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用深邃的灰色眼睛說話

Tomas曾就讀的南區拉丁語學校

文，圖／ 東方早報記者石劍峰發表於2012-12-13 

2011年，托馬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理由是“他以凝練、簡潔的形象，以全新視角帶我們接觸現實”。



■ 在“莫言週”專訪2011年諾獎得主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



Tomas Tranströmer

托馬斯生於1931年，是當今瑞典最優秀的詩人之一，著有詩集十餘卷，並曾被翻譯成三十多國文字。他於1954年出版了第一本詩集《詩十七首》，在瑞典詩壇引起轟動。 2011年，托馬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理由是“他以凝練、簡潔的形象，以全新視角帶我們接觸現實”。 1990年，托馬斯患腦溢血致半身癱瘓後，仍堅持寫作純詩。近日，中文版《巨大的謎語·記憶看見我》（托馬斯著、馬悅然譯）出版。 《巨大的謎語》是最新詩集，《記憶看見我》則回憶了童年生活。

  “我們住在斯德哥爾摩的南區，我們的地址是史威登堡街33號（現在改名為籬笆門大街）。”“我的外公和外婆住在附近，在布萊金厄大街，轉彎就到。”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這樣描述。

搭乘地鐵綠線從Medborgarplatsen站出來，往南走兩個街區就會看到一座矗立在高台上的小教堂，籬笆門大街就在教堂邊上，不太容易找到。不過順著他外公外婆曾居住的布萊金厄大街很容易就到了這裡。火柴盒樣式的公寓樓被翻新過，看不出已經有90年的歷史。那個街區有些荒涼。

童年與福爾孔街57號

“父母離婚以後，媽媽跟我搬到福爾孔街57號。那座大樓容納、混雜著一群屬於底層中產階級的人……我們住的是五層樓。最高一層。”

Medborgarplatsen站出來就是福爾孔街，沿街走幾步便到了福爾孔街57號。在公寓樓底下釘著一個銘牌，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曾經在這里居住過，並在1978年寫下了關於這棟樓的一首詩《自1947年冬》 ，這首詩印在這塊銘牌上。 1947年托馬斯與母親曾經在這里居住，托馬斯住在5樓。在樓梯口的住客銘牌上，寫著有一位諾貝爾先生住在樓上。 57號邊上緊挨著一家Bar，名字叫“查爾斯·狄更斯”。

從福爾孔街去托馬斯曾就讀的南區拉丁語學校很近，走過去十分鐘就到。 “我的學校位居斯德哥爾摩南區最高的地方，學校院子的位置比那個地區的大多數建築物的房頂還高，學校建築物的磚頭從老遠的地方都看得到。”托馬斯表示。學校位置確實很高，儘管現在它肯定不是南區最高的建築物了。從校門口進出的高個子學生，遇到老師都會停下來，低頭致敬。托馬斯就讀的高中，是斯德哥爾摩最有名望而且歷史最為悠久的高中學校之一。從這所學校開始，托馬斯走上了詩歌創作的道路。

中風後依然出詩集

現在的托馬斯住在斯德哥爾摩南區大門的高台附近，他的公寓樓俯視著港口和波羅的海。廚房裡掛著托馬斯外祖父的畫像，那位出生在19世紀的老人、比托馬斯大71歲的朋友。 “我的外公，卡爾·黑爾默·魏斯特白格，生於1860年。他是一位領航員，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比我大71歲。” 卡爾的船曾多次載著斯特林堡（瑞典戲劇家、小說家、詩人）去他寫作的那個小島，後來托馬斯的父親寫了本關於斯特林堡的書。

托馬斯就坐在單人椅上，落地燈照在他身上，臉上的皮膚滿是時間留下的皺褶，讓人想起他寫的那句“直到光線趕上我/把時間折起來”。窗外下著大雪，大海和橋，就像托馬斯寫的：“一條橋/慢慢地/自動地蓋住天空”。

客廳有托馬斯的大鋼琴，鋼琴上散落著一本託卡塔的琴譜，有時他會用左手彈琴。 1990年，托馬斯中風，到現在已經20多年了。詩人北島在他的一篇文章中這樣描述中風後的托馬斯：“他後來在詩中描述了那種內在的黑暗：他像個被麻袋罩住的孩子，隔著網眼觀看外部世界。他右半身癱瘓，語言系統完全亂了套，咿咿呀呀，除了莫妮卡，誰也聽不懂。”就算在中風以後，托馬斯還是出版了不少詩集。托馬斯的朋友、漢學家馬悅然說，去年他在諾獎頒獎典禮上遇到獲得諾貝爾生理與醫學獎的得主，按這位科學家的觀點，像托馬斯這樣中風後能再寫詩幾乎是不可能的。可是托馬斯做到了。

客廳懸掛著中文書法

“他現在能說幾個簡單瑞典語了”，馬悅然的夫人陳文芬說，托馬斯的情況比她最早見到他時好很多了，也更有精神了。送上剛剛出版的中文版《巨大的謎語·記憶看見我》（托馬斯著，馬悅然譯），托馬斯高興地翻閱起來，看到書中收入的那些老照片，他笑了，雖然他不能講話。在身旁的茶几上，還擺著中文版的《航空信》，那是旅居瑞典的作家萬之翻譯的。

托馬斯的妻子莫妮卡去廚房準備咖啡和點心，她從托馬斯的視線裡離開一小會時間，托馬斯突然緊張起來，吐出“莫妮卡”的名字，只好又把莫妮卡叫過來。二十歲，他娶了莫妮卡，一直在一起。中風後，莫妮卡也辭掉了工作，在家照料托馬斯。

準備去會客廳聊天。莫妮卡吃力地把托馬斯攙扶起來，托馬斯拄著拐杖執意一點點地挪到客廳。大家講著前兩天的諾貝爾獎頒獎儀式和莫言，托馬斯只是安靜地聽著，他深邃的灰色眼睛，讓你害怕直視。有時他也有意見要發表，或作憤怒狀，或笑著，或讓莫妮卡來解釋。

在托馬斯的身後懸掛著一幅用中文書法寫的托馬斯作品，那是托馬斯詩歌《孤獨》第二部分的一句“想引人注目——生活在/眼睛的海洋/就必須有特殊表情在臉上抹泥”。那位書法家搞錯了托馬斯的名字，誤以為這位托馬斯是“迪倫·托馬斯”，但托馬斯和莫妮卡並不介意，還是掛著。不過早年的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受到迪倫·托馬斯的影響是肯定的，馬悅然說：“我相信託馬斯二十三歲時將他頭一本詩集題名為《詩十七首》的時候，一定想到了迪倫·托馬斯二十歲發表的詩集《詩十八首》。”

兩屆諾獎得主會面了

除了這幅鬧了烏龍的中國書法作品，托馬斯和莫妮卡喝著龍井綠茶，書架上擺著小佛像。 1985年，托馬斯和馬悅然一起來過中國，拜訪了巴金、馮至、艾青等一批老作家，還有北島。 1990年代以後，北島又經常來到瑞典和斯德哥爾摩，他們走得很近。莫妮卡談到對北島的第一印象：“高大。”北島有一本書叫《藍房子》，是托馬斯一首詩的名字，也是托馬斯外公的房子。托馬斯的先人於150年前在斯德哥爾摩外的一個小島上蓋了一座“藍房子”，馬悅然說，“這個海島是托馬斯真正的故鄉。”北島說：“藍房子並不怎麼藍。這棟兩層木結構建築已有150多年的歷史了，樓下是客廳和廚房，樓上一間是臥室，一間是托馬斯的書房。為了保暖，窗戶小小的，天花板很低。”現在不是適宜居住在藍房子的季節。

他們也談起了莫言。馬悅然介紹了他翻譯好但還沒出版的莫言中短篇小說《透明的胡蘿蔔》、《三十年前的一次長跑》等，說好過幾天給他們看看。托馬斯看過莫言的《生死疲勞》，很喜歡，在看了莫言的演講稿《講故事的人》後，莫妮卡給萬之和陳安娜發了郵件祝賀莫言：“親愛的安娜和邁平（萬之）！我們剛剛讀了莫言的演講！非常動人，優美至極！代為轉達我們兩人的熱烈問候！也向馬悅然表達對莫言的支持。莫言在瑞典的這幾天，當地媒體對莫言和瑞典學院並不客氣。”

去年，托馬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因為身體原因不需要參加那麼多的活動和冗長的儀式。今年是莫言獲獎，行動不便的托馬斯連續兩天出現在諾貝爾獎的活動上。這讓他的朋友都很意外。在12月10日的頒獎典禮上，轉播鏡頭多次給了托馬斯和莫妮卡——雖然後來疲倦的托馬斯在漫長的頒獎儀式上差點睡著了。 “很多中國人看了頒獎轉播，也看到了托馬斯！”他聽懂了筆者的話，和莫妮卡都笑了。在12月9日的諾貝爾獎酒會上，去年和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終於會面了。陳文芬說，“在托馬斯之後，獲獎的是中國作家，他是很開心的。”

托馬斯很快就累了，莫妮卡送大家出門。只留下托馬斯一個人在原地，燈光完全撒在他身上，他垂下頭，安靜、沉思，孤獨地翻著手上的餐巾。#



圖說。托馬斯（左）與妻子莫妮卡（中）、朋友馬悅然（右）在家中，牆上掛著一幅書法。

馬悅然：我為什麼翻譯Tomas Tranströmer的詩歌?

＊馬悅然2012十月在上海復旦大學演講稿全文

我非常高興有機會跟大家見面。
我今天的任務是告訴你們我為什麼翻譯特翁的詩歌。
特翁就是去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瑞典詩人托馬斯 特蘭斯特羅默。
他的姓名太長了，我以後管他叫托馬斯或者特翁。我比八十一歲的托馬斯大八歲，所以<特翁>這個稱呼也許不妥當。
我知道有人會問我:
你為什麼翻譯特翁的詩歌?
我就回答說:因為我認為他是一個非常好的詩人。
你為什麼認為他是一個非常好的詩人呢?
因為我很欣賞他的詩歌。
你為什麼欣賞他的詩歌呢?
因為我認為他是一個非常好的詩人。

這很荒誕的問答的目的是表達我個人的意見:文學的欣賞是出於主觀想法的。因此你不能說”特翁是一個非常好的詩人”，你只能說”我認為特翁是一個非常好的詩人”。你通過五官所感知的都是主觀的。我最喜歡的四川菜是什麼? 麻婆豆腐。為什麽呢? 因為好吃。有什麼好吃呢? 很辣。怕辣的人肯定不會欣賞，怕不辣的人肯定會欣賞。

我剛剛告訴你們我為什麼欣賞四川菜，就應該好好地告訴你們我為什麼欣賞特翁的詩歌。

好，我告訴你們吧: 
我欣賞他以簡樸的語言所表達很豐富的意象與寓意。
我欣賞他讓我醒過來的驚訝的隱喻，我欣賞他引用古代希臘與羅馬的詩律表達生活在現代的人的樂趣與焦慮。我也欣賞他有時候用禪宗法師的超現實主義的觀點來安慰他的讀者。

1940年代末，托馬斯還沒有高中畢業，他在愛好文學的同學們自己編輯的雜誌上發表了十首詩。除了一個例外，這些作品都是瑞典的讀者1940年代所偏愛的自由詩。在唯一的例外，年輕的詩人創造了一種獨特的六言詩，每句包括三個揚抑格的節奏: tám ta, tám ta, tám ta:

冷氣，青色，公駒，
隱約，出現，霧裡。
於是，找著，洞室，
洞室，藏有，死人。

水磨，慢慢，咕隆，
輪子，總不，停止。
死人，手在，發光，
風在，天上，逃跑。

我自己很欣賞這種六言詩的節奏。不知道為什麼，我所讀的唐詩選集總沒收入六言詩。《樂府詩集》中有很多唐朝次等的詩人寫的六言詩，像韋應物(736-830)和王建(768-830)。我相信在場的也許有人沒有聽過唐朝的六言詩，所以非給你們念兩首不可。頭一首是韋應物寫的一首三臺詩:

一年，一年，老去，
明日，後日，花開。
未報，長安，平定，
萬國，豈得，銜杯?

第二首是王建寫的一首宮中三臺:

池北，池南，草綠，
殿前，殿後，花紅。
天子，千年，萬歲，
未央，明月，清風。

我相信特翁會欣賞這兩首詩的節奏。

托馬斯最早的詩讓我想到台灣詩人楊牧早期的詩歌:

此霎那
如溫暖的煙霧在陰冷的空氣中上升
此安靜的霎那
狗給擺脫了吠聲
兔子給擺脫了恐懼
笛子給擺脫了吹笛人的嘴唇
獨自地吹

在與秒鐘的軍隊作戰
而溺死於漩渦

可活得過我的
這貧窮美麗的霎那

下一首詩也發表在高中學生的雜誌上，沒有收入詩人的全集。這首詩容納後來成為托馬斯詩的特徵的驚奇的意象和敏捷的隱喻:

發燒的水藻
睡在身體的池子裡

像一隻吃飽了血的
巨大的壁蝨

太陽懸停在
樹林邊上

我是1960年代頭一次跟托馬斯見面，所以我們認識快五十年了。時間過得真快! 我起初只閱讀他的詩，沒有想到把他的詩譯成外文。1983年冬天，我得進醫院做手術。我帶著托馬斯那時剛剛發表的詩集《狂暴的廣場》。醫生給我打的那麻醉針肯定非常厲害: 我醒過來的時候，我的腦子非常清新，所有的老蜘蛛網都掃除去了。我半夜一醒，就開始把那詩集的十九首詩譯成英文，當天下午就翻譯完了。出了醫院回家之後，托馬斯到我家裡來，我們兩個討論我的譯文。

有人會問我說: ”你是瑞典人，你會閱讀特翁的原文，這對你來說應該是夠的吧?” 

我的回答是不夠。我不是中國人，可是我讀過相當多中文文學著作，從上古時代到現在。我每一次讀一篇我非常欣賞的作品，我願意把它譯成我自己的母語。為什麼呢? 因為我願意讓我的同胞們欣賞我自己欣賞的文學作品。

我恨不得把我所欣賞的中文文學作品譯成瑞文，可是那當然是做不到的。我必得選擇。我經常選的不是個別的著作，而是一個作家的所寫的最主要的作品，像聞一多先生的兩部詩集《死水》和《紅燭》，和艾青的最主要的詩歌。北島的詩我翻譯過百分之九十五，我翻譯過高行健的兩部小說《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他所寫的短篇小說和他十八齣戲劇中的十四齣。沈從文先生和兩位山西作家李銳和曹乃謙的作品我翻的比較多。

叫我特別煩惱是我一發表一位當代中文作家的作品的譯文，就會有人說: ”啊，你看，這個作家可能會獲得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我自己認為我主要的任務是把中文文學介紹給我的同胞們，不是給一位中文作家弄到一個諾貝爾文學獎。

有的知道我是瑞典學院院士的中國評論家以為我是一個優秀的文學理論家。其實不然。文學理論根本不在我研究範圍之內。我是語言學家兼翻譯家。我語言學方面研究的興趣主要是中國方言學，上古和中古漢語的音韻學，古代和現代漢語語法，詩律學等等。我選入瑞典學院的原因可能是我在翻譯方面的貢獻。

最近幾十年的經濟，貿易，交通等方面的全球化的傾向是相當可觀的，我們的世界越來越像個Global Village (全球化的鄉村). 文學方面可不然。瑞典學院前任的一位常務秘書曾說: ”Global Literature is Translation!” (全球化的文學就是翻譯)。我今年八月在瑞典參加一個國際座談會關於全球化的文學。在我的報告中，我強調翻譯在這方面所起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2005年到2007年譯成瑞文的文學作品，百分之七十四是譯從英文的。從法文翻譯的作品是百分之三點六，從德文翻譯的作品是百分之二，從西班牙文只是百分之一。從亞洲和非洲各國語言翻譯的作品共同不到百分之一! 這種非常可怕的統計資料並非為瑞典所特有的。歐洲各國的情況是同樣的。

也許會有人反駁說: ”已經有不止一個人把特翁的詩歌譯成中文。你為什麼再來翻譯他的詩呢?” 我的回答是《道德經》起碼有一百種英譯本。《水滸傳》，《西遊記》和《紅樓夢》有好些個英譯本。每一個翻譯家對他翻譯的著作有他自己的值得參考的見解。

特翁的全集有兩部英譯文，一部是美國詩人兼翻譯家若貝德 布萊(Robert Bly) 翻譯的，另一部是蘇格蘭詩人兼翻譯家羅彬 佛爾頓(Robin Fulton) 翻譯的。

布萊先生的瑞語很差，他需要人給他解釋特翁詩的意義。佛爾頓先生的挪威語很流利 (挪威語和瑞語的區別很小)。布萊先生不大管詩歌的節奏，佛爾頓盡量的叫他的譯文反映原文的節奏。布萊先生和佛爾頓先生兩位都是詩人。


布萊先生以他詩人的資格有時候改變托馬斯的詩。我給你們舉一個例子: 托馬斯的詩<巴拉基列夫的夢>有以下的兩句: ”Det var ett fält där plogen låg / och plogen var en fågel som störtat.” (有一片田，天上放著一台犂/這台犂是一隻墜落的鳥) 佛爾頓先生翻譯得很對: ”There was a field where a plow lay / and the plow was a fallen bird” 布萊先生的譯文”and the plow was a bird just leaving the ground”(犂是一隻將要起飛的鳥)完全破壞托馬斯的詩的意象。我認為詩人是一個創造者，可是翻譯家應該是一個非常熟練的，非常技巧的匠人。

每一種語言有其內在的節奏。漢語和瑞語內在的節奏有一些相同的地方。請你們比一比一下的例子:

孩子   睡在   床上
tám ta tám ta tám ta
Barnet  sover på  sängen  

tám ta   tám ta ta  tám ta

這兩個句子都有所謂下降的節奏。

我們現在看英文意義相同的句子:

The child    is asleep   on the bed  
  ta tám       ta ta tám    ta ta tám

英文的句子有所謂上升的節奏。

托馬斯1954年發表的頭一個詩集收十七首詩，一共包括九十一闋。其中十三闋用古代希臘所謂薩福詩律(Saphic metre); 兩闋用古代希臘阿爾凱詩律(Alcaic metre); 六十闋用所謂英國式的無韻詩，每行有五個抑揚格的形式(ta tám ta tám ta tám ta tám ta tám)。其餘的十六闋都是自由詩。

特翁愛用的薩福詩律(Saphic metre)包括四行。頭三行有相同的組織: tám ta tám ta tám ta ta tám ta tám tám (兩個揚抑格，一個揚抑抑格，一個揚抑格和一個揚揚格)。瑞語包括兩個音節的名詞，動詞，形容詞和副詞多半有揚抑格的形式(tám ta)。包括三個音節的名詞，動詞和形容詞多半有揚抑抑的形式 (tám ta ta)。因此，薩福的詩律非常適合於瑞語。

我先給你們念托馬斯頭一個詩集裡頭的兩首薩福式的詩:

Plötsligt möter vandraren här den gamla
jätteeken, lik en förstenad älg med
milsvid krona framför septemberhavets
svartgröna fästning.

Nordlig storm. Det är i den tid när rönnbärs-
klasar mognar. Vaken i mörkret hör man
stjärnbilderna stampa i sina spiltor
högt över trädet.


現在來念蘇格蘭詩人洛賓 佛爾頓的英譯文:

Here the walker suddenly meets the giant
oak tree, like a petrified elk whose crown is
furlongs wide before the September ocean’s
murky green fortress.

Northern storm. The season when rowanberry
clusters swell. Awake in the darkness, listen:
constellations stamping inside their stalls high
over the tree-tops.

李笠的中譯文:

突然，漫遊者在這裡遇到古老
高大的橡樹，像一頭石化的
張着巨角的駝鹿，面對九月大海
黑綠的城堡。

北方的風暴。正式花楸樹果子
成熟的時節。在黑暗中醒着
能聽到橡樹上空的星座在自己
的厩中跺腳。

董繼平的中譯文:

在這裡，散步者突然遇見巨大的
橡樹，像一頭石化的麋鹿，他的冠
寬大，在九月海洋的陰沉的
綠色堡壘前面。

北方的暴雨。花楸果串膨脹的
季節。在黑暗中醒來。傾聽吧:
星座在厩棚裡跺腳走動，在
高高的樹端上面。


特翁原來是一個優秀的鋼琴家。他1990年中風之後，只能用左手彈鋼琴。他的詩歌的音樂性是很強的。我年輕的時候在一個交響樂隊打定音鼓 (timpany 或 kettle drums)，因此我的耳朵對節奏比較敏感。我這裡願意談談把中文詩歌譯成外文的一些困難。

我翻譯中文詩歌的時候，非常注意到原文的形式和節奏。可是無論多麼熟練的翻譯家不會把傳統的絕句或者律詩的詩律譯成外文。翻譯家面對的問題很多: 四聲在絕句和律師所起的作用很重要。因為外文沒有聲調，中國近體詩的平仄的對比，當然沒有辦法譯過來。古代的漢語是一個單音節的語言 (a monosyllabic language)。因此，每行的停頓 (caesura) 有一定的位子。(五言絕句中，在每行第二個音節後，七言絕句，每行有兩個停頓。在第二個音節之後，有一個比較短的停頓，在第四個音節之後，有一個比較長的停頓)。那種一致的現象當然也譯不過來。律詩裡頭的那非常精美的對偶的句子也不容易譯成外文。

杜甫的 ”蟬聲，積古寺，鳥影，渡寒塘”你只能譯成 ”A cikada’s sound gathers in the old temple, a bird’s shadow crosses the cold pond”。這段譯文當然對不起杜甫的原文。在我的經驗，詞和散曲比較容易譯成外文。平仄的對比當然譯不出來，可是長短句的節奏比較容易模仿的。

你把中國非常整齊的五言古詩和七言古詩譯成外文的時候，簡直沒有辦法反映原文的結構和節奏。
英國著名的漢學家兼翻譯家亞瑟 威利(Arthur Waley)翻譯五言古詩和七言古詩的時候，用一種 托馬斯 艾略特(T.S. Eliot) 和 E. 龐德(Ezra Pound)都很欣賞的節奏。這種節奏很像英國詩人 Gerard Manley Hopkins (1844-1889) 所愛用的一個形式 (Sprung rythm)。這個形式中，譯文用一個讀重的音節來相配每一個中文的音節。譯文讀重的音節之間會出現一個或者幾個讀輕的音節。因此，譯文的句子比原文的句子常常長得多: ”十五，從軍征” 可以譯成英文的 ”At the age of fifteen I followed the army a’field”。我們同樣的可以把”少小，離家，老大回” 譯成 ”As a very young boy I left my home, as a very old man I return”。

七言古詩的一個句子能容納三個字句 (clauses)，因此這個形式應該算是史詩 (epic verse)的一個非常好的工具。我記得我一九八六年在上海金山一個座談會上跟我的老友四川詩人流沙河談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為什麼中國文學沒有史詩? 這個問題一直叫我非常驚訝。

除了文學，托馬斯在大學裡學心理學。1960年代他在一個少年罪犯的管教所裡當心理學的顧問。他1959年參觀過一個管教所之後，寫了九首俳句。這些俳句比他以後寫的俳句容易懂得多。這些詩也表示詩人多麼同情關在管教所裡的不幸的少年。我願意把那九首俳句都念給你們聽:

他們踢足球
忽然的混亂，足球
飛過了高牆。

他們常大鬧
為的把時間嚇得
流動快一點。

拼錯的生命
唯一保存的美麗:
身上的刺青。

逃犯給逮住
他兜兜兒裡裝滿了
金色的蘑菇。

車間的吵鬧
望樓沉重的步伐
使樹林驚訝。

門慢慢打開。
我們在管教所裡
新季已來臨。

牆上開燈了，
夜裡飛行員看的
是虛構的光。

夜裡，大卡車
駛過時，囚犯之夢
忽然發抖了。

少年喝了奶
安靜地睡在牢房:
石頭的母親。

我覺得這些俳句，尤其是最後一首，是非常感動的。

有的詩意象和隱喻非常特殊的:

山上的陡坡
燃燒的太陽底下
羊群嚼火焰。

啊，紫藤，紫藤
從柏油裡站起來
正像個乞丐。

陽光的狗鏈
牽着路旁的樹木。
有人叫我麼?

一幅黑的畫。
塗過顏色的窮困，
穿囚衣的花兒。

托馬斯的後期的俳句的主題和內容有時不好解釋:

時間臨到了，
瞎了眼睛的微風
歇在正面上。

燃燒的太陽…
帶著黑帆的船桅
早已不在了。

堅持吧，夜鶯!
深處有所生長的—
我們偽裝了。

死神彎下身
在海面上寫筆記。
教堂呼真金。

有的托馬斯的俳句帶有禪宗的味道:

頓時的覺悟。
一顆老的蘋果樹
大海靠近了。

灰色的沉默。
藍色的巨人走過。
海吹起涼風。

人形的飛鳥。
蘋果樹已開過花。
巨大的謎語。

我覺得這三首俳句有一點像禪宗的公案。

托馬斯雖然遭受了中風的痛苦，他不過在一首詩歌裡表示惋惜。那首詩發表在《悲傷的鳳尾船》中:

<正如當孩子>

正如當孩子時，一種巨大的侮辱
        像一個口袋套上你頭上
模糊的太陽光透過口袋的網眼
你聽的見櫻花樹哼着歌。

還是沒幫助，巨大的侮辱
蓋上你的頭，你的上身，你的膝蓋，
你會間斷地動搖
可是不會欣賞春天。

        是的，讓閃亮的帽子蓋上你的臉
從針縫往外看。
海灣上水圈無聲的擁擠。
        綠色的葉子使地球暗下來。 
           

托馬斯詩集《悲傷的鳳尾船》的頭一首詩是<四月和沉默>:

荒涼的春日
像絲絨暗色的水溝
爬在我身旁
沒有反射。

唯一閃光的
是黃花。

我的影子帶我
像一個黑盒裡的
小提琴。

我唯一要說的
在夠不著的地方閃光
像當舖中的
銀子。

這首詩的憂鬱的情緒讓我聯想到台灣詩人楊牧的一首詩:

<沉默>

四月自樹梢飄落
飄下這小小的山頭
山頭罩著煙霧
一騎懶懶踏過，在路上點著淺淺的梅花

假如夜深了，夜深此刻
那少年兀自坐著，在山神廟階上坐著
四月飄下了小小的山頭
小黃花自樹梢飄落

托馬斯1990年冬天中風之後，只會講幾個詞，列如ja (是的)，nej (不是)，men (可是)和 mycket bra (很好)。可是只要是他的妻子莫妮卡(Monica)在他的身旁，托馬斯會參加任何題目的談話。你無論問托馬斯什麼問題，莫妮卡看了托馬斯的面孔以後，就回答你的問題。”Mycket bra”, 托馬斯就說。

我一個朋友，瑞典一位有名的醫學專家，告訴我一個因為中風不會說話的人絕對不會寫詩，除非是一個上帝創造的奇蹟。我就給他講一個真的故事。托馬斯和我都害耳鳴。有一天莫妮卡告訴我托馬斯為了他害的耳鳴比較煩惱。我就給托馬斯寄這首俳句: 

你啥事埋怨?
耳鳴的聲音恰如
蟋蟀的音樂。

過了兩天之後，我接到托馬斯的回答: 

蟋蟀不作聲，
只聽沉默的呱呱
在我的耳中。

唯一的科學解釋是托馬斯是一個奇蹟。

有時托馬斯會畫一個圖告訴莫妮卡他要什麼。有一天我在他們家裡吃午飯，托馬斯忽然在一張紙上畫了一個馬頭給莫妮卡看。這一次莫妮卡簡直猜不到托馬斯要什麼。

托馬斯不耐煩地再畫了一個馬頭。”啊”，莫妮卡說，”你要你的眼鏡!” ”Mycket bra!”, 托馬斯說。

我簡直不懂一個馬頭跟托馬斯的眼鏡有什麼關係。莫妮卡給我解釋說: ”托馬斯的詩集《黑暗中的視覺》有一首詩叫<打開的窗子>。那首詩最末了的幾句是<我不知道我的頭/向哪邊轉/以雙重的視野/像一匹馬>”。我後來問莫妮卡: ”要是托馬斯要他的眼鏡，他為什麼不畫一副眼鏡呢?” 莫妮卡回答說: ”托馬斯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個人!”

真的，托馬斯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個人!

康正果：馬悅然詩酒說漢學

文／康正果(耶魯大學教授)

耶魯的東亞研究中心特設一榮譽講座，一年一度， 專門邀請國內外研究中國問題的傑出學者來耶魯作一次講演。今年應邀而來的是斯德哥爾摩大學的榮譽退休教授馬悅然。對這位七十七歲的瑞典漢學家來說， 耶魯的邀請似乎來得為時晚了一些。然而這也難怪： 歐洲的老一代漢學研究在漢學界雖仍不失其既有的位置， 但畢竟曲高而和寡， 在今日的北美已不再流行了。因為後繼者寥寥無幾， 有關馬悅然在中國方言和古漢語音韻研究方面的諸多成就， 熟識而懂行者也就只可能限於極少數的專家。至於近年來他之所以倍受中文媒體的關注， 且聞名於兩岸三地的文壇， 可以說全都是作家們過分期盼諾貝爾文學獎， 再加上媒體跟著發燒才漸次熱火起來的。這個熱和他所做的冷門學問其實並沒有什麼關係。中國文壇實在是得獎心切， 過去幾年中，媒體和輿論幾乎擺出了咄咄逼人而不甘罷休的陣勢， 馬悅然遂在好事者的包圍中以譯介現代詩歌小說出了名。好在評獎委員會去年給中國文學及時地放了一榜， 從此塵埃落定， 一顆定心丸吃下了公眾的肚子， 即令它的甜中各自有酸有苦， 眾聲喧嘩之口總算安撫地堵了起來。馬悅然教授也由此得到了解脫。當然，他還是評委會中負責推薦中國文學的委員， 但畢竟事已而過境盡遷， 他同詢問得獎消息的俗務遂慢慢脫了干系。諷刺的是， 他多少還是從他染指的俗務中沾了許多光彩， 若不是有這已經產生的大眾效應背後做襯托， 誰知道他那些塵封了許久的漢學勞作又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得到向公眾展示的機會。這就是當今的後現代世界， 一個人如何把自己所做的前現代學問和它掛上鉤， 運作起來， 還確實是件頗為微妙的事情呢。

我特別點出上述的情況， 是為了說明馬悅然教授這幾天來耶魯做客的背景， 也正是憑了這樣的機緣， 杯酒談笑間， 我特別問起了他從前做漢學研究的情況。算不上正式的採訪， 不過是把我們下酒的趣談趁機挑一些說出來罷了。

馬悅然說他父親曾任中學教師， 他從小跟上父親遷徙瑞典各地， 因此熟悉很多方言， 也善說方言， 並萌生了留心方言研究的興趣。十九歲那年， 馬悅然跟上當時歐洲著名的漢學大師高本漢學習漢語。那時候歐洲的中文授課方式頗似中國古代的私塾， 一句現代漢語都不會說的學生， 一開始學習中文， 便跟著他們的老師讀起了《 左傳》 。就這樣比中國學生還要古典地學了兩年， 馬悅然說他已經能略通先秦的典籍， 且能理論上區分某些字詞的聲韻。但當1948 年他被高本漢派到中國調查四川方言的時候， 他還說不了幾句日常會話的口頭語。從上海而重慶， 而成都， 他僅用了兩個月的時間便粗略學會了可應付其田野考察工作的西南官話， 此後就一頭扎在峨眉山下的報國寺內作了八個月的方言調查。這簡直是跳到河裡逼著自己學游泳的極端方式， 一邊學著， 一邊就用起來了。對現在每年夏天花錢到北京或台北的強化班受普通話培訓的美國學生來說， 那情景幾乎不可思議， 也根本無從效法。當然兩者的目的完全不同， 現在的學生為的只是掌握語言技巧， 馬悅然所做的則是研究工作。他從他的老師們那裡受到了一整套嚴密的語言學訓練， 弄通了人類千差萬殊的語音中某些共同的東西。有了這樣的學養， 可以說是掌握了一把能打開所有語言知識迷團的鑰匙， 如今前來四川， 只是專門處理個別的語言資料罷了。按照高本漢的設想， 所謂的古漢語語音，並不只是凝凍在傳世韻書中那些死的語音記載， 它依然延續在中國各地的方言中， 方言是消失了的古音的活化石， 收集和整理方言中的語音素材， 極有助於上溯古漢語語音演變的歷史。我自己在這一領域只有一知半解， 不敢在此妄發議論， 但哥倫比亞大學一個在該領域很有研究的朋友曾認真地告訴我， 在重構古漢語語音的學術工作上， 高本漢及其歐洲學者的建樹至今仍是中國學者做此類研究的重要依據。就拿馬悅然的成績來說， 他的<西部官話音韻研究> 和< 四川方言造句結構的限制形式> 等文， 便被認為是在這方面很有份量的論著。直到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 歐洲漢學一直堅持著尋求解決知識迷團的取向， 漢學家們的操作在很多方面都與清代的樸學相呼應。要概括地說馬悅然的學養， 可以說基本上就是在這一鑽書本而重文獻的氛圍中成長起來的。

他告訴我， 在漢語語文學方面， 他自己比較滿意的成果計有： 《 左傳》 中“其” 字的功能和語義> 以及< 論先漢及漢代文本中“嫌” 字的語義> 等論文。我們喝酒的時候， 他還特別要了一張紙， 在紙上寫出例句， 給我分析了這些字的特殊語義。馬悅然另一個值得一提的工作是他在《 公羊》 、 《 穀梁》 兩傳以及《 春秋繁露》 翻譯評註上所下的功夫。大約是因為不滿那些過於在所謂微言大義上作文章的經學論著， 馬悅然本著他的語言學素養選取了一個特殊的研究角度： 他從語法、 句式、 風格、 用語的對比上切入了《 公羊》 和《 穀梁》兩傳的行文研究。他發現《 穀梁傳》 有模仿《 公羊傳》 的明顯痕跡， 因此他確定《 穀梁》 的成書晚於《 公羊》 。我問他對這兩部現在很少有人注意的典籍花費這麼多的時間和精力， 是否應用了西方闡釋學的方法， 他眼睛一亮， 連連稱是，頗以為我的用語點中了他的學問的穴位。但他似乎對純理論的分析沒有太大的興趣， 看樣子他是不喜歡援引現代批評理論發高深的議論， 所以聽了我提說的話語理論， 他的反應並不怎麼熱烈， 有關“公羊” 文風造成的套語表達方式這一問題， 我們也就沒再進一步討論下去。接下來他給我講了他四十遍通讀《 春秋繁露》 ， 並把該書全部譯成英文的辛苦經歷。我無法想像他何以為此而花費那麼多的時間和精力， 但我實在佩服他啃書本的毅力和激情： 就是在訪問耶魯期間， 白天忙著參加各種活動， 他說他抽空回到旅館裡還趕著譯楊煉的詩作。關於《 春秋繁露》 的譯稿，他說至今還塞在他的抽屜內， 可能永遠就此塞下去， 因為他已提不起興趣重理那堆舊稿子了。但他那疏解知識迷團的勁頭至今猶未冷卻， 他說他盡快了結了現代文學的翻譯任務， 最終還是想回到《 左傳》 的全面研究上。

馬悅然一再告訴我， 他是個雜家（Jack of all tr​​ades ） 。他對中國古代典籍的譯註和評介幾乎遍及整個古代的各個時期和所有的文類。從樂府古詩到唐宋詩詞， 到散曲， 到辭賦古文， 乃至《 水滸》 和《 西遊記》 這樣的大部頭小說， 他都譯成了瑞典文。在一篇題為《 瑞典的中國研究概述》 的文章中， 馬悅然的學術接班人羅多弼指出， 七十年代以後， 馬悅然的工作從前期的疏解知識迷團轉入了文化闡釋。他特別強調說，馬悅然的博學強記和精確的分析能力， 再加上那特有的審美感受， 最有助於從事這一跨文化的媒介工作。

馬悅然這次耶魯之行， 蓋由孫康宜教授代表東亞研究中心全面作東，初到新港的周末， 我們在康宜家舉辦的招待會上喝了不少威士忌， 當晚接著在詩人鄭愁予的家宴上又喝乾了兩瓶“酒鬼” 。愁予永遠都是熱心而厚道的主人， 他家裡儲存的佳釀一直都在慷慨地款待著來此地做客而有興趣喝上兩杯的作家和學者。但在大多數的情況下， 他那些好酒， 還是叫我這個陪客喝下肚的居多， 因為能夠把白酒喝到底的人畢竟十分稀少。但這一次和馬悅然對飲卻有所不同， 高齡顯然沒有成為他的身體負擔和心理障礙， 他始終都和我們這些比他年輕得多的人對等地一杯接一杯往下喝。席間， 他還吟起了稼軒的名句：“杯汝來前！ 老子今朝， 點檢形骸。。。。。。 ” 已喝到十一點多， 我們幾個人因次日有課， 都準備離去， 馬悅然還顯得酒興未盡。愁予準備驅車送他回下榻的旅館， 他笑著指愁予家那個玻璃磚的圓餐桌說：“等一會兒就睡在這下面。” 幾日後， 我們又一次在一起消耗我家的“茅台”時， 他告訴我他在辛詞的研究上頗有心得， 曾著文譯介和賞析過辛棄疾的十三首沁園春詞。該文發表於近三十年之前， 那時候歐美的漢學界還沒有幾個人研究辛詞， 馬悅然這篇譯介辛詞的論文顯然具有開創作用。包括大陸港台的詞學研究在內， 一般都把辛詞劃在粗豪之列， 似乎諧律之作都在清真、 白石的集子內。馬悅然這篇文章卻在辛詞的粗豪中找出了講究音律之處， 他仍然發揮了他音韻和方言上的學養， 特別在辛詞的內在音律結構上說出了不少前人未曾提及的東西。我們一邊喝酒， 一邊翻出辛棄疾那首“三徑初成” 的沁園春詞朗讀。從馬悅然簡單的陳述中可以感覺出，他對詞中散文化的對話語氣， 對稼軒那種爾汝群物的親暱戲弄， 以及其間幽默、 蕭灑的物我互置境界等趣味，顯然是獨有會心的。這一詩境的妙悟，從他走後留下的《 俳句一百首》 也可以窺出端倪來。

這些署名為南坡居士的作品可謂用夾雜了四川方言的現代漢語寫成的酒後戲言， 有作者的自嘲， 也有對他熟悉的太白、 陶潛、 稼軒和李易安等詩人俏皮的戲仿。像稼軒那樣， 動物特別被詩人以爾汝稱呼的口氣引入了童話般的對話， 而某些被化用的古人名句， 也由於錯置在輕快的大白話上下文中， 吟詠間釋放出泰戈爾《 飛鳥集》中某些雋永短詩那種用詞語斷裂和句間空白逗引出的妙趣。在孫康宜講授的古典文學課上， 馬悅然給美國學生朗誦了他這些俳句。他一邊用普通話朗誦， 一邊即興誦出每首詩的英譯。學生們特別喜歡的有：
“松鼠嚇壞了！/ 秋天最後一片葉/ 在枝上發抖。
”“少喝點，李白，/ 你影子早醉倒了！ 明月有好意。” 
我喜歡的還有：
“沙上有足印！ / 耐性的波浪橡皮/ 等待著漲潮。”
“心字該怎寫？/別問慧能那傻瓜！ / 他不識字呢！”

 這些寫於最近的俳句可以視作馬悅然漢學研究的副產品。當學生問及這些詩寫作的緣起時， 馬悅然說完全是受了台灣詩人陳義芝的鼓勵。是在陳的建議下他先寫了五首， 又在陳的續索下， 他湊足了一百。當學生問及他何以選擇日本詩的形式時， 他說因為這種五/ 七/ 五的音律結構最簡單， 最適合捕捉他舉杯陶然時偶然湧出來的妙句， 而且他告訴學生們，所有這些回應陳義芝的詩句， 大都是他品著威士忌寫出來的。

馬悅然翻譯了那麼多矇矓詩人的作品， 他往往特別醉心其中不合語法的怪句， 訪問耶魯期間，他就為楊煉那首“黑暗們” 的“ 們”如何翻譯而傷過腦筋。我以前還以為他的詩歌趣味非常新潮，沒想到他自己作詩，卻喜歡寫文白夾雜的短句， 而且對單純、 簡潔、 富於回味的生動口語有著詩意盎然的興趣。可惜我們在一起喝酒交談時， 我只顧了解他那些冷門的學問， 沒來得及同他多談他自己的創作。現在已經和他那勁頭總是很大的手握了別， “何時一杯酒， 重與細論文” 啊？只希望下一次見面喝酒時， 馬悅然會拿出更多的俳句新作， 到了那時候， 我再和他討論他詩中的諧趣、 憨態， 還有他的散文化詩句結構都受到了辛詞的什麼影響。

(寄自美國)


2001年12月9日聯合報副刊

本文收錄於馬悅然著作《俳句一百首》

南坡居士馬悅然

2012-12-11
李乃清/文

（載2012年12月《文景》）

那是五月暮春，雜花生樹，草長鶯飛，瑞典學院會客廳靜悄悄的，滿屋子氤氳書香。

眉毛全白了，兩道眉骨仍泛著紅潤的光，年屆米壽的馬悅然，身穿藏青中式對襟，靠著大沙發笑吟吟道：“我已經是老和尚了。”身後窗台上那盆蔥蘢植物，遠遠望去，彷彿在他柔軟捲曲的銀髮間開出一叢綠來。

光陰流轉，半個多世紀前，他還是峨眉山報國寺裡的年輕“洋和尚”，“我永遠都記得小和尚們每天晚上用清脆的聲音高高興興地唱著一首內容憂鬱的經文：'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但念無常，慎勿放逸。'”現今，那些小和尚還在世的話，也該是古稀老人了，眼前這個“老和尚”常常感慨——“時間過得太快！阿彌陀佛！”

退休後，馬悅然搬到了斯德哥爾摩城郊的“優斯宏”，我們搭乘公交巴士穿行於鄉間林野公路，半途上來兩位當地修道院的嬤嬤，“老和尚”笑嘻嘻脫口而出：“附近有個尼姑庵啦。
自1998年租住“燕鼻子住客之家”（養老公寓）以來，馬悅然現已換到了居於二樓風景更好的房間。他的夫人陳文芬介紹，“這裡全是年過65歲的老人，許多申請人要等15年才能排到隊。”走在前頭的馬悅然，立即轉身向她，溫柔地糾正道：“但你是唯一的例外。”

沿著他家門口的波羅的海，我們一路親近自然，“白玉蘭、迎春花、山毛櫸，那邊還有瑞典特有的柳樹。”路旁有株櫻花，“它名字很特別，翻譯過來是'鳥的櫻花'。”我半開玩笑：“這聽上去有點像罵人。”老人家反應極快：“那就不是niǎo，是diǎo！”說到他的強項（中國方言和古漢語音韻研究）上了，馬悅然朝我眨巴下左眼，得意地笑起來。

這位耄耋老人的寓所，兩室一廳不過七十平米，中間十來平米的客廳就是他的書齋，屋內裝飾素樸，牆上幾聯蜀繡書法是他岳父（已故妻子陳寧祖的父親）所贈，另有幾幅老友高行健的畫作。書櫃中最醒目的是日本人諸橋轍次編纂的多卷《大漢和辭典》，這是老人最常用的中文工具書。客廳正中長條大方桌上，放著各地寄來的樣書、刊物和他的戴爾電腦。陳文芬笑道，“他也上網。每天都被給到很多資料。我們家現在幾乎是個廣播台了。”

這間小小的書齋，像是獨立於中國文壇之外的一座小星球，其光閃頻率時常影響到中國作家群的心緒；因為主人是瑞典學院十八院士（即諾貝爾文學獎評委）中唯一的漢學家，經年累月，他焚膏繼晷地翻譯了自上古至當代的大量中國文學作品，深得個中壼奧。

那日春風和煦，馬悅然坐在草坪長椅上，望著天上行雲，若有所思。我大膽揣度地問他：“您喜愛中國古典文學，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您似乎偏愛那些從民間一脈相承、原汁原味的作品，而那些效法西方的東西您都不太感興趣，我可以這樣理解嗎？”

“對！對！對！”老人撫掌而笑，“我非常喜歡像《水滸傳》那樣說書的文學。孫犁的作品我也非常喜歡，浩然早期給年輕人寫的那些就非常好，以後大的、厚的東西太多，宣傳心態太強了。還有張天翼，我很喜歡他寫的《小彼得》，講一個老闆有個小狗，工人把這小狗弄死了，寫一種階級鬥爭，小狗就是中間的人物了……”

馬悅然說話語速緩慢，調子沉緩，記憶庫裡裝了這許多東西，他需要時不時停頓下來鉤沉、重組，就像是位悟道高僧，即使“慢吞吞”、“放空似的”只言片語裡，依然有無限信息量；當老者鬆弛的聲帶蹦出“小彼得”這樣的字眼時，又讓人心頭一軟，“可愛”得不行。

這位國人眼中精通漢語的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其實還有很多重要身份，他是唯一的瑞典三大學院大院士，平時日程表排得滿坑滿谷：每週二要去歷史人文考古學院開會，每週四要去瑞典學院開會，每兩週皇家科學院也要開會。據陳文芬介紹，馬悅然還是瑞典學院與諾貝爾協會公用基金的管理人與監督者（在歐洲任公共的監督人，除了是位好學者，對品德也有很高要求），此外，他在瑞典國際傀儡戲基金會做了二十五年董事長。

平日里做大學問的馬悅然，對“小”作品情有獨鍾。

2000年夏，他曾在三天之內用瑞典文寫了一百七十首俳句（筆者註：已結集成書Haiku för ros och oros skull），“這三天我什麼也不做，就寫俳句，我寫小時候的活動，寫貓啊，寫小蟲子啊，寫春夏秋冬，俳句應該要寫四季的。”後來，應台灣友人約稿，他以“南坡居士”署名，又完成了一百首中文俳句，結集出版過一本小書《俳句一百首》。

傘兵來攻擊！ /是蒲公英的種子/在空中飄呢！
松鼠嚇壞了！ /秋天最後一片葉/在枝上發抖。
雨中芭蕉樹，/滴滴答答，答答滴：/天使流眼淚。
沙上有足印！ /耐性的波浪橡皮/等待著漲潮。

這些雋永的小詩中，有馬悅然對生靈萬物的妙趣觀察，也有不少汲取中國古意的生動戲仿。他說，俳句五/七/五的音韻格律最簡單，最適合捕捉他舉杯陶然時湧出的妙思，而且，這大部分詩句都是他品著威士忌寫出來的，穿行於中國古典文學長河，臨風欲醉，衣袂飄然。

“逍遙的蝴蝶！/你的宇宙太窄吧！”/莊周不理我。
嗨，五柳先生！ /杯中物釀好了麼？ /影子已長矣！
少喝點，李白，/你影子早醉倒了！ /明月有好意。
棄疾發慌了：/“可惡可愛的酒杯，/來來來來來！”。

他愛《國風》裡的“辣妹子”，讀南北朝《子夜歌》會引起自己的情慾，欽羨“8世紀我的同胞們穿著熊皮在林中過著野蠻生活時，唐朝詩人在創作律詩和絕句”，他希望自己生在南宋，“如果生在山東，就和稼軒是鄰居了，可以談談詞，喝喝酒”。

前些年，這位“南坡居士”又用中文寫起了“微型小說”，“2004年拜讀了老莫（即莫言）發表在《上海文學》的《小說九段》之後，我才明白微型小說到底是啥子。從那時起，要是沒別的事做，我偶爾會寫一兩篇微型小說自娛。”（《我的金魚會唱莫扎特》）

動起筆來的馬悅然，機敏活潑，十足“老頑童”。 “啊，老馬，你回來了！你咋個朗個長哩時間沒有來看我叻？”談古論今“擺龍門陣”，他用的是夾雜“啥子”、“莫來頭”的川話語體，還用“日每日”、“做那個啥”這般勁道十足的山西方言，學曹乃謙寫村里人“親親抓抓摸摸吸吸”的故事，令人捧腹。馬悅然神遊中國古代，他騎著自行車回南北朝興沖衝找尋子夜姑娘卻撞見個老頭，他讓“李白那酒鬼”和追究平仄的“杜老”來段風馬牛不相及的對話，在他筆下，辛棄疾是極樂天的詩人俱樂部成員，女史俱樂部裡還有易安女史李清照，他們喝酒聊天發牢騷……六十篇微型小說，嘻嘻哈哈彷若酒後戲言，連“老莫”讀後也嘆服，贊其妙思“有孩童般的惡作劇，有聖哲般的睿言慧語，時而讓人忍俊不禁，時而讓人掩卷沉思”。

“咳，我這老頭兒真不遇時！”稼軒居士放下酒杯又開始發牢騷。 “我記得小時候，父親給我講那一百零七個好漢的故事，我多麼想上樑山去跟他們打交道。你說什麼？該是一百零八個？錯！錯！錯！宋江那小人不算，他只會哭，酒量也很差。可是上樑山的夢是白做的！要是那狗日的金聖嘆沒有讓盧俊義做那個驚噩夢，把天罡地曜都給砍腦殼了，我早就跟花和尚舉杯痛飲了。咳！”（《不遇時》）

馬悅然最愛《水滸傳》，回想幾十年前翻譯時光，“我真的生活在梁山泊英雄中：魯智深、武松和楊志都是我的樽前好友。”譯《水滸傳》時，他採用了瑞典20世紀40年代的習語，包括當時流行的俚語和口頭語，“我認為譯者應該盡量準確地表現原文中的方言特色，這一點很重要。《水滸傳》一百零八條好漢中有兩人是同鄉（花和尚魯智深和楊志都是關西人）。眾英雄中只有他們用'洒家'當第一人稱。這種稱謂可能是外來語。於是我決定用瑞典語mandrom來翻譯'洒家'：這個詞本來是從吉卜賽語借用來的。後來我發現很少瑞典人知道這個詞的意義和來源。但是我記得在40年代我自己確實裝模作樣地用過。”

馬悅然和四川的情感很深，這個“中國洋女婿”最愛川菜“麻婆豆腐”：“為什麼呢？ 因為好吃。有什麼好吃呢？很辣。怕辣的人肯定不會欣賞，怕不辣的人肯定會欣賞。”老人的口味到現在還是“辣”的。好幾次寫水滸好漢掉腦袋，他都偏愛川語“腦殼頭”，還曾寫過一首俳句：“好兇啊，聖嘆！/一百零八個好漢/都砍腦殼了！”

當年將《水滸傳》譯成瑞典文，馬悅然選的是金聖嘆校訂的七十一回本，但其他幾個長版他都看過，念念不忘一百二十回本里描寫武松打虎的一個漂亮句子，大蟲被“打成死肉一堆，躺在地上像一個繡花布袋”，他很想把這句放進自己的譯本中，但為了忠於原作還是放棄了，後來，他又把這誘人的句子寫進了俳句：“三杯過崗了！白額大蟲何所似？/空虛的錦囊。”

和這丟失的“繡花布袋”相似，《西遊記》裡有段內容，也是馬悅然津津樂道的，“《西遊記》有一回師父有難，孫悟空請求菩薩幫忙，觀世音在閨房還沒來得及梳妝打扮，這猴子心急得跑進她房裡，作者描述觀世音穿著睡衣的那種美麗，就是這時候，連這石頭猴子都動心了……我與幾個對《西遊記》很欣賞的人，描述這段孫悟空動情的故事，他們居然不相信。”他不甘心，曾藉俳句告訴觀世音菩薩“要小心”：“觀世音菩薩！/別叫悟空多情啊！/他心非石也！”後來還模仿孫悟空的口吻寫了篇俏皮的微型小說《孫悟空的獨白》：

我的老朋友吳承恩真是個不食其言的君子。他知道我對女性一點都不感興趣。在往西天的路上所遇見的妖怪，無論多麼漂亮，無論多麼性感，無論多麼想引誘我，我都不理她們。可是我那天有急事去找觀音菩薩時，看她剛起床，還穿著睡衣，坐在那兒梳頭髮，我真的動了心！你看她那模樣：雪白的皮膚，金黃的頭髮，她薄薄的睡衣遮掩不到她圓滿的胸部和她那對如櫻桃的奶頭！啊，我這猴王的心非石也！

你該知道《西遊記》中的故事都是我講給吳承恩的。我給他講我那天闖入觀音菩薩的臥房時，情慾就衝到我的後腦上！我一不留心匍匐在地板上磕頭叫：“啊，我親愛的恩人，我多麼想跟你做那個啥！”哦喲，觀音菩薩氣得臉都紅了，尖叫道：“你這狗日的石猴子！給我滾出去，你！”
吳承恩讓我看《西遊記》的清稿時，我懇求他把那一段取消了。 “要不然，我會告訴讀者說《西遊記》是我寫的！”我說。吳承恩那時很窮，需要稿費，所以得聽我的話。

在馬悅然的微型小說中，“夢”多次出現，“每天都會做夢，而且夢都有顏色，夢裡會聽到別人說漢語”。而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也真到魂牽夢縈的地步了：“1958年，我頭一次到上海博物館，看到剛出土的一個青銅器，很大，非常漂亮。那天晚上我做了個夢，我夢到我到博物館去，那時我是世界上最有錢的人，所以我就找到那個博物館的管理員，問他這個大青銅器多少錢？他說這是博物館的，不賣的，'啊？'我說，'這個可以商量嘛。'最後我說服他帶我去見領導，'哎，你這東西到底要多少錢？'他就要告訴我多少錢時，我就醒過來了。醒來我覺得很不好意思，不該這樣的（笑）。”

多年前，馬悅然曾以中文寫成自傳性文集《另一種鄉愁》，這部作品的瑞典文版取名為《在另一個世界遊蕩》；或許，這位身在瑞典的“南坡居士”，一直“在另一個世界遊蕩”。

山上的燈塔：/尖銳的火矛刺破/深夜的黑暗。

“我童年長大的地方，山上有燈塔，光線轉來轉去的，冬天的晚上，像鐮刀一樣射出光芒與轉動。你知道人越老，記憶對你就越重要。”

1944年，遙遠的北歐，那個姓馬爾姆奎斯特（Göran Malmqvist）的瑞典小伙還在烏普薩拉大學修古典語文。 “當時的人生目標是當個高中拉丁文和希臘文老師。”閒暇時，他讀到一部英文版《生活的藝術》，“林語堂的英文比一般英國學者還好！發現他對道教興趣很深，於是我立馬到圖書館借來《道德經》，但我發現英、法、德三種譯本區別很大，就去請教當時著名的瑞典漢學家高本漢，我問他究竟哪個譯文最好，他答：'那些譯本都一樣糟。只有我譯的是好的。'於是藉給我他那時還沒出版的手稿。一星期後我還去時，他就問我為何不直接學中文，我做了決定，1946年秋就去斯德哥爾摩跟隨高本漢老師學中文了。”

當時歐洲的中文授課頗似中國古代私塾，一句漢語都不會說的他，以《左傳》入門，比中國學生還古典地學了兩年。 “現在的讀者會認為《左傳》文體古老難懂，其實裡頭有很多當時的口語對話，很有戲劇性，精彩極了！”1947年間，他偶然開始把中國文學作品翻成他的母語瑞典文。 “我記得我所翻譯的頭兩篇是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和歐陽修的《秋聲賦》。1965年被任命為斯德哥爾摩大學教授後才開始大量翻譯中國上古、中古、近代和當代文學作品。 ”

他父親曾任中學教師，他從小跟著家人遷徙各地，習慣用耳朵記方言，也善說方言。 1948年被高本漢派到中國調查四川方言時，他還說不了太多日常會話，但從上海而重慶，而成都，他僅用兩個月便粗略學會了可應付其田野考察工作的西南官話，此後就一頭扎在峨眉山下報國寺內做了八個月的方言調查。 “當時我的中文名是​​'馬可汗'，但當地人說，在這裡叫'可汗'可不行，後來朋友幫我取了'馬悅然'這個名字。”

1956年至1958年間，馬悅然在瑞典駐華大使館工作，“從學術方面來看，那三年沒什麼收穫，但我有機會跟一些作家見面。1956年是非常好的一年，非常自由，'百花齊放'，但1957年春天就開始緊張起來了……我也不喜歡外交官的生活。非常無聊。每天有人要請你吃飯，應酬太多了！從58年到79年我不能去中國，這二十一年我是不受歡迎的人物。79年後就可以，因為我岳父平反了，89年後批評得比較厲害，又不能去了（笑）。”

半個世紀以來，馬悅然譯成瑞文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不計其數，據說，50年代仍健在的及後來的中國知名作家，他大部分都見過，並與其中多位成了好友。

“老舍，那是一個好朋友。有很多故事。他在英、美都呆過幾年，看慣了外國人，跟他講話很自在，很舒服。他那時候是作家協會副​​主席，56年是個好年頭，一直到57年4月，北京的空氣都很好，你可以跟中國作家見面，尤其是你認識老舍就好。”

“我認識艾青是在1979年平反以後。你知道，艾青從法國回來，做過三年國民黨，57年右派，79年平反。30年代在延安非常左派的。他跟我講，有一個天呢，毛澤東就找他來，（模仿毛的湖南口音）哎，艾青同志啊，你可以打聽一下這個朋友們吶同志們吶，談論什麼東西了，回來給我報告啊？他們對我有什麼看法啦，你給我談一談嘛啊（笑）。艾青當時沒有。延安文藝座談會是1942年5月，艾青1942年秋在《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了解作家，尊敬作家》，座談會以後還敢這樣說，當時沒什麼，但以後就把這個東西拿出來了。他在57年就被戴上右派帽子了，先派到東北去，79年冬天平反後回到北京，作家協會就宴請他，他的'敵人'周揚就講'啊，艾青同志，我們錯了'（邊掰指頭邊數數）八個字，艾青站起來就說'俱—往—矣！'三個字。這是艾青告訴我的。”

和馬悅然見面那天（2012年5月10日）恰逢沈從文的祭日，老人回憶時有些傷感：“我們81年、82年時見過兩三次面，記得我頭一次去拜訪沈從文，他的妻子張兆和就悄悄跟我說：'千萬不要問他古董的事，他一開始就講不完了。'沈從文是個好人，問他關於丁玲的問題，他就說'丁玲跟我是好朋友'，完了，就不說了。丁玲對他有很多攻擊，但他不說人家的壞話。那個時候我在北京只有幾天，要趕很多采訪。我們11點多到沈從文家，還有汪曾祺陪著，在他家裡，我就听到廚房咚咚咚地在準備，到1點鐘我站起來說要走了，他們看起來很失望。”

1988年沈從文去世，“當時，是台灣的龍應台先問我說你知道沈從文去世了嗎？我說沒聽說，就給在瑞典的中國大使館的文化參贊打了個電話，就說你能不能告訴我沈從文是不是去世了？他說，誰？我說沈從文。他又說，誰？我馬上就掛了！他是文化參贊，卻沒聽說過沈從文這個名字，我非常生氣！當時我在（瑞典）學院開會，那時是主席，會議結束前我就敲桌子（主席有個議事錘），敲得很大聲，報告給大家說，沈從文去世了。”

1990年代初，馬悅然在一本山西文學刊物上發現了山西作家曹乃謙。 “我把沈從文說成是'鄉巴佬、作家與學者'。而乃謙是一個真正的鄉巴佬……”這個“鄉巴佬”筆下的雁北，就像沈從文的湘西一樣讓他感動，“溫家窯離我瑞典家鄉有幾千光年的距離。雖然如此，我深深地感覺到那山村的居民，除了那狗日的會計以外，都是我的同胞們，都活在同一個世界裡，在同一個蒼天之下。”

他深信，沈從文和曹乃謙若活在同一時代，兩人必相互欣賞。 “沈從文是五四運動以來我最欽佩的作家。我沒有跟乃謙談過沈從文的作品。他既然很欣賞汪曾祺的小說，我相信他也會欣賞沈老的著作。……我1940 年代非常欣賞的一位美國作家歐斯金•考德威爾，他跟斯坦貝爾和1930 年代的沙汀會寫類似的故事，可不一定跟乃謙一樣精彩。沈從文也會寫！……要是沈從文在世，他也會欣賞。”（摘自《溫家窯風景三地書》）

2004年至2005年，馬悅然翻譯曹乃謙小說期間，幾乎每天一封郵件向曹請教作品中的各種方言和術語，“最不好翻譯的就是'群專'。那可怕的機關屬於國家公安部或者地方黨？”2005年，耄耋高齡的馬悅然去了“溫家窯”，“吃油糕，吃莜面，住窯房，聽乃謙唱要飯調”，村里人聽這老外說這說那盡是自己村里的人和事，連南梁、西溝、圪塄地這樣的地名他也知道，驚得直嚷嚷：“這老外簡直簡是太日能了。”（“簡直簡”是雁北方言，加強語氣。）

“曹乃謙鄉巴佬了，他人好極了！非常老​​實。他是警察，但一點兒都沒有警察的架子。我相信有很多中國當代文學的專家就不太喜歡乃謙，像北京大學的一些教授，他們對曹乃謙、蘇童的小說，覺得沒什麼文學價值。我不知道為什麼呢，他們根本就沒看懂。”

“曹乃謙跟蘇童之間的距離有一億八十萬里之​​遠。乃謙的小說，無論主人公多麼貧窮，多麼笨拙，他或者她還保存著一種中國農民固有的人道之根。而蘇童的小說《米》是我所看過最可怕的小說，裡面沒有一個好人，都是壞的，男男女女，都壞透了，好像都盲目地走到沒路可走的深淵，非常嚇人的一個故事，我真的看了心裡很不舒服，就是因為那種惡。我頭一次見蘇童的時候，他就像一個高中學生，真不知道他哪來的這種生活經驗。”

“蘇童是個很好的作家，但國內不是很重視。不僅蘇童，還有殘雪，非常有天才的一個女作家，我一直都很喜歡她的作品，她早期寫的短篇《山上的小屋》那些非常有意思。但我發現，跟中國作家談到她，尤其是男作家，就說，嘿！她不行的，那個女人腦筋不對。她寫得那麼亂，不像是個好作家。其實她是中國作家中突出的一個，中國的卡夫卡了！她寫了部《靈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拿卡夫卡沒有講完的故事繼續講。”

10月下旬，馬悅然攜其翻譯的瑞典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2011年諾獎得主）的《巨大的謎語•記憶看見我》中文版來滬，正巧趕上莫言獲諾貝爾獎舉國“發燒”的沸點，老人遭遇了最熱烈的圍觀，然而，這個“熱”卻和他所做的冷門學問並沒什麼關係。

“我是個博而不精的人(Jack-of-all-trades)。我的著作曾在許多不同領域發表，包括方言學，語音學，歷史音韻學，現代漢語語法，早期白話語法，古代漢語語法，唐詩宋詞的​​格律，語意學，尤其是上古與近代漢語表達情態的方式。我對我研究中的某些成果還感到滿意，如我對四川方言語法的研究，對《公羊傳》和《榖梁傳》的研究和對漢語表達情態的研究。其他都是微不足道的。”

關於馬悅然在中國方言和古漢語音韻研究方面的諸多成就，熟識而懂行者恐怕只限於極少數專家，畢竟曲高而和寡。這位低調的漢學大家，投入一輩子，孜孜矻矻將大量中文作品譯介至西方，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翻譯只是單純地“為了愛好而工作” (Work of Love)。

Curriculum Vitae of N.G.D. Malmqvist, born June 6, 1924

1944-46 Studies at Uppsala University (Classics and Roman Law);
1946-48 Studies at Stockholm University (Chinese and Anthropology);
1948-50 Field research in Chinese dialectology under a Rockefeller
Fellowship;
1951 Fil. lic. in Chinese at Stockholm University;
1952 Lecturer in Chinese at Uppsala University;
1953-55 Lecturer in Chinese at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University;
1956-58 Cultural Secretary at the Royal Swedish Embassy, Peking;
1959-61 Senior Lecturer in Chinese, Canberra University College;
1961-65 Professor and Head of the Chinese Department,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Dean of the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1965-90 Professor and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ockholm
University;
1967-69 Dean of the Section of Linguistics, Stockholm University;
1967-69 Deputy Dean of the Faculty of Humanities, Stockholm University;
1967-77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the 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1967-69 Member of the Swedish Government Commission on Research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967-69 Member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for the Humanities;
1969 D. Litt. (Honoris Causa), Stockholm University;
1978-81 Vice President of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Letters,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1979-87 Director for the 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 Project on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
1980-84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1984 Honorary Fellow,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Languages;
1988-90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1990 Professor Emeritus of Stockholm University;
1990-91 Renditions Fellow,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1-92 Chairman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for the CCK Foundation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 held in Taipei in
April 1992;
1996 Doctor of Philosophy, Karl Universität, Prague;
1997 (November-December) Visiting Professor at the CCK International
Centre at Karl Universität, Prague;
1998 Doctor of Philosophy (Honoris Causa),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embership of Academies:

The Swedish Academy,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Letters,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Royal Danish Academy of Sciences (foreign member),
Academia Europaea (Founding Member).

Distinctions and Awards:

Knight of the Royal Order of the Polar Star (1970),
The Swedish Writers’ Association Translation Prize (1976),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Translation Prize (1981),
The Gold Medal of Merit, awarded by H.M. King Karl XVI Gustav (1982),
The Elsa Thulin Medal for Translation (1983),
The Royal Prize, awarded by the Swedish Academy (1984),
The Kellgren Prize, awarded by the Swedish Academy (2001),
年度散文獎(2002), awarded by九歌出版社,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Translation prize (2008).

Selected bibliography

1.0 Verk på svenska i bokform/Books in Swedish
1.1 Essäer på svenska publicerade i antologier och tidskifter/Essays in Swedish published in anthologies and journals
2.0  Verk på engelska i bokform/Books in English
3.0  Verk på kinesiska i bokform/Books in Chinese
3.1  Essäer och poesi på kinesiska publicerade i antologier och tidskrifter/Essays and poetry in Chinese published in anthologies and journals
4.1.0 Översättningar från kinesiska i bokform/ 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 published as books
4.1.1 Antologier/Anthologies
4.1.2 Äldre talspråkstexter/Older vernacular texts
4.1.3 Modern skönlitterär prosa/ Modern fiction
4.1.4 Modern dramatik/Modern dramatic works
4.1.5 Modern poesi/Modern poetry
4.2.0 Översättningar av kinesisk litteratur publicerade i antologier och tidskrifter/Translations of Chinese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anthologies and journals
5.0 Översättningar från svenska  till kinesiska/Translations from Swedish into Chinese
6.0 Översättningar från engelska till svenska/Translations from English into Swedish
7.0 Översättningar från svenska till engelska/Translations from Swedish into English
8.0 Språkvetenskapliga arbeten/Works in linguistics
8.1.0 Allmänna arbeten/General works
8.2.0 Dialektologi/Dialectology
8.3.0 Fonetik och fonologi/Phonetics and phonology
8.4 Grammar
8.5 Filologi och textkritik/Philology and Textual criticism
8.6 Metrik/Metrics
9.0 Arbeten om  Kinas litteratur/ Works on Chinese literature
10.0 Arbeten om Kinas historia/Works on Chinese history
11.0 Arbeten om Kinas religioner/Works on Chinese religions
12.0  Kinesisk idéhistoria/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13.0 Anmälningar av böcker och artiklar/Reviews of books and articles
14.0 Debattartiklar/Contributions to debates
14.1 Hotet mot Östasiatiska Museet och dess bibliotek/The Threat against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and its Library
14.2 Den 4. juni 1989/June 4th  1989
15. Mindre artiklar i kronologisk ordning/Minor articles in chronological order

1. Verk på svenska i bokform/Books in Swedish

Katalog över Gunnar Martins samling av kinesisk och japansk litteratur, (i samarbete med Sören Egerod), Stockholm: Kungliga biblioteket 1947;
K’ang You-weis Svenska resa 1904.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1971, 73 sidor;
Kinesiska är inte svårt. Stockholm: Aldus 1974, 213 sidor;
Bernhard Karlgren. Ett forskarporträtt. Stockholm: Norstedts 1995, 560 sidor.
Haiku för ros och oros skull. Stockholm: Atlantis 2002, 62 sidor;
Strövtåg i svunna världar. Stockholm: Atlantis 2005, 206 sidor.

1.1 Essäer och dikter på svenska publicerade i antologier och tidskrifter/ Essays  and poems in Swedish published in anthologies and periodical journals

”Haiku för ros och oros skull”, Haiku (utgiven av svenska Haiku Sällskapet), 2001 (1-2), ss. 50-51;
”Stenen i skogsgläntan”, Orientaliska Studier 2004 (115), ss.5-6;
”Signalen”, Orientaliska Studier 2004.(115), ss.7-8;
”Den strejkande skuggan”, Svenska Dagbladet 2005.07.22;
”Guldfisken som älskar att sjunga Mozart”, Svenska Dagbladet 2005.07.26;
”Fyra kortromaner”, Svenska Akademiens Handlingar. Stockholm: Norstedt 2006;
”Vårt behov av konjunktiv. Lärodikt av herr Malmqvist”, Svenska Akademiens Handlingar 2006, sidorna 141-142.
”Om kråksläktets intelligens”, SvD 08-06.30;
”Vådan av himmelsk tandvärk”, SvD 08.07.02;
”Fyra Haiku-dikter”, i Svensk Haiku. Trombone: Stockholm 2009;

2. Böcker på engelska/Books in English

Frontier Taiwan. An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utg. av Michelle Yeh och N.G.D. Malmqvist), 490 sidor;
Bernhard Karlgren: Portrait of a Scholar. Bethlehem: Lehigh University Press, 2009, 333 sidor.

3.0 Verk på kinesiska i bokform/Books in Chinese

二十世紀臺灣詩選，馬悅然，奚密，向陽主編，台北: 麥田出版社 2001，639 頁;
二十世紀臺灣詩選，馬悅然，奚密，向陽主編，台北: 麥田出版社，最新修訂版，640 頁;
俳句一百首(Ett hundra haikupoem), Taipei: Lianhe wenxue 2002, 142 sidor;
俳句一百首(Ett hundra haikupoem),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04, 129 sidor;
另一種鄉愁 (Ett annat slags nostalgi). Taipei:Lianhe wenxue 2002, 211 sidor;
另一種鄉愁 (Ett annat slags nostalgi). Peking: Sanlian 2003, 224 sidor; 2. utg, 2004.
康有爲瑞典遊記 (The Swedish Diary of Kang Youwei), 商務印書館， 香港 2007, 86 pages.
我的老師高本漢。一位學者的肖像。Shanghai: Jilin Publishing Group, 2009, 330 sidor.

3.1  Essäer och poesi på kinesiska publicerade i antologier och tidskrifter (i kronologisk ordning)/Essays and poetry in Chinese published in anthologies and journals (in chronological order)

”我不是曹禺，我是老舍，且不一一”，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6 (1), ss. 148-150;
”沈從文，獨立的人格和骨氣”，Changhe bu jin lu. Changsha: Hunan Wenyi chubanshe, 1989, ss. 289-292;
“從《大同書》看中西烏托邦的差異”， 二十一世， 1990 (5), ss. 11-15;
”天安門事件兩周年進言”，ming報月刊 1991 (6), s. 38;
”論翻譯家的角色”， 今天 1992 (1), ss. 223-231;
”中國文化當局之手太長”，明報月刊 1993 (7), s. 106;
”康有為在瑞典”， 中國時報 1995.12.16;
”瑞典學院與諾貝爾文學獎”，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1977 (7:1), ss. 1-8;
”人生小語”， 明報月刊 1999;
”翻譯的藝術” 新 報 1999.11.20;
”翻譯 的 藝 術 ” 明 報 月 刊 ， 2000 (7), ss.56-61;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得 主 高 行 健 的 創 作 成 果 ”i 解 讀 高 行 健 ， 香 港:明 報 出 版 社， 2000;
”瑞 典 學 院 和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 明 報 月 刊  2001 (2),ss.21-32;
”被 遺 忘 了 的 中 國 近 代 詩 人 和 新 時 ”，明 報 月 刊 2001 (7),49-53;
"一 位 被 遺 忘 的 詩 人 ”，聯 合 報 副 刊 2001.05.18;
”坐 在 同 一 塊 雲 上 ”， 聯 合 報 副 刊 2001.05.01;
”另 一 個 被 遺 忘 的 詩 人 ”， 聯 合 報 副 刊 2001.06.23;
”報 國 寺 ”聯 合 報 副 刊 2001.06.29;
”我 們 上 峨 眉 去 吧 !”, 聯 合 報 副 刊 2001.07.13;
”報 國 寺 的 小 和 尚 ”。 聯 合 報 副 刊  2001 07.27;
”能 海 法 師 ”， 聯 合 報 副 刊  2001.08.10;
”關 於 勞 動 號 子 的 節 奏 ”， 聯 合 報 副 刊  2001.08.20;
”俳 句 五 首 ”，聯 合 報 副 刊  2001.09.13;
”為 甚 麼 要 調 查 中 國 方 言 呢 ?” 聯 合 報 副 刊  2001.09.07;
”語 言 的 生 命 力 ”， 聯 合 報 副 刊 2001.09.11;
”左傳中有口語麼?”，聯合報副刊 2001.10.05;
”香港的一位老詩人” 聯合報副刊 2001.10.19;
”子夜俳句七帖” 聯合報副刊 2001.10.31;
”仁者悅山”，聯合報副刊 2001.11.02;
”多情俳句十三帖，聯合報副刊 2001.11.07;
”一個漢學家的小傳”，聯合報副刊  2001.11.16;
”冬天的俳句”，聯合報副刊 2001.11.15;
”我尊敬的老師高本漢”，聯合報副刊 2001.11.30;
”傷心的向日葵”，聯合報副刊 2001.12.02;
”學者的廉潔與名譽”，聯合報副刊 2001.12.14;
”夜鶯在咳嗖:俳句十帖”，聯合報副刊 ，2001.12.19;
”花蝴蝶做夢: 俳句四帖”，聯合報副刊 2001.12.25;
”康有為的《瑞典遊記》”，聯合報副刊 2001.12.28;
”康有為的大同社會”，聯合報副刊 2002.01.11;
”炊煙恰似感嘆號” 聯合報副刊  2002.01.22;
”我不是曹禺，我是老舍。且不一一”，聯合報副刊 ，2002.01.25;
”指月: 俳句三帖” 聯合報副刊 2002.02.03;
”太陽戲法: 俳句十一帖”，聯合報副刊 2002.02.04;
”從『他』字談起”，聯合報副刊  2002.02.08;
”狐狸精及其他”, 聯合報副刊， 2002.02.13;
”沈從文:鄉巴老，作家與學者”，聯合報副刊 2002.02.12;
”一個特殊的語法形式”，聯合報副刊 2002.03.08;
”月星:俳句五帖”， 2002.03.12;
”火矛: 俳句三帖”，聯合報副刊  2002.03.16;
”愛人的淚: 俳句兩帖”，聯合報副刊  2002.03.18;
”談記愧，慘悔與其他”，聯合報副刊  2002.03.29;
”寄給艾青先生的一封信”，聯合報副刊  2002.04.19;
”漢語的被動式”，聯合報副刊 2002.05.03;
”旅途之二三事”，聯合報副刊 2002.05.17;
”水滸傳的瑞典文譯本”，聯合報副刊  2002.05.31;
”報國寺”，張曉封主編，2001九十年散文選。九歌文庫630，台北: 九歌出版社，2002年， 151-154;
”二十世紀歐洲漢學”, 書城雜誌，vol. 2, 2002;
”馬悅然，俳句 七首”，聯合報副刊，2004.01.11;
”尋號”，聯合報副刊，2004.01.14;
”林中空地的石頭”，印刻文學生活志  2004.(9), s. 22;
”談國寶，吃瓜子及其他”，印刻文學生活志 2004 (10)，ss. 19-19;
”談漿油，辣椒及其他”，印刻文學生活志 2004.(12), ss.22-23;
”我所欽佩的兩位朋友”, 明報月刊 2004.12.01
”意吕梁山底家河村俳句二十一首”，联合报副刊 2004.12.25-26;
”序言”，劉再復，高行健論，台北:聯經出版社，2004;
” 母語就是你們的祖國”，不朽的流亡者，INK出版社，臺北2005《
”漢學家小小說”，明報副刊  2005.06.21;
”小說九段”，上海文學 2005. (7), ss.8-10; 上海文學 2012. (1);
”方言的作用”，明報月刊 2005(8), ss. 43-44;
”「狗咬耗子:多管閑事」.馬悅然反駁關於瑞典學院的謬言”，中過時報副刊，2005.10.25;
”超現實主義詩人的惡夢”，自由時報，2005.10.12;
”貓公的後裔”，自由時報，2005.10.13;
”關於丟東西”，自由時報，2005.10.15;
”巨大的問題”，自由時報，2005.10.17;
”月亮的獨白”，自由時報，2005.10.18;
”我簡直記不起來他的面孔”， 自由時報，2005.10.20;
”愛讀書的松鼠”，自由時報， 2005.10.25;
”騎往過去的自行車”，自由時報，2005.11.05;
”真的有這事麼?”， 自由時報，2005.11.09;
”大江東去”， 自由時報，2005.11.10;
”烏鴉的智力”，自由時報，2005.11.28;
”一個真正的鄉巴老”，företal till曹乃謙，《到黑夜想你沒辦法》。台北﹕天下出版社，2005, ss. 5-15;
”博學巨人的時代並未終止”，företal till Chu Ges (楚戈) verk om den kinesiska drakens historia, i聯合報副刊， 2006.09.05;
”夏天! 夏天!”，明報月刊，2006 (10)，ss. 65-70;
”想念林語堂先生”，A Stride Over / Forward, Cultural Fusion/ Function in the Study of Lin Yuta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aibei 2006, ss. 26-30;
”借风景的老人。怀念我的朋友吴一峰”，i 一峰草堂师友书札，文物出版社，2006，14-16.
”猫公的后裔，万象，Panorama Monthly , vols 8-9, 2006, ss. 54-61.”想念林語堂先生”, 明報月刊 8 (2007), 121-127;
”老舍得諾獎事實澄清”, 明報月刊8 (2007), 127;
”帕慕克的小説黑書”, företal till Pamuks roman 黑書，世界出版集團 2007
”想念林語堂先生”, in A Stride Over / Forward/Cultural Fusion / Function in the Study of Lin Yutang, Taipei 2007, ss. 1-6;
”知识的接触” (Intellectual encounters), i跨文化对话21辑 (Dialogue Transculturel, vol. 21),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一個真正的鄉巴佬”, 導讀曹乃謙，到黑夜想你沒辦法，天下遠見出版社，臺北 2008，5-15頁;
”論詞語與沉沒”，明報月刊 3 (2008), 76-79頁;
”瑞典與中國的知識交流”(”Intellectual Encounters between Sweden and China”),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48:3, 2008, 1-5;
”諾貝爾文學獎與華文文學” (The Nobel Prize in Liteature and Chinese Literature), Ming Pao Monthly 1 (2009), 97-99;
”另一种忆苦思甜”，赵久安著， 遗民。西雅图 2009年，1-3页;
”诺贝尔文学奖与华文文学” (Nobelpriset och den kinesiska litteraturen), 联合早报(Singapore) 2008.12.08
“对重新翻译《五经》的一些看法”, 东方早报 (Shanghai Review of Book)，2010.02.07;
Företal till 万之，《诺贝尔文学奖传奇》，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4.1.0 Översättningar från kinesiska i bokform/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
published as books
4.1.1 Antologier/Anthologies

Literary Fragments from the Tang. Stockholm: Skrifter utgivna av Föreningen för Orientaliska Studier, vol. 10, 1974, 50 sidor;
Den långa floden. Utdrag ur Kinas litteratur genom tre årtusenden. Stockholm: Forum 1970, 130 sidor;
Det förtätade ögonblicket. Tolkningar av Tanglyrik. Stockholm: Forum 1965, 87 sidor;
Den dånande trumman. Modern kinesisk lyrik i urval och tolkning av Göran Malmqvist. Stockholm: Wahlström och Widstrand 1971, 198 sidor; dansk utgåva: Den boldrende Tromme. Köpenhamn: Gyldendal, 1971, 198 sidor;
Stranden och Det bortskämda barnet. Tolkningar av Bei Daos och Gu Chengs poesi, Höganäs: Wiken 1983, 349 sidor;
Dödvatten och Gryning. Två röster från Kina. Höganäs: Wiken 1983, 189 sidor;
Idag! Sju unga röster från Kina. Höganäs: Wiken 1986, 244 sidor;
Nio röster från Taiwan. Dikter tolkade av Göran Malmqvist. Stockholm: Natur och Kultur, 235 sidor;

4.1.2. Äldre talspråkstexter/Older vernacular texts

Berättelser från träskmarkerna (översättning av den kinesiska romanen Shuihuzhuan), vol. I-IV: Stockholm: Forum 1976-79, sammanlagt 1530 sidor;
Färden till Västern (översättning av den kinesiska romanen Xiyouji), Vol.I-V. Höganäs: Bra Böcker 1995-96, sammanlagt 1859 sidor;

4.1.3 Modern skönlitteratur/Modern fiction

Cao Naiqian, När mörkret faller trängtar mitt hjärta till dig. Stockholm: Atlantis 2006, 323 sidor;
Cao Naiqian, Den allra sista gården. Stockholm: Atlantis 2009, 167 sidor.
Gao Xingjian, När jag köpte ett spinnspö åt farfar. Stockholm: Forum 1988, 260 sidor;
Gao Xingjian, Andarnas berg. Stockholm: Forum 1992, 401 sidor;
Gao Xingjian, Andarnas berg. Stockholm: Atlantis 2000, 556 sidor;
Gao Xingjian, En ensam människas bibel. Stockholm: Atlantis 2000, 446 sidor;
Gao Xingjian, När jag köpte ett spinnspö åt farfar. Stockholm: Forum 2000, 268 sidor;
Hao Ran, Den klara källan. (Utgiven och delvis översatt av G.M.). Stockholm: Gidlunds förlag 1977, 217 sidor;
Lao She, Det sorgsna skrattet. (Utgiven och delvis översatt av G.M.). Stockholm: Forum 1973. 162 sidor;
Li Rui, Den sveklösa jorden: Berättelser från en bergstrakt. Höganäs: Wiken 1989, 255 sidor;
Li Rui, Släktgården. Stockholm: Atlantis 1999, 371 sidor; även utgiven som pocket: Stockholm: En Bok för Alla, 2002, 371 sidor;
Li Rui, Träden vill vila. Stockholm: Atlantis 2000, 260 sidor;
Li Rui, Den molnfria rymden. Stockholm: Atlantis 2003, 220 sidor;
Shen Congwen, Gränsland. Stockholm: Norstedts 1987, 169 sidor;
Shen Congwen, Stillhet och rörelse. Stockholm: Norstedts 1988, 334 sidor;
Sun Li, Den bittra striden. (utgiven och delvis översatt av G.M.). Stockholm: Forum 1973;
Yang, Céline, För alltid Paris. Stockholm: Atlantis 2003, 79 sidor;
Zhang Xianliang, Kärlek i en fängelsehåla. Stockholm: Forum 1987, 164 sidor;
Zhang Xinxin & Sang Ye, Leva i Kina: 45 kineser berättar öppenhjärtigt om sig själva. (Utgiven och delvis översatt av Ningtsu och Göran Malmqvist) Stockholm: Forum 1988, 365 sidor;


4.1.4. Modern dramatik/Modern dramatic works

Gao Xingjian, Den andra stranden. Tio teaterstycken av Gao Xingjian. Stockholm: Dramatens förlag, 452 sidor;
Gao Xingjian. Fyra Dramer. Stockholm: Atlantis 2001, 287 sidor;

4.1.5. Modern poesi/Modern poetry

Bei Dao, Samlade dikter. Stockholm: Norstedts 1995, 272 sidor;
Bei Dao, Landskap över nollpunkten. Stockholm: Norstedts 1997, 137 sidor;
Bei Dao, Lek för själar, Stockholm: Norstedts, 2001, 111 sidor;
Bei Dao, Dagdröm. Stockholm: Norstedts 1989, 53 sidor;
Bei Dao, Färdskrivare. Stockholm: Norstedts 1990, 98 sidor;
Bei Dao, Korridoren. Stockholm: Norstedts 1993, 99 sidor;
Mao Zedong, Den långa marschen. 38 poem tolkade och annoterade av G.M. Stockholm: Wahlström och Widstrand 1973, 160 sidor; dansk utgåva: Den lange March, Köpenhamn: Gyldendal, 1973, 160 sidor;
Shang Qin, Den djupfrysta facklan. Stockholm: Bonniers 1991, 95 sidor;
Yang Mu, Den gröne riddaren. Dikter av Yang Mu, Stockholm: Tranans förlag, 2011, 500 sidor;

4.2.0. Översättningar från kinesiska i periodiska tidskrifter/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 in journals

Ai Qing, ”Vintriga sjöar”. Orientaliska Studier 1971 (1), ss. 8-9;
”Ai Qing, Tre dikter”, i Getens År: Årsbok om Kina. Stockholm:Svensk-kinesiska vänskapsförbundet 1979, ss. 142-143;
Bei Dao, ”Tretton dikter”. Fenix 1983 (5-6), ss. 149-159;
Bei Dao, ”Tio dikter”. Café Existens 1984 (24), ss. 48-55;
Bei Dao och Gu Cheng, ”Svaret. Den kvittrande tystnaden”. ARTES 1983 (3), ss. 3-13;
Bei Dao, ”Fem dikter”, Åttiotal 1985 (19), ss. 13-17;
Bei Dao, ”Elegi”. ARTES 1990 (2), ss. 7-8;
”Bei Dao, Dikter”. Handlingar. Svenska Akademien 1990 (15). Stockholm: Norstedt 1991, ss. 25-30.
“Tre dikter av Bei Dao”, Dagens Nyheter.1994.07.31;
”Två dikter av Bei Dao”, Moderna Tider, augusti 1995, s. 38;
Bei Dao, ”Låna en riktning”, tolkning av G.M., Expressen 1996.07.16;
Bei Dao, ”Den blå muren”, Land 1997 (21), s. 35;
”Bian Zhilin, Sju dikter”. Orientaliska Studier 1979 (33-34), ss. 52-59;
Can Xue, ”Ah Meis melankoliska tankar en solig dag”, BLM 1996 (6), ss.31-33;
Cao Naiqian, ”Fyra scener från Wenfamiljens by”. Fenix 1993 (2), ss. 94-101;
Gao Xingjian, ”Skomakarn och hans dotter”. Bonniers litterära magasin 1987 (6), ss. 410-413;
Gao Xingjian, ”Monolog”. ARTES 1987 (3), ss.24-32;
Gao Xingjian, ”Utan titel”. Horisont 1987 (6), ss. 27-30;
Gao Xingjian, ”Min syn på teatern”. Bonniers litterära magasin 1988 (6), ss. 413-417;
“Translating Gao Xingjian”, Perspectives on China. Papers from the Nordic Association for China Studies Confer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Helsinki, June 7-9, 2005, ss. 101-111;
Gu Cheng, ”Dikter”. Dagens Nyheter 1987.09.20;
Gu Cheng, ”I denna vida och skimrande värld”. Expressen 1987.08.30;
”Guo Moruo 80 år – fyra dikter”, Orientaliska Studier 1972 (12-13), ss. 38-41;
Guo Moruo, Debattinlägg i Röda fanan”. Orientaliska Studier 1972 (12-13), ss. 66-68;
Lao She, ”Allmänhetens sjukhus”, All Världens Berättare. 1958 (1), ss. 33-40;
”Dikter av Lo Ch’ing”, Fenix 1996 (1), 61-84;
”Liu Dabai, et digt fra Fjerde.Maj-bevegelsens tid”, i Vibeke Bördahl (utg.) Kinas nyere litteratur, Köpenhamn: Gyldendal 1975.ss. 12-13;
”Lu Xun, En dikt”. Orientaliska Studier 1978 (32), ss.38-40;
”Poeten Mao”, Ord & Bild 1966 (5), s. 436;
”Mao Zedong, Dikter”, Ord & Bild 1966 (5), ss. 437-441);
Kompendium i kinesisk poesi och metrik. Del 3, Mao Zedongs poesi, Stockholm 1971, 33 sidor;
”Diktaren Mao Zedong”, Svenska Dagbladet 1971.04.27;
”Diktaren Mao Tse-tung”, Svenska Dagbladet 1971.05.30;
”Maos poetiska anspelningar”, Svenska Dagbladet 1971.06.01;
”Digteren Mao Zedong”. Information (Köpenhamn) 1971.07.16;
”The poetry of Mao Zedong”. Saturday Review 1971.09.27;
”Om Mao Tse-tungs poesi”, Kina-Rapport 1973 (1), ss. 12-14;
“Mao som poet – en paradox i dagens Kina”, Svenska Dagbladet 1976.09.11;
”Mao Zedong, Formanden som lyriker”, i Vibeke Bördahl (utg), Kinas nyere litteratur. Köpenhamn: Gyldendal 1975, ss. 38-40;
”Mao Zedong, Fyra dikter”. Scen och Salong 1975 (8-9), ss. 26-27;
”Ordförande Maos nyårshälsning”. Dagens Nyheter 1976.01.16;
”Mao Zedong, Två dikter”. Horisont 1987 (6), sidan 10;
”Mo Yan, ”Fyra kortromaner”, ARTES 2005 (3), ss. 63-67; Litteratur
Shang Qin, ”18 dikter”. Fenix 1989 (4), ss. 29-51;
”Shang Qin, Poems”, Renditions 1991 (35&46);
”En taiwanesisk diversearbetare tänker med fötterna”,(dikter av Shang Qin), Halva Världens 1997 (1), ss. 14.15;
Shen Congwen, ”Tiden i Kunming, Stillhet”. ARTES 1988 (3), ss. 93-105;
“Shen Congwen”, Drakens År: Årsbok om Kina. Stockholm: Svensk-kinesiska vänskapsförbundet 1988, ss. 21-23;
”Shen Congwen – självständighet och mod”, Svenska Dagbladet 1988.05.18;
”Shu Kuo-chih, Lantligt dilemma”, Fenix 1996 (2), 69-85;
”Shu Kuo-chih, ”En trivial historia”, PEQUOD 1996 (17), ss. 87-97;
Shu Ting, ”Fem dikter”, i Råttans År: Årsbok om Kina. Stockholm: Svensk-kinesiska vänskapsförbundet 1984, ss. 121-126;
Shu Ting, ”Tre dikter”. Bonniers litterära magasin, 1985 (3) 213-217;
Sun Li, ”Fyra berättelser” (Mimeo), Stockholm 1971. 28 sidor;
”Sången om en by”, i Sun Li, Den bittra striden. Stockholm:Forum 1973, ss.84-153;
Tao Yuanming, ”Persíkblomkällan”, All Världens Berättare. 1948 (4), ss. 301-301;
”Tien Lung, Den ensamma svanen vid Skeppsholmsbron”. Ny i Sverige 1974 (3);
Wang Meng, ”Vinterregn”. Horisont 1987 (5), sidan 24;
”Två kinesiska novellister: Wang Meng och Gao Xingjian”, Horisont 1987 (6), s. 24;
Wen Yiduo, ”Drömmaren”, Orientaliska Studies.
”Wen Yiduo, poet och kritiker”, (Mimeo), Stockholm 1971. 31 sidor;
Wen Yiduo, ”Två dikter”, Orientaliska Studier 1971 (1), ss. 36-37;
Wen Yiduo, ”Vingfot”, Orientaliska Studier 1971 (8-9), ss. 74-75;
Wen Yiduo, ”Vingfot & Försyndelsen”. Nya Argus (Helsingfors), 1971 (16), s. 248;
Wen Yiduo, ”Vingfot och Himmelsfridens port”, Dagens Nyheter 1971.10.14;
”Wen Yiduo, Fem dikter” Lyrikvännen 1972 (3), ss. 29-31;
”Wen Yiduo, Fem dikter”. Orientaliska Studier 1973 (14), ss. 43-48;
”Skalden Wen Yiduo”. ARTES 1976 (1), ss.138-155;
”Plums!” (En dikt av den taiwanesiske diktaren Xiang Yang), Svenska Dagbladet 1998.09.10;
Yan Li,”Dikter”, i Oxens år. Årsbok om Kina. Stockholm: Svensk-kinesiska vänskapsförbundet 1985, ss. 139-145;
Yan Li, ”Fjärranifrån”. ARTES 1988 (6), ss- 37-41;
”Yang Jifu, Dikter”, Radix 1979 (2), ss. 38-56;
”Yang Jifu, Poems”. Renditions 1981 (16), ss. 62-67;
”Om Yang Jiang”, Fenix 1983 (3), ss. 31-32;
”Dikter av Yang Lian”, Karavan 2001 (1), ss.86-89;
”Mörkren” (översättning av en diktsvit av Yang Lian), 00-tal, maj 2002, ss.30-34;
”Bortom ord och tanke – utdrag ur filosofen Zhuang Zis verk”. Orientaliska Studier 1974  (16—17), ss. 48-59;

”Färdkamrater”, ur Xu Qixieji. Orientaliska Studier 1969 (1), ss 8-11;
”Tre dikter om Zen”. Antropologiska Studier 1972 (2), ss. 87-88;
”Letters Between Qin Jia and His Wife Xu Shu”, Renditions 1994 (41-42), ss.1-3;
”Tre taiwanesiska poeter”, ARTES 1996 (3), ss. 48-65;
”Kinesiska dikter”, Tal och Texter december 1998. Stockholm: Norstedt, 1999;
”Tre taiwanesiska poeter”, Orientaliska Studier 1999 (100-101), ss. 8-15;
”Två poeter från Taiwan”, Horisont 1999 (5), ss. 19-25;

5. Översättningar från svenska till kinesiska/Translations from Swedish into Chinese
Stig Claessons novell ”Midsommarbrev” (中夏的書信), 聯合報副刊，2006.07.01,
Stig Claessons noveller”Rökning förbjuden”(不准抽煙) och ”Fri vers” (自由詩)，聯合報副刊，2006.07.25;
Stig Claessons novell ”Kvinnor kan man inte begripa sig på” (婦女人簡直沒辦法了解), 聯合報副刊，2006.09.08;
Stig Claessons novell ”Varför jag skriver böcker”) (我為甚麼寫書), 聯合報 副刊，2006.09.14;
Stig Claessons novell ”Parker 51” (派克51),聯合報副刊，2006.10.08;
Tomas Tranströmer, Den stora gåtan (2004): 巨大的謎語。上海文學,  2005 (7), ss.50-51;
Tomas Tranströmer, Den stora gåtan/巨大的謎語。台北: 行人文化實驗室，2011，125頁。
TomasTranströmer, Sorgegondolen/ 悲傷的鳳尾船。香港: 大山文化出版社，2012，116頁.
Tomas Tranströmer, Minnena ser mig/ 記憶看見我。台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12，109頁。
Tomas Tranströmer, Den stora gåtan/巨大的謎語。 Minnena ser mig/記憶看見我。上海: 世紀出版集團， 2012， 237 頁。

6.0. Översättningar från engelska till svenska, jämte några artiklar om William Blakes författarskap/Translations from English into Swedish, together with some articles on William Blake's works

William Blake, ”Tyger, Tyger”, ARTES 1976 (4), sidan 13;
William Blake, En ö på månen, Uppsala: Brombergs förlag, 1979. 159 sidor;
”Lauhu! Laohu! William Blake i 1957 års Kina”, i Vibeke Bördahl & Sören Clausen, Det moderne Kina, Litteratur og Samfund, Köpenhamn: Akademisk forlag 1980, ss. 122-132;
”William Blake. Dikter”. Fenix 1984 (2), ss124-131;.
William Blake, ”Lyss till Bardens röst” (tolkning av poem ur Songs of Innocence och Songs of Experience), ARTES 1988 (6), ss 37-41;
“William Blake i Kina”, ARTES 1979 (3), ss. 108-115;
“Blake in China”, Blake: An illustrated Quarterly, 1979 (13), ss. 24-28;
”The Dean of Morocco = George Cumberlan?”, Blake: An Illustrated Quarterly, 1979 (13:2), s.109;
“Wilhelm Grönbech om William Blake”, Efterskrift till Folke Isakssons översättning av Blake, 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 (Äktenskapet mellan Himmel och Helvete), Stockholm: Epokhe, 1988, ss. 65-71;

T.S. Eliot, ”Burnt Norton”, ARTES 1989 (1), ss 138-144;

7. Översättningar från svenska till engelska/Translations from Swedish into English

”Kjell Espmark, Two poems”, Swedish Book Review 1984 (2), ss. 28-30;
Kjell Espmark, ”The Imperial Army in Xi’an” och “A Book to Burn”, Helix (Melbourne 1985 (21/22), ss 8-11;
Tomas Tranströmer, “Poems from the Wild Square”, Swedish Book Review 1985 (2), ss 16-25;
Tomas Tranströmer, “Six Winters”, in A Celebration for Stanley Kunitz on His 80th Birthday,
New York: Sheep Meadow Press 1986, ss. 68-69;
Tomas Tranströmer, The Blue House, Houston: Thunder City Press 1987, 16 sidor;
Tomas Tranströmer, “Three poems”, The Phoenix Review (Canberra) 1987/88 (2), ss 55-57;
Ingela Strandberg, ”Poems” Swedish Book Review 1995 (1), ss 2-19;
Ingela Strandberg, “From the listener”, Swedish Book Review 1997 (1), ss 2-21;
Ingela Strandberg “Selected Poems”, Swedish Book Review (utkommer 2006);
”Dikter av Ingela Strandberg, i engelsk översättning av herr Malmqvist”, Svenska Akademiens Handlingar 2006, sidorna 95-110.
”Dear Mr Thoreau” (översättning till engelska av Ingela Strandbergs diktsamling Bäste Herr Thoreau). Svenska Akademiens Handlingar  2009, sidorna 87-106;
Ingela Strandberg, ”I dreamt about Sam Shepard last night”, Crazyhorse Number 82, 2012, sidorna 64-69:
Ingela Strandberg, “I stand at the gas station”, Crazyhorse Number 82, 2912, sidorna 70-75;

8.0 Språkvetenskapliga arbeten/works in linguistics

8.1.0 Allmänna arbeten/General works

“ABC i Kina”, Svenska Dagbladet 1971.09.13;
“Om arbetet med ett förenkla den kinesiska skriften”, Orientaliska Studies 1972 (12-13), ss. 64-66;
“La linguistica cinese”, i Giulio C. Lepschy (utg.), Storia della linguistica, Bologna: Il Mulino 1990, ss. 29-50;
Språkliga, litterära och filosofiska faktorer som försvårar kontakterna mellan västerlandet och Kina”, i Madeleine von Heland (utg.), Europa i Afrika, Asien och Latinamerika, Stockholm 1971, ss. 143-147;
”On formal criteria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ese texts”, A Symposium on Chinese Grammar. 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vol. 6, Copenhagen 1972, ss. 41-54;
Problems and method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George Ernest Morrison Lecture in Ethnology, Canberra 1962, 16 sidor;

8.2 Dialektologi/Dialectology

“Studies in Western Mandarin Phonology”, BMFEA 1962 (34), ss. 129-192;
“A note on two Szech’uanese dialects”, i Studia Serica Bernhard Karlgren Dedicata. Utg. av Else Glahn & Sören Egerod, Köpenhamn 1959, ss. 92-97;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tone manifestations of a Chengdu dialect”, Studia Serica (Chengdu), 1950 (9), ss. 55-70;
“A phonological description of some irregular tone phenomena in the dialect of Omei, Szechwan”, Studia Serica (Chengdu), 1950 (9), ss. 89-93;
“The syntax of bound forms in Sich’uanese”, BMFEA 1961 (33), ss. 125-199;


8.3. Fonetik och fonologi/Phonetics and phonology

”The Ch’ieh-yün problem Re-examined”, i Joseph K. Yamagiwa, Memorial Issue. Paper of the C.I.C Far Eastern Language Institute, Ann Arbor 1973, ss. 10-18;
“Chou Tsu-mo on the Ch’ieh-yün”, BMFEA 1968 (40), ss. 33-78;
“On a recent study of Han phonology”, T’oung Pao 1961 (49), ss 94-105;
Han Phonology and Textual Criticism.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entre of Oriental Studies, Occasional Papers, vol. 1, Canberra 1963, 31 sidor;
“On Archaic Chinese er and ed”, BMFEA 1962 (34), ss. 107-120;
“On literary dialects during the Han period”, Proceedings.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ssociation, Canberra 1964 (2);


8.4. Grammar/Grammar

Nykinesisk Grammatik. Kompendium, Stockholms universitet, 1971, 97 sidor;
Nykinesiska satsmönster. Kompendium. Stockholms universitet 1971, 55 sidor;
“On the functions and meanings of the graph 其 chyi in the Tzuoo juann”, i Chung-yang yen-chiu-yüan kuo-chi Han-hsüeh hui lun-wen-chi, Taipei 1981, ss.365-389;
“關於古代漢語表達情態的幾種方式”，中國語文 1981 (2), ss. 109-118;
”On the modalities of obligation and epistemic necessity in the Xiyouji”,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Taipei 1989, ss. 505.518;
“Some observations on a grammar of Late Archaic Chinese”, T’oung Pao 1960 (48), ss 252-286;
 “On the meaning of the morpheme shyan 嫌 in pre-Han and Han text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1969 (39:s), ss. 347-368;

8.5 Filologi och textkritik/Philology and textual criticism

”Studies on the Gongyang and Guuliang Commentaries”, BMFEA 1971 (43), ss-67-222;
”Studies on the Gongyang and Guuliang Commentaries II”, BMFEA 1975 (47), ss.19-69;
”Studies on the Gongyang and Guuliang Commentaries III”, BMFEA 1977 (49), 33-215;
“Two recent studies on the Gongyang Commentary”, BMFEA 1978 (50), ss.181-197;
“A note on the Cherng shianq ballad in the Shyun Tzyy”,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73 (36:2), ss. 352-358;
“The Cherng shianq Ballad of the Shyun Tzyy”, BMFEA 1973 (14), ss. 63-83;
“Xu Shens Postface to the Shuo Wen Jie Zi”, Skrifter utgivna av föreningen för Orientaliska Studier, vol.9, ss.48-53;
 “What did the Master say?”, i David T. Roy & Tsuen-hsuin Tsien (utg.), Ancient China: Studies in Early Civilization, Hongkong 1978, ss.137-155;
“Different Approaches of Professor Bernhard Karlgren and Professor Qian Mu to a Particular Problem of Textual Criticism”, i 中 國 文 化 的 檢 討 與 前 站 ，Hongkong: Global Publishing Co.,2001, ss. 542-564;

8.6. Metrik/Metrics

“On Typological and Prosodic Stumbling blocks”, in Sture Allén (utg.), Translation of Poetry and Poetic Prose. Proceedings of Nobel Symposium 110. Singapore, New Jersey,London & Hong Kong: World Scentific, 1999, ss.216-226:
“De kinesiska tonerna i tal och skrift”, Årsbok. Kungl. Vitterhets Historie och Antikvitets Akademien 1976 (1), ss. 113-126;
“Correlated features of tone and stress”, Proceedings.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ssociation, Canberra 1964 (2);

9.0 Artiklar om kinesisk litteratur/Articl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Kinesisk litteratur”, i Bonniers allmänna litteraturhistoria, Utomeuropeiska litteraturer. Stockholm: Bonniers 1966, ss 41-106;
”Kinas litteratur”, i Litteraturens klassiker, Orientalisk diktning,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1970, ss 185-219;
”Den kinesiska litteraturen 500-1279”, i Litteraturens Världshistoria, Stockholm, Köpenhamn, Oslo: Norstedts 1971, Vol.2, ss 412-444;
”Kinas litteratur 1280-1890”, i Litteraturens Världshistoria. Stockholm, Köpenhamn, Oslo: Norstedts 1973, vol. 3, ss 520-551;
”Den kinesiska litteraturen 1890-1965”, i Litteraturens Världshistoria. Stockholm, Köpenhamn, Oslo 1973, vol.10, ss 516-545;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ts Social Context (utg. av G.M.), Nobel Symposium nr 32, Stockholm: Tre Ringar 1977, 217 sidor;
”Pekpinnar, poesi och snidade drakar”, i Göran Malmqvist. C.P. FitzGerald och Bo Gyllensvärd, Kina, Tradition/Revolution. Stockholm: Sveriges Radios förlag, 1968, ss.7-40;
”Random notes on a Santair poem of the Tarng period”, BMFEA 1975 (47), ss.71-92;
”Strangely fair, the flowers on the battle field”, i Studia Sino-Mongolica: Festschrift für Herbert Franke. Utgiven av Wolfgfang Bauer, Wiesbaden, 1979 (Münchener Ostasiatische Studien vol.25), ss. 363-369;
”Kinas litteratur”, i Litteraturens klassiker, Orientalisk diktning,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1970, ss 185-219;
”Den kinesiska litteraturen 500-1279”, i Litteraturens Världshistoria, Stockholm, Köpenhamn, Oslo: Norstedts 1971, Vol.2, ss 412-444;
”Kinas litteratur 1280-1890”, i Litteraturens Världshistoria. Stockholm, Köpenhamn, Oslo: Norstedts 1973, vol. 3, ss 520-551;
”Den kinesiska litteraturen 1890-1965”, i Litteraturens Världshistoria. Stockholm, Köpenhamn, Oslo 1973, vol.10, ss 516-545;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ts Social Context (utg. av G.M.), Nobel Symposium nr 32, Stockholm: Tre Ringar 1977, 217 sidor;
“Six poems on a Painting of Peonies”. BMFEA 1971 (44(, ss. 75-91;
”On the emergence of modernistic poetry in China”, BMFEA 1983 (55), ss. 57-71;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Taiwanese Poetry”, Archiv Orientalni 1999 (67:3), ss. 311-322;
“A note on a lyrical poem by Li Qingzhao (1084-1151)”, Archiv Orientalni 1991 (59), ss.
190-193;
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 (utg. av Göran Malmqvist), vol I. The Novel; vol. II. The Short Story; vol. III. The Poetry; vol. IV. The Drama. Leiden, New York, Köpenhamn, Köln: E.J. Brill 1988-89, I-XVII+238, I- XII+300, I-XII+301, I-VIII+347 sidor;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Taiwanese Poetry”,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Ljubljana), 2001 (1-2), ss. 133-147;
”Hsin Ch’i-chi”, i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432-433;
”On the role of the translator”, i Sture Allén (utg.), The Situation of High-Quality Literature.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Swedish Academy Nobel Jubilee Symposium, December 5-8, 1991.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1993, ss. 117-135;

10. Kinas historia/The history of China

”Kina före 1921 – en historisk översikt”, i Göran Frenne, Trygve Lötveit, Göran Malmqvist och Hans Wolf, Kina: Tradition och förnyelse,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1974, ss.10-40;
Österns storriken. i Bonniers Världshistoria, vol 4, ss 8-272;
”Från Ming till Qing i Kina”, i Bonniers Världshistoria, vol 12. Stockholm: Bonniers 1985, ss 276-334;
”Den fjättrade draken”, i Bonniers Världshistoria, vol. 15. Stockholm: Bonniers 1986, ss 291-334;
“Den stora gemenskapens samhälle”, i Humanismen som salt och styrka: Bilder och betraktelser tillägnade Harry Järv. Stockholm: Forum 1987, ss. 405-411;

11. Kinas religioner/The religions of China

”Kinas religioner”, i Illustreret Religionshistoria, Köpenhamn: Gads forlag 1968, ss 7-64;
”Die Religionen Chinas”, i Handbuch der Religionsgeschicht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4, vol. 3, ss 1-69;
”Chinesische Religionen”, i TRE: Theologische Realenenzyklopädie. Berlin,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77., Band 7, Lieferung 4/5, ss. 760-782;
”De kinesiska religionerna”, i Madeleine von Heland (utg.) Möten med Asien. Stockholm: Akademilitteratur 1980, ss.77-95;
”Kinas religioner”, i Illustreret Religionshistoria, Köpenhamn: Gads forlag 1968, ss 7-64;
”Die Religionen Chinas”, i Handbuch der Religionsgeschicht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4, vol. 3, ss 1-69;
”Chinesische Religionen”, i TRE: Theologische Realenenzyklopädie. Berlin,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77., Band 7, Lieferung 4/5, ss. 760-782;
”Den kinesiska chan-buddhismen”, Grisens År: Årsbok om Kina. Stockhom-Svensk-kinesiska vänskapsförbundet 1983, ss. 49-52;


12. Kinesisk idéhistoria/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Kejserliga bokbrännare och bibliofiler i det forna Kina”, i Harry Järv (ed), Mänsklighetens minne, Vasa: Schildts 2008, pages 196-222;
”En kinesisk utopists allmänneliga värld”, Svenska Dagbladet 1970.05.14;
”Kinesisk utopist ser på Sverige”, Svenska Dagbladet 1970.05.19;
”Buddhismen i Kina”, Antropologiska Studier 1972 (1), ss. 71-78;

13. Anmälningar av böcker och artiklar/Reviews of books and articles

Arthur F. Wright & Denis Twitchett (utg.),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i Samlaren, 1975 (95), ss. 214-219;
Cho-yun Hsu, 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22- 222 B.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i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66 (25:3), ss. 520-521; också i Thought and Word 1966 44, ss. 1020-1022; översatt till kinesiska (評許倬雲變遷中的古代中國)，i Bulleti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1967 (1:2), ss. 83-84;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utg.) Critical Essays on Chinese Literatur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6, i Acta Orientalia 1978 (39), ss. 311-315;
Wen-shun Chi,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us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I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Hong Kong) 1978 (16), s. 116;
Irving Yucheng Lo, Hsin Ch’i-chi. New York: Twayne, 1971, i Acta Orientalia 1974 (36), 533-534;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Charles Hartman, William B. Crawford, Jan W. Walls & Lloyd Neighbors, Liu Tsung-yuan. New York: Twayne, 1973, i Acta Orientalia 1974 (36), ss. 534-536;
Ruth Fuller Sasaki, Yoshitaka Inya & Dana R. Fraser, The recorded sayings of Layman P’ang, A Ninth-Century Zen Classic, Tokyo & New York: Weatherhill, 1971, i Acta Orientalia 1974 (36), ss- 536-537;
L.Y. Yang, Peter Li & Nathan K. Mao, Classical Chinese Fiction. A Guide to its Study and Appreciation. Essays and Bibliographies. London: George Prior Publishers, 1978, i Samlaren 1979 (100), ss. 299-300;
Sung Chang-lien, Grammatik der chinesischen Umgangssprache. 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84, i The China Quarterly 1984 (99), ss. 651-652;
Svetlana Rimsky-Korsakoff Dyer, Grammatical analysis of the Lao Ch’i-ta, Canberra 1983, i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85 (48), s. 589;
Jerry Dennerline, Qian Mu and the World of Seven Mansions.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i The China Quarterly 1990;
”Re-reading Yang Mu in Translation”, (Anmälan av Laurence R. Smith and Michelle Yeh, No Trace of the Garden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I Translation Quarterly Nos 16 & 17. Special issue. Translation and Ideology,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2000, ss. 137-139;

14.0 Debattartiklar/Contributions to debates

”Laglöst land. Kinesisk akademi leds av huliganer”, Svenska Dagbladet 1995.01.11;
”Dekadenta alster föregick 91:an”, Svenska Dagbladet 1995.01.20;

14.1 Hotet mot Östasiatiska Museet och Östasiatiska biblioteket

”Help save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in Stockholm!”, Orientations (Hongkong), December 1996, s. 86;
”Ministerns populistiska museiförslag riskabelt”, Svenska Dagbladet 1996.10.02;
”Mastodontmuseum gagnar ingen”, Svenska Dagbladet 1998.12.06;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in Stockholm Needs Help Again!”, Orientations. The Magazine for Collectors and Connoisseurs of Asian Art, March 2008;

14.2 Den 4. juni 1989/June 4th,  1989
”Stoppa hans (Li Xiannians) Sverige-besök”, Expressen 1989.06.05;
”Göran Malmqvist om situationen i Peking”, Sydsvenskan 1989.06.08;
”Bryt kontakterna med Kina”, Expressen 1989.06.14;
”Bryt de diplomatiska förbindelserna med Kina”, Dagens Nyheter 1989.06.07;
”Sinologer stöder Kinas oliktänkande”, Dagens Nyheter 1989.06.10;
”Drömmen som krossades på torget i Peking”, Svenska Dagbladet 1989.06.14
”Vi vet alla vad som hände på Himmelska fridens torg”, Expressen 1989.06.13;
”Res inte till Kina”, Dagens Nyheter 1989.07.02;
”Historien om Chen Mingyuan”, Expressen 1989.07.04;

15.0 Minor newspaper publications in chronological order
Minre artiklar  kronologisk ordning

”Boråsare dialektforskare i Kina”, Borås Tidning 1949.06.13;
”På resa i Kina”: Med mongolisk prins till Kum-bum, helig tempelstad”, Borås Tidning 1949.11.01;
”På resa i Kina: Tempelfester för Budda, audiens hos Panchan Lama”, Borås Tidning 1949.11.09;
”The population problem of China”, Outlook 1959 (13), ss. 124-128;
“Kinas folkmängd ökar med 35000 om dagen: ideologisk debatt om barnbegränsning”, Dagens Nyheter 1959.02.23;
”Statens näve hårdnar om Kinas jordbrukare”, Dagens Nyheter 1959.03.01;
”Samtal om kulturrevolutionen”, ibid., ss.71-81;
”Bra och dåligt om Kina” (Anmälan av Alf Henrikson & Huang Tsu-yu, Kinesisk historia och A. Keim, Kinas historia), Dagens Nyheter 1967.12.09;
”Den kostsamma inkompetensen. Stockholm: Humanistiska föreningens organ för kulturbestänkt information, 1968 (5), ss. 13-15;
”Asienstudier i Norden”, Svenska Dagbladet 1969.04.23;
”Sinologin i västerlandet”, Svenska Dagbladet 1969.10.04;
”Bernhard Karlgren 80 år”, Orientaliska Studier 1969 (2), ss. 3-7;
”Sverige ett utbildningens U-land jämfört med Australien?” Dagens Nyheter 1970.08.19;
”Vad angår oss Kinas litteratur?”, Dagens Nyheter 1971.03.28;
”Översättning eller parafras?”, Dagens Nyheter 1971.04.19;
”Från Lu Xun till kulturrevolutionen”, anmälan av Vibeke Bördahl & Liu Pai-sha (utg.), Kinesiske noveller fra Lu Xun till kulturrevolutionen, Svenska Dagbladet 1971.04.27;
”Den sinologiska forskningens villkor”, Humanistisk forskning 1973 (1), ss. 12-14;
”Tradition och förnyelse – skriften och språket”, ibid., ss. 41-49;
”Kämpande ideologier”, ibid., ss. 50-66.
Företal till Ningtsu Malmqvist, Att äta med pinnar i Sverige, Stockholm: Forum 1972, ss. 11-25:
”Gammalt och nytt i ´Kinas tankevärld”, Stockholm: SR Utbildningsprogram, 1975, ss. 45-48;
“Den här boken blir knappast bränd”, Svenska Dagbladet 1975.11-21;
“Ett svar till Jan Myrdal”, Expressen 1977.06.28;
”Myrdal är kinafientligt”, Expressen 1977.07.16;
”Efterord” till Jonathan Spence, Äktenskapsbryterskan. Stockholm: Brombergs förlag, 1978, ss. 227-231;
”Bernhard Karlgren in memoriam”, Dagens Nyheter 1978.10.21;
”Den litterära revolutionen i Kina”, Orientaliska Studier 1978 (32), ss. 4-16;
”Bernhard Karlgren”, Årsbok. Kungl. Vitterhets Historie och Antikvitets Akademien, 1979, ss. 43-46;
“Undervisning i kinesiska i Sverige”, Getens År: Årsbok om Kina. Stockholm: Svensk-kinesiska vänskapsförbundnet, 1979, ss. 95-98;
”Bernhard Karlgren in memoriam”,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79 (1), 96-97;
“Bernhard Karlgren in memoriam”,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79 (7), ss. 142-143;
“Europeiskt samarbete om sinologisk forskning”, Tvärsnitt 1979 (1), ss.23-26;
”Personligt om Kina”, Kina-Rapport 1979 (4/5), s. 21;
”Lärorikt om Kina”, anmälan av Carl Arvid Hessler, De sanna riddersmännens stat, Dagens Nyheter 1979.10.25;
”När hunden blev ett lurvigt lejon”, Svenska Dagbladet 1979.08.16;
”Den tidlösa äktenskapsbryterskan i Kina”, anmälan av Jonathan Spence, The Death of Woman Wang, Svenska Dagbladet 1979.09.12;
”Rapport från ett svunnet Kampuchea”, Svenska Dagbladet 1979.22.08;
”Forskningssituationen i Kina”, Årsbok. Kungl. Vitterhets Historie och Antikvitetsakademien 1980, ss.98-101;
”Bernhard Karlgren”, Apans År: Årsbok om Kina. Stockholm: Svensk-kinesiska vänskapsförbundet 1980, ss.40-41;
Poetry Collections 1900-1949: A Provisional List.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Project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 Stockholm 1980, 11 sidor;
”Tankar kring Erik Blombergs tolkningar av kinesisk poesi”, Apans År: Årsbok om Kina. Stockholm: Svensk-kinesiska vänskapsförbundet 1980, ss.42-43;
”Kang Youwei”, Apans År: Årsbok om Kina, Stockholm: Svensk-kinesiska vänskapsförbundet 1980, ss.68-70;
”300 miljoner eller 5 miljarder”, Apans År: Årsbok om Kina. Stockhom: Svensk-kinesiska vänskapsförbundet 1980, ss. 78-79;
”Händiga handböcker rörande Kina”, Orientaliska Studier 1980 (37), ss. 12-21;
”Människans bästa vän och argaste fiende”, Svenska Dagbladet 1980.01.04;
”Apropå mandrom, förörad och hejduk”, Svenska Dagbladet 1980.01.23;
”Där banden inte brast med döden”, Svenska Dagbladet 1980.04.22;
”Nyhamns fyr”, Helsingborgs Dagblad 1980.12.07;
”Den klassiska litteraturen”, Tuppens År: Årsbok om Kina. Stockholm: Svensk-kinesiska vänskapsförbundet 1981, ss.58-64;
”Med kungaparet till Kina”, Kina-Rapport 1981 (4), ss.46;
”Nordenskiölds fynd i Yokohama”, Svenska Dagbladet 1981.06.22;
”Prefac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Newsletter, Stockholm 1982, ss.3-5;
“Introducing the Project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Newsletter, Stockholm 1982, ss. 14-15;
”Legenden om prästen Johannes”, Svenska Dagbladet 1982.04.25;
”Om Kinas glömda litteratur”, Författaren 1983 (1), ss. 9-11;
“Humanistiska föreningen under 1970-talet”, Stockholm: Humanistiska föreningen 1984, ss. 136-139;
”Det kinesiska skeppsholmsbiblioteket”, Svenska Dagbladet 1984.02.17;
”Den obotfärdiga pilgrimen” (Anmälan av Tore Zetterholm, Den röde Buddha, Stockholm: Norstedt 1984, i Svenska Dagbladet 1984.03.12;
”Henry Olsson: Inträdestal i Svenska Akademien. Stockholm: Norstedt, 30 sidor; också i Svenska Akademiens Handlingar 1985 (92), ss. 19-46;
”Frågorna om framtidens Kina hopas” (Anmälan av Göran Leijonhufvud & Agneta Engqvist, Kineserna, Stockholm 1985, i Dagens Nyheter 1985.12.17;
“Några tankar kring Fenollossas essä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s a medium for poetry’”, Lyrikvännen 1985 (4/5), s. 221;
”Nu väntar Kina på ett Nobelpris”, Svenska Dagbladet 1985.04.25;
”Tur och förtur i ett elakt spel”, Expressen 1985.09.06;
”Din dröm är min, Christina”, Expressen 1985.09.18;
”I Kina är inte alla författare tillåtna”, Helsingborgs Dagblad 1985.07.20;
”Kulturrevolutionens förlorade generation” (Anmälan av Dai Houying, Stones of the Wall.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85, i Svenska Dagbladet 1986.01.14;
“Ett Beijing-minne”, Tigerns År: Årsbok om Kina. Stockholm: Svensk-kinesiska vänskapsförbundet 1986, ss. 107-110;
”Det nya Kina”, i Eva Siao, Kina, min dröm och min verklighet. Stockholm: Carlssons, 1986, ss- 9-12;
”Modern kinesisk lyrik”, Kina-Rapport 1986 (2), ss. 13-14;
”Friska vindar i det kinesiska kulturlivet”, Svenska Dagbladet 1986.11.28;
“Ut med Benjamin!”, Expressen 1987.06.05;
”Report on the EACS Project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Newsletter 1987 (1). S. 10;
“Presenta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of the University of Stockholm”, ibid., ss. 11-16;
”Preface”, 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 vol. 1, The Novel. Leiden, New York, Köpenhamn, Köln: E.J. Brill,1988, ss. 9-12;
”Preface”, A Selective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 vol. 2, 1988, s. 9;
“Preface”, 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 vol. 3, 1989, s. 9;
“Preface”, 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 vol. 4, 1989, s. 9;
”Tal vid Västgöta Nations gåsmiddag den 12 november 1988”, Vestrogothica 1989, ss. 111-112;
“Företal” till Wei Jingsheng, Modet att stå ensam. Stockholm: Bokförlaget DN, 1988, ss.13-15;
”Hågkomster”, Ormens År. Årsbok om Kina. Stockholm: Svensk-kinesiska vänskapsförbundet 1989, ss.138-140;
”Två obekväma kineser i Kullabygden”, Svenska Dagbladet 1989.08.09;
Anmälan av Cecilia Lindqvist, Tecknens rike. Stockholm: Bonniers, 1989. i Svenska Dagbladet 1989.08.11;
”Bernhard Karlgren”, Årsbok. Kungl. Vitterhets Historie och Antikvitets Akademien, 1990,ss.115-120;
”H.S. Nyberg”, Svenska Akademiens Handlingar 1989 (14), Stockholm: Norstedt, 1990, ss. 17-23;
Förord till John Gittings, Kina i förändring. Från Mao Zedong till Himmelska fridens torg .1989, Stockholm: Rabén & Sjögren, 1991, ss. 111-12;
”Zheng Yis uppgifter (om kannibalism) dokumenteras i kommande bok, Dagens Nyheter 1992.09.08;
“Tal av Akademiens direktör herr Malmqvist”, Svenska Akademiens Handlingar 1992 (18), Stockholm:Norstedt 1993, ss. 7-13.
”Svar på Katarina Frosten sons inträdestal”, Svenska Akademiens Handlingar 1992 (18). Stockholm: Norstedt 1993, ss. 39-40;
”Erinringar från ett kinesiskt bergskloster”, Claes Thell Keramik. Östasiatiska Museets utställningskatalog nr. 52, Stockholm 1993, s.25;
”Lars Larson in memoriam”, Svenska Dagbladet 1993.07.13;
”Se men inte plocka!” Sydsvenskan 1993.07.23;
”Kommentarer till föredrag av Ying-shi Yu och Hiroshi Watanabe, i Erik Lönnroth, Karl Molin & Ragnar Björk (utg),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Berlin,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94, ss. 188-195;
“Bernhard Karlgren”, (Svenska Akademiens) Tal och Texter 20 december 1994. Stockholm: Norstedt, 1995, ss. 19-24;
”Det finns inga dofter i Stockholm” Svenska Dagbladet 1996.02.04;
”Den stora lögnen”, Amnesty Press 1996 (2), s. 8;
”Nils Folke Knafve”, Svenska Dagbladet 1996.10.11;
Direktörstalet vid Svenska Akademiens högtidssammankomst den 20 december 1999, i Tal och Texter. Stockholm: Norstedt, 2000;
”Svar på Bo Ralphs inträdestal”, i Tal och Texter, Norstedt 2000;
”Allt började i Kullabygden”, Helsingborgs Dagblad 2000.09.11;
”Alla har rätt att gissa rätt”, Svenska Dagbladet 2000.10.14;
”Litteratur med hård politisk styrning”, Svenska Dagbladet 2000.10.16;
“Sittplats i Mittens rike” (Anmälan av Ian Burumas bok Bad Elements. Chinese Rebels from Los Angeles to Beijing., Dagens Nyheter, 2002.01.23;
“Liu Binyan in memoriam”, Svenska Dagbladet 2005.12.07;
”Preface” till Dian Li, The Chinese poetry of Bei Dao, 1978-2000. Resistance and Exile. Lewiston, Queenston, Lampeter: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6;
“On the Role and Passion of a Master”, in Jaroslav Prusek, remembered by friends, Dharma Gaia (Prague), 2006. ss 115-122;
”On J.M. Coetzee, Nobel Laureate in Literatur 2003”,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2006 (62&71), ss. 21-29;
Tal av Akademiens direktör Herr Malmqvist, . Svenska Akademiens Handlingar, trettiosjunde delen 2007, ss. 7-13.
Direktörstalet vid Svenska Akademiens Högtidssammankomst den 20 december 2007, i Tal och Texter 20 december 2007, Norstedts Akademiska Förlag, 2008, sid. 5-11;
”Tal inför överlämnandet av Svenska Akademiens nordiska pris (till Sven-Eric Liedman) 2008”, Svenska Akademiens Handlingar, Trettioåttonde delen 2008, sidorna 131-132.
“Högt pris för Kinas framgång”, SvD 2008.02.19.
Företal till volymen En teater – en tid, un théâtre – une époque, a theatre – an era, Ein theater – eine Zeit. Stiftelsen Marionettmuseet. Carsson Bokförlag: Stockholm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