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bundpic.com/2011/12/17199.shtml
文/李梓新，攝影/閻寒
斯德哥爾摩市郊一所狹小的老年公寓，像是獨立於中國文壇之外的一個小宇宙，它所發出的電波時常影響到中國作家的心緒。因為這裡的主人，是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委馬悅然。在書齋接受本報記者獨家專訪時，他說自己最喜歡 的角色是“譯者”，譯者應該是“作者的奴隸”，必須完全忠實於原作者。他現在的願望是翻譯《左傳》。
十二月的斯德哥爾摩陽光稍縱即逝，這一天卻天氣極好。早上十點，紅線地鐵終點站Mörby Centrum外，地面的薄霜反光如鏡。頭戴禮帽的馬悅然和他的妻子陳文芬如約出現了，開車帶記者和攝影師去他們家中。
一輛略顯陳舊的灰藍色沃爾沃小轎車，87歲的馬悅然開起來仍然得心應手，他熟練地加油門，打方向盤，轉彎。車子穿行在斯德哥爾摩郊區的林野公路間，兩旁的景物漸漸有了一些美式景緻，低矮而舒適的房屋，間雜在綠樹與深藍色的波羅的海之間。 “這片住宅區原來是藝術家的聚居區，後來富人多了起來，變成著名的住宅區。”
但馬悅然並沒有在這裡擁有房產，而是長期租住在一座養老公寓，名字叫“燕鼻子住客之家”。據陳文芬說這裡非常受歡迎，很多人排長隊申請，可能要5到10年才能輪上。馬悅然自1998年起住在這裡，中間也搬過三次家，才換到現在居於二樓風景更好的房間。而樓下住的是一位退休工程師。
房子外面有大片的綠樹紅花，即使在冬日仍然色彩斑斕。馬悅然夫婦一路帶著我們介紹這是山毛櫸，那是古橡樹，走向波羅的海邊還有瑞典獨有的柳樹，以及大片的蘆葦。事實上，除了親近自然，馬悅然夫婦並沒有過多參加社區活動，只是偶爾打打橋牌。更多的時間呆在自己的書齋裡奮筆疾書。
馬悅然的寓所不大，兩房一廳不過70平方米左右。一個10來平方米的客廳完全成為工作室，正中擺著一個大長條方桌，上面鋪滿各種書籍、記事本和馬悅然的戴爾電腦。而陳文芬則在房間一角有一張小方桌，沒有座椅，她說坐地上工作對腰椎更好一些。
房間裡有各個出版社、作家寄來樣書、著作、書信、紀念品，書法等等。這間小小的書齋像是獨立於中國文壇之外的一個小宇宙，它所發出的電波時常影響到中國作家群的心緒。因為書齋的主人，是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委。
對於馬悅然，中國作家群可謂又愛又恨。這樣一位能讀懂他們作品的外國老頭，在過去26年來一直作為至高榮譽諾貝爾文學獎中唯一懂中文的評委。在廣泛的想像裡，他的態度和愛好是中國作家能不能得到國際認可的一個重要風向標。於是有人樂於與他結交，也有人公開表示不喜歡他。中國作家的“諾貝爾情結”投射到馬悅然身上，成了一個古怪的混合體，他們希望馬悅然通讀所有的中文作品，然後做出一個“客觀”的選擇，另一方面，他們也有一種酸澀的心理，對中國作家的“命匙”掌握在這樣一個外國漢學家手裡表示不屑和難以接受。今年以來，一連串的風波至今尚未平息。
妻子陳文芬會為馬悅然打抱不平：“希望悅然讀完所有人的書，那是圖書館員的工作。悅然和普通人一樣，只讀和翻譯他自己喜歡的作品。”
耄耋之年的馬悅然依舊保持了極高的工作效率。他每天翻譯著自己喜歡的作品。他認為譯者是“作者的奴隸”，必須完全忠實於原作者。而前提是要真正喜歡上作者的作品，才能心甘情願地做他的奴隸。
就像這個冬天他最開心的一件事，就是多年的老朋友，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他終於有了人生中的第一筆財產，去還清他生活和租房等等的債務了。”而馬悅然顯然很樂意做老朋友的“奴隸”，他在2004年翻譯的特朗斯特羅姆詩集《巨大的謎語》剛剛在台灣正式出版。
我們的採訪話題，也就從特朗斯特羅姆得獎開始。
B=外灘畫報
M=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
和特朗斯特羅姆的友誼
B：今年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下簡稱托馬斯）得獎了，您以前說過他是早應該得獎的，這次您是不是很高興？
M: 非常開心，這一天我等了26年。
B：我記得非常巧合的是，26年前您得知獲選瑞典學院院士，成為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的時候，剛好是托馬斯第一次訪問中國，你們一起在北京，對吧？
M：對，那是1985年。當時我在北大有一個演講，當天得到了消息。而特朗斯特羅姆那時好像是在社科院演講。
B：還記得在北京和托馬斯有什麼有趣的細節嗎？
M：我獲選院士當晚，瑞典駐中國大使請我們吃飯。飯後又繼續到大使家喝酒。大使問谁愿意喝一杯蛇酒，是一種綠顏色的蛇浸泡的，看起來非常毒的65度烈酒。我和托馬斯都喝了。後來托馬斯到了上海，寫了一首詩《上海的街》，還寫到了喝蛇酒的感受：“如蝰蛇酒般腥澀，回味不止。”
B：托馬斯對中國的印像如何？
M：他很欣賞中國。但他怕人多，人多他就會不自在。有一天他說我們找一個人少安靜的地方去。我就和大使館借了一輛車，帶他到戒台寺去。那是50年代我在北京時常去的安靜之地。結果開車去了之後，卻看到至少八輛旅遊大巴，帶了很多遊客去，根本就走不動。
還有一次，他去北京外語學院給學瑞典語的學生朗誦自己的詩。朗誦結束，有一名男生舉手說他聽不懂。托馬斯說：“你為什麼一定要懂呢？你接受吧，把這詩當作是自己寫的。我可以送給你。”
B：您和托馬斯是怎麼認識的？
M：我們大約是1966年在詩歌朗誦會上認識的。我們後來也經常聚會，有時到他家，有時到他在龍馬屋海島的藍房子去，那是他當海員的外公留下的房子。
B：他後來中風了，您有什麼反應？
M：那個時候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學。一位好朋友告訴我托馬斯中風了，我非常難過。如果沒有他的妻子莫妮卡，他就活不下去了。托馬斯現在一般只能說四句話: ja （是的），nej(不是)，men(可是)和mycket bra(很好)。如果莫妮卡不在，你沒辦法和托馬斯對話。如果莫妮卡在，無論你問托馬斯什麼，莫妮卡就看托馬斯的臉，就能回答了。然後托馬斯再表示對還是不對。
有一天，我在他們家裡，托馬斯突然用筆劃了一個馬頭，交給莫妮卡。莫妮卡不太明白。托馬斯又再畫了一個馬頭。莫妮卡說，哦，你要找一副眼鏡。我就問，托馬斯要找副眼鏡，他為什麼不直接畫一副眼鏡呢？莫妮卡說，托馬斯不是那麼簡單的人。馬頭和眼鏡的關係呢?原來，在托馬斯一首叫《打開的窗子》的詩裡有最後幾句：“我不知道我的頭/向哪邊轉/以雙重的視野/像一匹馬”。
B：您是如何開始翻譯托馬斯的詩集的？
M：1983年過年的時候，我住院開刀。當時托馬斯剛出版了一本詩集，叫《狂暴的廣場》。我早晨兩點就醒來了，我就開始翻譯他的詩集，當天下午六點就翻完了。那時我打了麻醉藥，腦袋裡都是空的，就是一心想翻譯這些詩，把它們翻成了英文。同一年，我就介紹北島翻譯他的詩集。後來我還翻譯了他一本散文詩叫《藍房子》。
2004年在台灣時候，碰上“總統大選”的“詐彈”鬧劇，我和文芬就到鄉下避住。把托馬斯最新的兩部詩集《巨大的謎語》和《悲傷的鳳尾船》翻譯成中文，後來應陳思和的約稿，在《上海文學》發表過，但沒有出版成冊。今年托馬斯得諾貝爾文學獎了，台灣的出版社立即就出了中文版。
B：今年托馬斯作為近40年來第一位瑞典人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瑞典國內有什麼反應？
B：得獎後您祝賀了托馬斯嗎？
M：當然，當天就給他打電話了。我們差不多每天都會和莫妮卡通話。我太太陳文芬也參加了在瑞典學院舉行的托馬斯作品朗誦會，她用中文朗誦一首托馬斯的詩。
“有文學價值的作品，國界不是問題”
B：您剛才談到了15年來第一位詩人得獎，是不是因為今年的世界不太太平，對詩有一種呼喚？
M：你沒提問我還沒想到這個問題。不過確實是的，這好像是一種自然而然的過程，大家都覺得今年應該頒獎給一位詩人。詩歌確實是對現實影響很大的一種文學。
B：您對詩歌是不是有偏愛？
M：在中國文學上，詩歌所佔的成分是很重的。 1949年，我住在四川峨眉山的報國寺，開始學中國文學。那個時候我就讀了很多漢朝樂府和南北朝詩，也讀了《唐詩三百首》。不過我太不喜歡《唐詩三百首》和《古文觀止》這種選本，這種選本是很危險的。一個人讀完了《唐詩三百首》就覺得他讀完了所有唐詩，讀完《古文觀止》就覺得讀完了中國古文。而這其實只是幾個編輯的選擇眼光。
B：這麼多朝代的詩歌，您對哪個朝代的詩歌最有偏愛？
M：我教書的時候，就問過學生，如果你可以選擇，你們願意生在中國哪一個朝代。如果我來選，我就選擇生在南宋，那是辛棄疾的時代。如果生在山東，就和辛棄疾是鄰居了，可以談談詞，喝喝酒。他是宋朝第一詞人，蘇軾、陸游好，但還是辛棄疾最了不起。他可以拿一部散文，就直接扔進詞牌裡，卻又很自然。
B：很多人覺得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的詩很像唐詩，比如王維，您怎麼看？
M：我覺得不太像。他的詩不是田園詩，有很多冬天的意象。
B：您和中國當代詩人的交往是怎麼開始的？
M：1981年我就請北島和顧城進行詩歌朗誦。北島根本不會朗誦，他只是“麼麼”地張開嘴巴。而顧城是會走路的詩，是長著兩條腿的詩，他朗誦的非常漂亮。回瑞典後，1983年我就把他們的詩翻譯出版了。結果很受歡迎。
B：您最喜歡的中國詩人是？
M：艾青和聞一多。
B：艾青和聞一多，與北島和顧城，其實是兩代人，前者和您同代，後者是您晚輩。您在翻譯的時候是如何進入這兩代人的心境和時代背景？
M：他們確實是不同的兩代人。你要讀了又讀，讀到聽懂了他們的聲音為止。我和北島談過中國詩歌的歷史，我發現他和顧城、楊煉等對五四以來的中國詩歌是了解不夠的。我和他們談過聞一多和徐志摩，他們都基本沒有讀過。唯一的例外是戴望舒。有一天北島在我家裡，我拿出自己喜歡的1920年代的詩歌，說今天晚上你可以看看。第二天早上我問他讀了怎麼樣，他說翻了一下沒有什麼感覺。其實我覺得卞之琳就比北島朦朧一萬倍了。而北島可能覺得“朦朧詩”是他們創造的。其實不是這樣的。他們都是很優秀的詩人，但也要看到中國詩歌歷史的傳承。
B：您在翻譯北島顧城之前，已經有很多年沒到中國，如何體會中國當時社會環境的變化？
M：雖然1958-79年我不能去中國，但我仍然對中國的情況發展很了解，所以這方面沒有問題。
B：您當時接觸的中國詩人，在過去三十年裡命運各不相同，您怎麼看待他們各自的變化發展？
M：過去有流亡詩人這個概念，現在流亡沒有意義了。很多人都回歸中國了。北島也在香港中文大學安頓下來了。中國作家的生活其實還是挺舒服的。很多作家在幾個地方都有房子。他們自己可能不知道和歐洲相比這很不錯了。
B：像您現在還一直租在自己的房子裡，和他們相比覺得怎麼樣？
M：我這個人對錢有點不耐煩。所以一直也不太在意。 （太太陳文芬補充：中國人的財務安全感可能主要在房子上，而歐洲國家福利比較好，可能就不會太在意。像我們現在的情況，他當年大學退休金是每月19000瑞典克朗，一直不變，再交稅57%，然後房租就佔去了7600. 幾乎就沒有什麼剩下了。他翻譯一本書的收入也就是15000克朗。但生活夠用了。）
我已經很知足了，我的老師高本漢，他是偉大的漢學家，但他去世的時候，只留下5000克朗。他就是在一直讀書而已。
B：我剛才的問題其實是，三十年來中國詩人主要有兩種發展軌跡，一種是國際行走，一種是紮根本土。您覺得對中國詩人來說，是通過國際行走以求與國際接軌，還是紮根本土做出有特色的作品，更能贏得世界性的認可呢？
M：東德的作者，在柏林牆倒了以後，不知道怎麼辦了。原來有一個對抗的對象，政治變了之後有一個失落感。中國現在的情況也比過去自由很多，作家可以通過各種方法表達自己，所以不一定要流浪了。我欣賞的是文學的價值，像曹乃謙的作品翻譯到瑞典來的時候，一點都不困難，只要譯者能夠讀懂，並把它忠實地翻譯出來。有文學價值的作品，國界不是問題。
“我最喜歡的角色是當一個譯者”
B：對於漢學家這個角色，有一些中國作家會有異議。您覺得漢學家究竟是一群什麼樣的人？
M：一般中國學者認為，漢學家就是外國人。因為沒有中國的漢學家之說。我開始學中文的時候的漢學家，和現在的漢學家，差別是很大的。像我的老師高本漢，那時他的學術範圍是非常寬的，而現在的漢學家則越來越窄，只是專門研究某一個領域了。
B：這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M：現在的漢學家對上古歷史，對漢語音韻的了解太少了。他們根本就沒有學過真正的先秦文學。我覺得是非常可惜的。最近幾年，孔子學院對西方的漢學影響也很不好。一和孔子學院合作，大學裡的管預算的決策者會說，中文系既然已經有孔子學院就夠了。但孔子學院能教的就是普通話了，和漢學和研究沒有一點關係。所以原來很好的中文系，慢慢就變成教漢語的學校了。
B：您對您的弟子這一脈還有要求嗎？
M：我對他們已經不抱什麼希望了。這確實有大環境的影響，我對瑞典漢學的發展有些悲觀。原來瑞典的遠東圖書館是歐洲最好的漢學圖書館，但現在基本等於關門了。原來的圖書館員遣散了，現在圖書館只供參觀，圖書館員也不懂中文，已經起不到作用了。
B：很多人覺得漢學家是中國文學的評判者，您自己有這個感覺嗎？
M：我覺得不是。西方的漢學和中國的國學需要合作，互相做出貢獻，像我的老師高本漢一直做音韻學的研究，裡面有很多方面中國學者也還沒有涉及。西方能提供一些學術規範和研究方法的參考。
B：因為您處在諾貝爾獎終身評委，而且是評委裡唯一懂中文的一位，您有沒有感覺到中國作家對您又愛又恨的感覺？
M：我想起一個事，楊牧的作品被介紹到德國的顧彬那裡，顧彬說要讓楊牧把作品給他翻譯，他就能幫助楊牧在德國出名。但我看了顧彬的翻譯，我覺得他實在不適合做這個工作。我的理念和他不一樣，在翻譯小說的時候，我覺得譯者就是原作者的奴隸，完全忠於原作者，不能加增加，刪改或者隨意演繹原作的內容。
B：所以您更看重您的角色首先是譯者，而不是一個橋樑或者推手？
M：對，我最喜歡的角色，是當一個譯者，當人家的奴隸。
B：您最近有沒有發掘一些新的作家，準備翻譯他們的作品？
M：最近曹乃謙出了一本新書，叫《佛的孤獨》，我翻譯了之後在幫他進行一些推介。殘雪也很好，她是中國的卡夫卡。我的一個學生在翻譯她的作品。我還準備翻譯莫言的一些短篇。
B：您現在每天有多少時間進行翻譯？
M：每周公務還很多，瑞典學院還會固定開會。夏天的時間會多一些，整個瑞典差不多都放假。我們會到鄉下住，那時翻譯的進度就快了。
B：您最近有沒有翻譯中文作品的計劃？
M：最近翻譯完台灣詩人瘂弦和商禽的作品，合成一本出版。另還翻譯了台灣作家楊牧的120首詩。以及翻完莫言的短篇小說之後，看看要不要繼續我2008年翻譯出版的《道德經》再翻《莊子》。
B：您已經年近90，接下來幾年裡還有什麼想實現的願望？
M：我今年87了，但工作效率還是和年輕時一樣高。我有個小本子，做翻譯的時候每天記下自己的工作計劃，基本都能按計劃完成。我原來有個願望，是想翻譯《左傳》，它是先秦文學最偉大的著作。 《左傳》和《莊子》都是我很想翻的。
B：您那麼喜歡辛棄疾，會翻譯他的詩詞嗎？
M：我翻譯過他《沁園春》詞牌的十三首詞。以後還想再翻一些。另外明年還會出版我和太太一起寫的微型小說，出版社起名叫“筆記體”小說。我寫了60篇，文芬寫了40篇。書名叫《我的金魚會唱莫扎特》。其中有一半是我在瑞典的生活，一半是我神遊，幻想辛棄疾和李清照來和我喝酒等。這是受莫言寫的《小說九段》的啟發，但我寫得比他更短。
B：有沒有想寫回憶錄呢？
M：瑞典文已經寫了一部分。我在瑞典的廣播電台做過一個節目，講了我在1949年在中國的經歷，聽眾都很感興趣。中文我出過《另一種鄉愁》，也講了那一段經歷，但還不算傳統的回憶錄。我可能會繼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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