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諾獎：“作家”與作家的不同。

面對諾獎，“作家”與作家的不同
來源：環球時報| 2011-08-06 07:29:14 
作者：李德民人民日報原評論部主任

對於諾貝爾獎金文學，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筆者不便說三道四。但筆者看到，面對諾獎，中國“作家”與作家態度大不相同，有些“作家”為獲此獎開展的“攻關活動”令人汗顏。

“作家”們知道，馬悅然老先生作為評委，對評選諾貝爾文學獎有相當的發言權。於是，馬老先生成了他們的“攻關對象”。日前，有​​新聞披露了馬老先生接受記者採訪時的談話，他每月都收到來自中國的信，“寄到瑞典學院，無論怎麼拼錯都行，都收到了”;而“信的內容，不外乎是要我幫助他們，當然與諾獎有關”。 “這些人不是給我寄來發表過的詩集，就是小說，當然，也有尚未出版的書稿。”對於這些書，他將“一部分移送給大學中文系圖書館”。在他看來，“這些作品雖然不具參評水平，但作為公開出版物，卻也代表不同層次的中國當代文學的某個部分或文學現象”。

馬老先生舉例說明了哪些中國人試圖賄賂他。他舉了兩個極端的例子：“一位香港出版過不少詩集的女詩人，就給我寄過一張5000港幣的支票。”“一位山東的文化干部在兩年之內給我寫過十八封信”，“說他本人很闊，獎金我可以留下，名譽歸他。每封信中都有書畫作品贈我，我當然把這些退還。我給他回信，請不要再來打擾，甚至讓瑞典學院管理郵件的人員將此人的信件退回，今年春天發現，他開始給瑞典學院諾貝爾獎小組主席寫信了!這些人都自稱是不錯的'作家'。”

對這些道貌岸然、自視甚高的“作家”，筆者不得不說一句難聽話了：你們這是行賄!為獲獎而行賄!這就像國內行賄受賄、買官賣官、制假販假、坑蒙拐騙的人們一樣卑鄙無恥，他們把中國作家的臉面丟到外國去了，丟向全世界了。

請注意，這些想靠賄賂敲開諾獎大門的是中國“作家”而非作家。一個帶“引號”，一個不帶“引號”，兩者是不同的。叫人怎樣看待這些“作家”呢?馬老先生的看法倒是灑脫：“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形形色色的人不少，其中不乏急功近利者、腦筋不清楚自以為是的人，騙​​子、腐敗分子、偽君子”。他的夫人陳文芬女士的說法簡單而明確：“也許這些人不能算作作家”。

馬老先生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他與中國作家交往甚廣，他認識的中國作家，沒有一個人給他寫信提什麼要求。他對記者強調，“在我認識的中國作家中，沒有一位朋友給我寫信提出過什麼要求。”這就是作家與“作家”的不同。面對諾獎，丟人的是中國的“作家”，而非中國的作家。馬老先生有眾多中國作家朋友。據他介紹：“上世紀五十年代，我作為瑞典駐中國大使館文化專員，及至八十年代獲得入境，先後訪問過的中國作家，包括艾蕪、巴金、老舍、錢鍾書、楊絳、沈從文、師陀、嚴文井、葉聖陶、張天翼;詩人艾青、馮至、卞之琳、冰心、凌叔華、陳敬容、馮乃超、曹辛之、田間、辛笛、臧克家、鄭敏;戲劇家李健吾、曹禺、吳祖光、夏衍等人。”這些都是他的中國作家朋友。他說：“沒有一位朋友給他寫信提什麼要求”。

行賄的“作家”提醒人們注意，在當今中國，不但有行賄受賄的貪官、坑蒙拐騙的奸商，以及騙學歷、騙文憑的學術界敗類，不幸在聖潔的文學殿堂，在高雅的文人群中，竟還有要靠行賄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在筆者看來，這些“作家”較之上面提到的那些人，如果說那些人可惡、可恨和可恥，那麼，這些“作家” ，則是可憐、可悲和可笑。想當作家，要有才華，有作品，更要有臉面，有脊梁。

特朗斯特羅姆：瑣細與無上之美

2012-12-17 11:45:06 　　來自: 簫鳴戈
（豆瓣網書評）

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詩歌最早的中譯者，是詩人北島。而把特朗斯特羅姆詩歌引薦給北島的人，卻是瑞典漢學家馬悅然。在《時間的玫瑰》一書中，北島曾回憶起此事。一九八三年夏末，北島從瑞典使館文化專員安妮卡那裡得到特朗斯特羅姆最新的詩集《野蠻的廣場》，以及馬悅然的英譯稿和一封信。 “馬悅然在信中問我能不能把托馬斯的詩譯成中文。這是我頭一回聽到托馬斯的名字。回家查詞典譯了九首，果然厲害。托馬斯的意象詭異而輝煌，其音調是獨一無二的。很幸運，我是他的第一個中譯者。相比之下，我們中國詩歌當時處於一個很低的起點。”
　　
我不知道馬悅然為什麼讓北島來譯特朗斯特羅姆。或許，一個有著“近乎枯燥的嚴肅”的中國北方詩人，與一個來自北歐的“詩的禁慾主義者”，有一種內在的契合？有趣的是，當詩人王家新希望從自己的詩歌語言中“透出一種能和北方的嚴酷、廣闊、寒冷相呼應的明亮”時，他也從特朗斯特羅姆那裡找到了共鳴。不管怎樣，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本世紀，特朗斯特羅姆的詩歌被斷斷續續譯介到國內，對漢語詩歌產生了某種隱秘的影響。最新出版的由馬悅然翻譯的詩文集《巨大的謎語•記憶看見我》，可以說，為特朗斯特羅姆作品的中譯劃上了一個漂亮句號。
　　
《巨大的謎語•記憶看見我》收入了《悲傷的鳳尾船》、《巨大的謎語》兩部詩集以及詩人回顧早年歲月的自傳《記憶看見我》。其中《巨大的謎語》是特朗斯特羅姆中風之後完成的，是詩人最新可能也是最後的作品，首次譯成中文。馬悅然的翻譯，無論是在語義、節奏與風格的準確上還是在語言的凝練有力上，都遠超李笠和董繼平的翻譯，這一點只要對比三者譯的《悲傷的鳳尾船》（李、董譯分別譯為《悲哀貢多拉》和《悲傷的貢多拉》），就能明白。即便散文體作品《記憶看見我》，馬悅然的翻譯也更為準確、入味，超過北島和董繼平譯的。
　　
讀《巨大的謎語》、讀特朗斯特羅姆的詩作，是知其然，而讀《記憶看見我》，則是知其所以然。就我個人來說，詩人有時比詩作更加吸引我。特朗斯特羅姆獨特的詩歌氣質是如何形成的呢？它與瑞典、與北歐的風土多少不無關係。後者有著獨特的高緯地勢、冰河地形、反差強烈的日照和黑夜，而特朗斯特羅姆所在的瑞典，更是約有百分之十五的土地在北極圈內，沐浴在一種特殊的自然光線下，使每個人時刻如同生活在剪影之中。這種風水地貌造就了“臉孔的詩人”英格瑪•伯格曼和他的“室內電影”，也造就了葛麗泰•嘉寶那謎語一般的面孔（羅蘭•巴特說“嘉寶的臉是一種理念”）。當然，也造就了特朗斯特羅姆那雕刻一般的詩歌。
　　
毫無疑問，特朗斯特羅姆是一個典型的“北方藝術家”，“很嚴肅、很早慧”。這種氣質在他早年就初現端倪。在《記憶看見我》中，特朗斯特羅姆談到自己五歲時就已經學會寫字了，“可是我嫌寫作太慢，我的想像力需要更快的表達方式”，為此他發明了一種速寫方法來畫畫。他是一個博物館狂，但是害怕骨架。 “我對蒸汽火車頭的興趣遠遠超過對電力火車頭的興趣，換句話說，我浪漫的傾向勝過我對技術的興趣”。十一歲時，他開始收集昆蟲，一度想獻身昆蟲學。 “我對我所捕捉的昆蟲，當然沒有任何審美的觀點——我從事的是科學——可是我無意識地吸收了很多美學的經驗。我移動在巨大的謎語之中。我得知土壤是活的，得知有一個容納無窮的爬行與飛行的生物世界，而那些生物有它們自己很豐富的生活，一點都不需要關注我們”。上小學時，一個孔武有力的同學老欺負他，他​​發明了一種“裝死”的方法（他稱之為“既受殘暴又保持自重的特技”），結果讓對方很快厭倦了這種暴力遊戲。十三歲時，他迷上了非洲的地理和探索，讀了很多相關的書。在學校裡，他以筆快著稱，總是寫地理或歷史方面很長的作文，而後來卻成為一個以寫得少而聞名的詩人。十五歲時，他得了很嚴重的憂鬱症，“一種不發出光而發出黑暗的探照燈把我捕獲”，最終是音樂陪伴他度過了這次精神的“煉獄”。十五歲上高中後，他通過拉丁文學習開始接觸賀拉斯的詩歌。 “現在那發光的羅馬文本落到塵世上了。可是下一個時刻，下一闋詩裡，賀拉斯的拉丁文帶回詩歌奇妙的精確。這種瑣細與無上之美的相互作用教給我很多東西。這種相互作用是詩的條件，也是生活的條件。形式（形式！）起了提高的作用。毛蟲的腳消失了，翅膀展開了。”——一位詩人就此誕生！
　　
特朗斯特羅姆把自己一生比喻為“彗星”。彗星的頭是童年和青春期，而彗星的核心則是“決定生命最重要特徵的幼年”。作為自傳的《記憶看見我》只寫到少年時為止，是有其道理的。北島說過，“大多數詩人是通過時間的磨礪才逐漸成熟的，而托馬斯從一開始就顯示出了驚人的成熟”。這種“早熟”，在特朗斯特羅姆那裡，主要體現為一種形式感的發現。這是特朗斯特羅姆詩歌的核心，也是北方詩歌的核心。

“我願做原作者的奴隸”

（原刊上海外灘畫報）
http://www.bundpic.com/2011/12/17199.shtml

文/李梓新，攝影/閻寒
斯德哥爾摩市郊一所狹小的老年公寓，像是獨立於中國文壇之外的一個小宇宙，它所發出的電波時常影響到中國作家的心緒。因為這裡的主人，是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委馬悅然。在書齋接受本報記者獨家專訪時，他說自己最喜歡   的角色是“譯者”，譯者應該是“作者的奴隸”，必須完全忠實於原作者。他現在的願望是翻譯《左傳》。

十二月的斯德哥爾摩陽光稍縱即逝，這一天卻天氣極好。早上十點，紅線地鐵終點站Mörby Centrum外，地面的薄霜反光如鏡。頭戴禮帽的馬悅然和他的妻子陳文芬如約出現了，開車帶記者和攝影師去他們家中。
一輛略顯陳舊的灰藍色沃爾沃小轎車，87歲的馬悅然開起來仍然得心應手，他熟練地加油門，打方向盤，轉彎。車子穿行在斯德哥爾摩郊區的林野公路間，兩旁的景物漸漸有了一些美式景緻，低矮而舒適的房屋，間雜在綠樹與深藍色的波羅的海之間。 “這片住宅區原來是藝術家的聚居區，後來富人多了起來，變成著名的住宅區。”
但馬悅然並沒有在這裡擁有房產，而是長期租住在一座養老公寓，名字叫“燕鼻子住客之家”。據陳文芬說這裡非常受歡迎，很多人排長隊申請，可能要5到10年才能輪上。馬悅然自1998年起住在這裡，中間也搬過三次家，才換到現在居於二樓風景更好的房間。而樓下住的是一位退休工程師。
房子外面有大片的綠樹紅花，即使在冬日仍然色彩斑斕。馬悅然夫婦一路帶著我們介紹這是山毛櫸，那是古橡樹，走向波羅的海邊還有瑞典獨有的柳樹，以及大片的蘆葦。事實上，除了親近自然，馬悅然夫婦並沒有過多參加社區活動，只是偶爾打打橋牌。更多的時間呆在自己的書齋裡奮筆疾書。
馬悅然的寓所不大，兩房一廳不過70平方米左右。一個10來平方米的客廳完全成為工作室，正中擺著一個大長條方桌，上面鋪滿各種書籍、記事本和馬悅然的戴爾電腦。而陳文芬則在房間一角有一張小方桌，沒有座椅，她說坐地上工作對腰椎更好一些。
房間裡有各個出版社、作家寄來樣書、著作、書信、紀念品，書法等等。這間小小的書齋像是獨立於中國文壇之外的一個小宇宙，它所發出的電波時常影響到中國作家群的心緒。因為書齋的主人，是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委。
對於馬悅然，中國作家群可謂又愛又恨。這樣一位能讀懂他們作品的外國老頭，在過去26年來一直作為至高榮譽諾貝爾文學獎中唯一懂中文的評委。在廣泛的想像裡，他的態度和愛好是中國作家能不能得到國際認可的一個重要風向標。於是有人樂於與他結交，也有人公開表示不喜歡他。中國作家的“諾貝爾情結”投射到馬悅然身上，成了一個古怪的混合體，他們希望馬悅然通讀所有的中文作品，然後做出一個“客觀”的選擇，另一方面，他們也有一種酸澀的心理，對中國作家的“命匙”掌握在這樣一個外國漢學家手裡表示不屑和難以接受。今年以來，一連串的風波至今尚未平息。

妻子陳文芬會為馬悅然打抱不平：“希望悅然讀完所有人的書，那是圖書館員的工作。悅然和普通人一樣，只讀和翻譯他自己喜歡的作品。”
耄耋之年的馬悅然依舊保持了極高的工作效率。他每天翻譯著自己喜歡的作品。他認為譯者是“作者的奴隸”，必須完全忠實於原作者。而前提是要真正喜歡上作者的作品，才能心甘情願地做他的奴隸。
就像這個冬天他最開心的一件事，就是多年的老朋友，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他終於有了人生中的第一筆財產，去還清他生活和租房等等的債務了。”而馬悅然顯然很樂意做老朋友的“奴隸”，他在2004年翻譯的特朗斯特羅姆詩集《巨大的謎語》剛剛在台灣正式出版。
我們的採訪話題，也就從特朗斯特羅姆得獎開始。

B=外灘畫報
M=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

和特朗斯特羅姆的友誼
B：今年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下簡稱托馬斯）得獎了，您以前說過他是早應該得獎的，這次您是不是很高興？
M: 非常開心，這一天我等了26年。
B：我記得非常巧合的是，26年前您得知獲選瑞典學院院士，成為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的時候，剛好是托馬斯第一次訪問中國，你們一起在北京，對吧？
M：對，那是1985年。當時我在北大有一個演講，當天得到了消息。而特朗斯特羅姆那時好像是在社科院演講。
B：還記得在北京和托馬斯有什麼有趣的細節嗎？
M：我獲選院士當晚，瑞典駐中國大使請我們吃飯。飯後又繼續到大使家喝酒。大使問谁愿意喝一杯蛇酒，是一種綠顏色的蛇浸泡的，看起來非常毒的65度烈酒。我和托馬斯都喝了。後來托馬斯到了上海，寫了一首詩《上海的街》，還寫到了喝蛇酒的感受：“如蝰蛇酒般腥澀，回味不止。”
B：托馬斯對中國的印像如何？
M：他很欣賞中國。但他怕人多，人多他就會不自在。有一天他說我們找一個人少安靜的地方去。我就和大使館借了一輛車，帶他到戒台寺去。那是50年代我在北京時常去的安靜之地。結果開車去了之後，卻看到至少八輛旅遊大巴，帶了很多遊客去，根本就走不動。
還有一次，他去北京外語學院給學瑞典語的學生朗誦自己的詩。朗誦結束，有一名男生舉手說他聽不懂。托馬斯說：“你為什麼一定要懂呢？你接受吧，把這詩當作是自己寫的。我可以送給你。”
B：您和托馬斯是怎麼認識的？
M：我們大約是1966年在詩歌朗誦會上認識的。我們後來也經常聚會，有時到他家，有時到他在龍馬屋海島的藍房子去，那是他當海員的外公留下的房子。
B：他後來中風了，您有什麼反應？
M：那個時候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學。一位好朋友告訴我托馬斯中風了，我非常難過。如果沒有他的妻子莫妮卡，他就活不下去了。托馬斯現在一般只能說四句話: ja （是的），nej(不是)，men(可是)和mycket bra(很好)。如果莫妮卡不在，你沒辦法和托馬斯對話。如果莫妮卡在，無論你問托馬斯什麼，莫妮卡就看托馬斯的臉，就能回答了。然後托馬斯再表示對還是不對。
有一天，我在他們家裡，托馬斯突然用筆劃了一個馬頭，交給莫妮卡。莫妮卡不太明白。托馬斯又再畫了一個馬頭。莫妮卡說，哦，你要找一副眼鏡。我就問，托馬斯要找副眼鏡，他為什麼不直接畫一副眼鏡呢？莫妮卡說，托馬斯不是那麼簡單的人。馬頭和眼鏡的關係呢?原來，在托馬斯一首叫《打開的窗子》的詩裡有最後幾句：“我不知道我的頭/向哪邊轉/以雙重的視野/像一匹馬”。
B：您是如何開始翻譯托馬斯的詩集的？
M：1983年過年的時候，我住院開刀。當時托馬斯剛出版了一本詩集，叫《狂暴的廣場》。我早晨兩點就醒來了，我就開始翻譯他的詩集，當天下午六點就翻完了。那時我打了麻醉藥，腦袋裡都是空的，就是一心想翻譯這些詩，把它們翻成了英文。同一年，我就介紹北島翻譯他的詩集。後來我還翻譯了他一本散文詩叫《藍房子》。
2004年在台灣時候，碰上“總統大選”的“詐彈”鬧劇，我和文芬就到鄉下避住。把托馬斯最新的兩部詩集《巨大的謎語》和《悲傷的鳳尾船》翻譯成中文，後來應陳思和的約稿，在《上海文學》發表過，但沒有出版成冊。今年托馬斯得諾貝爾文學獎了，台灣的出版社立即就出了中文版。
B：今年托馬斯作為近40年來第一位瑞典人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瑞典國內有什麼反應？

M：大家都覺得實至名歸。這和上次1974年埃溫德.雍遜（Eyvibnd johnson）和哈瑞.馬丁松（ Harry Martlnson）這兩位瑞典文學家得獎時遭到非議相差很大。那次獲獎，因為他們和瑞典學院有一些關係，在瑞典國內引起很大爭議。最後哈瑞.馬丁松還自殺了。托馬斯是瑞典人得的第八個文學獎，對於一個900萬人口的國家是有點多了。但如果不頒發給托馬斯，我們就更不能頒發給其他詩人了。而上一次得獎的詩人是波蘭女詩人辛波斯卡，距現在已經有15年了。
B：得獎後您祝賀了托馬斯嗎？
M：當然，當天就給他打電話了。我們差不多每天都會和莫妮卡通話。我太太陳文芬也參加了在瑞典學院舉行的托馬斯作品朗誦會，她用中文朗誦一首托馬斯的詩。

“有文學價值的作品，國界不是問題”
B：您剛才談到了15年來第一位詩人得獎，是不是因為今年的世界不太太平，對詩有一種呼喚？
M：你沒提問我還沒想到這個問題。不過確實是的，這好像是一種自然而然的過程，大家都覺得今年應該頒獎給一位詩人。詩歌確實是對現實影響很大的一種文學。
B：您對詩歌是不是有偏愛？
M：在中國文學上，詩歌所佔的成分是很重的。 1949年，我住在四川峨眉山的報國寺，開始學中國文學。那個時候我就讀了很多漢朝樂府和南北朝詩，也讀了《唐詩三百首》。不過我太不喜歡《唐詩三百首》和《古文觀止》這種選本，這種選本是很危險的。一個人讀完了《唐詩三百首》就覺得他讀完了所有唐詩，讀完《古文觀止》就覺得讀完了中國古文。而這其實只是幾個編輯的選擇眼光。
B：這麼多朝代的詩歌，您對哪個朝代的詩歌最有偏愛？
M：我教書的時候，就問過學生，如果你可以選擇，你們願意生在中國哪一個朝代。如果我來選，我就選擇生在南宋，那是辛棄疾的時代。如果生在山東，就和辛棄疾是鄰居了，可以談談詞，喝喝酒。他是宋朝第一詞人，蘇軾、陸游好，但還是辛棄疾最了不起。他可以拿一部散文，就直接扔進詞牌裡，卻又很自然。
B：很多人覺得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的詩很像唐詩，比如王維，您怎麼看？
M：我覺得不太像。他的詩不是田園詩，有很多冬天的意象。
B：您和中國當代詩人的交往是怎麼開始的？
M：1981年我就請北島和顧城進行詩歌朗誦。北島根本不會朗誦，他只是“麼麼”地張開嘴巴。而顧城是會走路的詩，是長著兩條腿的詩，他朗誦的非常漂亮。回瑞典後，1983年我就把他們的詩翻譯出版了。結果很受歡迎。
B：您最喜歡的中國詩人是？
M：艾青和聞一多。
B：艾青和聞一多，與北島和顧城，其實是兩代人，前者和您同代，後者是您晚輩。您在翻譯的時候是如何進入這兩代人的心境和時代背景？
M：他們確實是不同的兩代人。你要讀了又讀，讀到聽懂了他們的聲音為止。我和北島談過中國詩歌的歷史，我發現他和顧城、楊煉等對五四以來的中國詩歌是了解不夠的。我和他們談過聞一多和徐志摩，他們都基本沒有讀過。唯一的例外是戴望舒。有一天北島在我家裡，我拿出自己喜歡的1920年代的詩歌，說今天晚上你可以看看。第二天早上我問他讀了怎麼樣，他說翻了一下沒有什麼感覺。其實我覺得卞之琳就比北島朦朧一萬倍了。而北島可能覺得“朦朧詩”是他們創造的。其實不是這樣的。他們都是很優秀的詩人，但也要看到中國詩歌歷史的傳承。
B：您在翻譯北島顧城之前，已經有很多年沒到中國，如何體會中國當時社會環境的變化？
M：雖然1958-79年我不能去中國，但我仍然對中國的情況發展很了解，所以這方面沒有問題。
B：您當時接觸的中國詩人，在過去三十年裡命運各不相同，您怎麼看待他們各自的變化發展？
M：過去有流亡詩人這個概念，現在流亡沒有意義了。很多人都回歸中國了。北島也在香港中文大學安頓下來了。中國作家的生活其實還是挺舒服的。很多作家在幾個地方都有房子。他們自己可能不知道和歐洲相比這很不錯了。
B：像您現在還一直租在自己的房子裡，和他們相比覺得怎麼樣？
M：我這個人對錢有點不耐煩。所以一直也不太在意。 （太太陳文芬補充：中國人的財務安全感可能主要在房子上，而歐洲國家福利比較好，可能就不會太在意。像我們現在的情況，他當年大學退休金是每月19000瑞典克朗，一直不變，再交稅57%，然後房租就佔去了7600. 幾乎就沒有什麼剩下了。他翻譯一本書的收入也就是15000克朗。但生活夠用了。）
我已經很知足了，我的老師高本漢，他是偉大的漢學家，但他去世的時候，只留下5000克朗。他就是在一直讀書而已。
B：我剛才的問題其實是，三十年來中國詩人主要有兩種發展軌跡，一種是國際行走，一種是紮根本土。您覺得對中國詩人來說，是通過國際行走以求與國際接軌，還是紮根本土做出有特色的作品，更能贏得世界性的認可呢？
M：東德的作者，在柏林牆倒了以後，不知道怎麼辦了。原來有一個對抗的對象，政治變了之後有一個失落感。中國現在的情況也比過去自由很多，作家可以通過各種方法表達自己，所以不一定要流浪了。我欣賞的是文學的價值，像曹乃謙的作品翻譯到瑞典來的時候，一點都不困難，只要譯者能夠讀懂，並把它忠實地翻譯出來。有文學價值的作品，國界不是問題。

“我最喜歡的角色是當一個譯者”
B：對於漢學家這個角色，有一些中國作家會有異議。您覺得漢學家究竟是一群什麼樣的人？
M：一般中國學者認為，漢學家就是外國人。因為沒有中國的漢學家之說。我開始學中文的時候的漢學家，和現在的漢學家，差別是很大的。像我的老師高本漢，那時他的學術範圍是非常寬的，而現在的漢學家則越來越窄，只是專門研究某一個領域了。
B：這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M：現在的漢學家對上古歷史，對漢語音韻的了解太少了。他們根本就沒有學過真正的先秦文學。我覺得是非常可惜的。最近幾年，孔子學院對西方的漢學影響也很不好。一和孔子學院合作，大學裡的管預算的決策者會說，中文系既然已經有孔子學院就夠了。但孔子學院能教的就是普通話了，和漢學和研究沒有一點關係。所以原來很好的中文系，慢慢就變成教漢語的學校了。
B：您對您的弟子這一脈還有要求嗎？
M：我對他們已經不抱什麼希望了。這確實有大環境的影響，我對瑞典漢學的發展有些悲觀。原來瑞典的遠東圖書館是歐洲最好的漢學圖書館，但現在基本等於關門了。原來的圖書館員遣散了，現在圖書館只供參觀，圖書館員也不懂中文，已經起不到作用了。
B：很多人覺得漢學家是中國文學的評判者，您自己有這個感覺嗎？
M：我覺得不是。西方的漢學和中國的國學需要合作，互相做出貢獻，像我的老師高本漢一直做音韻學的研究，裡面有很多方面中國學者也還沒有涉及。西方能提供一些學術規範和研究方法的參考。
B：因為您處在諾貝爾獎終身評委，而且是評委裡唯一懂中文的一位，您有沒有感覺到中國作家對您又愛又恨的感覺？
M：我想起一個事，楊牧的作品被介紹到德國的顧彬那裡，顧彬說要讓楊牧把作品給他翻譯，他就能幫助楊牧在德國出名。但我看了顧彬的翻譯，我覺得他實在不適合做這個工作。我的理念和他不一樣，在翻譯小說的時候，我覺得譯者就是原作者的奴隸，完全忠於原作者，不能加增加，刪改或者隨意演繹原作的內容。
B：所以您更看重您的角色首先是譯者，而不是一個橋樑或者推手？
M：對，我最喜歡的角色，是當一個譯者，當人家的奴隸。
B：您最近有沒有發掘一些新的作家，準備翻譯他們的作品？
M：最近曹乃謙出了一本新書，叫《佛的孤獨》，我翻譯了之後在幫他進行一些推介。殘雪也很好，她是中國的卡夫卡。我的一個學生在翻譯她的作品。我還準備翻譯莫言的一些短篇。
B：您現在每天有多少時間進行翻譯？
M：每周公務還很多，瑞典學院還會固定開會。夏天的時間會多一些，整個瑞典差不多都放假。我們會到鄉下住，那時翻譯的進度就快了。
B：您最近有沒有翻譯中文作品的計劃？
M：最近翻譯完台灣詩人瘂弦和商禽的作品，合成一本出版。另還翻譯了台灣作家楊牧的120首詩。以及翻完莫言的短篇小說之後，看看要不要繼續我2008年翻譯出版的《道德經》再翻《莊子》。
B：您已經年近90，接下來幾年裡還有什麼想實現的願望？
M：我今年87了，但工作效率還是和年輕時一樣高。我有個小本子，做翻譯的時候每天記下自己的工作計劃，基本都能按計劃完成。我原來有個願望，是想翻譯《左傳》，它是先秦文學最偉大的著作。 《左傳》和《莊子》都是我很想翻的。
B：您那麼喜歡辛棄疾，會翻譯他的詩詞嗎？
M：我翻譯過他《沁園春》詞牌的十三首詞。以後還想再翻一些。另外明年還會出版我和太太一起寫的微型小說，出版社起名叫“筆記體”小說。我寫了60篇，文芬寫了40篇。書名叫《我的金魚會唱莫扎特》。其中有一半是我在瑞典的生活，一半是我神遊，幻想辛棄疾和李清照來和我喝酒等。這是受莫言寫的《小說九段》的啟發，但我寫得比他更短。
B：有沒有想寫回憶錄呢？
M：瑞典文已經寫了一部分。我在瑞典的廣播電台做過一個節目，講了我在1949年在中國的經歷，聽眾都很感興趣。中文我出過《另一種鄉愁》，也講了那一段經歷，但還不算傳統的回憶錄。我可能會繼續寫。

對莫言的圍攻不值一哂

前言：陽光時務週刊FB摘文

瑞典國家廣播電台文化記者、漢學博士夏谷（Göran Sommardal）於12月7日在瑞典《晚報》撰文，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辯護，指對莫言的圍攻不值一哂。並在文末強調「對於一個經歷過文化革命的『批鬥會』和『牛鬼蛇神』的人來說，這種對待他的方式不僅是令人反感的和令人好笑的，也首先是一種言論自由的荒誕不經的使用，就如宗教裁判。」

該文的中文版由萬之先生翻譯。

本文刊登於2012年12月7日瑞典《晚報》
新聞題目：對莫言的圍攻不值一哂

撰文：GÖRAN SOMMARDAL 夏谷
Kulturjournalist vid Sveriges Radio och doktor i sinologi
瑞典國家廣播電台文化記者、漢學博士

正文：

在其發表於《每日新聞》的星期日評論中，比雍·威曼寫道，赫塔·繆勒對於莫言之人格卑下的“大發雷霆”在中​​國沒有引起相應注意。這可能是因為繆勒提出的這類批評從五月開始就在中國博客世界四處迴旋已無新意，那時手抄本的毛的延安講話新版出版（甚至在黨的喉舌《環球時報》上正式報導）。或許這也是因為聖人赫塔還沒來得及在地球上所有的非歐洲非美國殖民地的遙遠蠻荒之地真正封聖。威曼的話也讓我們想到他如何操控擺佈他自己的小小的梵蒂岡國家。

         莫言獲獎當日在《每日新聞》上發表看法的十二位評論家中，威曼只選擇了其中一位對莫言持批評態度的人來證實他自己在第二天的專欄評論中再發表的胡言亂語。四位完全贊同的評論家都被選掉，其中包括卓越的文學批評家瑪德萊娜·古斯塔夫森。也沒有選陳邁平，他和劉曉波曾經都是獨立中文筆會理事會成員，而他對莫言的小說藝術熱情稱讚。也沒有選約然·雷雍乎夫德，一般人都認為他顯然是可靠的。

         約翰·拉格奎斯特和於勒利卡·克·恩斯特羅姆是對中國社會比較了解而有經驗的觀察者，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就當然人選，可以評價莫言的文學品質，或者是莫言在中國文學機構中的地位。但是這兩位因為和威曼看法相同而入選。

         威曼採訪赫塔·繆勒，而不是去採訪同樣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提名莫言為此獎候選人的大江健三郎，這當然是因為繆勒和威曼的看法相同。不算聲名顯赫的繆勒在媒體傳播的效應，而閱讀莫言文學作品更多更通曉的自然是大江健三郎。

         茨維坦·圖多羅夫曾把這類的推論策略稱為一個“最終闡釋者（l'interpretation finaliste）”的策略，其最接近的例子就是教堂神父的聖經訓詁學。簡單來說這就是倒退的三段推論法：先有結論，然後在尋找論據。首先是威曼，然後是那些應和他看法的人。千人一面。

         就和顯然佔大多數的空頭知識分子一樣，比雍·威曼以提出反問來裝模做樣，而其實並無任何實質性的價值，缺少在這痛苦現實中做合理分析的可能性。


         “為適應一個極權制度，一個作家的生活和作品會如何受到影響？極權制度又如何受到作家的影響？”


         我們能用哪一種測量器或者什麼樣的測謊器，才能計算出一種政治差別的程度，可以用於來判斷一個沒有坐牢或者去發動一場真正的游擊隊運動的作家不是政府的走狗？


         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涉及到在專制制度下寫作活動的所有作家，而不論其作品內容和讀者效應如何，例如羅馬尼亞的斯坦尼斯庫和迪奈斯庫。以及赫塔·繆勒本人。那麼，我們有怎麼評論塔德於斯·孔維斯基的很刺激人的諷刺小說如《小啟示錄》和《波蘭情結》呢？還有安德烈瑟亞烏斯基的社會批評寓言《天堂之門》及《而且黑暗遮蔽地球》或者他的突破性的長篇小說《煙灰與鑽石》（曾經由瓦伊達改編為電影）？或者是姆羅切克及塔德於斯·坎圖爾的荒誕派戲劇等等？或者是羅森維奇及辛波斯卡的詩歌——辛波斯卡不是寫過讚美黨和斯大林的詩歌嗎？它和由黨棍普特拉門特和切科製作的詩歌​​有多大區別嗎？可以因此貼上別的標籤而不是“黨的安全閥”？

         而前蘇聯的維索斯基、塔克夫斯基和烏庫茲亞瓦等這些知識分子從事的只是“精神按摩”？是不是因為他們沒有讓這個政權足夠地不舒服，所以沒被投入監獄？


         我們自然可以要求一個作家在道德上做得適當而體面，或者也可以完全不顧這方面而只欣賞他的文學作品。就我所知，也聽很多人說過，莫言是一個很適當而體面、溫文爾雅的作家，他那些越軌行為並沒有傷害他人。他那部有突破性而且發表那年就隨之被張藝謀改編成電影的長篇小說《紅高粱》，毫無疑問地意味著當代中國文學的一次重大轉變。另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劉曉波曾經描寫《紅高粱》對中國文學帶來的效應是“天翻地覆”。 2000年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中國政府對此譴責而且當作不讓人民知道的秘密，而莫言和文學批評家劉再复等屬於為數不多的祝賀高行健的大陸作家。

         如果就像廖亦武所要求的那樣（見12月6日《每日新聞》），所有的中國作家都應該——在此時此地——為他牽連到中共的那些歷史罪惡作證，那麼除了他自己、劉曉波以及一批本已太多但也很快縮減的良心犯之外，還有哪位當今的中國作家是在這種不需感到羞恥的人之列呢？這樣一種道德的絕對主義只會導致一種寂靜主義的宗教裁判。

         使用當局的感謝來作為衡量莫言文學創作之含金量的一個尺度，也是在這類喜歡盤根究底的傳統>審判官似的傳統中常常使用的方法。進一步地，有些人還帶著不加掩飾的蔑視，說莫言的語言是鄉巴佬的而不是那些文化貴族的語言，這其實揭示的是中國文化政治的另外的方面。

         廖亦武對其政府違法人權的批評眾所周知，但這並不使得他試圖讓莫言為此而當眾受辱甚至上斷頭台有更好的理由和基礎，而我們能在星期四的《每日新聞》上讀到廖亦武公開信的主要原因，還是因為他的看法和威曼一樣。

         莫言當然是中國作家協會好幾位副主席之一。這是一個很高的位置，有一定的權力和影響力。但是實質性的問題是莫言用這種影響力做什麼，或者曾經做了什麼。

         一個老無政府主義者及左派作家巴金曾經在文化革命中遭受到最批判，當他在1983年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主席時，這當然並不意味著作家協會脫離了政治控制。但是巴金當選——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未經黨的內定而當選的主席，這是鄧小平親自決定要進行的選舉——意味著一種信號，說明作家的獨立性和表達自由有所增加。


         巨大的中國作家協會也充滿思想不同的人，重大的異議分子和之前認為思想自由化的人士，比如王若望、劉賓雁、白樺、張賢亮等等。而巴金一直當主席直至他於2005年去世（享年100歲），而且利用他的地位，他的值得尊敬的年齡和他道德的人格力量來為言論自由而鬥爭，並保護作家免受政治壓力，至少在1989年的屠殺之後是如此。
除了“宏大的”謠言之外，也沒有任何事情好像能說明莫言要利用他的地位來限製作家們的自由，相反在某一需要出版自由的情況中他起了作用。


         威曼引用了林培瑞在《紐約時報》書評副刊上的批評，而林只能算是一位不太精細的意識形態批評家。借助林和廖亦武的幫助，威曼搭建了一個懺悔室，意圖是莫言在諾貝爾文學獎場合能夠交代承認他的政治罪過，而在這個懺悔室裡，我們這些神父神母能夠坐在我們事先可知的民主屁股上，可以說服我們自己給他一個殖民者的赦免。對於一個經歷過文化革命的“批鬥會”和“牛​​鬼蛇神”的人來說，這種對待他的方式不僅是令人反感的和令人好笑的，也首先是一種言論自由的荒誕不經的使用，就如宗教裁判。

         要是威曼或者其他人真的對政治和文學感興趣，那麼就莫言這種情況而言，他們應該去讀讀孫安娜、曹亞學、阮懇尼或劉再复。而現在的情況是，在威曼彷彿與隱喻格鬥的喋喋不休中毫無任何有意思的東西，只有其中的空洞可能引起某些興趣。

譯者註：
有關本文提到的人名，比雍·威曼（Björn Wiman）為瑞典自由派報紙《每日新聞》文化版主筆；約然·雷雍乎夫德（Göran Lejonhuvud）曾長期擔任《每日新聞》報駐華記者，現已退休；約翰·拉格奎斯特（Johan Lagerkvist）是瑞典漢學家，其博士論文專門研究中國互聯網；於勒利卡·克·恩斯特羅姆（Ulrika K Engström ）曾是《瑞典日報》駐華記者；茨維坦·圖多羅夫（Tsvetan Todorov）是原籍匈牙利現定居巴黎的哲學家；斯坦尼斯庫（Stanescu）及迪奈斯庫（Dinescu ）都是齊奧塞斯庫統治時期的羅馬尼亞作協作家；穆勒（Herta Müller）是現定居德國的前羅馬尼亞德裔女​​作家，200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塔德於斯·孔維斯基（Tadeusz Konwicki）及安德烈瑟亞烏斯基（Andrzejewski）都是波蘭作家，而瓦伊達（Wajda）為電影導演；姆羅切克（Mrozek）和塔德於斯·坎圖爾（Tadeusz Kantor）為波蘭戲劇家；羅森維奇（Rózewicz）及辛波斯卡（Szymborska）都是波蘭詩人，後者獲得199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普特拉門特（Putrament）和切科（Czesko）是前波蘭共產黨政府的文化官員；維索斯基（Vysotskij）、塔克夫斯基（Tarkovskij）和烏庫茲亞瓦（Okudzjava）等均為前蘇聯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