動定節拍。然而，搏命以身體的極限搆著精準的絕技，終生嚮往超越的完美（臻於美與真的遇合），水妖，楊牧的另我，矯疾旋身逸離於時間之外。她是她自己的女兒。我個人深信瑞典詩人哈定（Gunnar Harding）針對伯格森（Henri Bergson）「流動的當下」（now flow）這一概念所做的精闢詮釋，楊牧或許心有同感。以下是哈定在2010年歌登堡（Gothenburg）書展的專題演講中所提出的詮釋：「流動的當下，生之流流動不居，時時盛載著過往，且往前發展從而更新。它不只涵納過往，也孕育著未來。就像一首正在演奏的樂曲，預示著下一個即將湧現的音調，而每一個當下奏出的音調也同時溯迴改變了前此曲調的意涵。」
楊牧的第一本詩集《水之湄》於1960年結集印行，他在後記中曾經矢志自許，表明一生將永續探索、實驗，務求不拘泥於一種固定風格。回顧他長達近乎一甲子的創作途程，對於初衷至今可謂恪守不渝。在這本以瑞典文譯行的《楊牧詩選》（Den Grone Riddaren Dikter av Yang Mu）中，我決定按創作年代依序呈現楊牧的詩作，收錄了他始於1958年勃發自18歲浪漫少年情懷的歌詩，以迄2010年七十嵩齡詩人的近作，共117首。這種呈現方式，我相信較諸炫學的指引，更有助於讀者從中體會楊牧令人驚異與時俱進的創作風格。我同時期望譯詩能提供讀者掌握原詩結構的門徑：楊牧的詩特色在於語言縝密多姿，句構隨機拆解，變化有致，而主詞的省略和行尾標點符號的闕如更平添耐人尋味的多義性。
（摘譯自瑞典文版《綠騎──楊牧詩選》序文，原稿為馬悅然以英文另行撰寫之譯序。《綠騎──楊牧詩選》：馬悅然編譯，中文、瑞典文對照，斯德哥爾摩，天鶴出版公司，2011。台灣代理：洪範書店，本書獲得瑞典2011年度「書籍藝術」大獎，三月底將於瑞典皇家圖書館展出。）
楊牧對於西方文學深入而獨到的研究心得向來為他的創作活動提供源源不絕的養料。他一生永續探索、實驗，務求不拘泥於一種固定風格，長達近乎一甲子的創作途程，對於初衷至今可謂恪守不渝。
當今華文創作的現代詩人，論對西方詩歌傳統之涉獵深入，恐鮮有出楊牧之右者。為了探窺經典文學之堂奧，他潛心修習多種語文。學古英文以鑽研英雄史詩《貝爾武甫》Beowulf；學古典希臘文以閱讀平達耳和荷馬；更為了里爾克和歌德，努力學德文。除了詩作令人稱奇的吸納，轉化用心之外，作為譯者，楊牧的成就亦屬可觀。2007年漢英對照付梓出版的《英詩漢譯集》展現了他融會中西的治學與譯事功力。這本譯詩集橫亙英詩發展的歷史縱深，精選詩作或擷要或全豹呈現，上起古英文佚名經典（包括《貝爾武甫》），續之以中古英文敘事傳奇《甲溫爵士與綠騎俠》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而於英詩傳統成大家者更自喬叟以迄吳爾芙，共選譯了三十位詩人的傳世名作。
「轉益多師是吾師」，楊牧師法的西方詩人，除了濟慈和葉慈之外，里爾克和艾略特對他的影響亦令人矚目。他以詩心獨運的譯筆完成的《葉慈詩選》出版於1997年，採原文與漢譯雙語呈現，共譯出葉慈精選詩作76首，佐以愜恰註釋。在書首的導言中，楊牧縷述愛爾蘭國族的發展始末，勾勒出這一支最初「四季遊走和歇息於無垠的綠野上」的弱小族群，如何歷經天災饑饉與殖民壓迫多重苦難，得力於先民前仆後繼的流血犧牲與意志堅持，終於在1948年推翻大英帝國統治，卓爾獨立，成為愛爾蘭共和國。在這篇導言裡，楊牧特別強調凝聚國族意識，躁進的政治活動未必可恃也非唯一的革命取徑。以葉慈的成就與貢獻為例，楊牧倡言，詩人將源自於愛爾蘭本土的古老神話融入詩歌與劇作，為喀爾特文化注入再生的活力，允為鎔鑄國族認同的先導。
而楊牧最傲人的譯事成就當推1999年以漢英對照出版的莎劇《暴風雨》The Tempest。敏於史識，楊牧以絲絲入扣，洞察人文與自然的敏銳解讀、靈動的詩韻、展現豐贍學養的註釋與評析，讓莎翁這齣封筆傑作，透過雜糅多元用語的絕妙譯藝，為台灣文壇揭開了二十一世紀的序幕。
●
楊牧嘗云，「小教堂初夏廊蔭裡讀里爾克〈杜伊諾哀歌〉，西方文化之美盡在於斯」（見《疑神》，1993）。這位奧地利詩人所著《給青年詩人的信》（Briefe an einen jungen Gedichter, 1903-08），以及史本德（Stephen Spender）的散文專書《一首詩的創作》（The Making of a Poem, 1954），進一步則為楊牧撰述已被論者目為他個人詩藝論文之《一首詩的完成：給青年詩人的信》（1989），提供了典範。這本書寫於1984至1988年，其間楊牧以客座教授身份二度任教於台灣大學。全書由十八封信簡組成，旨在為愛好寫詩的年輕學子解疑，著眼於闡發中西文學傳統互可融通的精髓。楊牧強調寫詩是一種召喚，受召者眾，得道者寥。此一召喚求之於詩人的，乃期許他堅忍不拔，窮一生之力心無旁騖追求藝術之精進。而真誠無偽的詩除了需具備洞見與知識之外，尤賴正直的人格和有為有守的道德修持相輔相成。
楊牧對於西方文學深入而獨到的研究心得向來為他的創作活動提供源源不絕的養料。早在1966年，他即譯出了洛爾伽（Federico Garcia Lorca）的詩集《西班牙浪人吟》（Romancero Gitano）。又十年，在洛爾伽逝世四十週年前後，他發表了〈禁忌的遊戲1~4〉、〈民謠〉、〈西班牙一九三六〉等六首詩，以活用洛爾伽詩吟的迴響追懷這位挺身對抗極權橫遭殺害的詩人劇作家。
●
記憶與時間撲朔迷離的主題在楊牧多首詩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依我看來，艾略特形諸於〈焚毀的諾頓〉（Burnt Norton）詩中的時間觀或許對楊牧產生了影響，在〈水妖〉（1999）一詩略見端倪。楊牧生長在台灣東海岸的花蓮，後來任教於美國西海岸的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前後達30多年。太平洋、海的意象、洄瀾、洋流、以及潮汐的湧動在楊牧詩中迭生多重象徵意涵。潮起潮落無情地為時間的流動定節拍。然而，搏命以身體的極限搆著精準的絕技，終生嚮往超越的完美（臻於美與真的遇合），水妖，楊牧的另我，矯疾旋身逸離於時間之外。她是她自己的女兒。我個人深信瑞典詩人哈定（Gunnar Harding）針對伯格森（Henri Bergson）「流動的當下」（now flow）這一概念所做的精闢詮釋，楊牧或許心有同感。以下是哈定在2010年歌登堡（Gothenburg）書展的專題演講中所提出的詮釋：「流動的當下，生之流流動不居，時時盛載著過往，且往前發展從而更新。它不只涵納過往，也孕育著未來。就像一首正在演奏的樂曲，預示著下一個即將湧現的音調，而每一個當下奏出的音調也同時溯迴改變了前此曲調的意涵。」
楊牧的第一本詩集《水之湄》於1960年結集印行，他在後記中曾經矢志自許，表明一生將永續探索、實驗，務求不拘泥於一種固定風格。回顧他長達近乎一甲子的創作途程，對於初衷至今可謂恪守不渝。在這本以瑞典文譯行的《楊牧詩選》（Den Grone Riddaren Dikter av Yang Mu）中，我決定按創作年代依序呈現楊牧的詩作，收錄了他始於1958年勃發自18歲浪漫少年情懷的歌詩，以迄2010年七十嵩齡詩人的近作，共117首。這種呈現方式，我相信較諸炫學的指引，更有助於讀者從中體會楊牧令人驚異與時俱進的創作風格。我同時期望譯詩能提供讀者掌握原詩結構的門徑：楊牧的詩特色在於語言縝密多姿，句構隨機拆解，變化有致，而主詞的省略和行尾標點符號的闕如更平添耐人尋味的多義性。
（摘譯自瑞典文版《綠騎──楊牧詩選》序文，原稿為馬悅然以英文另行撰寫之譯序。《綠騎──楊牧詩選》：馬悅然編譯，中文、瑞典文對照，斯德哥爾摩，天鶴出版公司，2011。台灣代理：洪範書店，本書獲得瑞典2011年度「書籍藝術」大獎，三月底將於瑞典皇家圖書館展出。）
2013年10月31日 星期四
胡燕青書評：四月不沈默
在莫言得獎的季節閱讀馬悅然翻譯的特朗斯特羅默
刊於香港明報月刊2013,05月號
胡燕青（香港作家）
這個秋天，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對此，我沒有格外興奮的感覺。十多年來，我只在等待一個人拿這個獎。他就是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Tomas Tranströmer，1931-。因為他的譯名很長，下面有時簡稱托馬斯）。去年我終於願望成真，興奮的感覺至今仍在。這種偏愛無疑是任性的。這幾年來，我在浸大開設的新詩創作課，都以他的短詩做教材（主要教﹤黑色明信片﹥，﹤哀歌﹥和﹤四月與沈默﹥幾首）。暑假前在校園碰見一個寫得很不錯的學生，他說已經借去香港所有大學和公共圖書館裡的托馬斯作品集，看來不覺迷上了這位瑞典老人。但是，把Tranströmer讀成Transformer（變形金剛）的同學也大有人在，詩畢竟是小眾的。
好些年來，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都是諾貝爾獎的頭號大熱門，賠率極低（竟然有很多人拿這個去賭——這世界無奇不有）。去年最熱的反而不是他，而是敘利亞的阿多尼斯。諾獎公佈那天，我七點正就湊到電視機前看新聞。果然，他成功了，我高興得當場大叫起來。其實，他一直在「讓賽」。1974年，瑞典學院把文學獎一次過頒給兩位瑞典作家。這已經是他們第五次讓桂冠落在瑞典作家頭上了，不免惹來閒言。可能為了避嫌，其後主辦單位矯枉過正，從那時起一直沒給瑞典人（甚至北歐人）頒發這個獎——三十七年來，這是第一次。
首次接觸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的詩，是在1981年與《詩風》眾學長一同編輯《世界現代詩粹》的時候。那時讀到胡國賢轉譯的﹤軌道﹥，已經深受吸引。後來陸續讀到董繼平和李笠的翻譯，又主動尋找英語的譯本，發現這位詩人打動我的力度，甚至比愛爾蘭的葉慈和意大利的蒙塔萊更厲害。但閱讀英譯之後，我也發現托馬斯兩位中譯者似乎不完全明白托馬斯的一些作品，尤其是關乎基督教信仰的部分。
因此，當我讀到瑞典漢學大師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1924-）的中譯，心裡很興奮。這當然也拜諾貝爾文學獎之賜。如果不是托馬斯得獎，我肯定，願意出版新譯本的人不會出現。畢竟，獎項公佈時連歐洲許多評論家都不大清楚這獲獎人是誰。我估計托馬斯的中國讀者比歐洲讀者更多。
馬悅然老先生已經八十八歲，與托馬斯相識接近五十年。他的中文甚好，是著名漢學家高本漢的弟子，譯本所見，古文固然難不倒他，平仄、格律，七言和五言詩的重音、斷句，他都熟悉。最重要的是他認識托馬斯，且是他的好朋友和知音。
《巨大的謎語》（台北，行人文化，2011）一書，包括托馬斯最近的兩本詩集”The Great Enigma”和”Sad Gondola”（《悲傷的鳳尾船》）裡面的詩。蘇格蘭詩人若彬·費爾頓（Robin Fulton）也出版托馬斯作品英譯，馬悅然告訴我們，費爾頓的英譯本是最好的。如果不是他提示，我們怎能在眾多的英譯本中找到最好的來讀？馬悅然也柔和地比較了他的譯本和若彬·布萊（Robert Bly, 1926- 美國詩人）的翻譯，豐富了我的視野。馬譯本很輕巧，雖然是精裝，但不重，可以帶著上街，小小的三十二開讓人有手持珍寶的喜悅。
馬悅然老先生是非常認真的譯者，他的謙卑和對文學、學術的認真，更使人敬佩。他對翻譯的看法，更讓我感動非常。他說：「據我看，譯者實際上應如奴隸一般工作。譯者應該體認到自己的雙重責任：對原文的作者和譯文的讀者負責任。」（《巨大的謎語》序言，頁11）為此，他對托馬斯詩歌裏的重音和輕音做了深入的研究。托馬斯模仿日本俳句寫成的短詩，他也翻成5-7-5的俳句基本形式。俳句的十七個音節，在中文裏本來不必執著，但能做的，馬悅然都做了。即使是托馬斯自己，以俳句形式創作時也沒有完全按照日本人的傳統來寫（例如詩中沒採用「季語」，如以「紅葉」寫秋天等），但馬悅然卻盡量在格式上努力。
1990年，托馬斯中風。那時他只有五十九歲。中風後的他，失去了右手和語言能力。他是鋼琴家，失去右手太痛苦了。瑞典作曲家就為他創作專門用左手彈奏的曲子。他自己也收集了不少。馬悅然去看望他的時候，他就為馬演奏。這種情誼，增強了詩人和譯者之間不可多得的心領神會。1996年，托馬斯出版了《悲傷的鳳尾船》，裡面有兩首詩寫他中風之後的感覺。其中一首，正是我常用來做教材的《四月和沉默》（April and Silence）馬悅然說，這是詩人「對他的命運的慷慨之嘆」（《巨大的謎語》序言，頁18）。這首短詩，凝練自然，意象精深而充滿想像力，完全是托馬斯的風格：
《四月和沉默》
荒涼的春日
像絲絨暗色的水溝
爬在我身旁。
沒有反射。
唯一閃光的
是黃花。
我的影子帶我
像一個黑盒裏的小提琴。
我唯一要說的
在搆不著的地方閃光
像當舖中的
銀子。
（馬悅然譯文）
這個作品是托馬斯中風之後寫的。北歐的春天遲來，但到了四月，總應該開始了。但是，觸景傷情，尚未年老就中風的托馬斯難免經歷長時間低沉。無法藉語言和音樂表達心中的感情，對一般人來說尚且十分難受，何況是鋼琴家詩人呢？「我的影子帶我 / 像一個黑盒裏的小提琴」，是一個兩層的複雜的意象。「影子帶我」一語，美國詩人布萊翻成「影子載我」（I am carried inside my own shadow），「像一個黑盒裏的小提琴」，兩種譯文都透明地呈現出詩人的才華。「影子帶我」是第一層的比喻，表示詩人無法脫離身體的牢籠。但是，天才的腦袋總是裝載著多得無法盡用的隱喻。散文家如錢鍾書，小說家如張愛玲，心裡的喻象就源源不絕。托馬斯當然也一樣。「影子帶我」仍嫌不足，就再來一個「像一個黑盒裏的小提琴」。這種兩層意象也是余光中常用的。例如他的短詩《蛛網》就是一例：「暮色是一隻詭異的蜘蛛/躡水而來襲/複足暗暗地起落/平靜的海面卻不見蹤跡/也不知要向何處登陸/只知道一回顧/你我都已被擒/落進它吐不完的灰網去了」。蛛網固然是暮色的喻象，但暮色也是晚年的喻象。學生問我：「你怎麼知道？」我說：「『落進它吐不完的灰網去了』中的『灰網』就是老人的白髮。」同學聽了大大驚嘆。托馬斯呢？連用兩層比喻，意猶未盡，又再來另外一對：「我唯一要說的/在搆不著的地方閃光/像當舖中的/銀子。」說不出來的話，原來並非躲在遠處，乃在眼前。剛好就在一臂之遙處（「搆不著的地方」）逗引他。因為不遠，所以追尋；「當舖」一詞，同樣是「搆不著的地方」的喻上喻。「當舖」指出那裡面的「銀子」（布萊譯成「家傳銀器」）本來是詩人自己的，如今近在咫尺，卻無法贖回。馬悅然先生指出這首詩和詩人中風兩者之間的關係，對解讀此詩非常重要。
同樣重要的是馬悅然所譯的另一托馬斯著作《記憶看見我》。這本書於《巨大的謎語》半年後面世，是托馬斯六十歲時所寫的回憶錄。書一開始，他就說：「『我的一生。』想到這幾個字的時候，我看見前面一道光線。仔細看，那光線真像一顆有頭有尾的彗星。彗星的頭，其最明亮的一端，是童年和青春期；彗星的核心，其最密集的部分，是決定生命最重要特徵的幼年。我努力回憶，努力鑽進那時代。可是在這濃密的地區中移動很難，很危險，我感覺到我會接近死亡。再往後，彗星越來越稀疏，有越來越寬的尾巴。我現在處於尾巴的後端。我已六十歲了。」讀這段文字的時候，我一方面為其「魅力沒法擋」的彗星之喻所吸引，一方面給清簡自然的中文所震懾。這真的是老外的譯筆嗎？沒多久書就讀完了，那是因為馬悅然實在譯得好，我像在讀一本小小的精彩的中文原著。托馬斯寫他的童年和少年——父母離婚，海員外公填補了父親的位置。他母親是教師。小小的托馬斯記得的第一個感覺，是三歲時一種「驕傲」之感。但到了學齡，他因為沒有父親而被嘲笑，老師告誡同學不得因此欺負他，越幫越忙地把他推向更痛苦的處境。受強壯的同學欺凌，托馬斯抵抗無效，「（我）終於想出一個叫他失望的方法：完全放鬆。他接近我的時候，我假裝靈魂早就飛走了，只留下一具屍體，他可以隨意拿一條沒有生命的破布甩在地上，這很快就叫他厭煩了。」從一開始的「驕傲」之感到一條「沒有生命的破布」，年幼的托馬斯經歷了自我形象的墜落，心靈漸漸變成詩人靈感的園圃，但這同時讓他的心智暴露於危機之中。
少年時代的托馬斯終於崩潰了。他患上了抑鬱症和驚恐症，也許還在思覺失調的邊沿上耽待了好久。「一種不發出光芒而發出黑暗的探照燈把我捕獲。」整個冬天，他落入強大的恐懼之中，直到夏天的太陽再度升起。他說：「我的存在中最重要的要素是疾病。世界是一個巨大的醫院。」在最嚴重的時候，他甚至經歷幻聽、幻視。但他又說：「這也許是我最重要的經驗」。這一章，在書裡命名為﹤驅邪﹥。我們很難說這不是托馬斯創作的啟動器，以及他尋求亮光（他詩裏相當重要的意象）的原動力。後來，他的集子中有幾首寫默想禱告的作品，都寫得特別深刻。
馬悅然為了讓我們更了解托馬斯的成長，把他第一本詩集《詩十七首》出版前的作品也翻譯成中文，輯錄在書後，並且加上解說。對我來說，這實在無量功德。如果不是他，我怎樣才能讀到那些分散發表於各文學刊物的作品呢？
老實說，《巨大的謎語》和《記憶看見我》兩本書拿在手中，我實在歡喜得很。在我心目中，托馬斯是當今世上最優秀詩人。他是瑞典人。他的國度遙遠，語文文化都是我「搆不著」的，幸好他有這位舉世知名的漢學家朋友馬悅然，以「奴隸」的謙卑為我們細細翻譯。我終於能夠讀到托馬斯的最佳中文譯本，一步一步走近他的心靈了。
2012年12月
刊於香港明報月刊2013,05月號
胡燕青（香港作家）
這個秋天，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對此，我沒有格外興奮的感覺。十多年來，我只在等待一個人拿這個獎。他就是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Tomas Tranströmer，1931-。因為他的譯名很長，下面有時簡稱托馬斯）。去年我終於願望成真，興奮的感覺至今仍在。這種偏愛無疑是任性的。這幾年來，我在浸大開設的新詩創作課，都以他的短詩做教材（主要教﹤黑色明信片﹥，﹤哀歌﹥和﹤四月與沈默﹥幾首）。暑假前在校園碰見一個寫得很不錯的學生，他說已經借去香港所有大學和公共圖書館裡的托馬斯作品集，看來不覺迷上了這位瑞典老人。但是，把Tranströmer讀成Transformer（變形金剛）的同學也大有人在，詩畢竟是小眾的。
好些年來，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都是諾貝爾獎的頭號大熱門，賠率極低（竟然有很多人拿這個去賭——這世界無奇不有）。去年最熱的反而不是他，而是敘利亞的阿多尼斯。諾獎公佈那天，我七點正就湊到電視機前看新聞。果然，他成功了，我高興得當場大叫起來。其實，他一直在「讓賽」。1974年，瑞典學院把文學獎一次過頒給兩位瑞典作家。這已經是他們第五次讓桂冠落在瑞典作家頭上了，不免惹來閒言。可能為了避嫌，其後主辦單位矯枉過正，從那時起一直沒給瑞典人（甚至北歐人）頒發這個獎——三十七年來，這是第一次。
首次接觸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的詩，是在1981年與《詩風》眾學長一同編輯《世界現代詩粹》的時候。那時讀到胡國賢轉譯的﹤軌道﹥，已經深受吸引。後來陸續讀到董繼平和李笠的翻譯，又主動尋找英語的譯本，發現這位詩人打動我的力度，甚至比愛爾蘭的葉慈和意大利的蒙塔萊更厲害。但閱讀英譯之後，我也發現托馬斯兩位中譯者似乎不完全明白托馬斯的一些作品，尤其是關乎基督教信仰的部分。
因此，當我讀到瑞典漢學大師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1924-）的中譯，心裡很興奮。這當然也拜諾貝爾文學獎之賜。如果不是托馬斯得獎，我肯定，願意出版新譯本的人不會出現。畢竟，獎項公佈時連歐洲許多評論家都不大清楚這獲獎人是誰。我估計托馬斯的中國讀者比歐洲讀者更多。
馬悅然老先生已經八十八歲，與托馬斯相識接近五十年。他的中文甚好，是著名漢學家高本漢的弟子，譯本所見，古文固然難不倒他，平仄、格律，七言和五言詩的重音、斷句，他都熟悉。最重要的是他認識托馬斯，且是他的好朋友和知音。
《巨大的謎語》（台北，行人文化，2011）一書，包括托馬斯最近的兩本詩集”The Great Enigma”和”Sad Gondola”（《悲傷的鳳尾船》）裡面的詩。蘇格蘭詩人若彬·費爾頓（Robin Fulton）也出版托馬斯作品英譯，馬悅然告訴我們，費爾頓的英譯本是最好的。如果不是他提示，我們怎能在眾多的英譯本中找到最好的來讀？馬悅然也柔和地比較了他的譯本和若彬·布萊（Robert Bly, 1926- 美國詩人）的翻譯，豐富了我的視野。馬譯本很輕巧，雖然是精裝，但不重，可以帶著上街，小小的三十二開讓人有手持珍寶的喜悅。
馬悅然老先生是非常認真的譯者，他的謙卑和對文學、學術的認真，更使人敬佩。他對翻譯的看法，更讓我感動非常。他說：「據我看，譯者實際上應如奴隸一般工作。譯者應該體認到自己的雙重責任：對原文的作者和譯文的讀者負責任。」（《巨大的謎語》序言，頁11）為此，他對托馬斯詩歌裏的重音和輕音做了深入的研究。托馬斯模仿日本俳句寫成的短詩，他也翻成5-7-5的俳句基本形式。俳句的十七個音節，在中文裏本來不必執著，但能做的，馬悅然都做了。即使是托馬斯自己，以俳句形式創作時也沒有完全按照日本人的傳統來寫（例如詩中沒採用「季語」，如以「紅葉」寫秋天等），但馬悅然卻盡量在格式上努力。
1990年，托馬斯中風。那時他只有五十九歲。中風後的他，失去了右手和語言能力。他是鋼琴家，失去右手太痛苦了。瑞典作曲家就為他創作專門用左手彈奏的曲子。他自己也收集了不少。馬悅然去看望他的時候，他就為馬演奏。這種情誼，增強了詩人和譯者之間不可多得的心領神會。1996年，托馬斯出版了《悲傷的鳳尾船》，裡面有兩首詩寫他中風之後的感覺。其中一首，正是我常用來做教材的《四月和沉默》（April and Silence）馬悅然說，這是詩人「對他的命運的慷慨之嘆」（《巨大的謎語》序言，頁18）。這首短詩，凝練自然，意象精深而充滿想像力，完全是托馬斯的風格：
《四月和沉默》
荒涼的春日
像絲絨暗色的水溝
爬在我身旁。
沒有反射。
唯一閃光的
是黃花。
我的影子帶我
像一個黑盒裏的小提琴。
我唯一要說的
在搆不著的地方閃光
像當舖中的
銀子。
（馬悅然譯文）
這個作品是托馬斯中風之後寫的。北歐的春天遲來，但到了四月，總應該開始了。但是，觸景傷情，尚未年老就中風的托馬斯難免經歷長時間低沉。無法藉語言和音樂表達心中的感情，對一般人來說尚且十分難受，何況是鋼琴家詩人呢？「我的影子帶我 / 像一個黑盒裏的小提琴」，是一個兩層的複雜的意象。「影子帶我」一語，美國詩人布萊翻成「影子載我」（I am carried inside my own shadow），「像一個黑盒裏的小提琴」，兩種譯文都透明地呈現出詩人的才華。「影子帶我」是第一層的比喻，表示詩人無法脫離身體的牢籠。但是，天才的腦袋總是裝載著多得無法盡用的隱喻。散文家如錢鍾書，小說家如張愛玲，心裡的喻象就源源不絕。托馬斯當然也一樣。「影子帶我」仍嫌不足，就再來一個「像一個黑盒裏的小提琴」。這種兩層意象也是余光中常用的。例如他的短詩《蛛網》就是一例：「暮色是一隻詭異的蜘蛛/躡水而來襲/複足暗暗地起落/平靜的海面卻不見蹤跡/也不知要向何處登陸/只知道一回顧/你我都已被擒/落進它吐不完的灰網去了」。蛛網固然是暮色的喻象，但暮色也是晚年的喻象。學生問我：「你怎麼知道？」我說：「『落進它吐不完的灰網去了』中的『灰網』就是老人的白髮。」同學聽了大大驚嘆。托馬斯呢？連用兩層比喻，意猶未盡，又再來另外一對：「我唯一要說的/在搆不著的地方閃光/像當舖中的/銀子。」說不出來的話，原來並非躲在遠處，乃在眼前。剛好就在一臂之遙處（「搆不著的地方」）逗引他。因為不遠，所以追尋；「當舖」一詞，同樣是「搆不著的地方」的喻上喻。「當舖」指出那裡面的「銀子」（布萊譯成「家傳銀器」）本來是詩人自己的，如今近在咫尺，卻無法贖回。馬悅然先生指出這首詩和詩人中風兩者之間的關係，對解讀此詩非常重要。
同樣重要的是馬悅然所譯的另一托馬斯著作《記憶看見我》。這本書於《巨大的謎語》半年後面世，是托馬斯六十歲時所寫的回憶錄。書一開始，他就說：「『我的一生。』想到這幾個字的時候，我看見前面一道光線。仔細看，那光線真像一顆有頭有尾的彗星。彗星的頭，其最明亮的一端，是童年和青春期；彗星的核心，其最密集的部分，是決定生命最重要特徵的幼年。我努力回憶，努力鑽進那時代。可是在這濃密的地區中移動很難，很危險，我感覺到我會接近死亡。再往後，彗星越來越稀疏，有越來越寬的尾巴。我現在處於尾巴的後端。我已六十歲了。」讀這段文字的時候，我一方面為其「魅力沒法擋」的彗星之喻所吸引，一方面給清簡自然的中文所震懾。這真的是老外的譯筆嗎？沒多久書就讀完了，那是因為馬悅然實在譯得好，我像在讀一本小小的精彩的中文原著。托馬斯寫他的童年和少年——父母離婚，海員外公填補了父親的位置。他母親是教師。小小的托馬斯記得的第一個感覺，是三歲時一種「驕傲」之感。但到了學齡，他因為沒有父親而被嘲笑，老師告誡同學不得因此欺負他，越幫越忙地把他推向更痛苦的處境。受強壯的同學欺凌，托馬斯抵抗無效，「（我）終於想出一個叫他失望的方法：完全放鬆。他接近我的時候，我假裝靈魂早就飛走了，只留下一具屍體，他可以隨意拿一條沒有生命的破布甩在地上，這很快就叫他厭煩了。」從一開始的「驕傲」之感到一條「沒有生命的破布」，年幼的托馬斯經歷了自我形象的墜落，心靈漸漸變成詩人靈感的園圃，但這同時讓他的心智暴露於危機之中。
少年時代的托馬斯終於崩潰了。他患上了抑鬱症和驚恐症，也許還在思覺失調的邊沿上耽待了好久。「一種不發出光芒而發出黑暗的探照燈把我捕獲。」整個冬天，他落入強大的恐懼之中，直到夏天的太陽再度升起。他說：「我的存在中最重要的要素是疾病。世界是一個巨大的醫院。」在最嚴重的時候，他甚至經歷幻聽、幻視。但他又說：「這也許是我最重要的經驗」。這一章，在書裡命名為﹤驅邪﹥。我們很難說這不是托馬斯創作的啟動器，以及他尋求亮光（他詩裏相當重要的意象）的原動力。後來，他的集子中有幾首寫默想禱告的作品，都寫得特別深刻。
馬悅然為了讓我們更了解托馬斯的成長，把他第一本詩集《詩十七首》出版前的作品也翻譯成中文，輯錄在書後，並且加上解說。對我來說，這實在無量功德。如果不是他，我怎樣才能讀到那些分散發表於各文學刊物的作品呢？
老實說，《巨大的謎語》和《記憶看見我》兩本書拿在手中，我實在歡喜得很。在我心目中，托馬斯是當今世上最優秀詩人。他是瑞典人。他的國度遙遠，語文文化都是我「搆不著」的，幸好他有這位舉世知名的漢學家朋友馬悅然，以「奴隸」的謙卑為我們細細翻譯。我終於能夠讀到托馬斯的最佳中文譯本，一步一步走近他的心靈了。
2012年12月
訂閱：
文章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