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斯特羅姆：瑣細與無上之美

2012-12-17 11:45:06 　　來自: 簫鳴戈
（豆瓣網書評）

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詩歌最早的中譯者，是詩人北島。而把特朗斯特羅姆詩歌引薦給北島的人，卻是瑞典漢學家馬悅然。在《時間的玫瑰》一書中，北島曾回憶起此事。一九八三年夏末，北島從瑞典使館文化專員安妮卡那裡得到特朗斯特羅姆最新的詩集《野蠻的廣場》，以及馬悅然的英譯稿和一封信。 “馬悅然在信中問我能不能把托馬斯的詩譯成中文。這是我頭一回聽到托馬斯的名字。回家查詞典譯了九首，果然厲害。托馬斯的意象詭異而輝煌，其音調是獨一無二的。很幸運，我是他的第一個中譯者。相比之下，我們中國詩歌當時處於一個很低的起點。”
　　
我不知道馬悅然為什麼讓北島來譯特朗斯特羅姆。或許，一個有著“近乎枯燥的嚴肅”的中國北方詩人，與一個來自北歐的“詩的禁慾主義者”，有一種內在的契合？有趣的是，當詩人王家新希望從自己的詩歌語言中“透出一種能和北方的嚴酷、廣闊、寒冷相呼應的明亮”時，他也從特朗斯特羅姆那裡找到了共鳴。不管怎樣，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本世紀，特朗斯特羅姆的詩歌被斷斷續續譯介到國內，對漢語詩歌產生了某種隱秘的影響。最新出版的由馬悅然翻譯的詩文集《巨大的謎語•記憶看見我》，可以說，為特朗斯特羅姆作品的中譯劃上了一個漂亮句號。
　　
《巨大的謎語•記憶看見我》收入了《悲傷的鳳尾船》、《巨大的謎語》兩部詩集以及詩人回顧早年歲月的自傳《記憶看見我》。其中《巨大的謎語》是特朗斯特羅姆中風之後完成的，是詩人最新可能也是最後的作品，首次譯成中文。馬悅然的翻譯，無論是在語義、節奏與風格的準確上還是在語言的凝練有力上，都遠超李笠和董繼平的翻譯，這一點只要對比三者譯的《悲傷的鳳尾船》（李、董譯分別譯為《悲哀貢多拉》和《悲傷的貢多拉》），就能明白。即便散文體作品《記憶看見我》，馬悅然的翻譯也更為準確、入味，超過北島和董繼平譯的。
　　
讀《巨大的謎語》、讀特朗斯特羅姆的詩作，是知其然，而讀《記憶看見我》，則是知其所以然。就我個人來說，詩人有時比詩作更加吸引我。特朗斯特羅姆獨特的詩歌氣質是如何形成的呢？它與瑞典、與北歐的風土多少不無關係。後者有著獨特的高緯地勢、冰河地形、反差強烈的日照和黑夜，而特朗斯特羅姆所在的瑞典，更是約有百分之十五的土地在北極圈內，沐浴在一種特殊的自然光線下，使每個人時刻如同生活在剪影之中。這種風水地貌造就了“臉孔的詩人”英格瑪•伯格曼和他的“室內電影”，也造就了葛麗泰•嘉寶那謎語一般的面孔（羅蘭•巴特說“嘉寶的臉是一種理念”）。當然，也造就了特朗斯特羅姆那雕刻一般的詩歌。
　　
毫無疑問，特朗斯特羅姆是一個典型的“北方藝術家”，“很嚴肅、很早慧”。這種氣質在他早年就初現端倪。在《記憶看見我》中，特朗斯特羅姆談到自己五歲時就已經學會寫字了，“可是我嫌寫作太慢，我的想像力需要更快的表達方式”，為此他發明了一種速寫方法來畫畫。他是一個博物館狂，但是害怕骨架。 “我對蒸汽火車頭的興趣遠遠超過對電力火車頭的興趣，換句話說，我浪漫的傾向勝過我對技術的興趣”。十一歲時，他開始收集昆蟲，一度想獻身昆蟲學。 “我對我所捕捉的昆蟲，當然沒有任何審美的觀點——我從事的是科學——可是我無意識地吸收了很多美學的經驗。我移動在巨大的謎語之中。我得知土壤是活的，得知有一個容納無窮的爬行與飛行的生物世界，而那些生物有它們自己很豐富的生活，一點都不需要關注我們”。上小學時，一個孔武有力的同學老欺負他，他​​發明了一種“裝死”的方法（他稱之為“既受殘暴又保持自重的特技”），結果讓對方很快厭倦了這種暴力遊戲。十三歲時，他迷上了非洲的地理和探索，讀了很多相關的書。在學校裡，他以筆快著稱，總是寫地理或歷史方面很長的作文，而後來卻成為一個以寫得少而聞名的詩人。十五歲時，他得了很嚴重的憂鬱症，“一種不發出光而發出黑暗的探照燈把我捕獲”，最終是音樂陪伴他度過了這次精神的“煉獄”。十五歲上高中後，他通過拉丁文學習開始接觸賀拉斯的詩歌。 “現在那發光的羅馬文本落到塵世上了。可是下一個時刻，下一闋詩裡，賀拉斯的拉丁文帶回詩歌奇妙的精確。這種瑣細與無上之美的相互作用教給我很多東西。這種相互作用是詩的條件，也是生活的條件。形式（形式！）起了提高的作用。毛蟲的腳消失了，翅膀展開了。”——一位詩人就此誕生！
　　
特朗斯特羅姆把自己一生比喻為“彗星”。彗星的頭是童年和青春期，而彗星的核心則是“決定生命最重要特徵的幼年”。作為自傳的《記憶看見我》只寫到少年時為止，是有其道理的。北島說過，“大多數詩人是通過時間的磨礪才逐漸成熟的，而托馬斯從一開始就顯示出了驚人的成熟”。這種“早熟”，在特朗斯特羅姆那裡，主要體現為一種形式感的發現。這是特朗斯特羅姆詩歌的核心，也是北方詩歌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