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語就是你們的祖國
馬悅然，原名約然·馬爾摩奎斯特(Goran Malmqvist),一九二四年生，瑞典汉学家，斯德哥爾摩大學東亞學院中文系榮休教授，諾貝爾文学奖評選機構瑞典学院院士。
這是一部流亡中文作家的文集，而又题獻给另一個高龄的流亡作家劉賓雁，一個當代中國历史上最大瞻直言，的自由門士。
我最初见到劉賓雁是一九八六年上海金山举行的「當代中国文學國際研讨會」上。參加者在這次研讨會上的發言大都是讨论當代中国文學的不同方面，只有劉賓雁的發言是個例外。他逻擇了直面社會問题，對當時中國性教育受壓制的情況进行了尖锐的抨擊。他大膽地陳述那些让人吃驚的事实，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聽他那次發言之後，我就覺得劉賓雁是個與眾不同的作家，他的内在流亡早巳經開始了。
自一九八六年初次見面之後，我又很榮幸地在瑞典的很多活動場合再见到劉賓雁。他的承擔，他的勇氣，他的風骨，總给人留下難忘的印象。有很多年，他编輯出版的《中国论坛》给我提供了有關當代中國社會的寶贵信息，尤其是看到了他對社會問题的洞察力。
「流亡」通常是高高在上的當權者強加在作家頭上的。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些作家，比如傳奇的诗人屈原，為了表明自己的高潔和清白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還有些作家，比如柳宗元、韓愈和蘇柬坡，以坦蕩胸懷接受「流亡」的命運，而继续創作出有永恆價值的文學作品。還有偉大的學者顧炎武，以及傑出的畫家八大山人，選擇内在的精神流亡，使自己能夠继续著述和藝術創造，對有些作家来说，流亡是生活的一種方式。當流亡诗人北岛接受瑞典筆會頒發给流亡作家的圖霍爾斯基獎的時候，他曾經這樣说:
一个詩人開始寫詩的那一天，他實際上就踏上了流亡之路。在某種意義上，流亡和詩歌幾乎是同样的概念。詩人總是不斷桃戰既有的文化、既有的語言，這種角色註定了他從来沒有固定的家园．企圖控制文化和語言的當權者自然會把詩人看成國家的敵人。他的外部流亡只下過是他內心流亡的繼續。
西元兩千年，當流亡法國的高行健穫得诺貝爾文學獎的時候，我在頒仪式上宣讀了我代表瑞典文學院寫的祝辭。我说，「你不是兩手空空離開祖国的，你帶著你的母語離開祖國，而從此以後母語也成為你的祖國。我相信，那些堅持用母語中文写作的流亡作家，有自己的精神家园。
流亡中的中文诗人、作家和学者。用這本文集来向另一個流亡作家表示敬意，表示認同，而這個作家即使身處逆境也比其他人都更好地保持了自己人格的完整，他巳經奮鬥一生，而且還將继績為人的尊严而奮鬥到底。
能為一本題獻给我非常尊敬的作家的文集寫一篇前言，我感到非常荣幸。
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馬悅然的中文著作、書訊（陳文芬編輯）
2014年6月10日 星期二
2014年6月3日 星期二
「天安門事件」兩週年進言
悲劇發生後，中國領導人開動了所有高效率的宣傳機器，想向國民及外界證明他們使用暴力是合情合理的；而國內情況也已經恢復正常。但是，中共對異己份子毫不留情的迫害，又將幾位年青知識份子加以重判，在在顯示
事實並非如此。
那場大屠殺迫使大批中國知識份子流亡國外；不少在屠殺前離國的知識份子，也因為恐怕受到迫害，寧願留在外國。中國一些最有前途的作家、詩人和學者，現在都居留國外，享有他們祖國不肯給他們的創作自由。這些流亡的作家的作品，再也不能在人民共和國內出版，往往要台灣出版商出版，世人才能讀到。
中國領導人一日頑固地不放棄對國內外異己分子的殘酷與報復心理，一日不尊重人權，他們一日不能令外界相信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入文明國家之列。可是，假如中國領導人有足夠度量特赦政治犯，並且不會再迫害國外流亡人士，那麼，他們將毫無疑問得到不少友善的回應。這樣做絕不會損害中國領導人的面子，反而會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外界關係正常化鋪平道路。（方禮年譯）
（作者為瑞典皇家文學、歷史及考古學院，瑞典皇家科學院，和瑞典學院院士）
刊登于“明報月刊”1991年6月號
A Few Words of Friendly Advice
(This appeal was published in the Hong Kong Ming Pao Journal in June 1991. It is still relevant).
Two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massacre of peacefully demonstrating students took place on the square close to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in Peking. The unprecedented brutality of the troops and the callousness of the Chinese leaders shocked the civilized world.
Since this tragic event the Chinese leaders have mobilized their propaganda apparatus in an attempt to prove to their own people, and to the outside world, that the brutal use of force was justified and that the internal situ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en normalized. The relentless persecution of dissidents and the harsh
prison sentences which have been handed out to several young intellectuals prove that this is not so.
As a result of the massacre a great many Chinese intellectuals were forced to flee their country. Many intellectuals who had left their country before the massacre took place have chosen not to return to China from fear of persecution. Some of the most promising writers,poets and scholars of China are presently living abroad, where they
enjoy a freedom which their own country refuses to allow them. Works of exiled writers which are no longer allowed to be publish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are often made accessible to the world at large by Taiwan publishers.
As long as the Chinese leaders stubbornly adhere to their relentless and revengeful attitude toward the dissidents within and outside the country and refuse to honor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Rights, they will fail in their attempts to persuade the world tha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a right to be counted among the civilized nations of the world. If,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inese leaders would
prove magnanimous enough to offer amnesty to political prisoners and freedom from persecution to those who now live in exile, they would no doubt reap a bountiful harvest of good will. Such a move would in no way involve a loss of face on the part of the Chinese leaders. On the contrary, it would serve to pave the way for a normalizat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N.G.D. Malmqvist
Member of the Swedish Academy
2014年5月24日 星期六
馬悅然談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
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
談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
（原載《開放》雜誌）
採訪時間：2010年10月25日
地點：華盛頓——斯德哥爾摩
受訪人：馬悅然，瑞典漢學家、諾貝爾文學獎評委
採訪人：北明，旅美作家、自由亞洲電台“華盛頓手記”節目主持人
北明：
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您這位十年前頒發另一位華人高行健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對此有何感受？
馬悅然：得知劉曉波獲得今年的和平獎，我非常高興。
華人作家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前，有一位大陸的記者給我打電話說： 小小的冰島獲獎，為什麼有五千年優秀歷史和十三億人口的中國還沒有獲獎呢？我回答說： 冰島並沒有獲獎，是一位冰島的作家1955年獲獎。諾貝爾文學獎是頒發給一位作家，不是頒發給一個國家。
高行健獲獎之後，另一位大陸的記者給我打電話說： 哈，中國作家協會有250個作家比他寫得好！ 我問他讀過高行健哪些作品，他就說： 高行健寫的東西根本不值得讀。我相信多半的大陸讀者只讀過高行健的《車站》。他的兩部小說《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大陸的讀者無法讀到，因為大陸的人不僅缺乏言論自由，也缺乏閱讀自由。
劉曉波是一個很勇敢的為了爭取人權和言論自由而鬥爭的人士。他明明知道他的活動會對他個人有很不愉快的結果，還是不放棄為他的同胞們服務。他這方面跟中國多數知識分子不同。中國知識分子中很少敢出來講幾句真話，我為此常常感到遺憾。巴金先生文革後發表的《隨想錄》在每一頁談到說真話的必要，但其實他真話很少，也不夠尖銳。我所認識的中國知識分子中膽子最大一位是詩人艾青。艾青年輕時候坐過國民黨監牢，一九三十年代末年在延安待過。一九四二年秋天，延安文藝座談會後幾個月，他在《解放日報》發表他的文章《了解作家，尊敬作家》，批評共產黨對作家的壓力。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的時候，艾青給帶上了高帽子，作為中國人民的敵人，被送到北大荒去做21年的苦工，1979年再平反。劉曉波，像艾青一樣，真懂得"君子自重"的意義。
北明：
最近幾年您訪問過個山西很窮的山村，能不能藉這個機會談談您在那裡的見聞和感受？
馬悅然：
爭取自由的中國人不僅是知識分子。我最近幾年有機會到山西省幾個非常貧窮的山村去，在那兒待了一段時間。呂梁山一個小山村的農民告訴我，他們的土地給底層幹部奪走了，賣給一家煤礦公司。說的是每畝地十年內每年要得500塊錢的報酬，可是農民一塊錢都沒有得到。所有的錢都落在幹部們的兜兜兒裡了。農民上縣城去提出抗議根本沒有用：縣政府的幹部跟村里的幹部一樣腐敗。
兩年前在中國發生過九萬七千個大小不同的起義。壓得沒辦法的農民用暴力攻擊派出所和黨的總部。今年發生的起義增加到二十三萬! 1989年的六·四，政府派中國人民的解放軍去鎮壓在天安門廣場的中國公民的和平示威。現在，地方當局已經沒有必要要求解放軍的部隊鎮壓農民的起義了，他們向當地的黑幫組織顧了一群流氓和健壯的打手就了事了。這也是為人民服務的一種辦法。
我認為最可惡的是中國地方當局跟黑幫關係密切。我一九四零年代末年在四川待過兩年。我在四川鄉下旅行的時候需要跟秘密社會哥老會打交道。我發現秘密組織的哥老會的頭頭不缺乏一種道德觀。今天大陸黑幫的打手好像都是為自己服務的流氓。
北明：您是說當年的哥老會還會為人民做點事情，還“盜亦有道”對嗎？
馬悅然：真的是。我認識的一些哥老會的頭頭，四川話叫“舵把子”, 他們很願意為被壓迫的貧苦農民抱不平。
北明:
劉曉波的獲獎，與改善你所看到的窮困山區情況之間是什麼關係?
馬悅然：
言論自由問題是人權的一個重要部分。劉曉波是一位堅持不懈地推動人權事業的人士。我曾聽一個中國共產黨的發言人說：人權就是吃飽肚子的權利。那當然也是一種人權。可是人權這個觀念的範圍是很寬的。它包括公民生活的精神上和物質上所有的方面。人權不僅是知識分子所該享受的，它該涉及到國家的每一個公民。經濟發展是一回事，改善一個社會制度是另一回事。中國農民非常困苦的物質條件起碼有3000年的歷史，一朝改不了的。可是言論自由已經寫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章! 只需要中國政府遵守人民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憲章的第35條就會實現言論自由。一有言論自由，其餘的人權就會慢慢地實現了。
中國政府認為劉曉波是一個違犯中國憲法的罪人，給他判了十一年的監刑。其實違犯法律的是不遵守憲章第35條的中國政府！
北明:
中國大陸政府對此獎非常反感，事前警告，事後抗議，還要求諾獎委員會道歉，您對此有什麼評價？
馬悅然：
中國官方的反感當然是想像得到的。他們事前警告挪威諾獎委員會，事後提出抗議，說明他們簡直不了解諾獎委員會是一個完全獨立的機構，不聽誰的話的機構。中國官方的這一措施真的為天下笑!
中國官方的喉舌《環球時報》 10月18日發表的社論說中國十三億人對此事很氣憤。只是在大陸缺乏言論自由的情況下，中國老百姓的多數根本不知道劉曉波是誰。他們聽官方宣布劉曉波是一個關起來的罪人，他們就上街抵制挪貨，結果燒了一部譯成中文的日本小說 《挪威的森林》!! 正如今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說，這種愛國主義的表現真可怕。
《環球時報》社論的標題是"諾委會做一次史無前例的道歉吧"。這老大哥的官腔多麼不好聽! 這篇社論的執筆者還認為挪威和平委員會採取了原教旨主義的態度，（a fundamentalist attitude） 像一個保守教會的牧師。寫這篇社論的同志顯然沒有弄懂他的胡說八道會遭到公開的嘲笑，也會引起國際社會對中國官方的輕視。
北明：
中國至今是、未來也將是最後一個政治不自由，不民主的大國。中國一百年來為了爭取自由權利，一代代不斷抗爭，至今未果。您覺得諾貝爾和平獎有可能持續關注中國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的情況嗎？我問這個問題是因為，2007年和2009年，美國一名副總統、一名總統分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國際輿論一般引為笑談。無論笑談與否，中國人爭取人權的努力肯定比美國人更艱難，更英勇。
馬悅然：
劉曉波當然有資格得獎。我個人認為和平獎不應頒發給在位的政治家，像美國副總統和總統等等。我最大的希望是頒發給劉曉波的獎會起一個肯定的作用，讓中國官方了解言論自由是現代社會不可缺少的一種權利。老黨員李銳和20個老幹部最近給政府寄的公開信說明黨內對言論自由的看法是不一致的。讀這封公開信，我特別驚訝是：中共宣傳部甚至敢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溫家寶的言論自由！
北明：
對劉曉波得獎， 您還有什麼想補充的?
馬悅然：
我當然希望中國政府會釋放沒有違犯國家憲法的劉曉波。最底限度我希望中國政府會讓劉曉波的夫人到挪威去替她的丈夫領獎。
北明：
謝謝您。
（本稿依據訪談問答提綱和訪問錄音整理，經雙方校對）
談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
（原載《開放》雜誌）
採訪時間：2010年10月25日
地點：華盛頓——斯德哥爾摩
受訪人：馬悅然，瑞典漢學家、諾貝爾文學獎評委
採訪人：北明，旅美作家、自由亞洲電台“華盛頓手記”節目主持人
北明：
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您這位十年前頒發另一位華人高行健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對此有何感受？
馬悅然：得知劉曉波獲得今年的和平獎，我非常高興。
華人作家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前，有一位大陸的記者給我打電話說： 小小的冰島獲獎，為什麼有五千年優秀歷史和十三億人口的中國還沒有獲獎呢？我回答說： 冰島並沒有獲獎，是一位冰島的作家1955年獲獎。諾貝爾文學獎是頒發給一位作家，不是頒發給一個國家。
高行健獲獎之後，另一位大陸的記者給我打電話說： 哈，中國作家協會有250個作家比他寫得好！ 我問他讀過高行健哪些作品，他就說： 高行健寫的東西根本不值得讀。我相信多半的大陸讀者只讀過高行健的《車站》。他的兩部小說《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大陸的讀者無法讀到，因為大陸的人不僅缺乏言論自由，也缺乏閱讀自由。
劉曉波是一個很勇敢的為了爭取人權和言論自由而鬥爭的人士。他明明知道他的活動會對他個人有很不愉快的結果，還是不放棄為他的同胞們服務。他這方面跟中國多數知識分子不同。中國知識分子中很少敢出來講幾句真話，我為此常常感到遺憾。巴金先生文革後發表的《隨想錄》在每一頁談到說真話的必要，但其實他真話很少，也不夠尖銳。我所認識的中國知識分子中膽子最大一位是詩人艾青。艾青年輕時候坐過國民黨監牢，一九三十年代末年在延安待過。一九四二年秋天，延安文藝座談會後幾個月，他在《解放日報》發表他的文章《了解作家，尊敬作家》，批評共產黨對作家的壓力。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的時候，艾青給帶上了高帽子，作為中國人民的敵人，被送到北大荒去做21年的苦工，1979年再平反。劉曉波，像艾青一樣，真懂得"君子自重"的意義。
北明：
最近幾年您訪問過個山西很窮的山村，能不能藉這個機會談談您在那裡的見聞和感受？
馬悅然：
爭取自由的中國人不僅是知識分子。我最近幾年有機會到山西省幾個非常貧窮的山村去，在那兒待了一段時間。呂梁山一個小山村的農民告訴我，他們的土地給底層幹部奪走了，賣給一家煤礦公司。說的是每畝地十年內每年要得500塊錢的報酬，可是農民一塊錢都沒有得到。所有的錢都落在幹部們的兜兜兒裡了。農民上縣城去提出抗議根本沒有用：縣政府的幹部跟村里的幹部一樣腐敗。
兩年前在中國發生過九萬七千個大小不同的起義。壓得沒辦法的農民用暴力攻擊派出所和黨的總部。今年發生的起義增加到二十三萬! 1989年的六·四，政府派中國人民的解放軍去鎮壓在天安門廣場的中國公民的和平示威。現在，地方當局已經沒有必要要求解放軍的部隊鎮壓農民的起義了，他們向當地的黑幫組織顧了一群流氓和健壯的打手就了事了。這也是為人民服務的一種辦法。
我認為最可惡的是中國地方當局跟黑幫關係密切。我一九四零年代末年在四川待過兩年。我在四川鄉下旅行的時候需要跟秘密社會哥老會打交道。我發現秘密組織的哥老會的頭頭不缺乏一種道德觀。今天大陸黑幫的打手好像都是為自己服務的流氓。
北明：您是說當年的哥老會還會為人民做點事情，還“盜亦有道”對嗎？
馬悅然：真的是。我認識的一些哥老會的頭頭，四川話叫“舵把子”, 他們很願意為被壓迫的貧苦農民抱不平。
北明:
劉曉波的獲獎，與改善你所看到的窮困山區情況之間是什麼關係?
馬悅然：
言論自由問題是人權的一個重要部分。劉曉波是一位堅持不懈地推動人權事業的人士。我曾聽一個中國共產黨的發言人說：人權就是吃飽肚子的權利。那當然也是一種人權。可是人權這個觀念的範圍是很寬的。它包括公民生活的精神上和物質上所有的方面。人權不僅是知識分子所該享受的，它該涉及到國家的每一個公民。經濟發展是一回事，改善一個社會制度是另一回事。中國農民非常困苦的物質條件起碼有3000年的歷史，一朝改不了的。可是言論自由已經寫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章! 只需要中國政府遵守人民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憲章的第35條就會實現言論自由。一有言論自由，其餘的人權就會慢慢地實現了。
中國政府認為劉曉波是一個違犯中國憲法的罪人，給他判了十一年的監刑。其實違犯法律的是不遵守憲章第35條的中國政府！
北明:
中國大陸政府對此獎非常反感，事前警告，事後抗議，還要求諾獎委員會道歉，您對此有什麼評價？
馬悅然：
中國官方的反感當然是想像得到的。他們事前警告挪威諾獎委員會，事後提出抗議，說明他們簡直不了解諾獎委員會是一個完全獨立的機構，不聽誰的話的機構。中國官方的這一措施真的為天下笑!
中國官方的喉舌《環球時報》 10月18日發表的社論說中國十三億人對此事很氣憤。只是在大陸缺乏言論自由的情況下，中國老百姓的多數根本不知道劉曉波是誰。他們聽官方宣布劉曉波是一個關起來的罪人，他們就上街抵制挪貨，結果燒了一部譯成中文的日本小說 《挪威的森林》!! 正如今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說，這種愛國主義的表現真可怕。
《環球時報》社論的標題是"諾委會做一次史無前例的道歉吧"。這老大哥的官腔多麼不好聽! 這篇社論的執筆者還認為挪威和平委員會採取了原教旨主義的態度，（a fundamentalist attitude） 像一個保守教會的牧師。寫這篇社論的同志顯然沒有弄懂他的胡說八道會遭到公開的嘲笑，也會引起國際社會對中國官方的輕視。
北明：
中國至今是、未來也將是最後一個政治不自由，不民主的大國。中國一百年來為了爭取自由權利，一代代不斷抗爭，至今未果。您覺得諾貝爾和平獎有可能持續關注中國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的情況嗎？我問這個問題是因為，2007年和2009年，美國一名副總統、一名總統分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國際輿論一般引為笑談。無論笑談與否，中國人爭取人權的努力肯定比美國人更艱難，更英勇。
馬悅然：
劉曉波當然有資格得獎。我個人認為和平獎不應頒發給在位的政治家，像美國副總統和總統等等。我最大的希望是頒發給劉曉波的獎會起一個肯定的作用，讓中國官方了解言論自由是現代社會不可缺少的一種權利。老黨員李銳和20個老幹部最近給政府寄的公開信說明黨內對言論自由的看法是不一致的。讀這封公開信，我特別驚訝是：中共宣傳部甚至敢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溫家寶的言論自由！
北明：
對劉曉波得獎， 您還有什麼想補充的?
馬悅然：
我當然希望中國政府會釋放沒有違犯國家憲法的劉曉波。最底限度我希望中國政府會讓劉曉波的夫人到挪威去替她的丈夫領獎。
北明：
謝謝您。
（本稿依據訪談問答提綱和訪問錄音整理，經雙方校對）
2014年5月20日 星期二
李長聲隨筆的俳句性
刊於文匯讀書週報
2014,0217
■卢冶
随笔有知识，有世态人事，颇值得研究。然而小说研究已有太多的套路可承袭，关于随笔的研究却往往只在随笔里谈。李长声引用内田鲁庵的话：“小说是画，即便不好，情节也能读得津津有味。而随笔是字，不好就连狗都不吃。”“没有三分洒脱和二分嘲讽不能写随笔，而且懒人不能写随笔，只耽于一事的人也不能写，看来我写这玩艺儿实在是误会。”（《关于随笔》）可见洒脱和嘲讽有，“画”与“字”兼备，与内田的“标准”相比，却弊在“耽于一事”，且懒。这反映在他的随笔上有两个特点，一是书生气，说京都是小说的，而东京是随笔的，若人与城市皆具小说性或随笔性，李公则无疑以随笔自谓，一面自叹出书“灾梨枣”，一面“无事乱翻书”。一是随物赋形，随行赋文。如其自谓，他的文章不能算书评,因为常扯些与书的内容无关的事,似乎也靠不上书话,因为有时也不单是关于书的话。
便是搜索引擎也有性格，百度有度性，谷歌有歌性，李长声的“抄”则是“俳句性”的。罗兰·巴特把随笔和俳句统称为“短形式”，其中俳句最是有益，它是陈述作用的最小行动，具有话语的“通风作用”。俳句，不是简单的组字游戏，而是表现顿悟，“形成一种世界之震颤”。无独有偶，李长声认为，比起地理上更近的中国人，远在瑞典的马悦然倒是真正懂得并作得一手好汉俳的。这日本文学中的奇怪诗体天然蕴涵了禅宗式的幽默，却并非打油诗，形式虽短，感染力却强。李长声并不见得“喜欢”俳句，却具备如巴特一般的灵感：“俳句本来是笑的诗,别具滑稽性和庶民性。芭蕉俳句讲求闲寂的禅味,但也不曾颠覆笑,而是提高了笑的意境和品位。”蛤蟆跳水是静，也是动作和世界的意外之喜。这就是俳句性。
李长声的随笔，是真正的短形式，偶尔的长文也是“短篇的连缀”。“短”不在于形式，在于心理。既选择，又离题，这是真正的怀疑论者的作风。
2014,0217
■卢冶
随笔有知识，有世态人事，颇值得研究。然而小说研究已有太多的套路可承袭，关于随笔的研究却往往只在随笔里谈。李长声引用内田鲁庵的话：“小说是画，即便不好，情节也能读得津津有味。而随笔是字，不好就连狗都不吃。”“没有三分洒脱和二分嘲讽不能写随笔，而且懒人不能写随笔，只耽于一事的人也不能写，看来我写这玩艺儿实在是误会。”（《关于随笔》）可见洒脱和嘲讽有，“画”与“字”兼备，与内田的“标准”相比，却弊在“耽于一事”，且懒。这反映在他的随笔上有两个特点，一是书生气，说京都是小说的，而东京是随笔的，若人与城市皆具小说性或随笔性，李公则无疑以随笔自谓，一面自叹出书“灾梨枣”，一面“无事乱翻书”。一是随物赋形，随行赋文。如其自谓，他的文章不能算书评,因为常扯些与书的内容无关的事,似乎也靠不上书话,因为有时也不单是关于书的话。
便是搜索引擎也有性格，百度有度性，谷歌有歌性，李长声的“抄”则是“俳句性”的。罗兰·巴特把随笔和俳句统称为“短形式”，其中俳句最是有益，它是陈述作用的最小行动，具有话语的“通风作用”。俳句，不是简单的组字游戏，而是表现顿悟，“形成一种世界之震颤”。无独有偶，李长声认为，比起地理上更近的中国人，远在瑞典的马悦然倒是真正懂得并作得一手好汉俳的。这日本文学中的奇怪诗体天然蕴涵了禅宗式的幽默，却并非打油诗，形式虽短，感染力却强。李长声并不见得“喜欢”俳句，却具备如巴特一般的灵感：“俳句本来是笑的诗,别具滑稽性和庶民性。芭蕉俳句讲求闲寂的禅味,但也不曾颠覆笑,而是提高了笑的意境和品位。”蛤蟆跳水是静，也是动作和世界的意外之喜。这就是俳句性。
李长声的随笔，是真正的短形式，偶尔的长文也是“短篇的连缀”。“短”不在于形式，在于心理。既选择，又离题，这是真正的怀疑论者的作风。
2014年1月24日 星期五
楊牧與西方
馬悅然序文，曾珍珍譯
楊牧對於西方文學深入而獨到的研究心得向來為他的創作活動提供源源不絕的養料。他一生永續探索、實驗，務求不拘泥於一種固定風格，長達近乎一甲子的創作途程，對於初衷至今可謂恪守不渝。
當今華文創作的現代詩人，論對西方詩歌傳統之涉獵深入，恐鮮有出楊牧之右者。為了探窺經典文學之堂奧，他潛心修習多種語文。學古英文以鑽研英雄史詩《貝爾武甫》Beowulf；學古典希臘文以閱讀平達耳和荷馬；更為了里爾克和歌德，努力學德文。除了詩作令人稱奇的吸納，轉化用心之外，作為譯者，楊牧的成就亦屬可觀。2007年漢英對照付梓出版的《英詩漢譯集》展現了他融會中西的治學與譯事功力。這本譯詩集橫亙英詩發展的歷史縱深，精選詩作或擷要或全豹呈現，上起古英文佚名經典（包括《貝爾武甫》），續之以中古英文敘事傳奇《甲溫爵士與綠騎俠》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而於英詩傳統成大家者更自喬叟以迄吳爾芙，共選譯了三十位詩人的傳世名作。
「轉益多師是吾師」，楊牧師法的西方詩人，除了濟慈和葉慈之外，里爾克和艾略特對他的影響亦令人矚目。他以詩心獨運的譯筆完成的《葉慈詩選》出版於1997年，採原文與漢譯雙語呈現，共譯出葉慈精選詩作76首，佐以愜恰註釋。在書首的導言中，楊牧縷述愛爾蘭國族的發展始末，勾勒出這一支最初「四季遊走和歇息於無垠的綠野上」的弱小族群，如何歷經天災饑饉與殖民壓迫多重苦難，得力於先民前仆後繼的流血犧牲與意志堅持，終於在1948年推翻大英帝國統治，卓爾獨立，成為愛爾蘭共和國。在這篇導言裡，楊牧特別強調凝聚國族意識，躁進的政治活動未必可恃也非唯一的革命取徑。以葉慈的成就與貢獻為例，楊牧倡言，詩人將源自於愛爾蘭本土的古老神話融入詩歌與劇作，為喀爾特文化注入再生的活力，允為鎔鑄國族認同的先導。
而楊牧最傲人的譯事成就當推1999年以漢英對照出版的莎劇《暴風雨》The Tempest。敏於史識，楊牧以絲絲入扣，洞察人文與自然的敏銳解讀、靈動的詩韻、展現豐贍學養的註釋與評析，讓莎翁這齣封筆傑作，透過雜糅多元用語的絕妙譯藝，為台灣文壇揭開了二十一世紀的序幕。
●
楊牧嘗云，「小教堂初夏廊蔭裡讀里爾克〈杜伊諾哀歌〉，西方文化之美盡在於斯」（見《疑神》，1993）。這位奧地利詩人所著《給青年詩人的信》（Briefe an einen jungen Gedichter, 1903-08），以及史本德（Stephen Spender）的散文專書《一首詩的創作》（The Making of a Poem, 1954），進一步則為楊牧撰述已被論者目為他個人詩藝論文之《一首詩的完成：給青年詩人的信》（1989），提供了典範。這本書寫於1984至1988年，其間楊牧以客座教授身份二度任教於台灣大學。全書由十八封信簡組成，旨在為愛好寫詩的年輕學子解疑，著眼於闡發中西文學傳統互可融通的精髓。楊牧強調寫詩是一種召喚，受召者眾，得道者寥。此一召喚求之於詩人的，乃期許他堅忍不拔，窮一生之力心無旁騖追求藝術之精進。而真誠無偽的詩除了需具備洞見與知識之外，尤賴正直的人格和有為有守的道德修持相輔相成。
楊牧對於西方文學深入而獨到的研究心得向來為他的創作活動提供源源不絕的養料。早在1966年，他即譯出了洛爾伽（Federico Garcia Lorca）的詩集《西班牙浪人吟》（Romancero Gitano）。又十年，在洛爾伽逝世四十週年前後，他發表了〈禁忌的遊戲1~4〉、〈民謠〉、〈西班牙一九三六〉等六首詩，以活用洛爾伽詩吟的迴響追懷這位挺身對抗極權橫遭殺害的詩人劇作家。
●
記憶與時間撲朔迷離的主題在楊牧多首詩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依我看來，艾略特形諸於〈焚毀的諾頓〉（Burnt Norton）詩中的時間觀或許對楊牧產生了影響，在〈水妖〉（1999）一詩略見端倪。楊牧生長在台灣東海岸的花蓮，後來任教於美國西海岸的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前後達30多年。太平洋、海的意象、洄瀾、洋流、以及潮汐的湧動在楊牧詩中迭生多重象徵意涵。潮起潮落無情地為時間的流動定節拍。然而，搏命以身體的極限搆著精準的絕技，終生嚮往超越的完美（臻於美與真的遇合），水妖，楊牧的另我，矯疾旋身逸離於時間之外。她是她自己的女兒。我個人深信瑞典詩人哈定（Gunnar Harding）針對伯格森（Henri Bergson）「流動的當下」（now flow）這一概念所做的精闢詮釋，楊牧或許心有同感。以下是哈定在2010年歌登堡（Gothenburg）書展的專題演講中所提出的詮釋：「流動的當下，生之流流動不居，時時盛載著過往，且往前發展從而更新。它不只涵納過往，也孕育著未來。就像一首正在演奏的樂曲，預示著下一個即將湧現的音調，而每一個當下奏出的音調也同時溯迴改變了前此曲調的意涵。」
楊牧的第一本詩集《水之湄》於1960年結集印行，他在後記中曾經矢志自許，表明一生將永續探索、實驗，務求不拘泥於一種固定風格。回顧他長達近乎一甲子的創作途程，對於初衷至今可謂恪守不渝。在這本以瑞典文譯行的《楊牧詩選》（Den Grone Riddaren Dikter av Yang Mu）中，我決定按創作年代依序呈現楊牧的詩作，收錄了他始於1958年勃發自18歲浪漫少年情懷的歌詩，以迄2010年七十嵩齡詩人的近作，共117首。這種呈現方式，我相信較諸炫學的指引，更有助於讀者從中體會楊牧令人驚異與時俱進的創作風格。我同時期望譯詩能提供讀者掌握原詩結構的門徑：楊牧的詩特色在於語言縝密多姿，句構隨機拆解，變化有致，而主詞的省略和行尾標點符號的闕如更平添耐人尋味的多義性。
（摘譯自瑞典文版《綠騎──楊牧詩選》序文，原稿為馬悅然以英文另行撰寫之譯序。《綠騎──楊牧詩選》：馬悅然編譯，中文、瑞典文對照，斯德哥爾摩，天鶴出版公司，2011。台灣代理：洪範書店，本書獲得瑞典2011年度「書籍藝術」大獎，三月底將於瑞典皇家圖書館展出。）
楊牧對於西方文學深入而獨到的研究心得向來為他的創作活動提供源源不絕的養料。他一生永續探索、實驗，務求不拘泥於一種固定風格，長達近乎一甲子的創作途程，對於初衷至今可謂恪守不渝。
當今華文創作的現代詩人，論對西方詩歌傳統之涉獵深入，恐鮮有出楊牧之右者。為了探窺經典文學之堂奧，他潛心修習多種語文。學古英文以鑽研英雄史詩《貝爾武甫》Beowulf；學古典希臘文以閱讀平達耳和荷馬；更為了里爾克和歌德，努力學德文。除了詩作令人稱奇的吸納，轉化用心之外，作為譯者，楊牧的成就亦屬可觀。2007年漢英對照付梓出版的《英詩漢譯集》展現了他融會中西的治學與譯事功力。這本譯詩集橫亙英詩發展的歷史縱深，精選詩作或擷要或全豹呈現，上起古英文佚名經典（包括《貝爾武甫》），續之以中古英文敘事傳奇《甲溫爵士與綠騎俠》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而於英詩傳統成大家者更自喬叟以迄吳爾芙，共選譯了三十位詩人的傳世名作。
「轉益多師是吾師」，楊牧師法的西方詩人，除了濟慈和葉慈之外，里爾克和艾略特對他的影響亦令人矚目。他以詩心獨運的譯筆完成的《葉慈詩選》出版於1997年，採原文與漢譯雙語呈現，共譯出葉慈精選詩作76首，佐以愜恰註釋。在書首的導言中，楊牧縷述愛爾蘭國族的發展始末，勾勒出這一支最初「四季遊走和歇息於無垠的綠野上」的弱小族群，如何歷經天災饑饉與殖民壓迫多重苦難，得力於先民前仆後繼的流血犧牲與意志堅持，終於在1948年推翻大英帝國統治，卓爾獨立，成為愛爾蘭共和國。在這篇導言裡，楊牧特別強調凝聚國族意識，躁進的政治活動未必可恃也非唯一的革命取徑。以葉慈的成就與貢獻為例，楊牧倡言，詩人將源自於愛爾蘭本土的古老神話融入詩歌與劇作，為喀爾特文化注入再生的活力，允為鎔鑄國族認同的先導。
而楊牧最傲人的譯事成就當推1999年以漢英對照出版的莎劇《暴風雨》The Tempest。敏於史識，楊牧以絲絲入扣，洞察人文與自然的敏銳解讀、靈動的詩韻、展現豐贍學養的註釋與評析，讓莎翁這齣封筆傑作，透過雜糅多元用語的絕妙譯藝，為台灣文壇揭開了二十一世紀的序幕。
●
楊牧嘗云，「小教堂初夏廊蔭裡讀里爾克〈杜伊諾哀歌〉，西方文化之美盡在於斯」（見《疑神》，1993）。這位奧地利詩人所著《給青年詩人的信》（Briefe an einen jungen Gedichter, 1903-08），以及史本德（Stephen Spender）的散文專書《一首詩的創作》（The Making of a Poem, 1954），進一步則為楊牧撰述已被論者目為他個人詩藝論文之《一首詩的完成：給青年詩人的信》（1989），提供了典範。這本書寫於1984至1988年，其間楊牧以客座教授身份二度任教於台灣大學。全書由十八封信簡組成，旨在為愛好寫詩的年輕學子解疑，著眼於闡發中西文學傳統互可融通的精髓。楊牧強調寫詩是一種召喚，受召者眾，得道者寥。此一召喚求之於詩人的，乃期許他堅忍不拔，窮一生之力心無旁騖追求藝術之精進。而真誠無偽的詩除了需具備洞見與知識之外，尤賴正直的人格和有為有守的道德修持相輔相成。
楊牧對於西方文學深入而獨到的研究心得向來為他的創作活動提供源源不絕的養料。早在1966年，他即譯出了洛爾伽（Federico Garcia Lorca）的詩集《西班牙浪人吟》（Romancero Gitano）。又十年，在洛爾伽逝世四十週年前後，他發表了〈禁忌的遊戲1~4〉、〈民謠〉、〈西班牙一九三六〉等六首詩，以活用洛爾伽詩吟的迴響追懷這位挺身對抗極權橫遭殺害的詩人劇作家。
●
記憶與時間撲朔迷離的主題在楊牧多首詩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依我看來，艾略特形諸於〈焚毀的諾頓〉（Burnt Norton）詩中的時間觀或許對楊牧產生了影響，在〈水妖〉（1999）一詩略見端倪。楊牧生長在台灣東海岸的花蓮，後來任教於美國西海岸的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前後達30多年。太平洋、海的意象、洄瀾、洋流、以及潮汐的湧動在楊牧詩中迭生多重象徵意涵。潮起潮落無情地為時間的流動定節拍。然而，搏命以身體的極限搆著精準的絕技，終生嚮往超越的完美（臻於美與真的遇合），水妖，楊牧的另我，矯疾旋身逸離於時間之外。她是她自己的女兒。我個人深信瑞典詩人哈定（Gunnar Harding）針對伯格森（Henri Bergson）「流動的當下」（now flow）這一概念所做的精闢詮釋，楊牧或許心有同感。以下是哈定在2010年歌登堡（Gothenburg）書展的專題演講中所提出的詮釋：「流動的當下，生之流流動不居，時時盛載著過往，且往前發展從而更新。它不只涵納過往，也孕育著未來。就像一首正在演奏的樂曲，預示著下一個即將湧現的音調，而每一個當下奏出的音調也同時溯迴改變了前此曲調的意涵。」
楊牧的第一本詩集《水之湄》於1960年結集印行，他在後記中曾經矢志自許，表明一生將永續探索、實驗，務求不拘泥於一種固定風格。回顧他長達近乎一甲子的創作途程，對於初衷至今可謂恪守不渝。在這本以瑞典文譯行的《楊牧詩選》（Den Grone Riddaren Dikter av Yang Mu）中，我決定按創作年代依序呈現楊牧的詩作，收錄了他始於1958年勃發自18歲浪漫少年情懷的歌詩，以迄2010年七十嵩齡詩人的近作，共117首。這種呈現方式，我相信較諸炫學的指引，更有助於讀者從中體會楊牧令人驚異與時俱進的創作風格。我同時期望譯詩能提供讀者掌握原詩結構的門徑：楊牧的詩特色在於語言縝密多姿，句構隨機拆解，變化有致，而主詞的省略和行尾標點符號的闕如更平添耐人尋味的多義性。
（摘譯自瑞典文版《綠騎──楊牧詩選》序文，原稿為馬悅然以英文另行撰寫之譯序。《綠騎──楊牧詩選》：馬悅然編譯，中文、瑞典文對照，斯德哥爾摩，天鶴出版公司，2011。台灣代理：洪範書店，本書獲得瑞典2011年度「書籍藝術」大獎，三月底將於瑞典皇家圖書館展出。）
2013年11月26日 星期二
諾貝爾漢學大師 師大開課授經典
【記者李宜霖台北報導】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國際漢學大師、瑞典學院（Swedish Academy）院士馬悅然（N.G.D.Malmqvist）接受台灣師範大學聘書，擔任師大講座教授，未來將在師大開課，講授古典與現代文學的經典作品，搭起瑞典與台灣的學術橋樑。
（上圖）瑞典漢學大師、瑞典學院院士馬悅然（N.G.D.Malmqvist）4日蒞臨台灣國立師範大學，正式成為師大禮聘講座教授，開授短期課程。（圖文／姜林佑）
林語堂與老莊 讓他愛上中文
1940年代，馬悅然在瑞典的大學攻讀拉丁文跟希臘文，夢想成為一位拉丁文老師，後來他因緣際會接觸了林語堂的作品，也開始閱讀莊子、老子，發想要讀懂莊子、老子的原文，改行學中文；學了兩年中文後，前往中國四川進行方言調查，回瑞典後致力於漢學研究與翻譯工作。
馬悅然曾翻譯過中國古代經典給西方世界，包括《道德經》、《水滸傳》、〈桃花源記〉、《西遊記》，也將當代華文作家作品譯介到西方，包括沈從文、艾青、聞一多、北島、顧城、高行健、商禽、楊牧、李銳、曹乃謙、舒國治等。
馬悅然認為，一個翻譯家是兩個主人的奴隸，一個主人是他的讀者，另一個主人是他所翻譯的文本的作者，他必須對得起兩個主人。
翻譯家所面對的是文本，他的義務是把那篇文本盡可能好好地譯成另一種語言，一般來說，是自己的母語，他甚麼都不能加，甚麼也不能刪掉。他批評，有些出版社會要求刪掉一些文章，有些翻譯家也會刪掉一些片段，原因是擔心市場和讀者不能接受，他認為不應該這麼做。
馬悅然說，原文作者是一個創造者，最理想的翻譯家是一個熟練的匠人，匠人的工作是建築兩個文化之間的橋梁，非常重要。作為一個翻譯家，他有責任將自己欣賞的作品譯成母語，讓更多人觀看，可惜很多漢學家認為翻譯沒價值，比不上研究工作，但沒有翻譯，就沒有世界文學。
馬悅然指出，中國跟台灣文學作品不同，他光看幾頁就了解其中的差異，台灣的位置早已進入世界文學的範疇，台灣是詩人最多的地方，很多優秀詩人如洛夫、商禽、瘂弦、羅門等，擁有世界級水平，但是翻譯至西方世界的作品不夠多，台灣應該要請最好的翻譯家，廣為翻譯成多國語言，不只是英文。
2013年11月23日 星期六
陳義芝：斯德哥爾摩專訪馬悅然
陳義芝／專訪
中華民國筆會代表參加2013年在冰島雷克雅維克舉行的國際筆會，特別取道斯德哥爾摩，拜會國際著名的漢學家──馬悅然院士，及夫人──臺灣作家陳文芬。這次與我同行的有筆會季刊（The Taipei Chinese Pen）總編輯梁欣榮、秘書項人慧，及攝影梁瓅文小姐。彭鏡禧會長另有要公，９月８日直接飛雷克雅維克。
９月６日馬院士引領參觀瑞典學院，我們在掛滿諾獎得主照片的長廊，及院士決議諾獎得主的會議室留影。第二天同遊米勒（Carl Milles）雕刻花園，在附設的咖啡廳休息時，現場擬了幾個問題，請高齡九十歲的馬院士隨興回答。長久以來，一提到馬悅然，大家總是往諾貝爾獎聯想，談的都是他扮演文學推手那一面。這回我們從她的譯詩及微型小說創作談起。訪談以問答的形式呈現（陳義芝簡稱陳，馬悅然簡稱馬，陳文芬簡稱芬）。
中譯《巨大的謎語》
陳：2011年您在台灣出版中譯的諾貝爾獎得主托馬斯．特朗 斯特羅默（Tomas Transtromer）的詩集《巨大的謎語》（Den stora gåtan）。這是一本值得重視的詩集，不僅因為是Tomas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詩集，更由於翻譯者您，是他的深交好友。現在想請您告訴臺灣的讀者，為何要讀托馬斯的詩，他的詩呈現了什麼樣的瑞典特色及什麼樣的文學特色？
馬：我先跟你講我翻譯這詩集的背景。2004年我到臺北去，當時正在選總統，臺北鬧得很厲害，我完全不願意留在那兒，所以我和文芬到宜蘭礁溪去（芬：發生兩顆子彈事件，當天我們就去了礁溪），我就帶了這詩集，其他什麼也沒帶，用了一個週末就把整個詩集譯成中文。我覺得Tomas的這本詩集是總結他一生的文學成就，他從1990年中風，那時起他就無法講話了，只能回答是（Yes）跟不是（No），別的都不能說，從那時起他都用一些很短的俳句寫詩，所以這本詩集裡的詩差不多都是俳句。我自己非常欣賞俳句的詩集，我覺得那種感覺是非常難以言喻的。
芬：當時Tomas的《巨大的謎語》在瑞典剛出版，悅然帶著它上飛機來臺灣。臺灣發生那件事，剛好有個情境促使他很快地把它翻譯完成！
陳：但是您的中譯除了《巨大的謎語》，還有包括《悲傷的鳳尾船》。
馬：對，那是另外一本，以前出版的。
陳：所以去礁溪翻譯的就是《巨大的謎語》。您剛剛提到的「都是俳句」，指的就是《巨大的謎語》。我想請教的是，能不能透過您這位Tomas的知音來告訴讀者要怎麼欣賞這本書？特別要注意欣賞什麼？
馬：這就不容易說了……Tomas的語言非常簡單，但是詩意是深的！有一些俳句還有禪宗的味道。他愈晚期的詩，禪宗的意味愈深。
陳：的確，他的詩不是熱情的、宣揚的，而是冷靜的、內省的。馬老，Tomas有接觸過中國禪宗的典籍嗎？
馬：沒有！他要是中國人的話，他會變成一個禪詩人。
芬：他的詩跟音樂的關係比較特別。他後來那種更加內省的詩風跟他只能用一隻手彈鋼琴的心情有沒有關係？
馬：我想沒有關係。Tomas原來是很優秀的鋼琴家，但是中風了以後只能用左手彈鋼琴，儘管如此也還是彈得非常好。許多音樂家為他做了用左手就能彈奏的樂曲。
芬：Tomas自己也找到很多用單手就可彈奏的曲子，我們每次去他家拜訪，他都會彈給我們聽。
陳：Tomas現在可以行動嗎？可以坐起來嗎？
馬：可以坐起來，在拐杖的輔助下他可以站起來，可以行動也可以彈琴。
陳：Tomas的詩句不長，如同您剛剛所說的，是俳句和很短的短詩，但他都能夠把最幽隱的、神秘的生命本質呈現出來。而我們讀您中譯的詩，仍然能感受到像鋒利的手術刀在切片一樣，覺得他的詩有很深沉的象徵、超現實技巧。我非常喜歡他的詩裡面有瑞典冬天的感覺，像是雪山透著藍色冷光的意境，我有時候覺得Tomas和大導演伯格曼（Ingmar Bergman）呈現的特質很像。我自己很喜歡Tomas的短詩，諸如：〈沉默〉、〈四月和沉默〉……
馬：這兩首非常好。
陳：還有〈正如當孩子〉、〈老鷹崖〉，都有強烈的穿透力。
馬：〈沉默〉和〈四月和沉默〉是他中風以後寫的，是有點悲哀的內容。
陳：我更感興趣的是您在序言當中提到的「詩的內在節奏」，您能不能朗誦一首詩給我們聽？
馬：（朗誦〈四月和沉默〉）荒涼的春日／像絲絨暗色的水溝／爬在我身旁／沒有反射。／／唯一閃光的／是黃花。／／我的影子帶我／像一個黑盒裡的／小提琴／／我唯一要說的／在搆不著的地方閃光／像當舖中的／銀子。
陳：這一首詩我當時讀的時候做了筆記，當然馬老在序言中也有寫到，他想要表達創作的艱難、身體的束縛。這首詩是在他（Tomas）中風之後寫的，裡面有幾個意象非常特別，像是Tomas寫到自己就像小提琴一樣，被裝在小提琴的盒子裡面，「我在我的影子裡面；就像小提琴在小提琴的盒子裡面。」還有一個很鮮明的意象──「黃花」，像夢境一般的奇詭。另外，Tomas說「他說不出話來就像在當鋪中的銀子/搆不著」。用這樣的意象來代表他說不出想說的話。
談創作《我的金魚會唱莫札特》
陳：中國古代有志人小說、志怪小說，篇幅不長，但往往成為後世作家再創作的題材，原因是它關涉了很多人生主題。拉丁美洲作家，能創作大小說，也能寫精緻的極短篇──也就是您說的「微型小說」。去年您與文芬合出了《我的金魚會唱莫札特》這本書，您為什麼想要創作微型小說？瑞典文學中有沒有此一傳統？微型小說的創作在您的文學生涯中有什麼特殊的意義？
馬：這個我非常容易回答！你知道莫言的小說寫得很長，我曾經跟他提過：你寫的小說太長了，應該可以省掉一半吧！但是忽然有一天，2005年我在上海，發現《上海文學》有莫言發表的〈小說九段〉，寫得非常短！我自己非常喜歡，讀完以後馬上就把它譯成瑞典文，在瑞典發表，我自己也寫了一篇〈小說九段〉發表在《上海文學》。以後我就開始寫微型小說，我覺得微型小說就可以說出你要說的話，你的思想可以包括在一個非常短的小說裡面。微型小說不是短的散文，它就是短的小說，以前沒有這樣的文體。莫言告訴我，現在中國也有一些年輕的作家開始創作微型小說。
陳：書出版了之後你自己回頭讀不讀？自己的感覺是？
馬：我讀了好幾次啊！我非常喜歡關於辛棄疾那些宋朝的故事。就我看他是宋朝詩人裡的第一位，當然還有其他一流的詩人，但辛棄疾的文字特別好，我特別喜歡他的人！所以我寫他的微型小說。
陳：你的書裡邊有很多中國的古人、典故、情境，但是你都重新虛構……
馬：有點像魯迅的《故事新編》……
陳：我們講詩有所謂「詩的特准」(Poetic License)，在您與文芬合著《我的金魚會唱莫札特》裡，有些題材和敘事方法，似乎也有「小說的特准」，能否談談在一種文體積累的規範認知中，創作者掙脫規範所擁有的權利。
馬：你先回答看看吧！
陳：詩人有特准的，你可以打破一些規格。我覺得你們這本微型小說集似乎也具有某種小說的特准，打破一些規範，挑戰讀者的閱讀觀感，譬如：語言上的、敘事手法、文類特徵……
芬：有一位朋友的說法是：他剛開始看悅然的文章時有障礙，我覺得這個障礙很有趣。他（朋友）知道馬老的中文很好，也知道他的古典知識很豐富，但是看完了他覺得：這就是外國人寫的（馬：我就是外國人啊）。接下來說他更喜歡我的部分，我的一些人物故事會很像陳凱歌的一些（作品手法）。我與他溝通了一下有關誰是以母語創作、誰又是以第二語言來創作後，他再看悅然的文章，他說因為他知道這是一個外國人使用的中文，所以有先前的敏感，而令他敏感的原因又在於，這個外國人使用中文典故竟用得如此好。當他第二次閱讀，他終於接受了馬悅然的中文，開始有那種「金魚唱歌」的感覺。
馬：我覺得自己的想像力完全解放了，不是依照形式，有的是作夢夢見的，有的是想像的。想像力是重要的！
芬：他用感覺、用感知來決定文章的形式。
陳：腦子裡已經完全沒有文類規範了。
芬：我自己很喜歡讀北歐一百多年前的童話。瑞典20年代的作家寫過一篇〈沒有影子的王子〉，那時我發現瑞典的作家很喜歡寫「影子」，但是我們並沒有刻意要寫，直到王曄提到悅然那篇〈罷工的影子〉，我才突然發現那是個十分有趣的課題。那個故事是說，有個人從酒館出來，發現自己的影子靠在路燈旁不動了，他問影子：「你為什麼不動了？」影子說：「剛剛在酒館裡頭有一個女孩給了你一張紙條，上面有電話號碼，你拿來給我。」以後他開始跟自己的影子對話，但影子的肺活量是很差的，所以就靠在那兒不能動了。他（馬悅然）寫的每篇小說我都很喜歡，但這篇特別被朋友指出來，我有被嚇到，這篇小說寫得太好了，裡面好像有一種……這要怎麼講呢？就是說我會覺得作者的自我好像在其中，這個「影子」也是他……
陳：我知道你的意思，不只影子是他（馬悅然），他很多篇小說裡面的「他者」也都是他。而且你剛剛講到〈罷工的影子〉裡面有一個女孩，穿迷你裙的，馬老很多的作品，其實都有一些情色的創作動力。
芬：對對對！我覺得他這批微型小說滿情色的。我記得你(面對馬悅然)講說高行健寫那個什麼……
陳：《一個人的聖經》？
芬：對！他（馬悅然）說「唉，那個還不夠情色！」他自己這次真的是……怎麼說呢？不能說是解放了，可能就是一種本色吧。
陳：從佛洛依德那邊去探討，可以說是本我一直出現。回到語言問題來談，馬老驅遣文言、白話、書面語言以及方言，融合運用的藝術（靈巧）令我驚奇。
馬：這可能跟我的背景有關係，因為我在四川待了兩年，所以我的四川話講得還可以啦！我也很喜歡用四川話，下筆時用個一兩句。至於白話可能是受中國30年代的作家影響比較深一點。我的白話文是比較老的，有一點像是30年代的。
陳：那未嘗沒有個性。現今電子資訊化、國際化，語言特色反而沒了！
馬：如果我要用古文的話，我就一定要用對的、好的古文。
陳：所以可以看到您的創作裡面，有來自中國古文所薰陶的，有來自二、三十年代中國現代文學影響的，也有來自於您在四川生活時習得的口語，我覺得交融得非常好。能不能進一步談談「雅言」與「口語」的爭辯，大陸曾有人批評臺灣的詩太書面語，不夠生活化。您怎麼看？
馬：我寫了一篇東西還沒發表，裡面談到《左傳》裡頭的對話是用口語的。在古文裡頭雅言與口語是一體的，到了漢朝的文言文就不同了！我覺得有的時候需要用雅言，有的時候需要用口語。
陳：所以雅一點的、俗一點的都應該要用。
馬：對，它們都有存在的必要。
陳：在您的作品，這兩者是不打架的。
馬：不打架的！
陳：你要不要講一講文芬的作品！你們是同榜出書，文芬剛才講了，她十分佩服您的創作，您要不要也說說她的？
馬：我覺得文芬寫的微型小說跟我的完全不同。到底有什麼區別？我就不好說了。
陳：你覺得你寫得比她好所以不好說……
馬：不不不，她寫得好，有一種哲學的意味在。
●有關臺灣文學
陳：您接觸也翻譯了不少臺灣文學，您覺得臺灣文學與中國大陸的文學，兩岸之間有何不同？能不能簡單地講一下。
馬：有很大的區別。大陸在１９４０年代有一些優秀的詩人，像鄭敏、辛笛、穆旦……可是除了個別詩人像聞捷，5０年代到７０年代幾乎都是一片空白。但是臺灣１９４９年後從大陸帶來五四的傳統，有紀弦、瘂弦、洛夫，所以臺灣的詩發展是有連續性的，但是大陸的卻斷了。直到７８、７９年才出現了今天派的年輕的詩人, 再創了中國新詩的熱潮。但是我覺得非常奇怪，像北島、多多、江河……他們對五四運動的詩歌，卻看不起。我記得我與北島曾談到我非常喜歡的聞一多啊、徐志摩啊，我家裡藏的詩集很多，我就拿出來請他睡覺以前可以看看，隔天，我問他看得怎麼樣，他好像覺得沒有什麼 。其實卞之琳的詩比朦朧詩人的詩朦朧得多.
芬：先前歐陽江河訪問過你，刊登在《讀書雜誌》上，那個訪問當時我不以為意，可是很多人誇獎，我就決定再看了一遍，之後發覺滿有意義。當時歐陽江河提出了一個說法，他認為他們自己的詩很好，認為你當年欣賞他們，也認為你是一個很前衛很先鋒的譯者，可是我覺得他們透露一個意思是，他們有的時候也被你倒打一靶，原因是你在談論《左傳》、口語、文言、雅言，這些東西都是他們不喜歡聽的，他們一直以為你是一個往前看的人，當時你就回答他們，要往前看也要往後看。
陳：要有一個深厚的傳統。他們在有一個時期有一些詩人不但是反對大傳統，就是從古代文化以來，也反對小傳統，他們把五四運動時的東西看得太扁了，其實是滿可惜的！
芬：如果要問馬悅然對中國詩人的看法，反過來說中國詩人應該要先去看馬悅然過去翻譯的詩的全部背景，他在擔任兩屆歐洲漢學協會邀請百名漢學家編寫《1900-1949中國文學見解》分成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戲劇、詩歌四大冊，他當總編輯，花了十年寫信催稿跟漢學家們論爭，將1949年以前幾乎為歷史所遺忘的許多作家的著作編成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 (ed. by Göran Malmqvist), vol I. The Novel; vol. II. The Short Story; vol. III. The Poetry; vol. IV. The Drama. Leiden, New York, Köpenhamn, Köln: E.J. Brill 1988-89, I-XVII+238, I- XII+300, I-XII+301, I-VIII+347 pages）。透過這個文學見解的編著，使歷史記憶那些可能被遺忘的中文作家得到學者們重新討論的機會。最近，馬悅然擬出一份他對1949年以前中文文學的作品選目，從這四個文類選出他認為非常好的作品。從詩歌的選集裏頭他的詩觀就很清楚了。這四個書單一出來，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非常感興趣，邀請四位中國的文學教授做出評論，將會在理論刊物《文學》發表，我們很期待這樣一份重新記憶許多詩人、作家的選目，能重新回到文學歷史跟傳統的討論。
●
陳：下個月新的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就要誕生了，儘管有人評論說諾貝爾文學獎不是唯一評定的標準，但是無疑的它是世界上共同承認的很高的標準，它是一種語言表現被世界認識最有利的媒介，你一旦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各種不同的評論將從世界各地產生。馬老，您覺得臺灣文學有被世界注意到嗎？
馬：不夠，其實不夠！這是有原因的，應該要多看臺灣詩人與小說家的著作，筆會的貢獻很大，但是該搜集更多的一些詩人的作品，像陶忘機(John Balcom)譯的洛夫《石室之死亡》，就應拿出來，讓大家認識。我覺得也可以湊一筆資金找著名的翻譯家到台灣開會、交流，一起討論翻譯文學的問題。
陳：楊牧最近新出了一本詩集《長短歌行》，洪範出版，精裝，很漂亮！
可以說馬老最近兩三年進行跟臺灣文學最有關的，就是楊牧作品全面性的推薦。
馬：我覺得楊牧的著作應該介紹給大家。
陳：請你簡單用一兩句話講一下楊牧這樣一個詩人在你心目中的重要性，為什麼選定他？
馬：因為他是一個非常好的詩人！
芬：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楊牧的身上可以回答雅言與口語、現代與傳統的問題。從一個大師身上，我們可以談論文學歷史的問題！悅然在選楊牧瑞典文版的１２０首詩時，他就已經精讀過楊牧所有的詩，所以１２０首詩的選法，就已經回答了他對楊牧的看法。
中華民國筆會代表參加2013年在冰島雷克雅維克舉行的國際筆會，特別取道斯德哥爾摩，拜會國際著名的漢學家──馬悅然院士，及夫人──臺灣作家陳文芬。這次與我同行的有筆會季刊（The Taipei Chinese Pen）總編輯梁欣榮、秘書項人慧，及攝影梁瓅文小姐。彭鏡禧會長另有要公，９月８日直接飛雷克雅維克。
９月６日馬院士引領參觀瑞典學院，我們在掛滿諾獎得主照片的長廊，及院士決議諾獎得主的會議室留影。第二天同遊米勒（Carl Milles）雕刻花園，在附設的咖啡廳休息時，現場擬了幾個問題，請高齡九十歲的馬院士隨興回答。長久以來，一提到馬悅然，大家總是往諾貝爾獎聯想，談的都是他扮演文學推手那一面。這回我們從她的譯詩及微型小說創作談起。訪談以問答的形式呈現（陳義芝簡稱陳，馬悅然簡稱馬，陳文芬簡稱芬）。
中譯《巨大的謎語》
陳：2011年您在台灣出版中譯的諾貝爾獎得主托馬斯．特朗 斯特羅默（Tomas Transtromer）的詩集《巨大的謎語》（Den stora gåtan）。這是一本值得重視的詩集，不僅因為是Tomas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詩集，更由於翻譯者您，是他的深交好友。現在想請您告訴臺灣的讀者，為何要讀托馬斯的詩，他的詩呈現了什麼樣的瑞典特色及什麼樣的文學特色？
馬：我先跟你講我翻譯這詩集的背景。2004年我到臺北去，當時正在選總統，臺北鬧得很厲害，我完全不願意留在那兒，所以我和文芬到宜蘭礁溪去（芬：發生兩顆子彈事件，當天我們就去了礁溪），我就帶了這詩集，其他什麼也沒帶，用了一個週末就把整個詩集譯成中文。我覺得Tomas的這本詩集是總結他一生的文學成就，他從1990年中風，那時起他就無法講話了，只能回答是（Yes）跟不是（No），別的都不能說，從那時起他都用一些很短的俳句寫詩，所以這本詩集裡的詩差不多都是俳句。我自己非常欣賞俳句的詩集，我覺得那種感覺是非常難以言喻的。
芬：當時Tomas的《巨大的謎語》在瑞典剛出版，悅然帶著它上飛機來臺灣。臺灣發生那件事，剛好有個情境促使他很快地把它翻譯完成！
陳：但是您的中譯除了《巨大的謎語》，還有包括《悲傷的鳳尾船》。
馬：對，那是另外一本，以前出版的。
陳：所以去礁溪翻譯的就是《巨大的謎語》。您剛剛提到的「都是俳句」，指的就是《巨大的謎語》。我想請教的是，能不能透過您這位Tomas的知音來告訴讀者要怎麼欣賞這本書？特別要注意欣賞什麼？
馬：這就不容易說了……Tomas的語言非常簡單，但是詩意是深的！有一些俳句還有禪宗的味道。他愈晚期的詩，禪宗的意味愈深。
陳：的確，他的詩不是熱情的、宣揚的，而是冷靜的、內省的。馬老，Tomas有接觸過中國禪宗的典籍嗎？
馬：沒有！他要是中國人的話，他會變成一個禪詩人。
芬：他的詩跟音樂的關係比較特別。他後來那種更加內省的詩風跟他只能用一隻手彈鋼琴的心情有沒有關係？
馬：我想沒有關係。Tomas原來是很優秀的鋼琴家，但是中風了以後只能用左手彈鋼琴，儘管如此也還是彈得非常好。許多音樂家為他做了用左手就能彈奏的樂曲。
芬：Tomas自己也找到很多用單手就可彈奏的曲子，我們每次去他家拜訪，他都會彈給我們聽。
陳：Tomas現在可以行動嗎？可以坐起來嗎？
馬：可以坐起來，在拐杖的輔助下他可以站起來，可以行動也可以彈琴。
陳：Tomas的詩句不長，如同您剛剛所說的，是俳句和很短的短詩，但他都能夠把最幽隱的、神秘的生命本質呈現出來。而我們讀您中譯的詩，仍然能感受到像鋒利的手術刀在切片一樣，覺得他的詩有很深沉的象徵、超現實技巧。我非常喜歡他的詩裡面有瑞典冬天的感覺，像是雪山透著藍色冷光的意境，我有時候覺得Tomas和大導演伯格曼（Ingmar Bergman）呈現的特質很像。我自己很喜歡Tomas的短詩，諸如：〈沉默〉、〈四月和沉默〉……
馬：這兩首非常好。
陳：還有〈正如當孩子〉、〈老鷹崖〉，都有強烈的穿透力。
馬：〈沉默〉和〈四月和沉默〉是他中風以後寫的，是有點悲哀的內容。
陳：我更感興趣的是您在序言當中提到的「詩的內在節奏」，您能不能朗誦一首詩給我們聽？
馬：（朗誦〈四月和沉默〉）荒涼的春日／像絲絨暗色的水溝／爬在我身旁／沒有反射。／／唯一閃光的／是黃花。／／我的影子帶我／像一個黑盒裡的／小提琴／／我唯一要說的／在搆不著的地方閃光／像當舖中的／銀子。
陳：這一首詩我當時讀的時候做了筆記，當然馬老在序言中也有寫到，他想要表達創作的艱難、身體的束縛。這首詩是在他（Tomas）中風之後寫的，裡面有幾個意象非常特別，像是Tomas寫到自己就像小提琴一樣，被裝在小提琴的盒子裡面，「我在我的影子裡面；就像小提琴在小提琴的盒子裡面。」還有一個很鮮明的意象──「黃花」，像夢境一般的奇詭。另外，Tomas說「他說不出話來就像在當鋪中的銀子/搆不著」。用這樣的意象來代表他說不出想說的話。
談創作《我的金魚會唱莫札特》
陳：中國古代有志人小說、志怪小說，篇幅不長，但往往成為後世作家再創作的題材，原因是它關涉了很多人生主題。拉丁美洲作家，能創作大小說，也能寫精緻的極短篇──也就是您說的「微型小說」。去年您與文芬合出了《我的金魚會唱莫札特》這本書，您為什麼想要創作微型小說？瑞典文學中有沒有此一傳統？微型小說的創作在您的文學生涯中有什麼特殊的意義？
馬：這個我非常容易回答！你知道莫言的小說寫得很長，我曾經跟他提過：你寫的小說太長了，應該可以省掉一半吧！但是忽然有一天，2005年我在上海，發現《上海文學》有莫言發表的〈小說九段〉，寫得非常短！我自己非常喜歡，讀完以後馬上就把它譯成瑞典文，在瑞典發表，我自己也寫了一篇〈小說九段〉發表在《上海文學》。以後我就開始寫微型小說，我覺得微型小說就可以說出你要說的話，你的思想可以包括在一個非常短的小說裡面。微型小說不是短的散文，它就是短的小說，以前沒有這樣的文體。莫言告訴我，現在中國也有一些年輕的作家開始創作微型小說。
陳：書出版了之後你自己回頭讀不讀？自己的感覺是？
馬：我讀了好幾次啊！我非常喜歡關於辛棄疾那些宋朝的故事。就我看他是宋朝詩人裡的第一位，當然還有其他一流的詩人，但辛棄疾的文字特別好，我特別喜歡他的人！所以我寫他的微型小說。
陳：你的書裡邊有很多中國的古人、典故、情境，但是你都重新虛構……
馬：有點像魯迅的《故事新編》……
陳：我們講詩有所謂「詩的特准」(Poetic License)，在您與文芬合著《我的金魚會唱莫札特》裡，有些題材和敘事方法，似乎也有「小說的特准」，能否談談在一種文體積累的規範認知中，創作者掙脫規範所擁有的權利。
馬：你先回答看看吧！
陳：詩人有特准的，你可以打破一些規格。我覺得你們這本微型小說集似乎也具有某種小說的特准，打破一些規範，挑戰讀者的閱讀觀感，譬如：語言上的、敘事手法、文類特徵……
芬：有一位朋友的說法是：他剛開始看悅然的文章時有障礙，我覺得這個障礙很有趣。他（朋友）知道馬老的中文很好，也知道他的古典知識很豐富，但是看完了他覺得：這就是外國人寫的（馬：我就是外國人啊）。接下來說他更喜歡我的部分，我的一些人物故事會很像陳凱歌的一些（作品手法）。我與他溝通了一下有關誰是以母語創作、誰又是以第二語言來創作後，他再看悅然的文章，他說因為他知道這是一個外國人使用的中文，所以有先前的敏感，而令他敏感的原因又在於，這個外國人使用中文典故竟用得如此好。當他第二次閱讀，他終於接受了馬悅然的中文，開始有那種「金魚唱歌」的感覺。
馬：我覺得自己的想像力完全解放了，不是依照形式，有的是作夢夢見的，有的是想像的。想像力是重要的！
芬：他用感覺、用感知來決定文章的形式。
陳：腦子裡已經完全沒有文類規範了。
芬：我自己很喜歡讀北歐一百多年前的童話。瑞典20年代的作家寫過一篇〈沒有影子的王子〉，那時我發現瑞典的作家很喜歡寫「影子」，但是我們並沒有刻意要寫，直到王曄提到悅然那篇〈罷工的影子〉，我才突然發現那是個十分有趣的課題。那個故事是說，有個人從酒館出來，發現自己的影子靠在路燈旁不動了，他問影子：「你為什麼不動了？」影子說：「剛剛在酒館裡頭有一個女孩給了你一張紙條，上面有電話號碼，你拿來給我。」以後他開始跟自己的影子對話，但影子的肺活量是很差的，所以就靠在那兒不能動了。他（馬悅然）寫的每篇小說我都很喜歡，但這篇特別被朋友指出來，我有被嚇到，這篇小說寫得太好了，裡面好像有一種……這要怎麼講呢？就是說我會覺得作者的自我好像在其中，這個「影子」也是他……
陳：我知道你的意思，不只影子是他（馬悅然），他很多篇小說裡面的「他者」也都是他。而且你剛剛講到〈罷工的影子〉裡面有一個女孩，穿迷你裙的，馬老很多的作品，其實都有一些情色的創作動力。
芬：對對對！我覺得他這批微型小說滿情色的。我記得你(面對馬悅然)講說高行健寫那個什麼……
陳：《一個人的聖經》？
芬：對！他（馬悅然）說「唉，那個還不夠情色！」他自己這次真的是……怎麼說呢？不能說是解放了，可能就是一種本色吧。
陳：從佛洛依德那邊去探討，可以說是本我一直出現。回到語言問題來談，馬老驅遣文言、白話、書面語言以及方言，融合運用的藝術（靈巧）令我驚奇。
馬：這可能跟我的背景有關係，因為我在四川待了兩年，所以我的四川話講得還可以啦！我也很喜歡用四川話，下筆時用個一兩句。至於白話可能是受中國30年代的作家影響比較深一點。我的白話文是比較老的，有一點像是30年代的。
陳：那未嘗沒有個性。現今電子資訊化、國際化，語言特色反而沒了！
馬：如果我要用古文的話，我就一定要用對的、好的古文。
陳：所以可以看到您的創作裡面，有來自中國古文所薰陶的，有來自二、三十年代中國現代文學影響的，也有來自於您在四川生活時習得的口語，我覺得交融得非常好。能不能進一步談談「雅言」與「口語」的爭辯，大陸曾有人批評臺灣的詩太書面語，不夠生活化。您怎麼看？
馬：我寫了一篇東西還沒發表，裡面談到《左傳》裡頭的對話是用口語的。在古文裡頭雅言與口語是一體的，到了漢朝的文言文就不同了！我覺得有的時候需要用雅言，有的時候需要用口語。
陳：所以雅一點的、俗一點的都應該要用。
馬：對，它們都有存在的必要。
陳：在您的作品，這兩者是不打架的。
馬：不打架的！
陳：你要不要講一講文芬的作品！你們是同榜出書，文芬剛才講了，她十分佩服您的創作，您要不要也說說她的？
馬：我覺得文芬寫的微型小說跟我的完全不同。到底有什麼區別？我就不好說了。
陳：你覺得你寫得比她好所以不好說……
馬：不不不，她寫得好，有一種哲學的意味在。
●有關臺灣文學
陳：您接觸也翻譯了不少臺灣文學，您覺得臺灣文學與中國大陸的文學，兩岸之間有何不同？能不能簡單地講一下。
馬：有很大的區別。大陸在１９４０年代有一些優秀的詩人，像鄭敏、辛笛、穆旦……可是除了個別詩人像聞捷，5０年代到７０年代幾乎都是一片空白。但是臺灣１９４９年後從大陸帶來五四的傳統，有紀弦、瘂弦、洛夫，所以臺灣的詩發展是有連續性的，但是大陸的卻斷了。直到７８、７９年才出現了今天派的年輕的詩人, 再創了中國新詩的熱潮。但是我覺得非常奇怪，像北島、多多、江河……他們對五四運動的詩歌，卻看不起。我記得我與北島曾談到我非常喜歡的聞一多啊、徐志摩啊，我家裡藏的詩集很多，我就拿出來請他睡覺以前可以看看，隔天，我問他看得怎麼樣，他好像覺得沒有什麼 。其實卞之琳的詩比朦朧詩人的詩朦朧得多.
芬：先前歐陽江河訪問過你，刊登在《讀書雜誌》上，那個訪問當時我不以為意，可是很多人誇獎，我就決定再看了一遍，之後發覺滿有意義。當時歐陽江河提出了一個說法，他認為他們自己的詩很好，認為你當年欣賞他們，也認為你是一個很前衛很先鋒的譯者，可是我覺得他們透露一個意思是，他們有的時候也被你倒打一靶，原因是你在談論《左傳》、口語、文言、雅言，這些東西都是他們不喜歡聽的，他們一直以為你是一個往前看的人，當時你就回答他們，要往前看也要往後看。
陳：要有一個深厚的傳統。他們在有一個時期有一些詩人不但是反對大傳統，就是從古代文化以來，也反對小傳統，他們把五四運動時的東西看得太扁了，其實是滿可惜的！
芬：如果要問馬悅然對中國詩人的看法，反過來說中國詩人應該要先去看馬悅然過去翻譯的詩的全部背景，他在擔任兩屆歐洲漢學協會邀請百名漢學家編寫《1900-1949中國文學見解》分成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戲劇、詩歌四大冊，他當總編輯，花了十年寫信催稿跟漢學家們論爭，將1949年以前幾乎為歷史所遺忘的許多作家的著作編成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 (ed. by Göran Malmqvist), vol I. The Novel; vol. II. The Short Story; vol. III. The Poetry; vol. IV. The Drama. Leiden, New York, Köpenhamn, Köln: E.J. Brill 1988-89, I-XVII+238, I- XII+300, I-XII+301, I-VIII+347 pages）。透過這個文學見解的編著，使歷史記憶那些可能被遺忘的中文作家得到學者們重新討論的機會。最近，馬悅然擬出一份他對1949年以前中文文學的作品選目，從這四個文類選出他認為非常好的作品。從詩歌的選集裏頭他的詩觀就很清楚了。這四個書單一出來，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非常感興趣，邀請四位中國的文學教授做出評論，將會在理論刊物《文學》發表，我們很期待這樣一份重新記憶許多詩人、作家的選目，能重新回到文學歷史跟傳統的討論。
●
陳：下個月新的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就要誕生了，儘管有人評論說諾貝爾文學獎不是唯一評定的標準，但是無疑的它是世界上共同承認的很高的標準，它是一種語言表現被世界認識最有利的媒介，你一旦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各種不同的評論將從世界各地產生。馬老，您覺得臺灣文學有被世界注意到嗎？
馬：不夠，其實不夠！這是有原因的，應該要多看臺灣詩人與小說家的著作，筆會的貢獻很大，但是該搜集更多的一些詩人的作品，像陶忘機(John Balcom)譯的洛夫《石室之死亡》，就應拿出來，讓大家認識。我覺得也可以湊一筆資金找著名的翻譯家到台灣開會、交流，一起討論翻譯文學的問題。
陳：楊牧最近新出了一本詩集《長短歌行》，洪範出版，精裝，很漂亮！
可以說馬老最近兩三年進行跟臺灣文學最有關的，就是楊牧作品全面性的推薦。
馬：我覺得楊牧的著作應該介紹給大家。
陳：請你簡單用一兩句話講一下楊牧這樣一個詩人在你心目中的重要性，為什麼選定他？
馬：因為他是一個非常好的詩人！
芬：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楊牧的身上可以回答雅言與口語、現代與傳統的問題。從一個大師身上，我們可以談論文學歷史的問題！悅然在選楊牧瑞典文版的１２０首詩時，他就已經精讀過楊牧所有的詩，所以１２０首詩的選法，就已經回答了他對楊牧的看法。
訂閱：
文章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