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悅然的中文著作、書訊（陳文芬編輯）
2015年2月22日 星期日
野鶴原: 俳句的奧義
野鶴原: 俳句的奧義: 對托馬斯 ‧ 特朗斯特羅默與 松尾芭蕉俳句的審美闡釋 前言 本文選擇瑞典當代詩人托馬斯 ‧ 特朗斯特羅默 ， 與日本十七世紀俳聖松尾芭蕉各十首俳句 ， 作詩學上的分析比較 。依據的俳句文本選自馬悅然中譯的《巨大的謎語》（行人文化實...
鄭順聰：純粹更甚伏特加 《巨大的謎語》
鄭順聰／書評
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作 馬悅然／譯 詩人1990年中風失語，爾後出版《悲傷的鳳尾船》、《巨大的謎語》，合為一帙，即此繁體版首書。靜、沉默等字詞時不時出現，消滅多餘聲響、去除冗贅窠臼，諾貝爾等級的韻文，是伏特加，純粹不容許任何雜質，一品嚐，意象轟然爆炸，短詩與俳句，精警得驚心。詩人寫得不多，不過是「玻璃箱裡頭／蛇／莫名其妙的淨」，雪地與疾病囚禁、北歐式冷冽，這是最激進的冰山理論，水面下巨大的不可知，「在搆不著的地方閃光／像當舖中的／銀子。」
鄭順聰簡介，嘉義民雄人，曾任聯合文學主編。著有詩集「時刻表」、自傳體小說《家工廠》。近期研究台灣前輩畫家陳澄波。文筆誠摯清新，觀察常出人意表，堅持力特別強悍的一個作者，他的小說有一種特別的能力，當他寫不下去他仍堅持說故事的欲望，在平實而豐富的故事當中，讀者會感受到他還願意不停不停說下去的欲望。
（文芬）
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作 馬悅然／譯 詩人1990年中風失語，爾後出版《悲傷的鳳尾船》、《巨大的謎語》，合為一帙，即此繁體版首書。靜、沉默等字詞時不時出現，消滅多餘聲響、去除冗贅窠臼，諾貝爾等級的韻文，是伏特加，純粹不容許任何雜質，一品嚐，意象轟然爆炸，短詩與俳句，精警得驚心。詩人寫得不多，不過是「玻璃箱裡頭／蛇／莫名其妙的淨」，雪地與疾病囚禁、北歐式冷冽，這是最激進的冰山理論，水面下巨大的不可知，「在搆不著的地方閃光／像當舖中的／銀子。」
鄭順聰簡介，嘉義民雄人，曾任聯合文學主編。著有詩集「時刻表」、自傳體小說《家工廠》。近期研究台灣前輩畫家陳澄波。文筆誠摯清新，觀察常出人意表，堅持力特別強悍的一個作者，他的小說有一種特別的能力，當他寫不下去他仍堅持說故事的欲望，在平實而豐富的故事當中，讀者會感受到他還願意不停不停說下去的欲望。
（文芬）
2015年2月17日 星期二
自由時報・副刊
愛讀書 《記憶看見我》
2012-05-28
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著，馬悅然譯，行人出版
相較於詩集《巨大的謎語》對語言的鍛鍊，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Tomas Tranströmer，1931-）的自傳性文本《記憶看見我》則以簡潔敘述將生命中最璀璨的部分――「彗星的核心」，即童年與青少年時期，重現紙上。在成為詩人之前，小小托馬斯原本著迷於與外公到斯德哥爾摩近海小島捕捉昆蟲、製作標本，或假借舅舅的證件進成人圖書館借書……儘管母親離婚一事，看似造成某類擔憂自己「與眾不同」的陰影，但戰爭時納粹所製造的精神壓迫，毋寧更全面地滲進生活。儘管如此，在憂悒的青春期如魅影籠罩之前，無論是寄情自然生物，或在紙頁間探險非洲大陸，都豐潤了一名寫作者的心靈。全書篇幅輕巧，從小學時期霸凌往事談至高中習拉丁文與寫詩，速寫了那些珍而重之的人，事，空間，書末且附馬悅然所譯，在特朗斯特羅默首冊詩集《詩十七首》出版前所發表過的、最早的詩，恰可與自傳內容相映。 （Art Farmer）
2014年6月10日 星期二
《不死的流亡者》序言
母語就是你們的祖國
馬悅然，原名約然·馬爾摩奎斯特(Goran Malmqvist),一九二四年生，瑞典汉学家，斯德哥爾摩大學東亞學院中文系榮休教授，諾貝爾文学奖評選機構瑞典学院院士。
這是一部流亡中文作家的文集，而又题獻给另一個高龄的流亡作家劉賓雁，一個當代中國历史上最大瞻直言，的自由門士。
我最初见到劉賓雁是一九八六年上海金山举行的「當代中国文學國際研讨會」上。參加者在這次研讨會上的發言大都是讨论當代中国文學的不同方面，只有劉賓雁的發言是個例外。他逻擇了直面社會問题，對當時中國性教育受壓制的情況进行了尖锐的抨擊。他大膽地陳述那些让人吃驚的事实，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聽他那次發言之後，我就覺得劉賓雁是個與眾不同的作家，他的内在流亡早巳經開始了。
自一九八六年初次見面之後，我又很榮幸地在瑞典的很多活動場合再见到劉賓雁。他的承擔，他的勇氣，他的風骨，總给人留下難忘的印象。有很多年，他编輯出版的《中国论坛》给我提供了有關當代中國社會的寶贵信息，尤其是看到了他對社會問题的洞察力。
「流亡」通常是高高在上的當權者強加在作家頭上的。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些作家，比如傳奇的诗人屈原，為了表明自己的高潔和清白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還有些作家，比如柳宗元、韓愈和蘇柬坡，以坦蕩胸懷接受「流亡」的命運，而继续創作出有永恆價值的文學作品。還有偉大的學者顧炎武，以及傑出的畫家八大山人，選擇内在的精神流亡，使自己能夠继续著述和藝術創造，對有些作家来说，流亡是生活的一種方式。當流亡诗人北岛接受瑞典筆會頒發给流亡作家的圖霍爾斯基獎的時候，他曾經這樣说:
一个詩人開始寫詩的那一天，他實際上就踏上了流亡之路。在某種意義上，流亡和詩歌幾乎是同样的概念。詩人總是不斷桃戰既有的文化、既有的語言，這種角色註定了他從来沒有固定的家园．企圖控制文化和語言的當權者自然會把詩人看成國家的敵人。他的外部流亡只下過是他內心流亡的繼續。
西元兩千年，當流亡法國的高行健穫得诺貝爾文學獎的時候，我在頒仪式上宣讀了我代表瑞典文學院寫的祝辭。我说，「你不是兩手空空離開祖国的，你帶著你的母語離開祖國，而從此以後母語也成為你的祖國。我相信，那些堅持用母語中文写作的流亡作家，有自己的精神家园。
流亡中的中文诗人、作家和学者。用這本文集来向另一個流亡作家表示敬意，表示認同，而這個作家即使身處逆境也比其他人都更好地保持了自己人格的完整，他巳經奮鬥一生，而且還將继績為人的尊严而奮鬥到底。
能為一本題獻给我非常尊敬的作家的文集寫一篇前言，我感到非常荣幸。
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馬悅然，原名約然·馬爾摩奎斯特(Goran Malmqvist),一九二四年生，瑞典汉学家，斯德哥爾摩大學東亞學院中文系榮休教授，諾貝爾文学奖評選機構瑞典学院院士。
這是一部流亡中文作家的文集，而又题獻给另一個高龄的流亡作家劉賓雁，一個當代中國历史上最大瞻直言，的自由門士。
我最初见到劉賓雁是一九八六年上海金山举行的「當代中国文學國際研讨會」上。參加者在這次研讨會上的發言大都是讨论當代中国文學的不同方面，只有劉賓雁的發言是個例外。他逻擇了直面社會問题，對當時中國性教育受壓制的情況进行了尖锐的抨擊。他大膽地陳述那些让人吃驚的事实，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聽他那次發言之後，我就覺得劉賓雁是個與眾不同的作家，他的内在流亡早巳經開始了。
自一九八六年初次見面之後，我又很榮幸地在瑞典的很多活動場合再见到劉賓雁。他的承擔，他的勇氣，他的風骨，總给人留下難忘的印象。有很多年，他编輯出版的《中国论坛》给我提供了有關當代中國社會的寶贵信息，尤其是看到了他對社會問题的洞察力。
「流亡」通常是高高在上的當權者強加在作家頭上的。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些作家，比如傳奇的诗人屈原，為了表明自己的高潔和清白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還有些作家，比如柳宗元、韓愈和蘇柬坡，以坦蕩胸懷接受「流亡」的命運，而继续創作出有永恆價值的文學作品。還有偉大的學者顧炎武，以及傑出的畫家八大山人，選擇内在的精神流亡，使自己能夠继续著述和藝術創造，對有些作家来说，流亡是生活的一種方式。當流亡诗人北岛接受瑞典筆會頒發给流亡作家的圖霍爾斯基獎的時候，他曾經這樣说:
一个詩人開始寫詩的那一天，他實際上就踏上了流亡之路。在某種意義上，流亡和詩歌幾乎是同样的概念。詩人總是不斷桃戰既有的文化、既有的語言，這種角色註定了他從来沒有固定的家园．企圖控制文化和語言的當權者自然會把詩人看成國家的敵人。他的外部流亡只下過是他內心流亡的繼續。
西元兩千年，當流亡法國的高行健穫得诺貝爾文學獎的時候，我在頒仪式上宣讀了我代表瑞典文學院寫的祝辭。我说，「你不是兩手空空離開祖国的，你帶著你的母語離開祖國，而從此以後母語也成為你的祖國。我相信，那些堅持用母語中文写作的流亡作家，有自己的精神家园。
流亡中的中文诗人、作家和学者。用這本文集来向另一個流亡作家表示敬意，表示認同，而這個作家即使身處逆境也比其他人都更好地保持了自己人格的完整，他巳經奮鬥一生，而且還將继績為人的尊严而奮鬥到底。
能為一本題獻给我非常尊敬的作家的文集寫一篇前言，我感到非常荣幸。
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2014年6月3日 星期二
「天安門事件」兩週年進言
悲劇發生後，中國領導人開動了所有高效率的宣傳機器，想向國民及外界證明他們使用暴力是合情合理的；而國內情況也已經恢復正常。但是，中共對異己份子毫不留情的迫害，又將幾位年青知識份子加以重判，在在顯示
事實並非如此。
那場大屠殺迫使大批中國知識份子流亡國外；不少在屠殺前離國的知識份子，也因為恐怕受到迫害，寧願留在外國。中國一些最有前途的作家、詩人和學者，現在都居留國外，享有他們祖國不肯給他們的創作自由。這些流亡的作家的作品，再也不能在人民共和國內出版，往往要台灣出版商出版，世人才能讀到。
中國領導人一日頑固地不放棄對國內外異己分子的殘酷與報復心理，一日不尊重人權，他們一日不能令外界相信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入文明國家之列。可是，假如中國領導人有足夠度量特赦政治犯，並且不會再迫害國外流亡人士，那麼，他們將毫無疑問得到不少友善的回應。這樣做絕不會損害中國領導人的面子，反而會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外界關係正常化鋪平道路。（方禮年譯）
（作者為瑞典皇家文學、歷史及考古學院，瑞典皇家科學院，和瑞典學院院士）
刊登于“明報月刊”1991年6月號
A Few Words of Friendly Advice
(This appeal was published in the Hong Kong Ming Pao Journal in June 1991. It is still relevant).
Two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massacre of peacefully demonstrating students took place on the square close to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in Peking. The unprecedented brutality of the troops and the callousness of the Chinese leaders shocked the civilized world.
Since this tragic event the Chinese leaders have mobilized their propaganda apparatus in an attempt to prove to their own people, and to the outside world, that the brutal use of force was justified and that the internal situ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en normalized. The relentless persecution of dissidents and the harsh
prison sentences which have been handed out to several young intellectuals prove that this is not so.
As a result of the massacre a great many Chinese intellectuals were forced to flee their country. Many intellectuals who had left their country before the massacre took place have chosen not to return to China from fear of persecution. Some of the most promising writers,poets and scholars of China are presently living abroad, where they
enjoy a freedom which their own country refuses to allow them. Works of exiled writers which are no longer allowed to be publish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are often made accessible to the world at large by Taiwan publishers.
As long as the Chinese leaders stubbornly adhere to their relentless and revengeful attitude toward the dissidents within and outside the country and refuse to honor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Rights, they will fail in their attempts to persuade the world tha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a right to be counted among the civilized nations of the world. If,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inese leaders would
prove magnanimous enough to offer amnesty to political prisoners and freedom from persecution to those who now live in exile, they would no doubt reap a bountiful harvest of good will. Such a move would in no way involve a loss of face on the part of the Chinese leaders. On the contrary, it would serve to pave the way for a normalizat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N.G.D. Malmqvist
Member of the Swedish Academy
2014年5月24日 星期六
馬悅然談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
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
談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
（原載《開放》雜誌）
採訪時間：2010年10月25日
地點：華盛頓——斯德哥爾摩
受訪人：馬悅然，瑞典漢學家、諾貝爾文學獎評委
採訪人：北明，旅美作家、自由亞洲電台“華盛頓手記”節目主持人
北明：
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您這位十年前頒發另一位華人高行健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對此有何感受？
馬悅然：得知劉曉波獲得今年的和平獎，我非常高興。
華人作家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前，有一位大陸的記者給我打電話說： 小小的冰島獲獎，為什麼有五千年優秀歷史和十三億人口的中國還沒有獲獎呢？我回答說： 冰島並沒有獲獎，是一位冰島的作家1955年獲獎。諾貝爾文學獎是頒發給一位作家，不是頒發給一個國家。
高行健獲獎之後，另一位大陸的記者給我打電話說： 哈，中國作家協會有250個作家比他寫得好！ 我問他讀過高行健哪些作品，他就說： 高行健寫的東西根本不值得讀。我相信多半的大陸讀者只讀過高行健的《車站》。他的兩部小說《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大陸的讀者無法讀到，因為大陸的人不僅缺乏言論自由，也缺乏閱讀自由。
劉曉波是一個很勇敢的為了爭取人權和言論自由而鬥爭的人士。他明明知道他的活動會對他個人有很不愉快的結果，還是不放棄為他的同胞們服務。他這方面跟中國多數知識分子不同。中國知識分子中很少敢出來講幾句真話，我為此常常感到遺憾。巴金先生文革後發表的《隨想錄》在每一頁談到說真話的必要，但其實他真話很少，也不夠尖銳。我所認識的中國知識分子中膽子最大一位是詩人艾青。艾青年輕時候坐過國民黨監牢，一九三十年代末年在延安待過。一九四二年秋天，延安文藝座談會後幾個月，他在《解放日報》發表他的文章《了解作家，尊敬作家》，批評共產黨對作家的壓力。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的時候，艾青給帶上了高帽子，作為中國人民的敵人，被送到北大荒去做21年的苦工，1979年再平反。劉曉波，像艾青一樣，真懂得"君子自重"的意義。
北明：
最近幾年您訪問過個山西很窮的山村，能不能藉這個機會談談您在那裡的見聞和感受？
馬悅然：
爭取自由的中國人不僅是知識分子。我最近幾年有機會到山西省幾個非常貧窮的山村去，在那兒待了一段時間。呂梁山一個小山村的農民告訴我，他們的土地給底層幹部奪走了，賣給一家煤礦公司。說的是每畝地十年內每年要得500塊錢的報酬，可是農民一塊錢都沒有得到。所有的錢都落在幹部們的兜兜兒裡了。農民上縣城去提出抗議根本沒有用：縣政府的幹部跟村里的幹部一樣腐敗。
兩年前在中國發生過九萬七千個大小不同的起義。壓得沒辦法的農民用暴力攻擊派出所和黨的總部。今年發生的起義增加到二十三萬! 1989年的六·四，政府派中國人民的解放軍去鎮壓在天安門廣場的中國公民的和平示威。現在，地方當局已經沒有必要要求解放軍的部隊鎮壓農民的起義了，他們向當地的黑幫組織顧了一群流氓和健壯的打手就了事了。這也是為人民服務的一種辦法。
我認為最可惡的是中國地方當局跟黑幫關係密切。我一九四零年代末年在四川待過兩年。我在四川鄉下旅行的時候需要跟秘密社會哥老會打交道。我發現秘密組織的哥老會的頭頭不缺乏一種道德觀。今天大陸黑幫的打手好像都是為自己服務的流氓。
北明：您是說當年的哥老會還會為人民做點事情，還“盜亦有道”對嗎？
馬悅然：真的是。我認識的一些哥老會的頭頭，四川話叫“舵把子”, 他們很願意為被壓迫的貧苦農民抱不平。
北明:
劉曉波的獲獎，與改善你所看到的窮困山區情況之間是什麼關係?
馬悅然：
言論自由問題是人權的一個重要部分。劉曉波是一位堅持不懈地推動人權事業的人士。我曾聽一個中國共產黨的發言人說：人權就是吃飽肚子的權利。那當然也是一種人權。可是人權這個觀念的範圍是很寬的。它包括公民生活的精神上和物質上所有的方面。人權不僅是知識分子所該享受的，它該涉及到國家的每一個公民。經濟發展是一回事，改善一個社會制度是另一回事。中國農民非常困苦的物質條件起碼有3000年的歷史，一朝改不了的。可是言論自由已經寫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章! 只需要中國政府遵守人民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憲章的第35條就會實現言論自由。一有言論自由，其餘的人權就會慢慢地實現了。
中國政府認為劉曉波是一個違犯中國憲法的罪人，給他判了十一年的監刑。其實違犯法律的是不遵守憲章第35條的中國政府！
北明:
中國大陸政府對此獎非常反感，事前警告，事後抗議，還要求諾獎委員會道歉，您對此有什麼評價？
馬悅然：
中國官方的反感當然是想像得到的。他們事前警告挪威諾獎委員會，事後提出抗議，說明他們簡直不了解諾獎委員會是一個完全獨立的機構，不聽誰的話的機構。中國官方的這一措施真的為天下笑!
中國官方的喉舌《環球時報》 10月18日發表的社論說中國十三億人對此事很氣憤。只是在大陸缺乏言論自由的情況下，中國老百姓的多數根本不知道劉曉波是誰。他們聽官方宣布劉曉波是一個關起來的罪人，他們就上街抵制挪貨，結果燒了一部譯成中文的日本小說 《挪威的森林》!! 正如今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說，這種愛國主義的表現真可怕。
《環球時報》社論的標題是"諾委會做一次史無前例的道歉吧"。這老大哥的官腔多麼不好聽! 這篇社論的執筆者還認為挪威和平委員會採取了原教旨主義的態度，（a fundamentalist attitude） 像一個保守教會的牧師。寫這篇社論的同志顯然沒有弄懂他的胡說八道會遭到公開的嘲笑，也會引起國際社會對中國官方的輕視。
北明：
中國至今是、未來也將是最後一個政治不自由，不民主的大國。中國一百年來為了爭取自由權利，一代代不斷抗爭，至今未果。您覺得諾貝爾和平獎有可能持續關注中國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的情況嗎？我問這個問題是因為，2007年和2009年，美國一名副總統、一名總統分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國際輿論一般引為笑談。無論笑談與否，中國人爭取人權的努力肯定比美國人更艱難，更英勇。
馬悅然：
劉曉波當然有資格得獎。我個人認為和平獎不應頒發給在位的政治家，像美國副總統和總統等等。我最大的希望是頒發給劉曉波的獎會起一個肯定的作用，讓中國官方了解言論自由是現代社會不可缺少的一種權利。老黨員李銳和20個老幹部最近給政府寄的公開信說明黨內對言論自由的看法是不一致的。讀這封公開信，我特別驚訝是：中共宣傳部甚至敢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溫家寶的言論自由！
北明：
對劉曉波得獎， 您還有什麼想補充的?
馬悅然：
我當然希望中國政府會釋放沒有違犯國家憲法的劉曉波。最底限度我希望中國政府會讓劉曉波的夫人到挪威去替她的丈夫領獎。
北明：
謝謝您。
（本稿依據訪談問答提綱和訪問錄音整理，經雙方校對）
談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
（原載《開放》雜誌）
採訪時間：2010年10月25日
地點：華盛頓——斯德哥爾摩
受訪人：馬悅然，瑞典漢學家、諾貝爾文學獎評委
採訪人：北明，旅美作家、自由亞洲電台“華盛頓手記”節目主持人
北明：
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您這位十年前頒發另一位華人高行健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對此有何感受？
馬悅然：得知劉曉波獲得今年的和平獎，我非常高興。
華人作家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前，有一位大陸的記者給我打電話說： 小小的冰島獲獎，為什麼有五千年優秀歷史和十三億人口的中國還沒有獲獎呢？我回答說： 冰島並沒有獲獎，是一位冰島的作家1955年獲獎。諾貝爾文學獎是頒發給一位作家，不是頒發給一個國家。
高行健獲獎之後，另一位大陸的記者給我打電話說： 哈，中國作家協會有250個作家比他寫得好！ 我問他讀過高行健哪些作品，他就說： 高行健寫的東西根本不值得讀。我相信多半的大陸讀者只讀過高行健的《車站》。他的兩部小說《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大陸的讀者無法讀到，因為大陸的人不僅缺乏言論自由，也缺乏閱讀自由。
劉曉波是一個很勇敢的為了爭取人權和言論自由而鬥爭的人士。他明明知道他的活動會對他個人有很不愉快的結果，還是不放棄為他的同胞們服務。他這方面跟中國多數知識分子不同。中國知識分子中很少敢出來講幾句真話，我為此常常感到遺憾。巴金先生文革後發表的《隨想錄》在每一頁談到說真話的必要，但其實他真話很少，也不夠尖銳。我所認識的中國知識分子中膽子最大一位是詩人艾青。艾青年輕時候坐過國民黨監牢，一九三十年代末年在延安待過。一九四二年秋天，延安文藝座談會後幾個月，他在《解放日報》發表他的文章《了解作家，尊敬作家》，批評共產黨對作家的壓力。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的時候，艾青給帶上了高帽子，作為中國人民的敵人，被送到北大荒去做21年的苦工，1979年再平反。劉曉波，像艾青一樣，真懂得"君子自重"的意義。
北明：
最近幾年您訪問過個山西很窮的山村，能不能藉這個機會談談您在那裡的見聞和感受？
馬悅然：
爭取自由的中國人不僅是知識分子。我最近幾年有機會到山西省幾個非常貧窮的山村去，在那兒待了一段時間。呂梁山一個小山村的農民告訴我，他們的土地給底層幹部奪走了，賣給一家煤礦公司。說的是每畝地十年內每年要得500塊錢的報酬，可是農民一塊錢都沒有得到。所有的錢都落在幹部們的兜兜兒裡了。農民上縣城去提出抗議根本沒有用：縣政府的幹部跟村里的幹部一樣腐敗。
兩年前在中國發生過九萬七千個大小不同的起義。壓得沒辦法的農民用暴力攻擊派出所和黨的總部。今年發生的起義增加到二十三萬! 1989年的六·四，政府派中國人民的解放軍去鎮壓在天安門廣場的中國公民的和平示威。現在，地方當局已經沒有必要要求解放軍的部隊鎮壓農民的起義了，他們向當地的黑幫組織顧了一群流氓和健壯的打手就了事了。這也是為人民服務的一種辦法。
我認為最可惡的是中國地方當局跟黑幫關係密切。我一九四零年代末年在四川待過兩年。我在四川鄉下旅行的時候需要跟秘密社會哥老會打交道。我發現秘密組織的哥老會的頭頭不缺乏一種道德觀。今天大陸黑幫的打手好像都是為自己服務的流氓。
北明：您是說當年的哥老會還會為人民做點事情，還“盜亦有道”對嗎？
馬悅然：真的是。我認識的一些哥老會的頭頭，四川話叫“舵把子”, 他們很願意為被壓迫的貧苦農民抱不平。
北明:
劉曉波的獲獎，與改善你所看到的窮困山區情況之間是什麼關係?
馬悅然：
言論自由問題是人權的一個重要部分。劉曉波是一位堅持不懈地推動人權事業的人士。我曾聽一個中國共產黨的發言人說：人權就是吃飽肚子的權利。那當然也是一種人權。可是人權這個觀念的範圍是很寬的。它包括公民生活的精神上和物質上所有的方面。人權不僅是知識分子所該享受的，它該涉及到國家的每一個公民。經濟發展是一回事，改善一個社會制度是另一回事。中國農民非常困苦的物質條件起碼有3000年的歷史，一朝改不了的。可是言論自由已經寫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章! 只需要中國政府遵守人民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憲章的第35條就會實現言論自由。一有言論自由，其餘的人權就會慢慢地實現了。
中國政府認為劉曉波是一個違犯中國憲法的罪人，給他判了十一年的監刑。其實違犯法律的是不遵守憲章第35條的中國政府！
北明:
中國大陸政府對此獎非常反感，事前警告，事後抗議，還要求諾獎委員會道歉，您對此有什麼評價？
馬悅然：
中國官方的反感當然是想像得到的。他們事前警告挪威諾獎委員會，事後提出抗議，說明他們簡直不了解諾獎委員會是一個完全獨立的機構，不聽誰的話的機構。中國官方的這一措施真的為天下笑!
中國官方的喉舌《環球時報》 10月18日發表的社論說中國十三億人對此事很氣憤。只是在大陸缺乏言論自由的情況下，中國老百姓的多數根本不知道劉曉波是誰。他們聽官方宣布劉曉波是一個關起來的罪人，他們就上街抵制挪貨，結果燒了一部譯成中文的日本小說 《挪威的森林》!! 正如今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說，這種愛國主義的表現真可怕。
《環球時報》社論的標題是"諾委會做一次史無前例的道歉吧"。這老大哥的官腔多麼不好聽! 這篇社論的執筆者還認為挪威和平委員會採取了原教旨主義的態度，（a fundamentalist attitude） 像一個保守教會的牧師。寫這篇社論的同志顯然沒有弄懂他的胡說八道會遭到公開的嘲笑，也會引起國際社會對中國官方的輕視。
北明：
中國至今是、未來也將是最後一個政治不自由，不民主的大國。中國一百年來為了爭取自由權利，一代代不斷抗爭，至今未果。您覺得諾貝爾和平獎有可能持續關注中國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的情況嗎？我問這個問題是因為，2007年和2009年，美國一名副總統、一名總統分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國際輿論一般引為笑談。無論笑談與否，中國人爭取人權的努力肯定比美國人更艱難，更英勇。
馬悅然：
劉曉波當然有資格得獎。我個人認為和平獎不應頒發給在位的政治家，像美國副總統和總統等等。我最大的希望是頒發給劉曉波的獎會起一個肯定的作用，讓中國官方了解言論自由是現代社會不可缺少的一種權利。老黨員李銳和20個老幹部最近給政府寄的公開信說明黨內對言論自由的看法是不一致的。讀這封公開信，我特別驚訝是：中共宣傳部甚至敢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溫家寶的言論自由！
北明：
對劉曉波得獎， 您還有什麼想補充的?
馬悅然：
我當然希望中國政府會釋放沒有違犯國家憲法的劉曉波。最底限度我希望中國政府會讓劉曉波的夫人到挪威去替她的丈夫領獎。
北明：
謝謝您。
（本稿依據訪談問答提綱和訪問錄音整理，經雙方校對）
2014年5月20日 星期二
李長聲隨筆的俳句性
刊於文匯讀書週報
2014,0217
■卢冶
随笔有知识，有世态人事，颇值得研究。然而小说研究已有太多的套路可承袭，关于随笔的研究却往往只在随笔里谈。李长声引用内田鲁庵的话：“小说是画，即便不好，情节也能读得津津有味。而随笔是字，不好就连狗都不吃。”“没有三分洒脱和二分嘲讽不能写随笔，而且懒人不能写随笔，只耽于一事的人也不能写，看来我写这玩艺儿实在是误会。”（《关于随笔》）可见洒脱和嘲讽有，“画”与“字”兼备，与内田的“标准”相比，却弊在“耽于一事”，且懒。这反映在他的随笔上有两个特点，一是书生气，说京都是小说的，而东京是随笔的，若人与城市皆具小说性或随笔性，李公则无疑以随笔自谓，一面自叹出书“灾梨枣”，一面“无事乱翻书”。一是随物赋形，随行赋文。如其自谓，他的文章不能算书评,因为常扯些与书的内容无关的事,似乎也靠不上书话,因为有时也不单是关于书的话。
便是搜索引擎也有性格，百度有度性，谷歌有歌性，李长声的“抄”则是“俳句性”的。罗兰·巴特把随笔和俳句统称为“短形式”，其中俳句最是有益，它是陈述作用的最小行动，具有话语的“通风作用”。俳句，不是简单的组字游戏，而是表现顿悟，“形成一种世界之震颤”。无独有偶，李长声认为，比起地理上更近的中国人，远在瑞典的马悦然倒是真正懂得并作得一手好汉俳的。这日本文学中的奇怪诗体天然蕴涵了禅宗式的幽默，却并非打油诗，形式虽短，感染力却强。李长声并不见得“喜欢”俳句，却具备如巴特一般的灵感：“俳句本来是笑的诗,别具滑稽性和庶民性。芭蕉俳句讲求闲寂的禅味,但也不曾颠覆笑,而是提高了笑的意境和品位。”蛤蟆跳水是静，也是动作和世界的意外之喜。这就是俳句性。
李长声的随笔，是真正的短形式，偶尔的长文也是“短篇的连缀”。“短”不在于形式，在于心理。既选择，又离题，这是真正的怀疑论者的作风。
2014,0217
■卢冶
随笔有知识，有世态人事，颇值得研究。然而小说研究已有太多的套路可承袭，关于随笔的研究却往往只在随笔里谈。李长声引用内田鲁庵的话：“小说是画，即便不好，情节也能读得津津有味。而随笔是字，不好就连狗都不吃。”“没有三分洒脱和二分嘲讽不能写随笔，而且懒人不能写随笔，只耽于一事的人也不能写，看来我写这玩艺儿实在是误会。”（《关于随笔》）可见洒脱和嘲讽有，“画”与“字”兼备，与内田的“标准”相比，却弊在“耽于一事”，且懒。这反映在他的随笔上有两个特点，一是书生气，说京都是小说的，而东京是随笔的，若人与城市皆具小说性或随笔性，李公则无疑以随笔自谓，一面自叹出书“灾梨枣”，一面“无事乱翻书”。一是随物赋形，随行赋文。如其自谓，他的文章不能算书评,因为常扯些与书的内容无关的事,似乎也靠不上书话,因为有时也不单是关于书的话。
便是搜索引擎也有性格，百度有度性，谷歌有歌性，李长声的“抄”则是“俳句性”的。罗兰·巴特把随笔和俳句统称为“短形式”，其中俳句最是有益，它是陈述作用的最小行动，具有话语的“通风作用”。俳句，不是简单的组字游戏，而是表现顿悟，“形成一种世界之震颤”。无独有偶，李长声认为，比起地理上更近的中国人，远在瑞典的马悦然倒是真正懂得并作得一手好汉俳的。这日本文学中的奇怪诗体天然蕴涵了禅宗式的幽默，却并非打油诗，形式虽短，感染力却强。李长声并不见得“喜欢”俳句，却具备如巴特一般的灵感：“俳句本来是笑的诗,别具滑稽性和庶民性。芭蕉俳句讲求闲寂的禅味,但也不曾颠覆笑,而是提高了笑的意境和品位。”蛤蟆跳水是静，也是动作和世界的意外之喜。这就是俳句性。
李长声的随笔，是真正的短形式，偶尔的长文也是“短篇的连缀”。“短”不在于形式，在于心理。既选择，又离题，这是真正的怀疑论者的作风。
2014年1月24日 星期五
楊牧與西方
馬悅然序文，曾珍珍譯
楊牧對於西方文學深入而獨到的研究心得向來為他的創作活動提供源源不絕的養料。他一生永續探索、實驗，務求不拘泥於一種固定風格，長達近乎一甲子的創作途程，對於初衷至今可謂恪守不渝。
當今華文創作的現代詩人，論對西方詩歌傳統之涉獵深入，恐鮮有出楊牧之右者。為了探窺經典文學之堂奧，他潛心修習多種語文。學古英文以鑽研英雄史詩《貝爾武甫》Beowulf；學古典希臘文以閱讀平達耳和荷馬；更為了里爾克和歌德，努力學德文。除了詩作令人稱奇的吸納，轉化用心之外，作為譯者，楊牧的成就亦屬可觀。2007年漢英對照付梓出版的《英詩漢譯集》展現了他融會中西的治學與譯事功力。這本譯詩集橫亙英詩發展的歷史縱深，精選詩作或擷要或全豹呈現，上起古英文佚名經典（包括《貝爾武甫》），續之以中古英文敘事傳奇《甲溫爵士與綠騎俠》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而於英詩傳統成大家者更自喬叟以迄吳爾芙，共選譯了三十位詩人的傳世名作。
「轉益多師是吾師」，楊牧師法的西方詩人，除了濟慈和葉慈之外，里爾克和艾略特對他的影響亦令人矚目。他以詩心獨運的譯筆完成的《葉慈詩選》出版於1997年，採原文與漢譯雙語呈現，共譯出葉慈精選詩作76首，佐以愜恰註釋。在書首的導言中，楊牧縷述愛爾蘭國族的發展始末，勾勒出這一支最初「四季遊走和歇息於無垠的綠野上」的弱小族群，如何歷經天災饑饉與殖民壓迫多重苦難，得力於先民前仆後繼的流血犧牲與意志堅持，終於在1948年推翻大英帝國統治，卓爾獨立，成為愛爾蘭共和國。在這篇導言裡，楊牧特別強調凝聚國族意識，躁進的政治活動未必可恃也非唯一的革命取徑。以葉慈的成就與貢獻為例，楊牧倡言，詩人將源自於愛爾蘭本土的古老神話融入詩歌與劇作，為喀爾特文化注入再生的活力，允為鎔鑄國族認同的先導。
而楊牧最傲人的譯事成就當推1999年以漢英對照出版的莎劇《暴風雨》The Tempest。敏於史識，楊牧以絲絲入扣，洞察人文與自然的敏銳解讀、靈動的詩韻、展現豐贍學養的註釋與評析，讓莎翁這齣封筆傑作，透過雜糅多元用語的絕妙譯藝，為台灣文壇揭開了二十一世紀的序幕。
●
楊牧嘗云，「小教堂初夏廊蔭裡讀里爾克〈杜伊諾哀歌〉，西方文化之美盡在於斯」（見《疑神》，1993）。這位奧地利詩人所著《給青年詩人的信》（Briefe an einen jungen Gedichter, 1903-08），以及史本德（Stephen Spender）的散文專書《一首詩的創作》（The Making of a Poem, 1954），進一步則為楊牧撰述已被論者目為他個人詩藝論文之《一首詩的完成：給青年詩人的信》（1989），提供了典範。這本書寫於1984至1988年，其間楊牧以客座教授身份二度任教於台灣大學。全書由十八封信簡組成，旨在為愛好寫詩的年輕學子解疑，著眼於闡發中西文學傳統互可融通的精髓。楊牧強調寫詩是一種召喚，受召者眾，得道者寥。此一召喚求之於詩人的，乃期許他堅忍不拔，窮一生之力心無旁騖追求藝術之精進。而真誠無偽的詩除了需具備洞見與知識之外，尤賴正直的人格和有為有守的道德修持相輔相成。
楊牧對於西方文學深入而獨到的研究心得向來為他的創作活動提供源源不絕的養料。早在1966年，他即譯出了洛爾伽（Federico Garcia Lorca）的詩集《西班牙浪人吟》（Romancero Gitano）。又十年，在洛爾伽逝世四十週年前後，他發表了〈禁忌的遊戲1~4〉、〈民謠〉、〈西班牙一九三六〉等六首詩，以活用洛爾伽詩吟的迴響追懷這位挺身對抗極權橫遭殺害的詩人劇作家。
●
記憶與時間撲朔迷離的主題在楊牧多首詩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依我看來，艾略特形諸於〈焚毀的諾頓〉（Burnt Norton）詩中的時間觀或許對楊牧產生了影響，在〈水妖〉（1999）一詩略見端倪。楊牧生長在台灣東海岸的花蓮，後來任教於美國西海岸的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前後達30多年。太平洋、海的意象、洄瀾、洋流、以及潮汐的湧動在楊牧詩中迭生多重象徵意涵。潮起潮落無情地為時間的流動定節拍。然而，搏命以身體的極限搆著精準的絕技，終生嚮往超越的完美（臻於美與真的遇合），水妖，楊牧的另我，矯疾旋身逸離於時間之外。她是她自己的女兒。我個人深信瑞典詩人哈定（Gunnar Harding）針對伯格森（Henri Bergson）「流動的當下」（now flow）這一概念所做的精闢詮釋，楊牧或許心有同感。以下是哈定在2010年歌登堡（Gothenburg）書展的專題演講中所提出的詮釋：「流動的當下，生之流流動不居，時時盛載著過往，且往前發展從而更新。它不只涵納過往，也孕育著未來。就像一首正在演奏的樂曲，預示著下一個即將湧現的音調，而每一個當下奏出的音調也同時溯迴改變了前此曲調的意涵。」
楊牧的第一本詩集《水之湄》於1960年結集印行，他在後記中曾經矢志自許，表明一生將永續探索、實驗，務求不拘泥於一種固定風格。回顧他長達近乎一甲子的創作途程，對於初衷至今可謂恪守不渝。在這本以瑞典文譯行的《楊牧詩選》（Den Grone Riddaren Dikter av Yang Mu）中，我決定按創作年代依序呈現楊牧的詩作，收錄了他始於1958年勃發自18歲浪漫少年情懷的歌詩，以迄2010年七十嵩齡詩人的近作，共117首。這種呈現方式，我相信較諸炫學的指引，更有助於讀者從中體會楊牧令人驚異與時俱進的創作風格。我同時期望譯詩能提供讀者掌握原詩結構的門徑：楊牧的詩特色在於語言縝密多姿，句構隨機拆解，變化有致，而主詞的省略和行尾標點符號的闕如更平添耐人尋味的多義性。
（摘譯自瑞典文版《綠騎──楊牧詩選》序文，原稿為馬悅然以英文另行撰寫之譯序。《綠騎──楊牧詩選》：馬悅然編譯，中文、瑞典文對照，斯德哥爾摩，天鶴出版公司，2011。台灣代理：洪範書店，本書獲得瑞典2011年度「書籍藝術」大獎，三月底將於瑞典皇家圖書館展出。）
楊牧對於西方文學深入而獨到的研究心得向來為他的創作活動提供源源不絕的養料。他一生永續探索、實驗，務求不拘泥於一種固定風格，長達近乎一甲子的創作途程，對於初衷至今可謂恪守不渝。
當今華文創作的現代詩人，論對西方詩歌傳統之涉獵深入，恐鮮有出楊牧之右者。為了探窺經典文學之堂奧，他潛心修習多種語文。學古英文以鑽研英雄史詩《貝爾武甫》Beowulf；學古典希臘文以閱讀平達耳和荷馬；更為了里爾克和歌德，努力學德文。除了詩作令人稱奇的吸納，轉化用心之外，作為譯者，楊牧的成就亦屬可觀。2007年漢英對照付梓出版的《英詩漢譯集》展現了他融會中西的治學與譯事功力。這本譯詩集橫亙英詩發展的歷史縱深，精選詩作或擷要或全豹呈現，上起古英文佚名經典（包括《貝爾武甫》），續之以中古英文敘事傳奇《甲溫爵士與綠騎俠》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而於英詩傳統成大家者更自喬叟以迄吳爾芙，共選譯了三十位詩人的傳世名作。
「轉益多師是吾師」，楊牧師法的西方詩人，除了濟慈和葉慈之外，里爾克和艾略特對他的影響亦令人矚目。他以詩心獨運的譯筆完成的《葉慈詩選》出版於1997年，採原文與漢譯雙語呈現，共譯出葉慈精選詩作76首，佐以愜恰註釋。在書首的導言中，楊牧縷述愛爾蘭國族的發展始末，勾勒出這一支最初「四季遊走和歇息於無垠的綠野上」的弱小族群，如何歷經天災饑饉與殖民壓迫多重苦難，得力於先民前仆後繼的流血犧牲與意志堅持，終於在1948年推翻大英帝國統治，卓爾獨立，成為愛爾蘭共和國。在這篇導言裡，楊牧特別強調凝聚國族意識，躁進的政治活動未必可恃也非唯一的革命取徑。以葉慈的成就與貢獻為例，楊牧倡言，詩人將源自於愛爾蘭本土的古老神話融入詩歌與劇作，為喀爾特文化注入再生的活力，允為鎔鑄國族認同的先導。
而楊牧最傲人的譯事成就當推1999年以漢英對照出版的莎劇《暴風雨》The Tempest。敏於史識，楊牧以絲絲入扣，洞察人文與自然的敏銳解讀、靈動的詩韻、展現豐贍學養的註釋與評析，讓莎翁這齣封筆傑作，透過雜糅多元用語的絕妙譯藝，為台灣文壇揭開了二十一世紀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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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嘗云，「小教堂初夏廊蔭裡讀里爾克〈杜伊諾哀歌〉，西方文化之美盡在於斯」（見《疑神》，1993）。這位奧地利詩人所著《給青年詩人的信》（Briefe an einen jungen Gedichter, 1903-08），以及史本德（Stephen Spender）的散文專書《一首詩的創作》（The Making of a Poem, 1954），進一步則為楊牧撰述已被論者目為他個人詩藝論文之《一首詩的完成：給青年詩人的信》（1989），提供了典範。這本書寫於1984至1988年，其間楊牧以客座教授身份二度任教於台灣大學。全書由十八封信簡組成，旨在為愛好寫詩的年輕學子解疑，著眼於闡發中西文學傳統互可融通的精髓。楊牧強調寫詩是一種召喚，受召者眾，得道者寥。此一召喚求之於詩人的，乃期許他堅忍不拔，窮一生之力心無旁騖追求藝術之精進。而真誠無偽的詩除了需具備洞見與知識之外，尤賴正直的人格和有為有守的道德修持相輔相成。
楊牧對於西方文學深入而獨到的研究心得向來為他的創作活動提供源源不絕的養料。早在1966年，他即譯出了洛爾伽（Federico Garcia Lorca）的詩集《西班牙浪人吟》（Romancero Gitano）。又十年，在洛爾伽逝世四十週年前後，他發表了〈禁忌的遊戲1~4〉、〈民謠〉、〈西班牙一九三六〉等六首詩，以活用洛爾伽詩吟的迴響追懷這位挺身對抗極權橫遭殺害的詩人劇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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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與時間撲朔迷離的主題在楊牧多首詩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依我看來，艾略特形諸於〈焚毀的諾頓〉（Burnt Norton）詩中的時間觀或許對楊牧產生了影響，在〈水妖〉（1999）一詩略見端倪。楊牧生長在台灣東海岸的花蓮，後來任教於美國西海岸的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前後達30多年。太平洋、海的意象、洄瀾、洋流、以及潮汐的湧動在楊牧詩中迭生多重象徵意涵。潮起潮落無情地為時間的流動定節拍。然而，搏命以身體的極限搆著精準的絕技，終生嚮往超越的完美（臻於美與真的遇合），水妖，楊牧的另我，矯疾旋身逸離於時間之外。她是她自己的女兒。我個人深信瑞典詩人哈定（Gunnar Harding）針對伯格森（Henri Bergson）「流動的當下」（now flow）這一概念所做的精闢詮釋，楊牧或許心有同感。以下是哈定在2010年歌登堡（Gothenburg）書展的專題演講中所提出的詮釋：「流動的當下，生之流流動不居，時時盛載著過往，且往前發展從而更新。它不只涵納過往，也孕育著未來。就像一首正在演奏的樂曲，預示著下一個即將湧現的音調，而每一個當下奏出的音調也同時溯迴改變了前此曲調的意涵。」
楊牧的第一本詩集《水之湄》於1960年結集印行，他在後記中曾經矢志自許，表明一生將永續探索、實驗，務求不拘泥於一種固定風格。回顧他長達近乎一甲子的創作途程，對於初衷至今可謂恪守不渝。在這本以瑞典文譯行的《楊牧詩選》（Den Grone Riddaren Dikter av Yang Mu）中，我決定按創作年代依序呈現楊牧的詩作，收錄了他始於1958年勃發自18歲浪漫少年情懷的歌詩，以迄2010年七十嵩齡詩人的近作，共117首。這種呈現方式，我相信較諸炫學的指引，更有助於讀者從中體會楊牧令人驚異與時俱進的創作風格。我同時期望譯詩能提供讀者掌握原詩結構的門徑：楊牧的詩特色在於語言縝密多姿，句構隨機拆解，變化有致，而主詞的省略和行尾標點符號的闕如更平添耐人尋味的多義性。
（摘譯自瑞典文版《綠騎──楊牧詩選》序文，原稿為馬悅然以英文另行撰寫之譯序。《綠騎──楊牧詩選》：馬悅然編譯，中文、瑞典文對照，斯德哥爾摩，天鶴出版公司，2011。台灣代理：洪範書店，本書獲得瑞典2011年度「書籍藝術」大獎，三月底將於瑞典皇家圖書館展出。）
2013年11月26日 星期二
諾貝爾漢學大師 師大開課授經典
【記者李宜霖台北報導】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國際漢學大師、瑞典學院（Swedish Academy）院士馬悅然（N.G.D.Malmqvist）接受台灣師範大學聘書，擔任師大講座教授，未來將在師大開課，講授古典與現代文學的經典作品，搭起瑞典與台灣的學術橋樑。
（上圖）瑞典漢學大師、瑞典學院院士馬悅然（N.G.D.Malmqvist）4日蒞臨台灣國立師範大學，正式成為師大禮聘講座教授，開授短期課程。（圖文／姜林佑）
林語堂與老莊 讓他愛上中文
1940年代，馬悅然在瑞典的大學攻讀拉丁文跟希臘文，夢想成為一位拉丁文老師，後來他因緣際會接觸了林語堂的作品，也開始閱讀莊子、老子，發想要讀懂莊子、老子的原文，改行學中文；學了兩年中文後，前往中國四川進行方言調查，回瑞典後致力於漢學研究與翻譯工作。
馬悅然曾翻譯過中國古代經典給西方世界，包括《道德經》、《水滸傳》、〈桃花源記〉、《西遊記》，也將當代華文作家作品譯介到西方，包括沈從文、艾青、聞一多、北島、顧城、高行健、商禽、楊牧、李銳、曹乃謙、舒國治等。
馬悅然認為，一個翻譯家是兩個主人的奴隸，一個主人是他的讀者，另一個主人是他所翻譯的文本的作者，他必須對得起兩個主人。
翻譯家所面對的是文本，他的義務是把那篇文本盡可能好好地譯成另一種語言，一般來說，是自己的母語，他甚麼都不能加，甚麼也不能刪掉。他批評，有些出版社會要求刪掉一些文章，有些翻譯家也會刪掉一些片段，原因是擔心市場和讀者不能接受，他認為不應該這麼做。
馬悅然說，原文作者是一個創造者，最理想的翻譯家是一個熟練的匠人，匠人的工作是建築兩個文化之間的橋梁，非常重要。作為一個翻譯家，他有責任將自己欣賞的作品譯成母語，讓更多人觀看，可惜很多漢學家認為翻譯沒價值，比不上研究工作，但沒有翻譯，就沒有世界文學。
馬悅然指出，中國跟台灣文學作品不同，他光看幾頁就了解其中的差異，台灣的位置早已進入世界文學的範疇，台灣是詩人最多的地方，很多優秀詩人如洛夫、商禽、瘂弦、羅門等，擁有世界級水平，但是翻譯至西方世界的作品不夠多，台灣應該要請最好的翻譯家，廣為翻譯成多國語言，不只是英文。
2013年11月23日 星期六
陳義芝：斯德哥爾摩專訪馬悅然
陳義芝／專訪
中華民國筆會代表參加2013年在冰島雷克雅維克舉行的國際筆會，特別取道斯德哥爾摩，拜會國際著名的漢學家──馬悅然院士，及夫人──臺灣作家陳文芬。這次與我同行的有筆會季刊（The Taipei Chinese Pen）總編輯梁欣榮、秘書項人慧，及攝影梁瓅文小姐。彭鏡禧會長另有要公，９月８日直接飛雷克雅維克。
９月６日馬院士引領參觀瑞典學院，我們在掛滿諾獎得主照片的長廊，及院士決議諾獎得主的會議室留影。第二天同遊米勒（Carl Milles）雕刻花園，在附設的咖啡廳休息時，現場擬了幾個問題，請高齡九十歲的馬院士隨興回答。長久以來，一提到馬悅然，大家總是往諾貝爾獎聯想，談的都是他扮演文學推手那一面。這回我們從她的譯詩及微型小說創作談起。訪談以問答的形式呈現（陳義芝簡稱陳，馬悅然簡稱馬，陳文芬簡稱芬）。
中譯《巨大的謎語》
陳：2011年您在台灣出版中譯的諾貝爾獎得主托馬斯．特朗 斯特羅默（Tomas Transtromer）的詩集《巨大的謎語》（Den stora gåtan）。這是一本值得重視的詩集，不僅因為是Tomas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詩集，更由於翻譯者您，是他的深交好友。現在想請您告訴臺灣的讀者，為何要讀托馬斯的詩，他的詩呈現了什麼樣的瑞典特色及什麼樣的文學特色？
馬：我先跟你講我翻譯這詩集的背景。2004年我到臺北去，當時正在選總統，臺北鬧得很厲害，我完全不願意留在那兒，所以我和文芬到宜蘭礁溪去（芬：發生兩顆子彈事件，當天我們就去了礁溪），我就帶了這詩集，其他什麼也沒帶，用了一個週末就把整個詩集譯成中文。我覺得Tomas的這本詩集是總結他一生的文學成就，他從1990年中風，那時起他就無法講話了，只能回答是（Yes）跟不是（No），別的都不能說，從那時起他都用一些很短的俳句寫詩，所以這本詩集裡的詩差不多都是俳句。我自己非常欣賞俳句的詩集，我覺得那種感覺是非常難以言喻的。
芬：當時Tomas的《巨大的謎語》在瑞典剛出版，悅然帶著它上飛機來臺灣。臺灣發生那件事，剛好有個情境促使他很快地把它翻譯完成！
陳：但是您的中譯除了《巨大的謎語》，還有包括《悲傷的鳳尾船》。
馬：對，那是另外一本，以前出版的。
陳：所以去礁溪翻譯的就是《巨大的謎語》。您剛剛提到的「都是俳句」，指的就是《巨大的謎語》。我想請教的是，能不能透過您這位Tomas的知音來告訴讀者要怎麼欣賞這本書？特別要注意欣賞什麼？
馬：這就不容易說了……Tomas的語言非常簡單，但是詩意是深的！有一些俳句還有禪宗的味道。他愈晚期的詩，禪宗的意味愈深。
陳：的確，他的詩不是熱情的、宣揚的，而是冷靜的、內省的。馬老，Tomas有接觸過中國禪宗的典籍嗎？
馬：沒有！他要是中國人的話，他會變成一個禪詩人。
芬：他的詩跟音樂的關係比較特別。他後來那種更加內省的詩風跟他只能用一隻手彈鋼琴的心情有沒有關係？
馬：我想沒有關係。Tomas原來是很優秀的鋼琴家，但是中風了以後只能用左手彈鋼琴，儘管如此也還是彈得非常好。許多音樂家為他做了用左手就能彈奏的樂曲。
芬：Tomas自己也找到很多用單手就可彈奏的曲子，我們每次去他家拜訪，他都會彈給我們聽。
陳：Tomas現在可以行動嗎？可以坐起來嗎？
馬：可以坐起來，在拐杖的輔助下他可以站起來，可以行動也可以彈琴。
陳：Tomas的詩句不長，如同您剛剛所說的，是俳句和很短的短詩，但他都能夠把最幽隱的、神秘的生命本質呈現出來。而我們讀您中譯的詩，仍然能感受到像鋒利的手術刀在切片一樣，覺得他的詩有很深沉的象徵、超現實技巧。我非常喜歡他的詩裡面有瑞典冬天的感覺，像是雪山透著藍色冷光的意境，我有時候覺得Tomas和大導演伯格曼（Ingmar Bergman）呈現的特質很像。我自己很喜歡Tomas的短詩，諸如：〈沉默〉、〈四月和沉默〉……
馬：這兩首非常好。
陳：還有〈正如當孩子〉、〈老鷹崖〉，都有強烈的穿透力。
馬：〈沉默〉和〈四月和沉默〉是他中風以後寫的，是有點悲哀的內容。
陳：我更感興趣的是您在序言當中提到的「詩的內在節奏」，您能不能朗誦一首詩給我們聽？
馬：（朗誦〈四月和沉默〉）荒涼的春日／像絲絨暗色的水溝／爬在我身旁／沒有反射。／／唯一閃光的／是黃花。／／我的影子帶我／像一個黑盒裡的／小提琴／／我唯一要說的／在搆不著的地方閃光／像當舖中的／銀子。
陳：這一首詩我當時讀的時候做了筆記，當然馬老在序言中也有寫到，他想要表達創作的艱難、身體的束縛。這首詩是在他（Tomas）中風之後寫的，裡面有幾個意象非常特別，像是Tomas寫到自己就像小提琴一樣，被裝在小提琴的盒子裡面，「我在我的影子裡面；就像小提琴在小提琴的盒子裡面。」還有一個很鮮明的意象──「黃花」，像夢境一般的奇詭。另外，Tomas說「他說不出話來就像在當鋪中的銀子/搆不著」。用這樣的意象來代表他說不出想說的話。
談創作《我的金魚會唱莫札特》
陳：中國古代有志人小說、志怪小說，篇幅不長，但往往成為後世作家再創作的題材，原因是它關涉了很多人生主題。拉丁美洲作家，能創作大小說，也能寫精緻的極短篇──也就是您說的「微型小說」。去年您與文芬合出了《我的金魚會唱莫札特》這本書，您為什麼想要創作微型小說？瑞典文學中有沒有此一傳統？微型小說的創作在您的文學生涯中有什麼特殊的意義？
馬：這個我非常容易回答！你知道莫言的小說寫得很長，我曾經跟他提過：你寫的小說太長了，應該可以省掉一半吧！但是忽然有一天，2005年我在上海，發現《上海文學》有莫言發表的〈小說九段〉，寫得非常短！我自己非常喜歡，讀完以後馬上就把它譯成瑞典文，在瑞典發表，我自己也寫了一篇〈小說九段〉發表在《上海文學》。以後我就開始寫微型小說，我覺得微型小說就可以說出你要說的話，你的思想可以包括在一個非常短的小說裡面。微型小說不是短的散文，它就是短的小說，以前沒有這樣的文體。莫言告訴我，現在中國也有一些年輕的作家開始創作微型小說。
陳：書出版了之後你自己回頭讀不讀？自己的感覺是？
馬：我讀了好幾次啊！我非常喜歡關於辛棄疾那些宋朝的故事。就我看他是宋朝詩人裡的第一位，當然還有其他一流的詩人，但辛棄疾的文字特別好，我特別喜歡他的人！所以我寫他的微型小說。
陳：你的書裡邊有很多中國的古人、典故、情境，但是你都重新虛構……
馬：有點像魯迅的《故事新編》……
陳：我們講詩有所謂「詩的特准」(Poetic License)，在您與文芬合著《我的金魚會唱莫札特》裡，有些題材和敘事方法，似乎也有「小說的特准」，能否談談在一種文體積累的規範認知中，創作者掙脫規範所擁有的權利。
馬：你先回答看看吧！
陳：詩人有特准的，你可以打破一些規格。我覺得你們這本微型小說集似乎也具有某種小說的特准，打破一些規範，挑戰讀者的閱讀觀感，譬如：語言上的、敘事手法、文類特徵……
芬：有一位朋友的說法是：他剛開始看悅然的文章時有障礙，我覺得這個障礙很有趣。他（朋友）知道馬老的中文很好，也知道他的古典知識很豐富，但是看完了他覺得：這就是外國人寫的（馬：我就是外國人啊）。接下來說他更喜歡我的部分，我的一些人物故事會很像陳凱歌的一些（作品手法）。我與他溝通了一下有關誰是以母語創作、誰又是以第二語言來創作後，他再看悅然的文章，他說因為他知道這是一個外國人使用的中文，所以有先前的敏感，而令他敏感的原因又在於，這個外國人使用中文典故竟用得如此好。當他第二次閱讀，他終於接受了馬悅然的中文，開始有那種「金魚唱歌」的感覺。
馬：我覺得自己的想像力完全解放了，不是依照形式，有的是作夢夢見的，有的是想像的。想像力是重要的！
芬：他用感覺、用感知來決定文章的形式。
陳：腦子裡已經完全沒有文類規範了。
芬：我自己很喜歡讀北歐一百多年前的童話。瑞典20年代的作家寫過一篇〈沒有影子的王子〉，那時我發現瑞典的作家很喜歡寫「影子」，但是我們並沒有刻意要寫，直到王曄提到悅然那篇〈罷工的影子〉，我才突然發現那是個十分有趣的課題。那個故事是說，有個人從酒館出來，發現自己的影子靠在路燈旁不動了，他問影子：「你為什麼不動了？」影子說：「剛剛在酒館裡頭有一個女孩給了你一張紙條，上面有電話號碼，你拿來給我。」以後他開始跟自己的影子對話，但影子的肺活量是很差的，所以就靠在那兒不能動了。他（馬悅然）寫的每篇小說我都很喜歡，但這篇特別被朋友指出來，我有被嚇到，這篇小說寫得太好了，裡面好像有一種……這要怎麼講呢？就是說我會覺得作者的自我好像在其中，這個「影子」也是他……
陳：我知道你的意思，不只影子是他（馬悅然），他很多篇小說裡面的「他者」也都是他。而且你剛剛講到〈罷工的影子〉裡面有一個女孩，穿迷你裙的，馬老很多的作品，其實都有一些情色的創作動力。
芬：對對對！我覺得他這批微型小說滿情色的。我記得你(面對馬悅然)講說高行健寫那個什麼……
陳：《一個人的聖經》？
芬：對！他（馬悅然）說「唉，那個還不夠情色！」他自己這次真的是……怎麼說呢？不能說是解放了，可能就是一種本色吧。
陳：從佛洛依德那邊去探討，可以說是本我一直出現。回到語言問題來談，馬老驅遣文言、白話、書面語言以及方言，融合運用的藝術（靈巧）令我驚奇。
馬：這可能跟我的背景有關係，因為我在四川待了兩年，所以我的四川話講得還可以啦！我也很喜歡用四川話，下筆時用個一兩句。至於白話可能是受中國30年代的作家影響比較深一點。我的白話文是比較老的，有一點像是30年代的。
陳：那未嘗沒有個性。現今電子資訊化、國際化，語言特色反而沒了！
馬：如果我要用古文的話，我就一定要用對的、好的古文。
陳：所以可以看到您的創作裡面，有來自中國古文所薰陶的，有來自二、三十年代中國現代文學影響的，也有來自於您在四川生活時習得的口語，我覺得交融得非常好。能不能進一步談談「雅言」與「口語」的爭辯，大陸曾有人批評臺灣的詩太書面語，不夠生活化。您怎麼看？
馬：我寫了一篇東西還沒發表，裡面談到《左傳》裡頭的對話是用口語的。在古文裡頭雅言與口語是一體的，到了漢朝的文言文就不同了！我覺得有的時候需要用雅言，有的時候需要用口語。
陳：所以雅一點的、俗一點的都應該要用。
馬：對，它們都有存在的必要。
陳：在您的作品，這兩者是不打架的。
馬：不打架的！
陳：你要不要講一講文芬的作品！你們是同榜出書，文芬剛才講了，她十分佩服您的創作，您要不要也說說她的？
馬：我覺得文芬寫的微型小說跟我的完全不同。到底有什麼區別？我就不好說了。
陳：你覺得你寫得比她好所以不好說……
馬：不不不，她寫得好，有一種哲學的意味在。
●有關臺灣文學
陳：您接觸也翻譯了不少臺灣文學，您覺得臺灣文學與中國大陸的文學，兩岸之間有何不同？能不能簡單地講一下。
馬：有很大的區別。大陸在１９４０年代有一些優秀的詩人，像鄭敏、辛笛、穆旦……可是除了個別詩人像聞捷，5０年代到７０年代幾乎都是一片空白。但是臺灣１９４９年後從大陸帶來五四的傳統，有紀弦、瘂弦、洛夫，所以臺灣的詩發展是有連續性的，但是大陸的卻斷了。直到７８、７９年才出現了今天派的年輕的詩人, 再創了中國新詩的熱潮。但是我覺得非常奇怪，像北島、多多、江河……他們對五四運動的詩歌，卻看不起。我記得我與北島曾談到我非常喜歡的聞一多啊、徐志摩啊，我家裡藏的詩集很多，我就拿出來請他睡覺以前可以看看，隔天，我問他看得怎麼樣，他好像覺得沒有什麼 。其實卞之琳的詩比朦朧詩人的詩朦朧得多.
芬：先前歐陽江河訪問過你，刊登在《讀書雜誌》上，那個訪問當時我不以為意，可是很多人誇獎，我就決定再看了一遍，之後發覺滿有意義。當時歐陽江河提出了一個說法，他認為他們自己的詩很好，認為你當年欣賞他們，也認為你是一個很前衛很先鋒的譯者，可是我覺得他們透露一個意思是，他們有的時候也被你倒打一靶，原因是你在談論《左傳》、口語、文言、雅言，這些東西都是他們不喜歡聽的，他們一直以為你是一個往前看的人，當時你就回答他們，要往前看也要往後看。
陳：要有一個深厚的傳統。他們在有一個時期有一些詩人不但是反對大傳統，就是從古代文化以來，也反對小傳統，他們把五四運動時的東西看得太扁了，其實是滿可惜的！
芬：如果要問馬悅然對中國詩人的看法，反過來說中國詩人應該要先去看馬悅然過去翻譯的詩的全部背景，他在擔任兩屆歐洲漢學協會邀請百名漢學家編寫《1900-1949中國文學見解》分成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戲劇、詩歌四大冊，他當總編輯，花了十年寫信催稿跟漢學家們論爭，將1949年以前幾乎為歷史所遺忘的許多作家的著作編成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 (ed. by Göran Malmqvist), vol I. The Novel; vol. II. The Short Story; vol. III. The Poetry; vol. IV. The Drama. Leiden, New York, Köpenhamn, Köln: E.J. Brill 1988-89, I-XVII+238, I- XII+300, I-XII+301, I-VIII+347 pages）。透過這個文學見解的編著，使歷史記憶那些可能被遺忘的中文作家得到學者們重新討論的機會。最近，馬悅然擬出一份他對1949年以前中文文學的作品選目，從這四個文類選出他認為非常好的作品。從詩歌的選集裏頭他的詩觀就很清楚了。這四個書單一出來，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非常感興趣，邀請四位中國的文學教授做出評論，將會在理論刊物《文學》發表，我們很期待這樣一份重新記憶許多詩人、作家的選目，能重新回到文學歷史跟傳統的討論。
●
陳：下個月新的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就要誕生了，儘管有人評論說諾貝爾文學獎不是唯一評定的標準，但是無疑的它是世界上共同承認的很高的標準，它是一種語言表現被世界認識最有利的媒介，你一旦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各種不同的評論將從世界各地產生。馬老，您覺得臺灣文學有被世界注意到嗎？
馬：不夠，其實不夠！這是有原因的，應該要多看臺灣詩人與小說家的著作，筆會的貢獻很大，但是該搜集更多的一些詩人的作品，像陶忘機(John Balcom)譯的洛夫《石室之死亡》，就應拿出來，讓大家認識。我覺得也可以湊一筆資金找著名的翻譯家到台灣開會、交流，一起討論翻譯文學的問題。
陳：楊牧最近新出了一本詩集《長短歌行》，洪範出版，精裝，很漂亮！
可以說馬老最近兩三年進行跟臺灣文學最有關的，就是楊牧作品全面性的推薦。
馬：我覺得楊牧的著作應該介紹給大家。
陳：請你簡單用一兩句話講一下楊牧這樣一個詩人在你心目中的重要性，為什麼選定他？
馬：因為他是一個非常好的詩人！
芬：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楊牧的身上可以回答雅言與口語、現代與傳統的問題。從一個大師身上，我們可以談論文學歷史的問題！悅然在選楊牧瑞典文版的１２０首詩時，他就已經精讀過楊牧所有的詩，所以１２０首詩的選法，就已經回答了他對楊牧的看法。
中華民國筆會代表參加2013年在冰島雷克雅維克舉行的國際筆會，特別取道斯德哥爾摩，拜會國際著名的漢學家──馬悅然院士，及夫人──臺灣作家陳文芬。這次與我同行的有筆會季刊（The Taipei Chinese Pen）總編輯梁欣榮、秘書項人慧，及攝影梁瓅文小姐。彭鏡禧會長另有要公，９月８日直接飛雷克雅維克。
９月６日馬院士引領參觀瑞典學院，我們在掛滿諾獎得主照片的長廊，及院士決議諾獎得主的會議室留影。第二天同遊米勒（Carl Milles）雕刻花園，在附設的咖啡廳休息時，現場擬了幾個問題，請高齡九十歲的馬院士隨興回答。長久以來，一提到馬悅然，大家總是往諾貝爾獎聯想，談的都是他扮演文學推手那一面。這回我們從她的譯詩及微型小說創作談起。訪談以問答的形式呈現（陳義芝簡稱陳，馬悅然簡稱馬，陳文芬簡稱芬）。
中譯《巨大的謎語》
陳：2011年您在台灣出版中譯的諾貝爾獎得主托馬斯．特朗 斯特羅默（Tomas Transtromer）的詩集《巨大的謎語》（Den stora gåtan）。這是一本值得重視的詩集，不僅因為是Tomas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詩集，更由於翻譯者您，是他的深交好友。現在想請您告訴臺灣的讀者，為何要讀托馬斯的詩，他的詩呈現了什麼樣的瑞典特色及什麼樣的文學特色？
馬：我先跟你講我翻譯這詩集的背景。2004年我到臺北去，當時正在選總統，臺北鬧得很厲害，我完全不願意留在那兒，所以我和文芬到宜蘭礁溪去（芬：發生兩顆子彈事件，當天我們就去了礁溪），我就帶了這詩集，其他什麼也沒帶，用了一個週末就把整個詩集譯成中文。我覺得Tomas的這本詩集是總結他一生的文學成就，他從1990年中風，那時起他就無法講話了，只能回答是（Yes）跟不是（No），別的都不能說，從那時起他都用一些很短的俳句寫詩，所以這本詩集裡的詩差不多都是俳句。我自己非常欣賞俳句的詩集，我覺得那種感覺是非常難以言喻的。
芬：當時Tomas的《巨大的謎語》在瑞典剛出版，悅然帶著它上飛機來臺灣。臺灣發生那件事，剛好有個情境促使他很快地把它翻譯完成！
陳：但是您的中譯除了《巨大的謎語》，還有包括《悲傷的鳳尾船》。
馬：對，那是另外一本，以前出版的。
陳：所以去礁溪翻譯的就是《巨大的謎語》。您剛剛提到的「都是俳句」，指的就是《巨大的謎語》。我想請教的是，能不能透過您這位Tomas的知音來告訴讀者要怎麼欣賞這本書？特別要注意欣賞什麼？
馬：這就不容易說了……Tomas的語言非常簡單，但是詩意是深的！有一些俳句還有禪宗的味道。他愈晚期的詩，禪宗的意味愈深。
陳：的確，他的詩不是熱情的、宣揚的，而是冷靜的、內省的。馬老，Tomas有接觸過中國禪宗的典籍嗎？
馬：沒有！他要是中國人的話，他會變成一個禪詩人。
芬：他的詩跟音樂的關係比較特別。他後來那種更加內省的詩風跟他只能用一隻手彈鋼琴的心情有沒有關係？
馬：我想沒有關係。Tomas原來是很優秀的鋼琴家，但是中風了以後只能用左手彈鋼琴，儘管如此也還是彈得非常好。許多音樂家為他做了用左手就能彈奏的樂曲。
芬：Tomas自己也找到很多用單手就可彈奏的曲子，我們每次去他家拜訪，他都會彈給我們聽。
陳：Tomas現在可以行動嗎？可以坐起來嗎？
馬：可以坐起來，在拐杖的輔助下他可以站起來，可以行動也可以彈琴。
陳：Tomas的詩句不長，如同您剛剛所說的，是俳句和很短的短詩，但他都能夠把最幽隱的、神秘的生命本質呈現出來。而我們讀您中譯的詩，仍然能感受到像鋒利的手術刀在切片一樣，覺得他的詩有很深沉的象徵、超現實技巧。我非常喜歡他的詩裡面有瑞典冬天的感覺，像是雪山透著藍色冷光的意境，我有時候覺得Tomas和大導演伯格曼（Ingmar Bergman）呈現的特質很像。我自己很喜歡Tomas的短詩，諸如：〈沉默〉、〈四月和沉默〉……
馬：這兩首非常好。
陳：還有〈正如當孩子〉、〈老鷹崖〉，都有強烈的穿透力。
馬：〈沉默〉和〈四月和沉默〉是他中風以後寫的，是有點悲哀的內容。
陳：我更感興趣的是您在序言當中提到的「詩的內在節奏」，您能不能朗誦一首詩給我們聽？
馬：（朗誦〈四月和沉默〉）荒涼的春日／像絲絨暗色的水溝／爬在我身旁／沒有反射。／／唯一閃光的／是黃花。／／我的影子帶我／像一個黑盒裡的／小提琴／／我唯一要說的／在搆不著的地方閃光／像當舖中的／銀子。
陳：這一首詩我當時讀的時候做了筆記，當然馬老在序言中也有寫到，他想要表達創作的艱難、身體的束縛。這首詩是在他（Tomas）中風之後寫的，裡面有幾個意象非常特別，像是Tomas寫到自己就像小提琴一樣，被裝在小提琴的盒子裡面，「我在我的影子裡面；就像小提琴在小提琴的盒子裡面。」還有一個很鮮明的意象──「黃花」，像夢境一般的奇詭。另外，Tomas說「他說不出話來就像在當鋪中的銀子/搆不著」。用這樣的意象來代表他說不出想說的話。
談創作《我的金魚會唱莫札特》
陳：中國古代有志人小說、志怪小說，篇幅不長，但往往成為後世作家再創作的題材，原因是它關涉了很多人生主題。拉丁美洲作家，能創作大小說，也能寫精緻的極短篇──也就是您說的「微型小說」。去年您與文芬合出了《我的金魚會唱莫札特》這本書，您為什麼想要創作微型小說？瑞典文學中有沒有此一傳統？微型小說的創作在您的文學生涯中有什麼特殊的意義？
馬：這個我非常容易回答！你知道莫言的小說寫得很長，我曾經跟他提過：你寫的小說太長了，應該可以省掉一半吧！但是忽然有一天，2005年我在上海，發現《上海文學》有莫言發表的〈小說九段〉，寫得非常短！我自己非常喜歡，讀完以後馬上就把它譯成瑞典文，在瑞典發表，我自己也寫了一篇〈小說九段〉發表在《上海文學》。以後我就開始寫微型小說，我覺得微型小說就可以說出你要說的話，你的思想可以包括在一個非常短的小說裡面。微型小說不是短的散文，它就是短的小說，以前沒有這樣的文體。莫言告訴我，現在中國也有一些年輕的作家開始創作微型小說。
陳：書出版了之後你自己回頭讀不讀？自己的感覺是？
馬：我讀了好幾次啊！我非常喜歡關於辛棄疾那些宋朝的故事。就我看他是宋朝詩人裡的第一位，當然還有其他一流的詩人，但辛棄疾的文字特別好，我特別喜歡他的人！所以我寫他的微型小說。
陳：你的書裡邊有很多中國的古人、典故、情境，但是你都重新虛構……
馬：有點像魯迅的《故事新編》……
陳：我們講詩有所謂「詩的特准」(Poetic License)，在您與文芬合著《我的金魚會唱莫札特》裡，有些題材和敘事方法，似乎也有「小說的特准」，能否談談在一種文體積累的規範認知中，創作者掙脫規範所擁有的權利。
馬：你先回答看看吧！
陳：詩人有特准的，你可以打破一些規格。我覺得你們這本微型小說集似乎也具有某種小說的特准，打破一些規範，挑戰讀者的閱讀觀感，譬如：語言上的、敘事手法、文類特徵……
芬：有一位朋友的說法是：他剛開始看悅然的文章時有障礙，我覺得這個障礙很有趣。他（朋友）知道馬老的中文很好，也知道他的古典知識很豐富，但是看完了他覺得：這就是外國人寫的（馬：我就是外國人啊）。接下來說他更喜歡我的部分，我的一些人物故事會很像陳凱歌的一些（作品手法）。我與他溝通了一下有關誰是以母語創作、誰又是以第二語言來創作後，他再看悅然的文章，他說因為他知道這是一個外國人使用的中文，所以有先前的敏感，而令他敏感的原因又在於，這個外國人使用中文典故竟用得如此好。當他第二次閱讀，他終於接受了馬悅然的中文，開始有那種「金魚唱歌」的感覺。
馬：我覺得自己的想像力完全解放了，不是依照形式，有的是作夢夢見的，有的是想像的。想像力是重要的！
芬：他用感覺、用感知來決定文章的形式。
陳：腦子裡已經完全沒有文類規範了。
芬：我自己很喜歡讀北歐一百多年前的童話。瑞典20年代的作家寫過一篇〈沒有影子的王子〉，那時我發現瑞典的作家很喜歡寫「影子」，但是我們並沒有刻意要寫，直到王曄提到悅然那篇〈罷工的影子〉，我才突然發現那是個十分有趣的課題。那個故事是說，有個人從酒館出來，發現自己的影子靠在路燈旁不動了，他問影子：「你為什麼不動了？」影子說：「剛剛在酒館裡頭有一個女孩給了你一張紙條，上面有電話號碼，你拿來給我。」以後他開始跟自己的影子對話，但影子的肺活量是很差的，所以就靠在那兒不能動了。他（馬悅然）寫的每篇小說我都很喜歡，但這篇特別被朋友指出來，我有被嚇到，這篇小說寫得太好了，裡面好像有一種……這要怎麼講呢？就是說我會覺得作者的自我好像在其中，這個「影子」也是他……
陳：我知道你的意思，不只影子是他（馬悅然），他很多篇小說裡面的「他者」也都是他。而且你剛剛講到〈罷工的影子〉裡面有一個女孩，穿迷你裙的，馬老很多的作品，其實都有一些情色的創作動力。
芬：對對對！我覺得他這批微型小說滿情色的。我記得你(面對馬悅然)講說高行健寫那個什麼……
陳：《一個人的聖經》？
芬：對！他（馬悅然）說「唉，那個還不夠情色！」他自己這次真的是……怎麼說呢？不能說是解放了，可能就是一種本色吧。
陳：從佛洛依德那邊去探討，可以說是本我一直出現。回到語言問題來談，馬老驅遣文言、白話、書面語言以及方言，融合運用的藝術（靈巧）令我驚奇。
馬：這可能跟我的背景有關係，因為我在四川待了兩年，所以我的四川話講得還可以啦！我也很喜歡用四川話，下筆時用個一兩句。至於白話可能是受中國30年代的作家影響比較深一點。我的白話文是比較老的，有一點像是30年代的。
陳：那未嘗沒有個性。現今電子資訊化、國際化，語言特色反而沒了！
馬：如果我要用古文的話，我就一定要用對的、好的古文。
陳：所以可以看到您的創作裡面，有來自中國古文所薰陶的，有來自二、三十年代中國現代文學影響的，也有來自於您在四川生活時習得的口語，我覺得交融得非常好。能不能進一步談談「雅言」與「口語」的爭辯，大陸曾有人批評臺灣的詩太書面語，不夠生活化。您怎麼看？
馬：我寫了一篇東西還沒發表，裡面談到《左傳》裡頭的對話是用口語的。在古文裡頭雅言與口語是一體的，到了漢朝的文言文就不同了！我覺得有的時候需要用雅言，有的時候需要用口語。
陳：所以雅一點的、俗一點的都應該要用。
馬：對，它們都有存在的必要。
陳：在您的作品，這兩者是不打架的。
馬：不打架的！
陳：你要不要講一講文芬的作品！你們是同榜出書，文芬剛才講了，她十分佩服您的創作，您要不要也說說她的？
馬：我覺得文芬寫的微型小說跟我的完全不同。到底有什麼區別？我就不好說了。
陳：你覺得你寫得比她好所以不好說……
馬：不不不，她寫得好，有一種哲學的意味在。
●有關臺灣文學
陳：您接觸也翻譯了不少臺灣文學，您覺得臺灣文學與中國大陸的文學，兩岸之間有何不同？能不能簡單地講一下。
馬：有很大的區別。大陸在１９４０年代有一些優秀的詩人，像鄭敏、辛笛、穆旦……可是除了個別詩人像聞捷，5０年代到７０年代幾乎都是一片空白。但是臺灣１９４９年後從大陸帶來五四的傳統，有紀弦、瘂弦、洛夫，所以臺灣的詩發展是有連續性的，但是大陸的卻斷了。直到７８、７９年才出現了今天派的年輕的詩人, 再創了中國新詩的熱潮。但是我覺得非常奇怪，像北島、多多、江河……他們對五四運動的詩歌，卻看不起。我記得我與北島曾談到我非常喜歡的聞一多啊、徐志摩啊，我家裡藏的詩集很多，我就拿出來請他睡覺以前可以看看，隔天，我問他看得怎麼樣，他好像覺得沒有什麼 。其實卞之琳的詩比朦朧詩人的詩朦朧得多.
芬：先前歐陽江河訪問過你，刊登在《讀書雜誌》上，那個訪問當時我不以為意，可是很多人誇獎，我就決定再看了一遍，之後發覺滿有意義。當時歐陽江河提出了一個說法，他認為他們自己的詩很好，認為你當年欣賞他們，也認為你是一個很前衛很先鋒的譯者，可是我覺得他們透露一個意思是，他們有的時候也被你倒打一靶，原因是你在談論《左傳》、口語、文言、雅言，這些東西都是他們不喜歡聽的，他們一直以為你是一個往前看的人，當時你就回答他們，要往前看也要往後看。
陳：要有一個深厚的傳統。他們在有一個時期有一些詩人不但是反對大傳統，就是從古代文化以來，也反對小傳統，他們把五四運動時的東西看得太扁了，其實是滿可惜的！
芬：如果要問馬悅然對中國詩人的看法，反過來說中國詩人應該要先去看馬悅然過去翻譯的詩的全部背景，他在擔任兩屆歐洲漢學協會邀請百名漢學家編寫《1900-1949中國文學見解》分成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戲劇、詩歌四大冊，他當總編輯，花了十年寫信催稿跟漢學家們論爭，將1949年以前幾乎為歷史所遺忘的許多作家的著作編成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 (ed. by Göran Malmqvist), vol I. The Novel; vol. II. The Short Story; vol. III. The Poetry; vol. IV. The Drama. Leiden, New York, Köpenhamn, Köln: E.J. Brill 1988-89, I-XVII+238, I- XII+300, I-XII+301, I-VIII+347 pages）。透過這個文學見解的編著，使歷史記憶那些可能被遺忘的中文作家得到學者們重新討論的機會。最近，馬悅然擬出一份他對1949年以前中文文學的作品選目，從這四個文類選出他認為非常好的作品。從詩歌的選集裏頭他的詩觀就很清楚了。這四個書單一出來，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非常感興趣，邀請四位中國的文學教授做出評論，將會在理論刊物《文學》發表，我們很期待這樣一份重新記憶許多詩人、作家的選目，能重新回到文學歷史跟傳統的討論。
●
陳：下個月新的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就要誕生了，儘管有人評論說諾貝爾文學獎不是唯一評定的標準，但是無疑的它是世界上共同承認的很高的標準，它是一種語言表現被世界認識最有利的媒介，你一旦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各種不同的評論將從世界各地產生。馬老，您覺得臺灣文學有被世界注意到嗎？
馬：不夠，其實不夠！這是有原因的，應該要多看臺灣詩人與小說家的著作，筆會的貢獻很大，但是該搜集更多的一些詩人的作品，像陶忘機(John Balcom)譯的洛夫《石室之死亡》，就應拿出來，讓大家認識。我覺得也可以湊一筆資金找著名的翻譯家到台灣開會、交流，一起討論翻譯文學的問題。
陳：楊牧最近新出了一本詩集《長短歌行》，洪範出版，精裝，很漂亮！
可以說馬老最近兩三年進行跟臺灣文學最有關的，就是楊牧作品全面性的推薦。
馬：我覺得楊牧的著作應該介紹給大家。
陳：請你簡單用一兩句話講一下楊牧這樣一個詩人在你心目中的重要性，為什麼選定他？
馬：因為他是一個非常好的詩人！
芬：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楊牧的身上可以回答雅言與口語、現代與傳統的問題。從一個大師身上，我們可以談論文學歷史的問題！悅然在選楊牧瑞典文版的１２０首詩時，他就已經精讀過楊牧所有的詩，所以１２０首詩的選法，就已經回答了他對楊牧的看法。
马悦然：你所不知道的洋人、先生和评委
三聯生活週刊第1442期·
2012.10.30-11.5文 唐骋华 叶佳妮 图
10月下旬，诺贝尔委员会终身评委、著名汉学家马悦然，带着他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2011年诺奖得主）作品，来上海和读者分享。虽然行程早就安排好了，但由于正当莫言获本年度诺奖的大热点，马悦然此行备受瞩目。他的一些言行，也被放大以至于扭曲。其间，生活周刊记者多次与他接触、交流，看到了“另一个”马悦然，一个被大众视野所忽视的马悦然。
马悦然，1924年出生，瑞典汉学家，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高本汉的学生。
他最先将中国的古典名著《水浒传》《西游记》译为瑞典文，也译过沈从文、鲁迅，以及李锐的小说和北岛的诗。他对中国的情感难以言语，以至于他用中文写作了散文集《另一种乡愁》
他的上任和现任妻子都是中国人。
马大嘴：被忽略的和被放大的
“好了好了，我明白了。”马悦然向妻子摆摆手，示意她不必插嘴。在上海的几天里，马悦然接受采访、做讲座与读者交流，其间，这个手势重复了好几次。
因耳朵不灵便，面对抛来的各种问题，他偶尔会茫然无措，此时，他的第二任妻子陈文芬就充当起“二传手”，重新组织语言转告他。他呢，往往听了半截便温和但固执地打断，意思是自己能行，无需复述。听众随即发出善意的笑声，他们被马悦然孩童般的认真和倔强感染了。要知道，这个瑞典老头已88岁高龄。
如果你没有和马悦然近距离接触，而只是依据媒体、网络提供的信息，或许会拼凑出另一个大相径庭的形象。
从抵达上海的那刻起，马悦然的行踪和言论
就广泛流传，一举一动皆受瞩目。大众的热情当然不是缘于发现了他的魅力，而是“莫言获奖”的效应使然。身为唯一懂中文的诺奖评委，马悦然被视作莫言的幕后推手，他也不隐瞒自己对莫言的喜爱与推崇。于是乎，媒体见面会变成“莫言专场”，网络话题也围绕于此。其中最劲爆的，莫过于“山东某文化干部向诺奖评委行贿”，口水仗遂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寂寞了一辈子的马悦然就这样在88岁的年纪成为公众人物，并定格了所谓公众形象——趁首位中国籍作家获诺奖，来华捞利益，还不忘大嘴炮轰“丑恶现象”博名声。
其实马悦然的行程和演讲主题是早已敲定的，为“文景成立十年”系列活动的收官之作。他尽量恪守本分，谈诗歌、谈小说、谈翻译，那亦是他最希望分享的。当沉浸于文学世界，马悦然才真正令人惊艳。
他讲述和老舍、沈从文等老一辈作家的交往，评点李锐、曹乃谦等当代作家，他还拈出了连文化记者都闻所未闻的“优秀诗人”杨吉甫、王老九……他的学问和见闻让人意识到，这个年轻时就来四川考察的瑞典人，见过今天大多数中国人都未曾见过的中国。
可惜，如此精彩的马悦然在公众视野中是缺席的，取而代之的是诺奖评委、莫言推手、大嘴、既得利益者。记者目睹了他的一些段子被发酵、放大直至扭曲变形的过程，回头再打量，突然发觉，外界塑造的马悦然早已和“真身”脱钩。
马洋人：学习和见证
马悦然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48年，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年份。此前，他学了两年古汉语。
1944年，马悦然在乌普萨拉大学念拉丁文，偶然的，他读了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对中国古代哲学产生兴趣。他跑到图书馆借来英文版、法文版和德文版的道德经对照着读，结果差别甚大。这怎么回事？马悦然灵机一动，向著名汉学家高本汉请教。“高本汉说只有一个译本还可以，就是我的！”读完高译道德经，马悦然决定从乌普萨拉“跳槽”到高本汉所在的斯德哥尔摩，拜师学艺。
入学前无住处，中央火车站大厅、广场和公园的长椅，甚至四路环行电车厢，都做过马悦然的“卧室”。“这些困难丝毫没降低我学习中文的兴趣。”
说来不可思议，给“菜鸟”上课，高本汉竟然从《左传》里选课文。但朗诵和阅读古文，激发了马悦然对中文的理解。“我发现中文是单音节的，可以用手指在桌子上敲出来，以便记住句子的长度。”热爱交响乐的他从中文里摸到了节奏和韵律，后来他把特朗斯特罗姆的诗翻成中文，更体认到“瑞典语的节奏和汉语相似，都是降调”。
24岁那年，马悦然穿越到现代中国，调查成都方言。彼时，他仅掌握了“哑巴古汉语”，话一句听不懂，更别提方言。马悦然是有语言天赋的，只用两个月，就粗通了西南官话，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调查已不成问题。他入住峨眉山报国寺，开始搜集素材，并同寺里的小和尚混熟，被唤作“马洋人儿”。小和尚为“马洋人”挖来开满玫瑰的巨大灌木，捉来数百只萤火虫，一起放上漆黑的天空……
当年的场景依然感动着“马洋人”，他兴致勃勃地说了几句四川话。他尤其对江边的劳动号子印象深刻，那韵律太富有诗意了。
马洋人的工作并非平淡如水。1949年末，解放军尚未完全控制大西南。12月13日他写下日记：“今天早晨激烈的枪声把我吵醒了，穿上衣服之后，我到花园里去听跳弹飞来飞去。”此后作为亲历者或旁观者，马悦然见证了中国的沧海桑田。这是绝大多数人都无缘拥有的生涯。
马先生：学者和丈夫
1950年秋离开之际，马悦然已经把中国当作“第二祖国”，彻底迷上了中国文学。
“是什么如此吸引我呢？就说诗歌吧，从诗经到当代作品，中国诗歌有三千多年历史。八世纪，我的同胞还穿着熊皮在树林里过野蛮生活，唐朝诗人就在创作古诗、绝句和律诗。汉乐府、南北朝的山水诗、宋词、元曲也非常美。谁读过它们，谁就会爱上中国文学。”
马悦然还爱上了一个中国姑娘——成都学者陈可行的女儿陈宁祖。1950年7月，马悦然从广州拍了封电报回成都求婚，宁祖答应了，并由姐姐陪同赴广州。兴奋的马悦然每天早晨坐火车到罗湖桥，饿着肚子等未婚妻。十多天后，他们在香港举行了瑞典式婚礼。
回瑞典后，在方言资料的基础上，马悦然完成了硕士论文，不久获汉学博士学位。到1970年代，他已经是有国际性声誉的汉学家了。
马悦然努力向西方读者引介古汉语经典。1948年翻译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之后又译介了《诗经》《论语》《孟子》《庄子》等先秦诸子，翻译了《水浒传》《西游记》等古代小说。这也加深了他的理解，他的观点是：“我没有翻译过的作品就不算读过。”
1956年至1958年，马悦然重返中国，任瑞典驻华使馆文化参赞。他经常和陈宁祖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拜访文化名人、出席文化活动。当时马悦然的邻居是老舍，两家人结下了深厚情谊。数十年后，老舍的幽默感还让他念念不忘。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了解，马悦然认识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陆续翻译了沈从文的《边城》《从文自传》，及闻一多、卞之琳、郭沫若、艾青等人的诗歌。
马悦然的关注是持久的，由此亲见或旁观了中国的建设、进步与动荡。改革开放后，“新时期文学”登场。他翻译了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李锐的短篇小说集《厚土》和长篇小说《旧址》。他还特别喜爱北岛、顾城、杨炼等“朦胧诗人”。
“宁祖对我帮助很大。她热爱中国文学，读得比我快，也知道我欣赏哪一类作品。她常常告诉我：这本书非常好，你非看不可！”1996年11月陈宁祖患癌症去世，为了离妻子的墓近些，马悦然搬到了乡下。
马评委：发掘者和推动者
马悦然的勤奋是众所周知的。1997年，余华等中国作家到斯德哥尔摩瑞典学院图书馆观摩，工作人员特意摆出马悦然的专著和译作，堆满了一张大桌子，而且还不是全部！余华从此对这老头敬佩有加。
马悦然最大的贡献是发掘了好些被人遗忘的诗人、作家。1979年他回成都探亲，岳父的老朋友送了一本杨吉甫的诗集。“很短，但是太好了。”马悦然把它们译成瑞典文、英文。他认为杨吉甫的小诗纯净、天真，最重要的是，这位1962年逝世的诗人“一直说真话，从不说大话，也不会说假话”。马悦然说，这样的诗人在天堂里会有一块云专门给他坐。
1985年，马悦然当选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两年后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学术贡献是主因，另一个因素是，“诺奖评委里总要有懂中文的吧！”
由于这重身份，马悦然和中国的关系更趋紧密。他也不遗余力地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编译了《中国八十年代诗选》《中国现代文学手册1900-1949》。他还大力引介李锐、北岛、余华、莫言、曹乃谦等当代作家，他们也因此获益，不少作品被译成了外文。马悦然曾为沈从文的逝世倍感遗憾，“他的名字连续五年都在候选人的名单上，最后一年铁定是他。可惜啊！”好在莫言获了奖，马悦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推崇得到了权威肯定。
2005年，马悦然和台湾媒体人陈文芬结婚，两人相差43岁，结缘于布袋戏。2012年10月下旬，穿着白色唐装、牵着妻子的手，马悦然抵沪讲演、交流。这次，他带来了由他译成中文的特朗斯特罗姆诗集《巨大的谜语》和自传《记忆看见我》。特翁是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过，马悦然被提问最多的还是2012年诺奖得主莫言。
传言、争论阴谋论一般在他四周缠绕、扩散。但人们似乎忘了马悦然对中国文学长达60年的关注和推介，也忘了在高福利的瑞典，人们看重的东西与我们迥然有别——先不说瑞典学院院士的待遇，马悦然曾因翻译曹乃谦作品获过奖，奖金即高达10万瑞典克朗，他根本不缺钱。
对话Dialogue
“我们认为莫言是一个好作家”
生活周刊：莫言获奖引起了很大争论，比如认为莫言的作品立场中性，缺乏批判精神。
马悦然：我读过莫言很多作品，也读过很多当代小说作家的作品，可以说，没有一个比得上莫言。我对中国和欧洲的媒体有一些意见。瑞典学院一公布莫言得奖，很多媒体就说他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是官员，他怎么能得奖？批评莫言的媒体一本书都没有读过，他们不知道莫言作品的质量就胡乱“开枪”，这让我非常生气。第二，我认为莫言敢于批评社会不公，别的人不敢。有些跑到国外去非常爱讲话的人，轻易地批评他，我觉得这非常不公平。
（陈文芬补充：马悦然在瑞典批评了瑞典媒体，他说要是你们都不读书，就断定一个作者不应该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懒惰”。）
生活周刊：但人们会说，中国同样有很多优秀作家有资格获诺奖。
马悦然：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世界冠军的奖，它只是颁给一个好的作家。世界上的好作家成千上万，但每年只能颁给一个，今年我们选的是莫言，他是一个好的作家。那好的标准是什么呢？文学完全是主观的，我不能说莫言是一个好的作家，我能说的是我们认为莫言是一个好的作家，所以颁给了他。
生活周刊：那您起了多大的推动作用，说服其他评委的过程是不是很激烈？
马悦然：每年的讨论都很激烈（笑），每个人一定要把自己的意思讲出来才进行最后的投票。但今年其实不太激烈，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
生活周刊：作家本人会对你们产生影响吗？您曾说很多中国作家联系您，希望得到您的推荐。
马悦然：我每个月都会收到信和稿子，他们都给我寄来稿子，让我翻译成瑞典文，好让他们得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们不是真正的作家。有一个山东的文化干部，他半年之前不知道给我寄了多少信，送给我很多画、很多古书，我统统退回去了。他跟我说他钱是很够了，拿到诺奖后奖金留给我，名誉归他。但是，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作家、没有一个我读过的作家给我写这样的信。
（陈文芬补充：马悦然的意思是，中国有很多所谓的“干部作家”，和真正的作家不同。而那些真正的好作家，反而害怕跟马悦然见面。）
生活周刊：那您自己最喜欢莫言的哪些作品呢？
马悦然：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所写的最好的东西。《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是幽默感很强的，还有《会唱歌的墙》和《姑娘翱翔》。《小说九段》也非常棒，他让我想起沈从文的短篇。后来和妻子合作写了100篇微型小说，就是模仿的《小说九段》。
生活周刊：不过您觉得莫言的长篇小说太长了。
马悦然：是的，像《生死疲劳》，前面80%非常好，到末了就不太够味了。那本书缩短一些就更好了。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翻译家是“奴隶”
生活周刊：中国籍作家的获奖，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学不再边缘化，走向了世界？
马悦然：中国文学早就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达到世界级水平了。中国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家，但是翻译成外文的著作太少了，在外国没有读者。莫言可能是中国译成外文最多的作者，所以莫言的著作对于推动中国文学为世界所认识，是很有帮助的。瑞典学院的前任常务秘书说，世界文学就是翻译，他说得很对，没有翻译就只有法国文学、瑞典文学、西班牙文学、中国文学，没有世界文学。
生活周刊：提到翻译，众所周知您翻译了大量中国的古典作品和现当代作品，其数量超过大多数汉学家。您为什么热衷于翻译？
马悦然：读到我喜欢的中国文学著作，我就很想翻译成母语。我觉得我对我的同胞有责任，把我自己欣赏的书译成瑞典文，让他们也能享受我所享受的文学。这是应该的。当然我能力有限，不能够翻译所有喜欢的作品，我需要选择。我的标准是能代表作家最高水平的著作。我喜欢闻一多，就翻译他的《死水》跟《红烛》，喜欢沈从文，就翻译了他的《边城》《从文自传》。我也翻过曹乃谦、莫言、杨牧的作品，标准是一致的。
生活周刊：那您认为怎样才算一个好的翻译？
马悦然：如果说诗人是造物者，译者就应该是技术纯熟的工匠。依我看，译者应该听主人的话，像奴隶一样工作。我的意思是，译者要体认到自己的双重责任：对原文的作者和译文的读者负责任。所以，译者必须模仿原文作者，译作必须近似原文。译文有时候可能会显得优于原文，但译者绝不能试图超越原作者。
（陈文芬补充：“奴隶”只是个比喻，马悦然对翻译的正式表述都写进了《巨大的谜语》的译者序里，可参考。）
生活周刊：这次您“角色反串”，把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瑞典文作品翻译成中文。不过由于他是诺奖得主，已经有不少人翻过了，你为什么要重来一遍？
马悦然：我提到过道德经有100种英译本、水浒传有4种英译本，红楼梦有五六种。每一个翻译家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方式。据我说知，托马斯的中文译者主要有两位：李笠和董继平。比较他们的译文，会发现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也有很多错误。所以，我需要自己译一个版本。这是我的责任。
生活周刊：您也很喜欢中国当代诗人，也翻译了很多作品，比如北岛这两年呼声就一直挺高。怎么这次不把诺奖颁给中国诗人？
马悦然：呃，也许明年吧。（笑）
2012.10.30-11.5文 唐骋华 叶佳妮 图
10月下旬，诺贝尔委员会终身评委、著名汉学家马悦然，带着他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2011年诺奖得主）作品，来上海和读者分享。虽然行程早就安排好了，但由于正当莫言获本年度诺奖的大热点，马悦然此行备受瞩目。他的一些言行，也被放大以至于扭曲。其间，生活周刊记者多次与他接触、交流，看到了“另一个”马悦然，一个被大众视野所忽视的马悦然。
马悦然，1924年出生，瑞典汉学家，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高本汉的学生。
他最先将中国的古典名著《水浒传》《西游记》译为瑞典文，也译过沈从文、鲁迅，以及李锐的小说和北岛的诗。他对中国的情感难以言语，以至于他用中文写作了散文集《另一种乡愁》
他的上任和现任妻子都是中国人。
马大嘴：被忽略的和被放大的
“好了好了，我明白了。”马悦然向妻子摆摆手，示意她不必插嘴。在上海的几天里，马悦然接受采访、做讲座与读者交流，其间，这个手势重复了好几次。
因耳朵不灵便，面对抛来的各种问题，他偶尔会茫然无措，此时，他的第二任妻子陈文芬就充当起“二传手”，重新组织语言转告他。他呢，往往听了半截便温和但固执地打断，意思是自己能行，无需复述。听众随即发出善意的笑声，他们被马悦然孩童般的认真和倔强感染了。要知道，这个瑞典老头已88岁高龄。
如果你没有和马悦然近距离接触，而只是依据媒体、网络提供的信息，或许会拼凑出另一个大相径庭的形象。
从抵达上海的那刻起，马悦然的行踪和言论
就广泛流传，一举一动皆受瞩目。大众的热情当然不是缘于发现了他的魅力，而是“莫言获奖”的效应使然。身为唯一懂中文的诺奖评委，马悦然被视作莫言的幕后推手，他也不隐瞒自己对莫言的喜爱与推崇。于是乎，媒体见面会变成“莫言专场”，网络话题也围绕于此。其中最劲爆的，莫过于“山东某文化干部向诺奖评委行贿”，口水仗遂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寂寞了一辈子的马悦然就这样在88岁的年纪成为公众人物，并定格了所谓公众形象——趁首位中国籍作家获诺奖，来华捞利益，还不忘大嘴炮轰“丑恶现象”博名声。
其实马悦然的行程和演讲主题是早已敲定的，为“文景成立十年”系列活动的收官之作。他尽量恪守本分，谈诗歌、谈小说、谈翻译，那亦是他最希望分享的。当沉浸于文学世界，马悦然才真正令人惊艳。
他讲述和老舍、沈从文等老一辈作家的交往，评点李锐、曹乃谦等当代作家，他还拈出了连文化记者都闻所未闻的“优秀诗人”杨吉甫、王老九……他的学问和见闻让人意识到，这个年轻时就来四川考察的瑞典人，见过今天大多数中国人都未曾见过的中国。
可惜，如此精彩的马悦然在公众视野中是缺席的，取而代之的是诺奖评委、莫言推手、大嘴、既得利益者。记者目睹了他的一些段子被发酵、放大直至扭曲变形的过程，回头再打量，突然发觉，外界塑造的马悦然早已和“真身”脱钩。
马洋人：学习和见证
马悦然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48年，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年份。此前，他学了两年古汉语。
1944年，马悦然在乌普萨拉大学念拉丁文，偶然的，他读了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对中国古代哲学产生兴趣。他跑到图书馆借来英文版、法文版和德文版的道德经对照着读，结果差别甚大。这怎么回事？马悦然灵机一动，向著名汉学家高本汉请教。“高本汉说只有一个译本还可以，就是我的！”读完高译道德经，马悦然决定从乌普萨拉“跳槽”到高本汉所在的斯德哥尔摩，拜师学艺。
入学前无住处，中央火车站大厅、广场和公园的长椅，甚至四路环行电车厢，都做过马悦然的“卧室”。“这些困难丝毫没降低我学习中文的兴趣。”
说来不可思议，给“菜鸟”上课，高本汉竟然从《左传》里选课文。但朗诵和阅读古文，激发了马悦然对中文的理解。“我发现中文是单音节的，可以用手指在桌子上敲出来，以便记住句子的长度。”热爱交响乐的他从中文里摸到了节奏和韵律，后来他把特朗斯特罗姆的诗翻成中文，更体认到“瑞典语的节奏和汉语相似，都是降调”。
24岁那年，马悦然穿越到现代中国，调查成都方言。彼时，他仅掌握了“哑巴古汉语”，话一句听不懂，更别提方言。马悦然是有语言天赋的，只用两个月，就粗通了西南官话，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调查已不成问题。他入住峨眉山报国寺，开始搜集素材，并同寺里的小和尚混熟，被唤作“马洋人儿”。小和尚为“马洋人”挖来开满玫瑰的巨大灌木，捉来数百只萤火虫，一起放上漆黑的天空……
当年的场景依然感动着“马洋人”，他兴致勃勃地说了几句四川话。他尤其对江边的劳动号子印象深刻，那韵律太富有诗意了。
马洋人的工作并非平淡如水。1949年末，解放军尚未完全控制大西南。12月13日他写下日记：“今天早晨激烈的枪声把我吵醒了，穿上衣服之后，我到花园里去听跳弹飞来飞去。”此后作为亲历者或旁观者，马悦然见证了中国的沧海桑田。这是绝大多数人都无缘拥有的生涯。
马先生：学者和丈夫
1950年秋离开之际，马悦然已经把中国当作“第二祖国”，彻底迷上了中国文学。
“是什么如此吸引我呢？就说诗歌吧，从诗经到当代作品，中国诗歌有三千多年历史。八世纪，我的同胞还穿着熊皮在树林里过野蛮生活，唐朝诗人就在创作古诗、绝句和律诗。汉乐府、南北朝的山水诗、宋词、元曲也非常美。谁读过它们，谁就会爱上中国文学。”
马悦然还爱上了一个中国姑娘——成都学者陈可行的女儿陈宁祖。1950年7月，马悦然从广州拍了封电报回成都求婚，宁祖答应了，并由姐姐陪同赴广州。兴奋的马悦然每天早晨坐火车到罗湖桥，饿着肚子等未婚妻。十多天后，他们在香港举行了瑞典式婚礼。
回瑞典后，在方言资料的基础上，马悦然完成了硕士论文，不久获汉学博士学位。到1970年代，他已经是有国际性声誉的汉学家了。
马悦然努力向西方读者引介古汉语经典。1948年翻译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之后又译介了《诗经》《论语》《孟子》《庄子》等先秦诸子，翻译了《水浒传》《西游记》等古代小说。这也加深了他的理解，他的观点是：“我没有翻译过的作品就不算读过。”
1956年至1958年，马悦然重返中国，任瑞典驻华使馆文化参赞。他经常和陈宁祖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拜访文化名人、出席文化活动。当时马悦然的邻居是老舍，两家人结下了深厚情谊。数十年后，老舍的幽默感还让他念念不忘。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了解，马悦然认识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陆续翻译了沈从文的《边城》《从文自传》，及闻一多、卞之琳、郭沫若、艾青等人的诗歌。
马悦然的关注是持久的，由此亲见或旁观了中国的建设、进步与动荡。改革开放后，“新时期文学”登场。他翻译了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李锐的短篇小说集《厚土》和长篇小说《旧址》。他还特别喜爱北岛、顾城、杨炼等“朦胧诗人”。
“宁祖对我帮助很大。她热爱中国文学，读得比我快，也知道我欣赏哪一类作品。她常常告诉我：这本书非常好，你非看不可！”1996年11月陈宁祖患癌症去世，为了离妻子的墓近些，马悦然搬到了乡下。
马评委：发掘者和推动者
马悦然的勤奋是众所周知的。1997年，余华等中国作家到斯德哥尔摩瑞典学院图书馆观摩，工作人员特意摆出马悦然的专著和译作，堆满了一张大桌子，而且还不是全部！余华从此对这老头敬佩有加。
马悦然最大的贡献是发掘了好些被人遗忘的诗人、作家。1979年他回成都探亲，岳父的老朋友送了一本杨吉甫的诗集。“很短，但是太好了。”马悦然把它们译成瑞典文、英文。他认为杨吉甫的小诗纯净、天真，最重要的是，这位1962年逝世的诗人“一直说真话，从不说大话，也不会说假话”。马悦然说，这样的诗人在天堂里会有一块云专门给他坐。
1985年，马悦然当选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两年后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学术贡献是主因，另一个因素是，“诺奖评委里总要有懂中文的吧！”
由于这重身份，马悦然和中国的关系更趋紧密。他也不遗余力地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编译了《中国八十年代诗选》《中国现代文学手册1900-1949》。他还大力引介李锐、北岛、余华、莫言、曹乃谦等当代作家，他们也因此获益，不少作品被译成了外文。马悦然曾为沈从文的逝世倍感遗憾，“他的名字连续五年都在候选人的名单上，最后一年铁定是他。可惜啊！”好在莫言获了奖，马悦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推崇得到了权威肯定。
2005年，马悦然和台湾媒体人陈文芬结婚，两人相差43岁，结缘于布袋戏。2012年10月下旬，穿着白色唐装、牵着妻子的手，马悦然抵沪讲演、交流。这次，他带来了由他译成中文的特朗斯特罗姆诗集《巨大的谜语》和自传《记忆看见我》。特翁是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过，马悦然被提问最多的还是2012年诺奖得主莫言。
传言、争论阴谋论一般在他四周缠绕、扩散。但人们似乎忘了马悦然对中国文学长达60年的关注和推介，也忘了在高福利的瑞典，人们看重的东西与我们迥然有别——先不说瑞典学院院士的待遇，马悦然曾因翻译曹乃谦作品获过奖，奖金即高达10万瑞典克朗，他根本不缺钱。
对话Dialogue
“我们认为莫言是一个好作家”
生活周刊：莫言获奖引起了很大争论，比如认为莫言的作品立场中性，缺乏批判精神。
马悦然：我读过莫言很多作品，也读过很多当代小说作家的作品，可以说，没有一个比得上莫言。我对中国和欧洲的媒体有一些意见。瑞典学院一公布莫言得奖，很多媒体就说他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是官员，他怎么能得奖？批评莫言的媒体一本书都没有读过，他们不知道莫言作品的质量就胡乱“开枪”，这让我非常生气。第二，我认为莫言敢于批评社会不公，别的人不敢。有些跑到国外去非常爱讲话的人，轻易地批评他，我觉得这非常不公平。
（陈文芬补充：马悦然在瑞典批评了瑞典媒体，他说要是你们都不读书，就断定一个作者不应该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懒惰”。）
生活周刊：但人们会说，中国同样有很多优秀作家有资格获诺奖。
马悦然：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世界冠军的奖，它只是颁给一个好的作家。世界上的好作家成千上万，但每年只能颁给一个，今年我们选的是莫言，他是一个好的作家。那好的标准是什么呢？文学完全是主观的，我不能说莫言是一个好的作家，我能说的是我们认为莫言是一个好的作家，所以颁给了他。
生活周刊：那您起了多大的推动作用，说服其他评委的过程是不是很激烈？
马悦然：每年的讨论都很激烈（笑），每个人一定要把自己的意思讲出来才进行最后的投票。但今年其实不太激烈，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
生活周刊：作家本人会对你们产生影响吗？您曾说很多中国作家联系您，希望得到您的推荐。
马悦然：我每个月都会收到信和稿子，他们都给我寄来稿子，让我翻译成瑞典文，好让他们得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们不是真正的作家。有一个山东的文化干部，他半年之前不知道给我寄了多少信，送给我很多画、很多古书，我统统退回去了。他跟我说他钱是很够了，拿到诺奖后奖金留给我，名誉归他。但是，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作家、没有一个我读过的作家给我写这样的信。
（陈文芬补充：马悦然的意思是，中国有很多所谓的“干部作家”，和真正的作家不同。而那些真正的好作家，反而害怕跟马悦然见面。）
生活周刊：那您自己最喜欢莫言的哪些作品呢？
马悦然：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所写的最好的东西。《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是幽默感很强的，还有《会唱歌的墙》和《姑娘翱翔》。《小说九段》也非常棒，他让我想起沈从文的短篇。后来和妻子合作写了100篇微型小说，就是模仿的《小说九段》。
生活周刊：不过您觉得莫言的长篇小说太长了。
马悦然：是的，像《生死疲劳》，前面80%非常好，到末了就不太够味了。那本书缩短一些就更好了。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翻译家是“奴隶”
生活周刊：中国籍作家的获奖，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学不再边缘化，走向了世界？
马悦然：中国文学早就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达到世界级水平了。中国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家，但是翻译成外文的著作太少了，在外国没有读者。莫言可能是中国译成外文最多的作者，所以莫言的著作对于推动中国文学为世界所认识，是很有帮助的。瑞典学院的前任常务秘书说，世界文学就是翻译，他说得很对，没有翻译就只有法国文学、瑞典文学、西班牙文学、中国文学，没有世界文学。
生活周刊：提到翻译，众所周知您翻译了大量中国的古典作品和现当代作品，其数量超过大多数汉学家。您为什么热衷于翻译？
马悦然：读到我喜欢的中国文学著作，我就很想翻译成母语。我觉得我对我的同胞有责任，把我自己欣赏的书译成瑞典文，让他们也能享受我所享受的文学。这是应该的。当然我能力有限，不能够翻译所有喜欢的作品，我需要选择。我的标准是能代表作家最高水平的著作。我喜欢闻一多，就翻译他的《死水》跟《红烛》，喜欢沈从文，就翻译了他的《边城》《从文自传》。我也翻过曹乃谦、莫言、杨牧的作品，标准是一致的。
生活周刊：那您认为怎样才算一个好的翻译？
马悦然：如果说诗人是造物者，译者就应该是技术纯熟的工匠。依我看，译者应该听主人的话，像奴隶一样工作。我的意思是，译者要体认到自己的双重责任：对原文的作者和译文的读者负责任。所以，译者必须模仿原文作者，译作必须近似原文。译文有时候可能会显得优于原文，但译者绝不能试图超越原作者。
（陈文芬补充：“奴隶”只是个比喻，马悦然对翻译的正式表述都写进了《巨大的谜语》的译者序里，可参考。）
生活周刊：这次您“角色反串”，把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瑞典文作品翻译成中文。不过由于他是诺奖得主，已经有不少人翻过了，你为什么要重来一遍？
马悦然：我提到过道德经有100种英译本、水浒传有4种英译本，红楼梦有五六种。每一个翻译家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方式。据我说知，托马斯的中文译者主要有两位：李笠和董继平。比较他们的译文，会发现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也有很多错误。所以，我需要自己译一个版本。这是我的责任。
生活周刊：您也很喜欢中国当代诗人，也翻译了很多作品，比如北岛这两年呼声就一直挺高。怎么这次不把诺奖颁给中国诗人？
马悦然：呃，也许明年吧。（笑）
2013年10月31日 星期四
胡燕青書評：四月不沈默
在莫言得獎的季節閱讀馬悅然翻譯的特朗斯特羅默
刊於香港明報月刊2013,05月號
胡燕青（香港作家）
這個秋天，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對此，我沒有格外興奮的感覺。十多年來，我只在等待一個人拿這個獎。他就是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Tomas Tranströmer，1931-。因為他的譯名很長，下面有時簡稱托馬斯）。去年我終於願望成真，興奮的感覺至今仍在。這種偏愛無疑是任性的。這幾年來，我在浸大開設的新詩創作課，都以他的短詩做教材（主要教﹤黑色明信片﹥，﹤哀歌﹥和﹤四月與沈默﹥幾首）。暑假前在校園碰見一個寫得很不錯的學生，他說已經借去香港所有大學和公共圖書館裡的托馬斯作品集，看來不覺迷上了這位瑞典老人。但是，把Tranströmer讀成Transformer（變形金剛）的同學也大有人在，詩畢竟是小眾的。
好些年來，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都是諾貝爾獎的頭號大熱門，賠率極低（竟然有很多人拿這個去賭——這世界無奇不有）。去年最熱的反而不是他，而是敘利亞的阿多尼斯。諾獎公佈那天，我七點正就湊到電視機前看新聞。果然，他成功了，我高興得當場大叫起來。其實，他一直在「讓賽」。1974年，瑞典學院把文學獎一次過頒給兩位瑞典作家。這已經是他們第五次讓桂冠落在瑞典作家頭上了，不免惹來閒言。可能為了避嫌，其後主辦單位矯枉過正，從那時起一直沒給瑞典人（甚至北歐人）頒發這個獎——三十七年來，這是第一次。
首次接觸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的詩，是在1981年與《詩風》眾學長一同編輯《世界現代詩粹》的時候。那時讀到胡國賢轉譯的﹤軌道﹥，已經深受吸引。後來陸續讀到董繼平和李笠的翻譯，又主動尋找英語的譯本，發現這位詩人打動我的力度，甚至比愛爾蘭的葉慈和意大利的蒙塔萊更厲害。但閱讀英譯之後，我也發現托馬斯兩位中譯者似乎不完全明白托馬斯的一些作品，尤其是關乎基督教信仰的部分。
因此，當我讀到瑞典漢學大師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1924-）的中譯，心裡很興奮。這當然也拜諾貝爾文學獎之賜。如果不是托馬斯得獎，我肯定，願意出版新譯本的人不會出現。畢竟，獎項公佈時連歐洲許多評論家都不大清楚這獲獎人是誰。我估計托馬斯的中國讀者比歐洲讀者更多。
馬悅然老先生已經八十八歲，與托馬斯相識接近五十年。他的中文甚好，是著名漢學家高本漢的弟子，譯本所見，古文固然難不倒他，平仄、格律，七言和五言詩的重音、斷句，他都熟悉。最重要的是他認識托馬斯，且是他的好朋友和知音。
《巨大的謎語》（台北，行人文化，2011）一書，包括托馬斯最近的兩本詩集”The Great Enigma”和”Sad Gondola”（《悲傷的鳳尾船》）裡面的詩。蘇格蘭詩人若彬·費爾頓（Robin Fulton）也出版托馬斯作品英譯，馬悅然告訴我們，費爾頓的英譯本是最好的。如果不是他提示，我們怎能在眾多的英譯本中找到最好的來讀？馬悅然也柔和地比較了他的譯本和若彬·布萊（Robert Bly, 1926- 美國詩人）的翻譯，豐富了我的視野。馬譯本很輕巧，雖然是精裝，但不重，可以帶著上街，小小的三十二開讓人有手持珍寶的喜悅。
馬悅然老先生是非常認真的譯者，他的謙卑和對文學、學術的認真，更使人敬佩。他對翻譯的看法，更讓我感動非常。他說：「據我看，譯者實際上應如奴隸一般工作。譯者應該體認到自己的雙重責任：對原文的作者和譯文的讀者負責任。」（《巨大的謎語》序言，頁11）為此，他對托馬斯詩歌裏的重音和輕音做了深入的研究。托馬斯模仿日本俳句寫成的短詩，他也翻成5-7-5的俳句基本形式。俳句的十七個音節，在中文裏本來不必執著，但能做的，馬悅然都做了。即使是托馬斯自己，以俳句形式創作時也沒有完全按照日本人的傳統來寫（例如詩中沒採用「季語」，如以「紅葉」寫秋天等），但馬悅然卻盡量在格式上努力。
1990年，托馬斯中風。那時他只有五十九歲。中風後的他，失去了右手和語言能力。他是鋼琴家，失去右手太痛苦了。瑞典作曲家就為他創作專門用左手彈奏的曲子。他自己也收集了不少。馬悅然去看望他的時候，他就為馬演奏。這種情誼，增強了詩人和譯者之間不可多得的心領神會。1996年，托馬斯出版了《悲傷的鳳尾船》，裡面有兩首詩寫他中風之後的感覺。其中一首，正是我常用來做教材的《四月和沉默》（April and Silence）馬悅然說，這是詩人「對他的命運的慷慨之嘆」（《巨大的謎語》序言，頁18）。這首短詩，凝練自然，意象精深而充滿想像力，完全是托馬斯的風格：
《四月和沉默》
荒涼的春日
像絲絨暗色的水溝
爬在我身旁。
沒有反射。
唯一閃光的
是黃花。
我的影子帶我
像一個黑盒裏的小提琴。
我唯一要說的
在搆不著的地方閃光
像當舖中的
銀子。
（馬悅然譯文）
這個作品是托馬斯中風之後寫的。北歐的春天遲來，但到了四月，總應該開始了。但是，觸景傷情，尚未年老就中風的托馬斯難免經歷長時間低沉。無法藉語言和音樂表達心中的感情，對一般人來說尚且十分難受，何況是鋼琴家詩人呢？「我的影子帶我 / 像一個黑盒裏的小提琴」，是一個兩層的複雜的意象。「影子帶我」一語，美國詩人布萊翻成「影子載我」（I am carried inside my own shadow），「像一個黑盒裏的小提琴」，兩種譯文都透明地呈現出詩人的才華。「影子帶我」是第一層的比喻，表示詩人無法脫離身體的牢籠。但是，天才的腦袋總是裝載著多得無法盡用的隱喻。散文家如錢鍾書，小說家如張愛玲，心裡的喻象就源源不絕。托馬斯當然也一樣。「影子帶我」仍嫌不足，就再來一個「像一個黑盒裏的小提琴」。這種兩層意象也是余光中常用的。例如他的短詩《蛛網》就是一例：「暮色是一隻詭異的蜘蛛/躡水而來襲/複足暗暗地起落/平靜的海面卻不見蹤跡/也不知要向何處登陸/只知道一回顧/你我都已被擒/落進它吐不完的灰網去了」。蛛網固然是暮色的喻象，但暮色也是晚年的喻象。學生問我：「你怎麼知道？」我說：「『落進它吐不完的灰網去了』中的『灰網』就是老人的白髮。」同學聽了大大驚嘆。托馬斯呢？連用兩層比喻，意猶未盡，又再來另外一對：「我唯一要說的/在搆不著的地方閃光/像當舖中的/銀子。」說不出來的話，原來並非躲在遠處，乃在眼前。剛好就在一臂之遙處（「搆不著的地方」）逗引他。因為不遠，所以追尋；「當舖」一詞，同樣是「搆不著的地方」的喻上喻。「當舖」指出那裡面的「銀子」（布萊譯成「家傳銀器」）本來是詩人自己的，如今近在咫尺，卻無法贖回。馬悅然先生指出這首詩和詩人中風兩者之間的關係，對解讀此詩非常重要。
同樣重要的是馬悅然所譯的另一托馬斯著作《記憶看見我》。這本書於《巨大的謎語》半年後面世，是托馬斯六十歲時所寫的回憶錄。書一開始，他就說：「『我的一生。』想到這幾個字的時候，我看見前面一道光線。仔細看，那光線真像一顆有頭有尾的彗星。彗星的頭，其最明亮的一端，是童年和青春期；彗星的核心，其最密集的部分，是決定生命最重要特徵的幼年。我努力回憶，努力鑽進那時代。可是在這濃密的地區中移動很難，很危險，我感覺到我會接近死亡。再往後，彗星越來越稀疏，有越來越寬的尾巴。我現在處於尾巴的後端。我已六十歲了。」讀這段文字的時候，我一方面為其「魅力沒法擋」的彗星之喻所吸引，一方面給清簡自然的中文所震懾。這真的是老外的譯筆嗎？沒多久書就讀完了，那是因為馬悅然實在譯得好，我像在讀一本小小的精彩的中文原著。托馬斯寫他的童年和少年——父母離婚，海員外公填補了父親的位置。他母親是教師。小小的托馬斯記得的第一個感覺，是三歲時一種「驕傲」之感。但到了學齡，他因為沒有父親而被嘲笑，老師告誡同學不得因此欺負他，越幫越忙地把他推向更痛苦的處境。受強壯的同學欺凌，托馬斯抵抗無效，「（我）終於想出一個叫他失望的方法：完全放鬆。他接近我的時候，我假裝靈魂早就飛走了，只留下一具屍體，他可以隨意拿一條沒有生命的破布甩在地上，這很快就叫他厭煩了。」從一開始的「驕傲」之感到一條「沒有生命的破布」，年幼的托馬斯經歷了自我形象的墜落，心靈漸漸變成詩人靈感的園圃，但這同時讓他的心智暴露於危機之中。
少年時代的托馬斯終於崩潰了。他患上了抑鬱症和驚恐症，也許還在思覺失調的邊沿上耽待了好久。「一種不發出光芒而發出黑暗的探照燈把我捕獲。」整個冬天，他落入強大的恐懼之中，直到夏天的太陽再度升起。他說：「我的存在中最重要的要素是疾病。世界是一個巨大的醫院。」在最嚴重的時候，他甚至經歷幻聽、幻視。但他又說：「這也許是我最重要的經驗」。這一章，在書裡命名為﹤驅邪﹥。我們很難說這不是托馬斯創作的啟動器，以及他尋求亮光（他詩裏相當重要的意象）的原動力。後來，他的集子中有幾首寫默想禱告的作品，都寫得特別深刻。
馬悅然為了讓我們更了解托馬斯的成長，把他第一本詩集《詩十七首》出版前的作品也翻譯成中文，輯錄在書後，並且加上解說。對我來說，這實在無量功德。如果不是他，我怎樣才能讀到那些分散發表於各文學刊物的作品呢？
老實說，《巨大的謎語》和《記憶看見我》兩本書拿在手中，我實在歡喜得很。在我心目中，托馬斯是當今世上最優秀詩人。他是瑞典人。他的國度遙遠，語文文化都是我「搆不著」的，幸好他有這位舉世知名的漢學家朋友馬悅然，以「奴隸」的謙卑為我們細細翻譯。我終於能夠讀到托馬斯的最佳中文譯本，一步一步走近他的心靈了。
2012年12月
刊於香港明報月刊2013,05月號
胡燕青（香港作家）
這個秋天，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對此，我沒有格外興奮的感覺。十多年來，我只在等待一個人拿這個獎。他就是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Tomas Tranströmer，1931-。因為他的譯名很長，下面有時簡稱托馬斯）。去年我終於願望成真，興奮的感覺至今仍在。這種偏愛無疑是任性的。這幾年來，我在浸大開設的新詩創作課，都以他的短詩做教材（主要教﹤黑色明信片﹥，﹤哀歌﹥和﹤四月與沈默﹥幾首）。暑假前在校園碰見一個寫得很不錯的學生，他說已經借去香港所有大學和公共圖書館裡的托馬斯作品集，看來不覺迷上了這位瑞典老人。但是，把Tranströmer讀成Transformer（變形金剛）的同學也大有人在，詩畢竟是小眾的。
好些年來，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都是諾貝爾獎的頭號大熱門，賠率極低（竟然有很多人拿這個去賭——這世界無奇不有）。去年最熱的反而不是他，而是敘利亞的阿多尼斯。諾獎公佈那天，我七點正就湊到電視機前看新聞。果然，他成功了，我高興得當場大叫起來。其實，他一直在「讓賽」。1974年，瑞典學院把文學獎一次過頒給兩位瑞典作家。這已經是他們第五次讓桂冠落在瑞典作家頭上了，不免惹來閒言。可能為了避嫌，其後主辦單位矯枉過正，從那時起一直沒給瑞典人（甚至北歐人）頒發這個獎——三十七年來，這是第一次。
首次接觸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的詩，是在1981年與《詩風》眾學長一同編輯《世界現代詩粹》的時候。那時讀到胡國賢轉譯的﹤軌道﹥，已經深受吸引。後來陸續讀到董繼平和李笠的翻譯，又主動尋找英語的譯本，發現這位詩人打動我的力度，甚至比愛爾蘭的葉慈和意大利的蒙塔萊更厲害。但閱讀英譯之後，我也發現托馬斯兩位中譯者似乎不完全明白托馬斯的一些作品，尤其是關乎基督教信仰的部分。
因此，當我讀到瑞典漢學大師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1924-）的中譯，心裡很興奮。這當然也拜諾貝爾文學獎之賜。如果不是托馬斯得獎，我肯定，願意出版新譯本的人不會出現。畢竟，獎項公佈時連歐洲許多評論家都不大清楚這獲獎人是誰。我估計托馬斯的中國讀者比歐洲讀者更多。
馬悅然老先生已經八十八歲，與托馬斯相識接近五十年。他的中文甚好，是著名漢學家高本漢的弟子，譯本所見，古文固然難不倒他，平仄、格律，七言和五言詩的重音、斷句，他都熟悉。最重要的是他認識托馬斯，且是他的好朋友和知音。
《巨大的謎語》（台北，行人文化，2011）一書，包括托馬斯最近的兩本詩集”The Great Enigma”和”Sad Gondola”（《悲傷的鳳尾船》）裡面的詩。蘇格蘭詩人若彬·費爾頓（Robin Fulton）也出版托馬斯作品英譯，馬悅然告訴我們，費爾頓的英譯本是最好的。如果不是他提示，我們怎能在眾多的英譯本中找到最好的來讀？馬悅然也柔和地比較了他的譯本和若彬·布萊（Robert Bly, 1926- 美國詩人）的翻譯，豐富了我的視野。馬譯本很輕巧，雖然是精裝，但不重，可以帶著上街，小小的三十二開讓人有手持珍寶的喜悅。
馬悅然老先生是非常認真的譯者，他的謙卑和對文學、學術的認真，更使人敬佩。他對翻譯的看法，更讓我感動非常。他說：「據我看，譯者實際上應如奴隸一般工作。譯者應該體認到自己的雙重責任：對原文的作者和譯文的讀者負責任。」（《巨大的謎語》序言，頁11）為此，他對托馬斯詩歌裏的重音和輕音做了深入的研究。托馬斯模仿日本俳句寫成的短詩，他也翻成5-7-5的俳句基本形式。俳句的十七個音節，在中文裏本來不必執著，但能做的，馬悅然都做了。即使是托馬斯自己，以俳句形式創作時也沒有完全按照日本人的傳統來寫（例如詩中沒採用「季語」，如以「紅葉」寫秋天等），但馬悅然卻盡量在格式上努力。
1990年，托馬斯中風。那時他只有五十九歲。中風後的他，失去了右手和語言能力。他是鋼琴家，失去右手太痛苦了。瑞典作曲家就為他創作專門用左手彈奏的曲子。他自己也收集了不少。馬悅然去看望他的時候，他就為馬演奏。這種情誼，增強了詩人和譯者之間不可多得的心領神會。1996年，托馬斯出版了《悲傷的鳳尾船》，裡面有兩首詩寫他中風之後的感覺。其中一首，正是我常用來做教材的《四月和沉默》（April and Silence）馬悅然說，這是詩人「對他的命運的慷慨之嘆」（《巨大的謎語》序言，頁18）。這首短詩，凝練自然，意象精深而充滿想像力，完全是托馬斯的風格：
《四月和沉默》
荒涼的春日
像絲絨暗色的水溝
爬在我身旁。
沒有反射。
唯一閃光的
是黃花。
我的影子帶我
像一個黑盒裏的小提琴。
我唯一要說的
在搆不著的地方閃光
像當舖中的
銀子。
（馬悅然譯文）
這個作品是托馬斯中風之後寫的。北歐的春天遲來，但到了四月，總應該開始了。但是，觸景傷情，尚未年老就中風的托馬斯難免經歷長時間低沉。無法藉語言和音樂表達心中的感情，對一般人來說尚且十分難受，何況是鋼琴家詩人呢？「我的影子帶我 / 像一個黑盒裏的小提琴」，是一個兩層的複雜的意象。「影子帶我」一語，美國詩人布萊翻成「影子載我」（I am carried inside my own shadow），「像一個黑盒裏的小提琴」，兩種譯文都透明地呈現出詩人的才華。「影子帶我」是第一層的比喻，表示詩人無法脫離身體的牢籠。但是，天才的腦袋總是裝載著多得無法盡用的隱喻。散文家如錢鍾書，小說家如張愛玲，心裡的喻象就源源不絕。托馬斯當然也一樣。「影子帶我」仍嫌不足，就再來一個「像一個黑盒裏的小提琴」。這種兩層意象也是余光中常用的。例如他的短詩《蛛網》就是一例：「暮色是一隻詭異的蜘蛛/躡水而來襲/複足暗暗地起落/平靜的海面卻不見蹤跡/也不知要向何處登陸/只知道一回顧/你我都已被擒/落進它吐不完的灰網去了」。蛛網固然是暮色的喻象，但暮色也是晚年的喻象。學生問我：「你怎麼知道？」我說：「『落進它吐不完的灰網去了』中的『灰網』就是老人的白髮。」同學聽了大大驚嘆。托馬斯呢？連用兩層比喻，意猶未盡，又再來另外一對：「我唯一要說的/在搆不著的地方閃光/像當舖中的/銀子。」說不出來的話，原來並非躲在遠處，乃在眼前。剛好就在一臂之遙處（「搆不著的地方」）逗引他。因為不遠，所以追尋；「當舖」一詞，同樣是「搆不著的地方」的喻上喻。「當舖」指出那裡面的「銀子」（布萊譯成「家傳銀器」）本來是詩人自己的，如今近在咫尺，卻無法贖回。馬悅然先生指出這首詩和詩人中風兩者之間的關係，對解讀此詩非常重要。
同樣重要的是馬悅然所譯的另一托馬斯著作《記憶看見我》。這本書於《巨大的謎語》半年後面世，是托馬斯六十歲時所寫的回憶錄。書一開始，他就說：「『我的一生。』想到這幾個字的時候，我看見前面一道光線。仔細看，那光線真像一顆有頭有尾的彗星。彗星的頭，其最明亮的一端，是童年和青春期；彗星的核心，其最密集的部分，是決定生命最重要特徵的幼年。我努力回憶，努力鑽進那時代。可是在這濃密的地區中移動很難，很危險，我感覺到我會接近死亡。再往後，彗星越來越稀疏，有越來越寬的尾巴。我現在處於尾巴的後端。我已六十歲了。」讀這段文字的時候，我一方面為其「魅力沒法擋」的彗星之喻所吸引，一方面給清簡自然的中文所震懾。這真的是老外的譯筆嗎？沒多久書就讀完了，那是因為馬悅然實在譯得好，我像在讀一本小小的精彩的中文原著。托馬斯寫他的童年和少年——父母離婚，海員外公填補了父親的位置。他母親是教師。小小的托馬斯記得的第一個感覺，是三歲時一種「驕傲」之感。但到了學齡，他因為沒有父親而被嘲笑，老師告誡同學不得因此欺負他，越幫越忙地把他推向更痛苦的處境。受強壯的同學欺凌，托馬斯抵抗無效，「（我）終於想出一個叫他失望的方法：完全放鬆。他接近我的時候，我假裝靈魂早就飛走了，只留下一具屍體，他可以隨意拿一條沒有生命的破布甩在地上，這很快就叫他厭煩了。」從一開始的「驕傲」之感到一條「沒有生命的破布」，年幼的托馬斯經歷了自我形象的墜落，心靈漸漸變成詩人靈感的園圃，但這同時讓他的心智暴露於危機之中。
少年時代的托馬斯終於崩潰了。他患上了抑鬱症和驚恐症，也許還在思覺失調的邊沿上耽待了好久。「一種不發出光芒而發出黑暗的探照燈把我捕獲。」整個冬天，他落入強大的恐懼之中，直到夏天的太陽再度升起。他說：「我的存在中最重要的要素是疾病。世界是一個巨大的醫院。」在最嚴重的時候，他甚至經歷幻聽、幻視。但他又說：「這也許是我最重要的經驗」。這一章，在書裡命名為﹤驅邪﹥。我們很難說這不是托馬斯創作的啟動器，以及他尋求亮光（他詩裏相當重要的意象）的原動力。後來，他的集子中有幾首寫默想禱告的作品，都寫得特別深刻。
馬悅然為了讓我們更了解托馬斯的成長，把他第一本詩集《詩十七首》出版前的作品也翻譯成中文，輯錄在書後，並且加上解說。對我來說，這實在無量功德。如果不是他，我怎樣才能讀到那些分散發表於各文學刊物的作品呢？
老實說，《巨大的謎語》和《記憶看見我》兩本書拿在手中，我實在歡喜得很。在我心目中，托馬斯是當今世上最優秀詩人。他是瑞典人。他的國度遙遠，語文文化都是我「搆不著」的，幸好他有這位舉世知名的漢學家朋友馬悅然，以「奴隸」的謙卑為我們細細翻譯。我終於能夠讀到托馬斯的最佳中文譯本，一步一步走近他的心靈了。
2012年12月
李長聲評論：馬悅然的俳句
作者:李長聲
來源:日本新華僑報
2007/09/28
知道馬悅然這個名字,是因為高行健得諾貝爾文學獎,聽說之所以得，得益於馬悅然的翻譯與舉薦。不過，我對於偏居一隅的小王國拿錢折騰世界不大感興趣，馬悅然的大名也就只知道了而已；大腦被這樣佔據的人名可不少，反正空著也是空著。某日，在書攤上看見薄薄的《俳句一百首》，以為又一本像大兵排三行的翻譯，卻驀地發現書名旁邊有幾個蠅頭蚊足的小字：馬悅然著，好似大腦的老池塘里跳進一隻蛤蟆，便買了回來。並且一路想：倘若在日本，著者的名字一定比書名印得更大些。俳句以及一百首，與馬悅然相比，哪個更吸引讀者的眼球？估計編輯也不是為俳句而是因馬悅然才出版這種書，中國圖書設計家的遊戲規則到底是什麼呢？ “冬天的池塘/蛤蟆呱呱的聲音/也冰凍了麼”,馬悅然寫了一百首這樣的俳句，十分鐘讀完，卻又翻來翻去，忍俊默誦大半天，老馬對於日本文學的感性把握遠勝過當代中國文學。
馬悅然的俳句是用漢語寫作的，應歸入漢俳，堪備一格。漢俳濫觴於1980年趙樸初寫的兩首詩《贈日本俳人協會諸友》，其一云：「綠蔭今雨來／山花枝接海花開／和風起漢俳」。此後好之者競起，但除了五七五的自然數形式與俳句有關，幾無俳趣。漢俳與俳句是兩股道上跑的車，恐怕之所以受容五七五，也因為它本來是漢詩（中國古典詩詞）自古沿用的句式。俳句五七五是十七個音，只容得下幾個詞，而漢俳是十七個字，甚而那就是十七個詞，容量大增，宿命也似地拿不來俳句的最大特色——含蓄。例如把芭蕉的詠蛙譯作「古池冷清清／一片寂靜，忽聞／一蛙跳入池水聲」，完全是解釋，一覽無遺，已毫無意境可言。 “池塘生春草”，或許用漢文寫俳句僅此五字足矣。
漢詩講究詩言志。日本人也寫漢詩，他們寫漢詩時就會按中國傳統言其志，幕末志士的漢詩不乏比中國人更壯懷激烈的。俳句挑起另一副擔子，側重於寫景。俳句出自俳諧。俳諧是一種唱和詩，開頭第一句應景寒暄，從而形成了“季語”這一詩律。俳句定規用季語，即表現季節的詞語，內容之中必然有自然景物或相關事物的意象。也有“無季”俳句，卻時常被詬病。中國有韻書，日本有《歲時記》匯集季語，供作者查考。漢俳倘若用季語，東風吹，戰鼓擂，大概也要帶上些另類含義。日本人對天氣、季節關心而敏感，固然與自然環境有關，同時也因襲著文化傳統。見面說天氣，乃寒暄之本義，但我們似乎受魯迅之影響，聽來就變成今天天氣哈哈哈。
馬悅然的第一首俳句：“俳句的格律／之乎者也矣焉哉／僅此而已矣”。所謂之乎者也矣焉哉，指的是“切字”，這是俳句的又一條詩律。一首俳句只能用一個切字。印刷俳句通常是一首一豎行，而我們翻譯往往按漢詩來感受或理解，把五七五理所當然地分成三句，以致引發了漢俳之想。其實，從語意與意境來看，一個切字只是把一首俳句斷為兩部分，例如芭蕉的詠蛙應該是：古池哉/蛙跳入之水聲。如果切字放在了末尾，那就要一氣而下。
正規俳句只一個動詞，最後用名詞收尾，餘音裊裊。例如“山上的燈塔/尖銳的火矛刺破/深夜的黑暗”，從結構來看，馬悅然的這首俳句與芭蕉的詠蛙何其相似乃爾，只是少了點含蓄，彷彿有什麼我們所喜愛的隱喻。
作漢俳遣詞造句每每追摹漢詩的古雅，而馬悅然運用口語，從音節與詞量上更接近俳句。他也用典，這倒是漢詩的了，例如「老和尚埋怨／一兩大煙兩塊錢／怎得到遼西」，這個遼西應出自唐詩的「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老和尚不僅抽大煙，還做起了女人的夢，看來不是好東西。
讀趙樸初的漢俳是在讀漢詩，讀馬悅然所作，準確地說，他運用日常口語，不拘格律，活潑而風趣，具有遊戲性，更像讀川柳。俳句與川柳都源於俳諧，字句同樣五七五，但各有來路。正岡子規說：「芭蕉以後之俳諧有幽玄高尚者，亦未必不含滑稽。」後來俳句幾乎把滑稽拱手讓給了川柳，就滑稽這一特色來說川柳才算是承續正統。拿我們的東西打比方，川柳比較像社會上流傳的順口溜甚或黃段子。
(本文作者係自由撰稿人)
來源:日本新華僑報
2007/09/28
知道馬悅然這個名字,是因為高行健得諾貝爾文學獎,聽說之所以得，得益於馬悅然的翻譯與舉薦。不過，我對於偏居一隅的小王國拿錢折騰世界不大感興趣，馬悅然的大名也就只知道了而已；大腦被這樣佔據的人名可不少，反正空著也是空著。某日，在書攤上看見薄薄的《俳句一百首》，以為又一本像大兵排三行的翻譯，卻驀地發現書名旁邊有幾個蠅頭蚊足的小字：馬悅然著，好似大腦的老池塘里跳進一隻蛤蟆，便買了回來。並且一路想：倘若在日本，著者的名字一定比書名印得更大些。俳句以及一百首，與馬悅然相比，哪個更吸引讀者的眼球？估計編輯也不是為俳句而是因馬悅然才出版這種書，中國圖書設計家的遊戲規則到底是什麼呢？ “冬天的池塘/蛤蟆呱呱的聲音/也冰凍了麼”,馬悅然寫了一百首這樣的俳句，十分鐘讀完，卻又翻來翻去，忍俊默誦大半天，老馬對於日本文學的感性把握遠勝過當代中國文學。
馬悅然的俳句是用漢語寫作的，應歸入漢俳，堪備一格。漢俳濫觴於1980年趙樸初寫的兩首詩《贈日本俳人協會諸友》，其一云：「綠蔭今雨來／山花枝接海花開／和風起漢俳」。此後好之者競起，但除了五七五的自然數形式與俳句有關，幾無俳趣。漢俳與俳句是兩股道上跑的車，恐怕之所以受容五七五，也因為它本來是漢詩（中國古典詩詞）自古沿用的句式。俳句五七五是十七個音，只容得下幾個詞，而漢俳是十七個字，甚而那就是十七個詞，容量大增，宿命也似地拿不來俳句的最大特色——含蓄。例如把芭蕉的詠蛙譯作「古池冷清清／一片寂靜，忽聞／一蛙跳入池水聲」，完全是解釋，一覽無遺，已毫無意境可言。 “池塘生春草”，或許用漢文寫俳句僅此五字足矣。
漢詩講究詩言志。日本人也寫漢詩，他們寫漢詩時就會按中國傳統言其志，幕末志士的漢詩不乏比中國人更壯懷激烈的。俳句挑起另一副擔子，側重於寫景。俳句出自俳諧。俳諧是一種唱和詩，開頭第一句應景寒暄，從而形成了“季語”這一詩律。俳句定規用季語，即表現季節的詞語，內容之中必然有自然景物或相關事物的意象。也有“無季”俳句，卻時常被詬病。中國有韻書，日本有《歲時記》匯集季語，供作者查考。漢俳倘若用季語，東風吹，戰鼓擂，大概也要帶上些另類含義。日本人對天氣、季節關心而敏感，固然與自然環境有關，同時也因襲著文化傳統。見面說天氣，乃寒暄之本義，但我們似乎受魯迅之影響，聽來就變成今天天氣哈哈哈。
馬悅然的第一首俳句：“俳句的格律／之乎者也矣焉哉／僅此而已矣”。所謂之乎者也矣焉哉，指的是“切字”，這是俳句的又一條詩律。一首俳句只能用一個切字。印刷俳句通常是一首一豎行，而我們翻譯往往按漢詩來感受或理解，把五七五理所當然地分成三句，以致引發了漢俳之想。其實，從語意與意境來看，一個切字只是把一首俳句斷為兩部分，例如芭蕉的詠蛙應該是：古池哉/蛙跳入之水聲。如果切字放在了末尾，那就要一氣而下。
正規俳句只一個動詞，最後用名詞收尾，餘音裊裊。例如“山上的燈塔/尖銳的火矛刺破/深夜的黑暗”，從結構來看，馬悅然的這首俳句與芭蕉的詠蛙何其相似乃爾，只是少了點含蓄，彷彿有什麼我們所喜愛的隱喻。
作漢俳遣詞造句每每追摹漢詩的古雅，而馬悅然運用口語，從音節與詞量上更接近俳句。他也用典，這倒是漢詩的了，例如「老和尚埋怨／一兩大煙兩塊錢／怎得到遼西」，這個遼西應出自唐詩的「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老和尚不僅抽大煙，還做起了女人的夢，看來不是好東西。
讀趙樸初的漢俳是在讀漢詩，讀馬悅然所作，準確地說，他運用日常口語，不拘格律，活潑而風趣，具有遊戲性，更像讀川柳。俳句與川柳都源於俳諧，字句同樣五七五，但各有來路。正岡子規說：「芭蕉以後之俳諧有幽玄高尚者，亦未必不含滑稽。」後來俳句幾乎把滑稽拱手讓給了川柳，就滑稽這一特色來說川柳才算是承續正統。拿我們的東西打比方，川柳比較像社會上流傳的順口溜甚或黃段子。
(本文作者係自由撰稿人)
2013年8月22日 星期四
散文家王盛弘書評：《記憶看見我》
作者：特朗斯特羅默
翻譯：馬悅然
在長期閱讀了大量的大肆渲染、充滿衝突與戲劇性、天馬行空想像力的家族書寫後，托瑪斯這本回憶童年、少年的小書，讓我驚喜。
2013年6月18日 星期二
读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回忆录《记忆看见我》
作者：詩人于堅
（文章來源，于堅新浪博客）
今天下午阅读了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回忆录《记忆看见我》。
一本小册子，是马悦然翻译的。
翻得很好，简洁流畅。“此霎那 如温暖的烟雾在阴冷的空气中上升”
过去我读过的回忆录，都是死者们的。
这本不同，作者还在世，而且我去过他家，与他一道用餐。他的钢琴关着，盖着布，上面搁着一个花瓶。他很有趣味，粗野的狗早就被从日常生活中赶出去了。
其实整个国家都彬彬有礼，就是斯德哥尔摩车站的酒鬼也是，彬彬有礼的酒鬼。
那是夏天。我们早晨在一个池塘里游泳。中午乘着船去他住的岛。永恒的蔚蓝。
他住在一栋天青色的木屋里，为森林环绕，周围是波罗的海。
误以为他是童话诗人。但传记表明，他也经验过暴力，来自那些经典的学校。
他的中学曾经被伯格曼拍进电影，那部电影我深刻印象，校长先生在毕业典礼上说，我很高兴你们已经被培养成合格的市民。市民！在当代中国文化中，这一直是个贬义词。恩格斯鄙视地揶揄过歌德：“法兰克福的小市民”。学校要培养的是“新人”“积极份子”，而不是循规蹈矩、奉公守法的市民。
教育革命，我经验过。1966年的某日，我跟着同学参加批判老师的大会，有人朝他们吐口水。托马斯接受的是正常的教育，但同样令他压抑，如果调皮就有可能送到感化院，“听到这个名字就会想到磨碎机和刨子”。
但培养新人的教育和培养市民的教育都培养出教育的叛徒。似乎他们毕业只是为了投奔粗野、没教养、反知识，与黑暗私通款曲，不是吗？
教育难以避免它暗藏着的暴力本性。人是恶的，只能改造。社会是一个劳改营吗？看看那些风烛残年、循规蹈矩到战战兢兢的老人。暴力的程度不同。托马斯经历的暴力在我看来，微乎其微，但细节对生命的影响并无二致。他被老师扇了一顿耳光，我则观看我的同学如何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批斗，麻绳绑起来，站在椅子上、高音喇叭。我少年时代经历的陪斩。那种身体内部冷汗如雨的感觉现在还在。有一年，我在一家书店签名售书，书店把我的名字写成大标语挂在街道上，这是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横幅上，我周身冰凉，躲在一棵树后面站了很久，不敢过，那场景太像一场批斗会。
在他夫人搀扶下，他转过树叶，跳舞般地走来迎接我们。一种颤抖的舞，就像树被风吹得原地打转。
他威严而和善，但他一点也不像回忆录照片里他爷爷，他更严肃，他爷爷看上去是个普通人。鞋匠或者海员。
他诗像是一些神秘的气泡，转着弯从语词的海底冒出来。看不清起源。从出发点到水面，它们曲曲折折地走了许久。获得了许多新的起源和结局。那不是一目了然的诗。
我没觉得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但前来拜访他的人们毕恭毕敬，女士们弯腰去亲吻他的手，他坐在轮椅上，旁边躺着一条白色的贵妇犬。他有点像退伍的纳粹军人。
海德格尔的相貌也是，《林中路》的作者如此威严冷峻，只差一撇小胡子。托马斯的小屋外面有一条林中路，后来他在那里与我们告别。
有个晚上瑞典国家剧院的编剧幽兰与我谈到托马斯，他的口吻是在秘密地谈论神灵。他说欧洲各地都在谈论他的诗，谁？他祖父，还是那些诗歌爱好者？
他的回忆录表明，他一生都有充足的时间来沉思，学习知识。
安静简朴的生活。安静得不可思议。尤其是在我这样的国家中出生的人们会觉得不可思议，缺乏变化，变化只在于心灵的成熟。
他在他们熟睡的时候给上帝打电话。
他少年时代喜欢去博物馆，他提到的一个动物博物馆。我似乎也去过，那时候我也许是五岁或者四岁，我看见了恐龙的排骨。光线阴暗的大房间里，我紧紧抓着父亲的手。
远古的骨骼给我高大的印象。后来我只看见小骷髅。
他的博物馆还在，我那个早已灰飞烟灭。
他的历史里面充满花园。这令他轻吗？
花园。关于这方面的虚构在我们之间不乏天才。
贫乏使虚构发达。专制是隐喻的温床。
但我们的心智也同样成熟了，虽然时代一直以幼稚为荣。
那时候我还没有花园。而这位托马斯是一生都生活在花园里的诗人。
忽略了这个在场，也就忽略了托马斯。
我可以热爱他，但我不会写那样的诗。太做作，太做作了，当你一面在稿纸上涂改，一面想着这样写会不会惹上麻烦。
我于1970年开始写诗。如果我那时候就像托马斯这样写，我可写不到今天。
印度的某种仪式上，巫师一直在重复某种已经流传了七千年的神秘发声。无人知道这些声音的含义，但流传了七千年。
天地无德，无意义是开始。
写作是第二性的，意义被语言召唤出场。
第一个巫师毫无意义。
第二个巫师也许要取悦某人，女人、情人或者长老。他唱出了点意思，他或许唱给那乳房微敛的女子听，取悦于她，你美啊。这就是写作。
写作就是从世界中出来，从哪个世界中出来，这很重要。或遮蔽，或敞开，这取决于诗人的世界观。
召唤意义出场成为写作的原罪。
无意义的时代结束了，作者们迷失在意义的迷宫，因此回到无意义，成为写作的终极追求。写作无法不充满意义，与意义的斗争令人筋疲力尽也乐趣横生。
托马斯简洁地说他的一生，每个时期说出几个要点，构成了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我无法将此人与龙马岛上那位一边喝葡萄酒、一边用指节敲一个掉在桌上的老苹果的先生联系起来。但他仿佛是我的同学，我就是那个喜欢收集啤酒标签、火柴盒标记、邮票的帕勒。我收集过，在革命前，邮票、糖果包装纸，后来我把全部邮票送给我少年时代的朋友罗里克，他家是越南人，他姐姐满头金发。
他在写死者。回忆录就是在写死去的自己，一些要点，他为何记下的是这些而不是那些？他没有提到女人。
他来昆明的时候，我们去一个奇怪的城堡前面念诗。后面有一只不会响的喇叭。
他每天都溜进图书馆去，“持续了好几年”。他还不是成人，使用他舅舅的成人借书证。
他在小学时拼错了一个词，过了20年还在想应该怎么拼，他的思想多么集中，心无旁骛。
我练习过的一种写作是怎么写检查。如何掌握这种新式的中国文体。既交代了罪行又轻描淡写。我写过多次。
这本回忆录就像俳句。意味着。
书的最后是马悦然翻译的托马斯早年的诗：
“车轮停在一个杂草丛生的墓”。
2013年6月3日星期一
2013年2月26日 星期二
馬悅然談“漢語語法歷史演變”
原題：我們缺乏對漢語語法歷史演變可靠的認識
（發表於2012年三月號香港《國學新視野》）
由於最近一百多年的東方與西方的學者共同的努力，我們對漢語語音歷史演變比較有把握。上古，兩漢，南北朝，隋唐和元朝的漢語語音系統的主要的特色已經擬定了。(不同學者所擬定的方案的出入不太大)。可惜的是我們對漢語語法歷史演變的知識太不夠。我們需要的是漢語歷史語法比較全面的研究。這樣巨大的研究計劃需要很長時間，也需要很多學者的共同努力。閱讀先秦文學著作的時候，連一個初學古代中文著作的學生會注意到某一文本的語法系統好像比另一文本的語法系統古老得多。可是那兩部著作的語法系統的異同在哪兒他不了解。
高本漢在他的文章<漢語語法漫談>(遠東博物館年刊 23期，1951年) 調查了出現在十一部東周及四部漢朝著作的二十七個有語法功能的詞與詞組。他選的東周的著作是《論語》，《孟子》，《禮記》中的<檀弓篇>，《左傳》，《國語》，《墨子》，《孫子》，《呂氏春秋》，《韓非子》以及《戰國策》，漢朝的著作是《春秋繁露》，《淮南子》，《法言》與《論衡》。高本漢調查的二十七個詞與詞組包括否定詞，簡單與合成的語尾詞，疑問副詞，介詞，指示代詞和人名語尾詞<也>字。高本漢寫這篇論文的目的是雙重的: 他一面要證明東周的作家所用的書面語跟當時的口語離得不遠，另一面要查明這種活的書面語什麼時候開始變成離口語很遠的文言。他的研究結果證明胡適在《白話文學史》所提出的看法是正確的:文言就是已經死了兩千年的語言。高本漢的這篇論文也證明《論語》，《孟子》與《禮記》<檀弓篇>的語法形式是相同的，因此高本漢認為這三部著作屬於所謂魯國方言。他也發現《左傳》與《國語》的語法形式是很相似的。
高本漢這篇論文雖然跟我在這裡討論的問題不切合，可是他用的調查方法當然也可以用來證明漢語語法歷史演變的情況。為的是要徹底地研究漢語語法歷史演變，我們首先需要調查個別不同時代的著作的語法系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給這種研究提供了非常優秀的條件。由劉殿爵教授與陳方正教授計劃以及何志華先生與何國杰先生編輯的《先秦兩漢古籍逐字索引叢刊》與《魏晉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叢刊》包括全部的從先秦時代到南北朝末年的著作的索引。徹底研究這巨大文本資料中每一部著作的語法系統可能需要全世界幾代漢學家的共同努力。高本漢以上提到的論文的研究方法可以提供一條捷徑。我相信比較性地調查不同著作中若干表達語法概念的形式會幫助我們決定著作的相對的年齡。主謂概念，疑問概念，否定概念，主從概念，被動概念，主動概念，情態概念等等可選為調查語法概念的例子。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古文獻資料庫中心所發表的文本多半取自《四部叢刊》。在中國著作當時的校勘與考證學的情況之下，《四部叢刊》的版本是最好的選擇。中國文化研究所的索引超過以前所有的先秦和先隋的索引與引得。這個非常寶貴的資料給語法學家提供研究和分析從上古漢語到中古漢語語法演變的歷史的條件。這種語法研究對考證學的意義當然相當大。
完成這種非常廣泛的研究計劃可能需要國際性的合作，也需要一個組織這個研究計劃的機構。既然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已經提供了這個重要計劃的先決條件，我認為香港中文大學應該負這個責任。
幾年前北京的孔子學院推薦了一個研究計劃，將《五經》新譯成外文。我個人認為在這裡所建議的計劃對漢學的意義更深。
（發表於2012年三月號香港《國學新視野》）
由於最近一百多年的東方與西方的學者共同的努力，我們對漢語語音歷史演變比較有把握。上古，兩漢，南北朝，隋唐和元朝的漢語語音系統的主要的特色已經擬定了。(不同學者所擬定的方案的出入不太大)。可惜的是我們對漢語語法歷史演變的知識太不夠。我們需要的是漢語歷史語法比較全面的研究。這樣巨大的研究計劃需要很長時間，也需要很多學者的共同努力。閱讀先秦文學著作的時候，連一個初學古代中文著作的學生會注意到某一文本的語法系統好像比另一文本的語法系統古老得多。可是那兩部著作的語法系統的異同在哪兒他不了解。
高本漢在他的文章<漢語語法漫談>(遠東博物館年刊 23期，1951年) 調查了出現在十一部東周及四部漢朝著作的二十七個有語法功能的詞與詞組。他選的東周的著作是《論語》，《孟子》，《禮記》中的<檀弓篇>，《左傳》，《國語》，《墨子》，《孫子》，《呂氏春秋》，《韓非子》以及《戰國策》，漢朝的著作是《春秋繁露》，《淮南子》，《法言》與《論衡》。高本漢調查的二十七個詞與詞組包括否定詞，簡單與合成的語尾詞，疑問副詞，介詞，指示代詞和人名語尾詞<也>字。高本漢寫這篇論文的目的是雙重的: 他一面要證明東周的作家所用的書面語跟當時的口語離得不遠，另一面要查明這種活的書面語什麼時候開始變成離口語很遠的文言。他的研究結果證明胡適在《白話文學史》所提出的看法是正確的:文言就是已經死了兩千年的語言。高本漢的這篇論文也證明《論語》，《孟子》與《禮記》<檀弓篇>的語法形式是相同的，因此高本漢認為這三部著作屬於所謂魯國方言。他也發現《左傳》與《國語》的語法形式是很相似的。
高本漢這篇論文雖然跟我在這裡討論的問題不切合，可是他用的調查方法當然也可以用來證明漢語語法歷史演變的情況。為的是要徹底地研究漢語語法歷史演變，我們首先需要調查個別不同時代的著作的語法系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給這種研究提供了非常優秀的條件。由劉殿爵教授與陳方正教授計劃以及何志華先生與何國杰先生編輯的《先秦兩漢古籍逐字索引叢刊》與《魏晉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叢刊》包括全部的從先秦時代到南北朝末年的著作的索引。徹底研究這巨大文本資料中每一部著作的語法系統可能需要全世界幾代漢學家的共同努力。高本漢以上提到的論文的研究方法可以提供一條捷徑。我相信比較性地調查不同著作中若干表達語法概念的形式會幫助我們決定著作的相對的年齡。主謂概念，疑問概念，否定概念，主從概念，被動概念，主動概念，情態概念等等可選為調查語法概念的例子。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古文獻資料庫中心所發表的文本多半取自《四部叢刊》。在中國著作當時的校勘與考證學的情況之下，《四部叢刊》的版本是最好的選擇。中國文化研究所的索引超過以前所有的先秦和先隋的索引與引得。這個非常寶貴的資料給語法學家提供研究和分析從上古漢語到中古漢語語法演變的歷史的條件。這種語法研究對考證學的意義當然相當大。
完成這種非常廣泛的研究計劃可能需要國際性的合作，也需要一個組織這個研究計劃的機構。既然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已經提供了這個重要計劃的先決條件，我認為香港中文大學應該負這個責任。
幾年前北京的孔子學院推薦了一個研究計劃，將《五經》新譯成外文。我個人認為在這裡所建議的計劃對漢學的意義更深。
2013年2月16日 星期六
吳鈞堯書評：我們又結了一次婚
文學書評／我們又結了一次婚
2013/01/26
【聯合報╱吳鈞堯】
推薦書：馬悅然、陳文芬《我的金魚會唱莫札特》（二魚文化出版）
《我的金魚會唱莫札特》書影。 (圖／二魚文化提供)
儘管馬悅然娶了陳文芬，他們的差別始終存在。套用馬悅然化名的「南坡居士」腔調，「嫁給我這老頭兒，小妖還是個女生，還是個東方人，我可沒把她的腦袋娶進門」。小妖，自然就是陳文芬的化身。
俗謂「夫唱婦隨」，兩人合著的《我的金魚會唱莫札特》卻是形式的唱和，維持短、小、精、幹，其餘都任由發揮。不雅地列出「幹」字，正要說說南坡居士的短輯。南坡發揮精深多元的漢學基礎，詩詞、傳奇、小說與稗官野史等，一一入文，穿天入地、抬古槓古，與古人展開一連串的逸想、懷想、「亂想」，學術與打屁的落差，有了會心一笑的詼諧。南坡藉與古人說話，聊課本不便教、史書未必載，但以邏輯推敲，或將存在的隱諱，以諧趣為外衣，一個個說出。南坡問古、考古也擬古，與古人談起戀愛了。須指出的趣處是，南坡的短輯情慾暗藏，流串古今，更顯作者對古老歷史、傳奇與愛情的嚮往。尤其當古今衝突，作者愛古意，對實際狀態約莫就是「不爽」，不雅地說「不爽」，就一個「幹」字了。
不同南坡的古今雜燴，小妖文如其名，妖異十足。妖，來自文字，透徹清冷，非常有節制地，讓文字與寓意雙飛。如在豬身上作畫成為畫家、寫胖子馮先生與岳父喝光了酒、自暗夜離去的流氓等，都以寥寥兩三百字，寫出寓意飽滿，且兼詩意的佳作。沒說出的部分是寓意、是留白，總之讀來心酸。
小妖還有一個區塊是寫記者生涯難忘的片段與價值，如「他將受訪者當作獵物求索所需，卻也一生尊重他們」，提到「記者如老虎」、自己曾犯的報導失誤，以及冤獄。儘管「記者如老虎」，但小妖說，老虎屬貓科，不為人知的時候，展現牠纖細的光影。小妖行文素簡，淡描外在的行為、姿態跟爭執，總在文末戛然結尾，雖屬「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招法，但顛覆感夠，常見悵然。
合輯中，部分生活被夫、妻各自呈現，相同主題、異味詮釋，宛如東、西世界的聯姻。
最後，套用「南坡居士」腔調作結，「我們結婚了，可寫作這事，可不須結婚哪」。樂見南坡與小妖「分居」，再各自成書，必更可觀。
【2013/01/26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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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28日 星期一
面對諾獎：“作家”與作家的不同。
面對諾獎，“作家”與作家的不同
來源：環球時報| 2011-08-06 07:29:14
作者：李德民人民日報原評論部主任
對於諾貝爾獎金文學，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筆者不便說三道四。但筆者看到，面對諾獎，中國“作家”與作家態度大不相同，有些“作家”為獲此獎開展的“攻關活動”令人汗顏。
“作家”們知道，馬悅然老先生作為評委，對評選諾貝爾文學獎有相當的發言權。於是，馬老先生成了他們的“攻關對象”。日前，有新聞披露了馬老先生接受記者採訪時的談話，他每月都收到來自中國的信，“寄到瑞典學院，無論怎麼拼錯都行，都收到了”;而“信的內容，不外乎是要我幫助他們，當然與諾獎有關”。 “這些人不是給我寄來發表過的詩集，就是小說，當然，也有尚未出版的書稿。”對於這些書，他將“一部分移送給大學中文系圖書館”。在他看來，“這些作品雖然不具參評水平，但作為公開出版物，卻也代表不同層次的中國當代文學的某個部分或文學現象”。
馬老先生舉例說明了哪些中國人試圖賄賂他。他舉了兩個極端的例子：“一位香港出版過不少詩集的女詩人，就給我寄過一張5000港幣的支票。”“一位山東的文化干部在兩年之內給我寫過十八封信”，“說他本人很闊，獎金我可以留下，名譽歸他。每封信中都有書畫作品贈我，我當然把這些退還。我給他回信，請不要再來打擾，甚至讓瑞典學院管理郵件的人員將此人的信件退回，今年春天發現，他開始給瑞典學院諾貝爾獎小組主席寫信了!這些人都自稱是不錯的'作家'。”
對這些道貌岸然、自視甚高的“作家”，筆者不得不說一句難聽話了：你們這是行賄!為獲獎而行賄!這就像國內行賄受賄、買官賣官、制假販假、坑蒙拐騙的人們一樣卑鄙無恥，他們把中國作家的臉面丟到外國去了，丟向全世界了。
請注意，這些想靠賄賂敲開諾獎大門的是中國“作家”而非作家。一個帶“引號”，一個不帶“引號”，兩者是不同的。叫人怎樣看待這些“作家”呢?馬老先生的看法倒是灑脫：“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形形色色的人不少，其中不乏急功近利者、腦筋不清楚自以為是的人，騙子、腐敗分子、偽君子”。他的夫人陳文芬女士的說法簡單而明確：“也許這些人不能算作作家”。
馬老先生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他與中國作家交往甚廣，他認識的中國作家，沒有一個人給他寫信提什麼要求。他對記者強調，“在我認識的中國作家中，沒有一位朋友給我寫信提出過什麼要求。”這就是作家與“作家”的不同。面對諾獎，丟人的是中國的“作家”，而非中國的作家。馬老先生有眾多中國作家朋友。據他介紹：“上世紀五十年代，我作為瑞典駐中國大使館文化專員，及至八十年代獲得入境，先後訪問過的中國作家，包括艾蕪、巴金、老舍、錢鍾書、楊絳、沈從文、師陀、嚴文井、葉聖陶、張天翼;詩人艾青、馮至、卞之琳、冰心、凌叔華、陳敬容、馮乃超、曹辛之、田間、辛笛、臧克家、鄭敏;戲劇家李健吾、曹禺、吳祖光、夏衍等人。”這些都是他的中國作家朋友。他說：“沒有一位朋友給他寫信提什麼要求”。
行賄的“作家”提醒人們注意，在當今中國，不但有行賄受賄的貪官、坑蒙拐騙的奸商，以及騙學歷、騙文憑的學術界敗類，不幸在聖潔的文學殿堂，在高雅的文人群中，竟還有要靠行賄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在筆者看來，這些“作家”較之上面提到的那些人，如果說那些人可惡、可恨和可恥，那麼，這些“作家” ，則是可憐、可悲和可笑。想當作家，要有才華，有作品，更要有臉面，有脊梁。
2013年1月20日 星期日
特朗斯特羅姆：瑣細與無上之美
2012-12-17 11:45:06 來自: 簫鳴戈
（豆瓣網書評）
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詩歌最早的中譯者，是詩人北島。而把特朗斯特羅姆詩歌引薦給北島的人，卻是瑞典漢學家馬悅然。在《時間的玫瑰》一書中，北島曾回憶起此事。一九八三年夏末，北島從瑞典使館文化專員安妮卡那裡得到特朗斯特羅姆最新的詩集《野蠻的廣場》，以及馬悅然的英譯稿和一封信。 “馬悅然在信中問我能不能把托馬斯的詩譯成中文。這是我頭一回聽到托馬斯的名字。回家查詞典譯了九首，果然厲害。托馬斯的意象詭異而輝煌，其音調是獨一無二的。很幸運，我是他的第一個中譯者。相比之下，我們中國詩歌當時處於一個很低的起點。”
我不知道馬悅然為什麼讓北島來譯特朗斯特羅姆。或許，一個有著“近乎枯燥的嚴肅”的中國北方詩人，與一個來自北歐的“詩的禁慾主義者”，有一種內在的契合？有趣的是，當詩人王家新希望從自己的詩歌語言中“透出一種能和北方的嚴酷、廣闊、寒冷相呼應的明亮”時，他也從特朗斯特羅姆那裡找到了共鳴。不管怎樣，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本世紀，特朗斯特羅姆的詩歌被斷斷續續譯介到國內，對漢語詩歌產生了某種隱秘的影響。最新出版的由馬悅然翻譯的詩文集《巨大的謎語•記憶看見我》，可以說，為特朗斯特羅姆作品的中譯劃上了一個漂亮句號。
《巨大的謎語•記憶看見我》收入了《悲傷的鳳尾船》、《巨大的謎語》兩部詩集以及詩人回顧早年歲月的自傳《記憶看見我》。其中《巨大的謎語》是特朗斯特羅姆中風之後完成的，是詩人最新可能也是最後的作品，首次譯成中文。馬悅然的翻譯，無論是在語義、節奏與風格的準確上還是在語言的凝練有力上，都遠超李笠和董繼平的翻譯，這一點只要對比三者譯的《悲傷的鳳尾船》（李、董譯分別譯為《悲哀貢多拉》和《悲傷的貢多拉》），就能明白。即便散文體作品《記憶看見我》，馬悅然的翻譯也更為準確、入味，超過北島和董繼平譯的。
讀《巨大的謎語》、讀特朗斯特羅姆的詩作，是知其然，而讀《記憶看見我》，則是知其所以然。就我個人來說，詩人有時比詩作更加吸引我。特朗斯特羅姆獨特的詩歌氣質是如何形成的呢？它與瑞典、與北歐的風土多少不無關係。後者有著獨特的高緯地勢、冰河地形、反差強烈的日照和黑夜，而特朗斯特羅姆所在的瑞典，更是約有百分之十五的土地在北極圈內，沐浴在一種特殊的自然光線下，使每個人時刻如同生活在剪影之中。這種風水地貌造就了“臉孔的詩人”英格瑪•伯格曼和他的“室內電影”，也造就了葛麗泰•嘉寶那謎語一般的面孔（羅蘭•巴特說“嘉寶的臉是一種理念”）。當然，也造就了特朗斯特羅姆那雕刻一般的詩歌。
毫無疑問，特朗斯特羅姆是一個典型的“北方藝術家”，“很嚴肅、很早慧”。這種氣質在他早年就初現端倪。在《記憶看見我》中，特朗斯特羅姆談到自己五歲時就已經學會寫字了，“可是我嫌寫作太慢，我的想像力需要更快的表達方式”，為此他發明了一種速寫方法來畫畫。他是一個博物館狂，但是害怕骨架。 “我對蒸汽火車頭的興趣遠遠超過對電力火車頭的興趣，換句話說，我浪漫的傾向勝過我對技術的興趣”。十一歲時，他開始收集昆蟲，一度想獻身昆蟲學。 “我對我所捕捉的昆蟲，當然沒有任何審美的觀點——我從事的是科學——可是我無意識地吸收了很多美學的經驗。我移動在巨大的謎語之中。我得知土壤是活的，得知有一個容納無窮的爬行與飛行的生物世界，而那些生物有它們自己很豐富的生活，一點都不需要關注我們”。上小學時，一個孔武有力的同學老欺負他，他發明了一種“裝死”的方法（他稱之為“既受殘暴又保持自重的特技”），結果讓對方很快厭倦了這種暴力遊戲。十三歲時，他迷上了非洲的地理和探索，讀了很多相關的書。在學校裡，他以筆快著稱，總是寫地理或歷史方面很長的作文，而後來卻成為一個以寫得少而聞名的詩人。十五歲時，他得了很嚴重的憂鬱症，“一種不發出光而發出黑暗的探照燈把我捕獲”，最終是音樂陪伴他度過了這次精神的“煉獄”。十五歲上高中後，他通過拉丁文學習開始接觸賀拉斯的詩歌。 “現在那發光的羅馬文本落到塵世上了。可是下一個時刻，下一闋詩裡，賀拉斯的拉丁文帶回詩歌奇妙的精確。這種瑣細與無上之美的相互作用教給我很多東西。這種相互作用是詩的條件，也是生活的條件。形式（形式！）起了提高的作用。毛蟲的腳消失了，翅膀展開了。”——一位詩人就此誕生！
特朗斯特羅姆把自己一生比喻為“彗星”。彗星的頭是童年和青春期，而彗星的核心則是“決定生命最重要特徵的幼年”。作為自傳的《記憶看見我》只寫到少年時為止，是有其道理的。北島說過，“大多數詩人是通過時間的磨礪才逐漸成熟的，而托馬斯從一開始就顯示出了驚人的成熟”。這種“早熟”，在特朗斯特羅姆那裡，主要體現為一種形式感的發現。這是特朗斯特羅姆詩歌的核心，也是北方詩歌的核心。
（豆瓣網書評）
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詩歌最早的中譯者，是詩人北島。而把特朗斯特羅姆詩歌引薦給北島的人，卻是瑞典漢學家馬悅然。在《時間的玫瑰》一書中，北島曾回憶起此事。一九八三年夏末，北島從瑞典使館文化專員安妮卡那裡得到特朗斯特羅姆最新的詩集《野蠻的廣場》，以及馬悅然的英譯稿和一封信。 “馬悅然在信中問我能不能把托馬斯的詩譯成中文。這是我頭一回聽到托馬斯的名字。回家查詞典譯了九首，果然厲害。托馬斯的意象詭異而輝煌，其音調是獨一無二的。很幸運，我是他的第一個中譯者。相比之下，我們中國詩歌當時處於一個很低的起點。”
我不知道馬悅然為什麼讓北島來譯特朗斯特羅姆。或許，一個有著“近乎枯燥的嚴肅”的中國北方詩人，與一個來自北歐的“詩的禁慾主義者”，有一種內在的契合？有趣的是，當詩人王家新希望從自己的詩歌語言中“透出一種能和北方的嚴酷、廣闊、寒冷相呼應的明亮”時，他也從特朗斯特羅姆那裡找到了共鳴。不管怎樣，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本世紀，特朗斯特羅姆的詩歌被斷斷續續譯介到國內，對漢語詩歌產生了某種隱秘的影響。最新出版的由馬悅然翻譯的詩文集《巨大的謎語•記憶看見我》，可以說，為特朗斯特羅姆作品的中譯劃上了一個漂亮句號。
《巨大的謎語•記憶看見我》收入了《悲傷的鳳尾船》、《巨大的謎語》兩部詩集以及詩人回顧早年歲月的自傳《記憶看見我》。其中《巨大的謎語》是特朗斯特羅姆中風之後完成的，是詩人最新可能也是最後的作品，首次譯成中文。馬悅然的翻譯，無論是在語義、節奏與風格的準確上還是在語言的凝練有力上，都遠超李笠和董繼平的翻譯，這一點只要對比三者譯的《悲傷的鳳尾船》（李、董譯分別譯為《悲哀貢多拉》和《悲傷的貢多拉》），就能明白。即便散文體作品《記憶看見我》，馬悅然的翻譯也更為準確、入味，超過北島和董繼平譯的。
讀《巨大的謎語》、讀特朗斯特羅姆的詩作，是知其然，而讀《記憶看見我》，則是知其所以然。就我個人來說，詩人有時比詩作更加吸引我。特朗斯特羅姆獨特的詩歌氣質是如何形成的呢？它與瑞典、與北歐的風土多少不無關係。後者有著獨特的高緯地勢、冰河地形、反差強烈的日照和黑夜，而特朗斯特羅姆所在的瑞典，更是約有百分之十五的土地在北極圈內，沐浴在一種特殊的自然光線下，使每個人時刻如同生活在剪影之中。這種風水地貌造就了“臉孔的詩人”英格瑪•伯格曼和他的“室內電影”，也造就了葛麗泰•嘉寶那謎語一般的面孔（羅蘭•巴特說“嘉寶的臉是一種理念”）。當然，也造就了特朗斯特羅姆那雕刻一般的詩歌。
毫無疑問，特朗斯特羅姆是一個典型的“北方藝術家”，“很嚴肅、很早慧”。這種氣質在他早年就初現端倪。在《記憶看見我》中，特朗斯特羅姆談到自己五歲時就已經學會寫字了，“可是我嫌寫作太慢，我的想像力需要更快的表達方式”，為此他發明了一種速寫方法來畫畫。他是一個博物館狂，但是害怕骨架。 “我對蒸汽火車頭的興趣遠遠超過對電力火車頭的興趣，換句話說，我浪漫的傾向勝過我對技術的興趣”。十一歲時，他開始收集昆蟲，一度想獻身昆蟲學。 “我對我所捕捉的昆蟲，當然沒有任何審美的觀點——我從事的是科學——可是我無意識地吸收了很多美學的經驗。我移動在巨大的謎語之中。我得知土壤是活的，得知有一個容納無窮的爬行與飛行的生物世界，而那些生物有它們自己很豐富的生活，一點都不需要關注我們”。上小學時，一個孔武有力的同學老欺負他，他發明了一種“裝死”的方法（他稱之為“既受殘暴又保持自重的特技”），結果讓對方很快厭倦了這種暴力遊戲。十三歲時，他迷上了非洲的地理和探索，讀了很多相關的書。在學校裡，他以筆快著稱，總是寫地理或歷史方面很長的作文，而後來卻成為一個以寫得少而聞名的詩人。十五歲時，他得了很嚴重的憂鬱症，“一種不發出光而發出黑暗的探照燈把我捕獲”，最終是音樂陪伴他度過了這次精神的“煉獄”。十五歲上高中後，他通過拉丁文學習開始接觸賀拉斯的詩歌。 “現在那發光的羅馬文本落到塵世上了。可是下一個時刻，下一闋詩裡，賀拉斯的拉丁文帶回詩歌奇妙的精確。這種瑣細與無上之美的相互作用教給我很多東西。這種相互作用是詩的條件，也是生活的條件。形式（形式！）起了提高的作用。毛蟲的腳消失了，翅膀展開了。”——一位詩人就此誕生！
特朗斯特羅姆把自己一生比喻為“彗星”。彗星的頭是童年和青春期，而彗星的核心則是“決定生命最重要特徵的幼年”。作為自傳的《記憶看見我》只寫到少年時為止，是有其道理的。北島說過，“大多數詩人是通過時間的磨礪才逐漸成熟的，而托馬斯從一開始就顯示出了驚人的成熟”。這種“早熟”，在特朗斯特羅姆那裡，主要體現為一種形式感的發現。這是特朗斯特羅姆詩歌的核心，也是北方詩歌的核心。
2013年1月5日 星期六
“我願做原作者的奴隸”
（原刊上海外灘畫報）
http://www.bundpic.com/2011/12/17199.shtml
文/李梓新，攝影/閻寒
斯德哥爾摩市郊一所狹小的老年公寓，像是獨立於中國文壇之外的一個小宇宙，它所發出的電波時常影響到中國作家的心緒。因為這裡的主人，是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委馬悅然。在書齋接受本報記者獨家專訪時，他說自己最喜歡 的角色是“譯者”，譯者應該是“作者的奴隸”，必須完全忠實於原作者。他現在的願望是翻譯《左傳》。
十二月的斯德哥爾摩陽光稍縱即逝，這一天卻天氣極好。早上十點，紅線地鐵終點站Mörby Centrum外，地面的薄霜反光如鏡。頭戴禮帽的馬悅然和他的妻子陳文芬如約出現了，開車帶記者和攝影師去他們家中。
一輛略顯陳舊的灰藍色沃爾沃小轎車，87歲的馬悅然開起來仍然得心應手，他熟練地加油門，打方向盤，轉彎。車子穿行在斯德哥爾摩郊區的林野公路間，兩旁的景物漸漸有了一些美式景緻，低矮而舒適的房屋，間雜在綠樹與深藍色的波羅的海之間。 “這片住宅區原來是藝術家的聚居區，後來富人多了起來，變成著名的住宅區。”
但馬悅然並沒有在這裡擁有房產，而是長期租住在一座養老公寓，名字叫“燕鼻子住客之家”。據陳文芬說這裡非常受歡迎，很多人排長隊申請，可能要5到10年才能輪上。馬悅然自1998年起住在這裡，中間也搬過三次家，才換到現在居於二樓風景更好的房間。而樓下住的是一位退休工程師。
房子外面有大片的綠樹紅花，即使在冬日仍然色彩斑斕。馬悅然夫婦一路帶著我們介紹這是山毛櫸，那是古橡樹，走向波羅的海邊還有瑞典獨有的柳樹，以及大片的蘆葦。事實上，除了親近自然，馬悅然夫婦並沒有過多參加社區活動，只是偶爾打打橋牌。更多的時間呆在自己的書齋裡奮筆疾書。
馬悅然的寓所不大，兩房一廳不過70平方米左右。一個10來平方米的客廳完全成為工作室，正中擺著一個大長條方桌，上面鋪滿各種書籍、記事本和馬悅然的戴爾電腦。而陳文芬則在房間一角有一張小方桌，沒有座椅，她說坐地上工作對腰椎更好一些。
房間裡有各個出版社、作家寄來樣書、著作、書信、紀念品，書法等等。這間小小的書齋像是獨立於中國文壇之外的一個小宇宙，它所發出的電波時常影響到中國作家群的心緒。因為書齋的主人，是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委。
對於馬悅然，中國作家群可謂又愛又恨。這樣一位能讀懂他們作品的外國老頭，在過去26年來一直作為至高榮譽諾貝爾文學獎中唯一懂中文的評委。在廣泛的想像裡，他的態度和愛好是中國作家能不能得到國際認可的一個重要風向標。於是有人樂於與他結交，也有人公開表示不喜歡他。中國作家的“諾貝爾情結”投射到馬悅然身上，成了一個古怪的混合體，他們希望馬悅然通讀所有的中文作品，然後做出一個“客觀”的選擇，另一方面，他們也有一種酸澀的心理，對中國作家的“命匙”掌握在這樣一個外國漢學家手裡表示不屑和難以接受。今年以來，一連串的風波至今尚未平息。
妻子陳文芬會為馬悅然打抱不平：“希望悅然讀完所有人的書，那是圖書館員的工作。悅然和普通人一樣，只讀和翻譯他自己喜歡的作品。”
耄耋之年的馬悅然依舊保持了極高的工作效率。他每天翻譯著自己喜歡的作品。他認為譯者是“作者的奴隸”，必須完全忠實於原作者。而前提是要真正喜歡上作者的作品，才能心甘情願地做他的奴隸。
就像這個冬天他最開心的一件事，就是多年的老朋友，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他終於有了人生中的第一筆財產，去還清他生活和租房等等的債務了。”而馬悅然顯然很樂意做老朋友的“奴隸”，他在2004年翻譯的特朗斯特羅姆詩集《巨大的謎語》剛剛在台灣正式出版。
我們的採訪話題，也就從特朗斯特羅姆得獎開始。
B=外灘畫報
M=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
和特朗斯特羅姆的友誼
B：今年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下簡稱托馬斯）得獎了，您以前說過他是早應該得獎的，這次您是不是很高興？
M: 非常開心，這一天我等了26年。
B：我記得非常巧合的是，26年前您得知獲選瑞典學院院士，成為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的時候，剛好是托馬斯第一次訪問中國，你們一起在北京，對吧？
M：對，那是1985年。當時我在北大有一個演講，當天得到了消息。而特朗斯特羅姆那時好像是在社科院演講。
B：還記得在北京和托馬斯有什麼有趣的細節嗎？
M：我獲選院士當晚，瑞典駐中國大使請我們吃飯。飯後又繼續到大使家喝酒。大使問谁愿意喝一杯蛇酒，是一種綠顏色的蛇浸泡的，看起來非常毒的65度烈酒。我和托馬斯都喝了。後來托馬斯到了上海，寫了一首詩《上海的街》，還寫到了喝蛇酒的感受：“如蝰蛇酒般腥澀，回味不止。”
B：托馬斯對中國的印像如何？
M：他很欣賞中國。但他怕人多，人多他就會不自在。有一天他說我們找一個人少安靜的地方去。我就和大使館借了一輛車，帶他到戒台寺去。那是50年代我在北京時常去的安靜之地。結果開車去了之後，卻看到至少八輛旅遊大巴，帶了很多遊客去，根本就走不動。
還有一次，他去北京外語學院給學瑞典語的學生朗誦自己的詩。朗誦結束，有一名男生舉手說他聽不懂。托馬斯說：“你為什麼一定要懂呢？你接受吧，把這詩當作是自己寫的。我可以送給你。”
B：您和托馬斯是怎麼認識的？
M：我們大約是1966年在詩歌朗誦會上認識的。我們後來也經常聚會，有時到他家，有時到他在龍馬屋海島的藍房子去，那是他當海員的外公留下的房子。
B：他後來中風了，您有什麼反應？
M：那個時候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學。一位好朋友告訴我托馬斯中風了，我非常難過。如果沒有他的妻子莫妮卡，他就活不下去了。托馬斯現在一般只能說四句話: ja （是的），nej(不是)，men(可是)和mycket bra(很好)。如果莫妮卡不在，你沒辦法和托馬斯對話。如果莫妮卡在，無論你問托馬斯什麼，莫妮卡就看托馬斯的臉，就能回答了。然後托馬斯再表示對還是不對。
有一天，我在他們家裡，托馬斯突然用筆劃了一個馬頭，交給莫妮卡。莫妮卡不太明白。托馬斯又再畫了一個馬頭。莫妮卡說，哦，你要找一副眼鏡。我就問，托馬斯要找副眼鏡，他為什麼不直接畫一副眼鏡呢？莫妮卡說，托馬斯不是那麼簡單的人。馬頭和眼鏡的關係呢?原來，在托馬斯一首叫《打開的窗子》的詩裡有最後幾句：“我不知道我的頭/向哪邊轉/以雙重的視野/像一匹馬”。
B：您是如何開始翻譯托馬斯的詩集的？
M：1983年過年的時候，我住院開刀。當時托馬斯剛出版了一本詩集，叫《狂暴的廣場》。我早晨兩點就醒來了，我就開始翻譯他的詩集，當天下午六點就翻完了。那時我打了麻醉藥，腦袋裡都是空的，就是一心想翻譯這些詩，把它們翻成了英文。同一年，我就介紹北島翻譯他的詩集。後來我還翻譯了他一本散文詩叫《藍房子》。
2004年在台灣時候，碰上“總統大選”的“詐彈”鬧劇，我和文芬就到鄉下避住。把托馬斯最新的兩部詩集《巨大的謎語》和《悲傷的鳳尾船》翻譯成中文，後來應陳思和的約稿，在《上海文學》發表過，但沒有出版成冊。今年托馬斯得諾貝爾文學獎了，台灣的出版社立即就出了中文版。
B：今年托馬斯作為近40年來第一位瑞典人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瑞典國內有什麼反應？
M：大家都覺得實至名歸。這和上次1974年埃溫德.雍遜（Eyvibnd johnson）和哈瑞.馬丁松（ Harry Martlnson）這兩位瑞典文學家得獎時遭到非議相差很大。那次獲獎，因為他們和瑞典學院有一些關係，在瑞典國內引起很大爭議。最後哈瑞.馬丁松還自殺了。托馬斯是瑞典人得的第八個文學獎，對於一個900萬人口的國家是有點多了。但如果不頒發給托馬斯，我們就更不能頒發給其他詩人了。而上一次得獎的詩人是波蘭女詩人辛波斯卡，距現在已經有15年了。
B：得獎後您祝賀了托馬斯嗎？
M：當然，當天就給他打電話了。我們差不多每天都會和莫妮卡通話。我太太陳文芬也參加了在瑞典學院舉行的托馬斯作品朗誦會，她用中文朗誦一首托馬斯的詩。
“有文學價值的作品，國界不是問題”
B：您剛才談到了15年來第一位詩人得獎，是不是因為今年的世界不太太平，對詩有一種呼喚？
M：你沒提問我還沒想到這個問題。不過確實是的，這好像是一種自然而然的過程，大家都覺得今年應該頒獎給一位詩人。詩歌確實是對現實影響很大的一種文學。
B：您對詩歌是不是有偏愛？
M：在中國文學上，詩歌所佔的成分是很重的。 1949年，我住在四川峨眉山的報國寺，開始學中國文學。那個時候我就讀了很多漢朝樂府和南北朝詩，也讀了《唐詩三百首》。不過我太不喜歡《唐詩三百首》和《古文觀止》這種選本，這種選本是很危險的。一個人讀完了《唐詩三百首》就覺得他讀完了所有唐詩，讀完《古文觀止》就覺得讀完了中國古文。而這其實只是幾個編輯的選擇眼光。
B：這麼多朝代的詩歌，您對哪個朝代的詩歌最有偏愛？
M：我教書的時候，就問過學生，如果你可以選擇，你們願意生在中國哪一個朝代。如果我來選，我就選擇生在南宋，那是辛棄疾的時代。如果生在山東，就和辛棄疾是鄰居了，可以談談詞，喝喝酒。他是宋朝第一詞人，蘇軾、陸游好，但還是辛棄疾最了不起。他可以拿一部散文，就直接扔進詞牌裡，卻又很自然。
B：很多人覺得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的詩很像唐詩，比如王維，您怎麼看？
M：我覺得不太像。他的詩不是田園詩，有很多冬天的意象。
B：您和中國當代詩人的交往是怎麼開始的？
M：1981年我就請北島和顧城進行詩歌朗誦。北島根本不會朗誦，他只是“麼麼”地張開嘴巴。而顧城是會走路的詩，是長著兩條腿的詩，他朗誦的非常漂亮。回瑞典後，1983年我就把他們的詩翻譯出版了。結果很受歡迎。
B：您最喜歡的中國詩人是？
M：艾青和聞一多。
B：艾青和聞一多，與北島和顧城，其實是兩代人，前者和您同代，後者是您晚輩。您在翻譯的時候是如何進入這兩代人的心境和時代背景？
M：他們確實是不同的兩代人。你要讀了又讀，讀到聽懂了他們的聲音為止。我和北島談過中國詩歌的歷史，我發現他和顧城、楊煉等對五四以來的中國詩歌是了解不夠的。我和他們談過聞一多和徐志摩，他們都基本沒有讀過。唯一的例外是戴望舒。有一天北島在我家裡，我拿出自己喜歡的1920年代的詩歌，說今天晚上你可以看看。第二天早上我問他讀了怎麼樣，他說翻了一下沒有什麼感覺。其實我覺得卞之琳就比北島朦朧一萬倍了。而北島可能覺得“朦朧詩”是他們創造的。其實不是這樣的。他們都是很優秀的詩人，但也要看到中國詩歌歷史的傳承。
B：您在翻譯北島顧城之前，已經有很多年沒到中國，如何體會中國當時社會環境的變化？
M：雖然1958-79年我不能去中國，但我仍然對中國的情況發展很了解，所以這方面沒有問題。
B：您當時接觸的中國詩人，在過去三十年裡命運各不相同，您怎麼看待他們各自的變化發展？
M：過去有流亡詩人這個概念，現在流亡沒有意義了。很多人都回歸中國了。北島也在香港中文大學安頓下來了。中國作家的生活其實還是挺舒服的。很多作家在幾個地方都有房子。他們自己可能不知道和歐洲相比這很不錯了。
B：像您現在還一直租在自己的房子裡，和他們相比覺得怎麼樣？
M：我這個人對錢有點不耐煩。所以一直也不太在意。 （太太陳文芬補充：中國人的財務安全感可能主要在房子上，而歐洲國家福利比較好，可能就不會太在意。像我們現在的情況，他當年大學退休金是每月19000瑞典克朗，一直不變，再交稅57%，然後房租就佔去了7600. 幾乎就沒有什麼剩下了。他翻譯一本書的收入也就是15000克朗。但生活夠用了。）
我已經很知足了，我的老師高本漢，他是偉大的漢學家，但他去世的時候，只留下5000克朗。他就是在一直讀書而已。
B：我剛才的問題其實是，三十年來中國詩人主要有兩種發展軌跡，一種是國際行走，一種是紮根本土。您覺得對中國詩人來說，是通過國際行走以求與國際接軌，還是紮根本土做出有特色的作品，更能贏得世界性的認可呢？
M：東德的作者，在柏林牆倒了以後，不知道怎麼辦了。原來有一個對抗的對象，政治變了之後有一個失落感。中國現在的情況也比過去自由很多，作家可以通過各種方法表達自己，所以不一定要流浪了。我欣賞的是文學的價值，像曹乃謙的作品翻譯到瑞典來的時候，一點都不困難，只要譯者能夠讀懂，並把它忠實地翻譯出來。有文學價值的作品，國界不是問題。
“我最喜歡的角色是當一個譯者”
B：對於漢學家這個角色，有一些中國作家會有異議。您覺得漢學家究竟是一群什麼樣的人？
M：一般中國學者認為，漢學家就是外國人。因為沒有中國的漢學家之說。我開始學中文的時候的漢學家，和現在的漢學家，差別是很大的。像我的老師高本漢，那時他的學術範圍是非常寬的，而現在的漢學家則越來越窄，只是專門研究某一個領域了。
B：這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M：現在的漢學家對上古歷史，對漢語音韻的了解太少了。他們根本就沒有學過真正的先秦文學。我覺得是非常可惜的。最近幾年，孔子學院對西方的漢學影響也很不好。一和孔子學院合作，大學裡的管預算的決策者會說，中文系既然已經有孔子學院就夠了。但孔子學院能教的就是普通話了，和漢學和研究沒有一點關係。所以原來很好的中文系，慢慢就變成教漢語的學校了。
B：您對您的弟子這一脈還有要求嗎？
M：我對他們已經不抱什麼希望了。這確實有大環境的影響，我對瑞典漢學的發展有些悲觀。原來瑞典的遠東圖書館是歐洲最好的漢學圖書館，但現在基本等於關門了。原來的圖書館員遣散了，現在圖書館只供參觀，圖書館員也不懂中文，已經起不到作用了。
B：很多人覺得漢學家是中國文學的評判者，您自己有這個感覺嗎？
M：我覺得不是。西方的漢學和中國的國學需要合作，互相做出貢獻，像我的老師高本漢一直做音韻學的研究，裡面有很多方面中國學者也還沒有涉及。西方能提供一些學術規範和研究方法的參考。
B：因為您處在諾貝爾獎終身評委，而且是評委裡唯一懂中文的一位，您有沒有感覺到中國作家對您又愛又恨的感覺？
M：我想起一個事，楊牧的作品被介紹到德國的顧彬那裡，顧彬說要讓楊牧把作品給他翻譯，他就能幫助楊牧在德國出名。但我看了顧彬的翻譯，我覺得他實在不適合做這個工作。我的理念和他不一樣，在翻譯小說的時候，我覺得譯者就是原作者的奴隸，完全忠於原作者，不能加增加，刪改或者隨意演繹原作的內容。
B：所以您更看重您的角色首先是譯者，而不是一個橋樑或者推手？
M：對，我最喜歡的角色，是當一個譯者，當人家的奴隸。
B：您最近有沒有發掘一些新的作家，準備翻譯他們的作品？
M：最近曹乃謙出了一本新書，叫《佛的孤獨》，我翻譯了之後在幫他進行一些推介。殘雪也很好，她是中國的卡夫卡。我的一個學生在翻譯她的作品。我還準備翻譯莫言的一些短篇。
B：您現在每天有多少時間進行翻譯？
M：每周公務還很多，瑞典學院還會固定開會。夏天的時間會多一些，整個瑞典差不多都放假。我們會到鄉下住，那時翻譯的進度就快了。
B：您最近有沒有翻譯中文作品的計劃？
M：最近翻譯完台灣詩人瘂弦和商禽的作品，合成一本出版。另還翻譯了台灣作家楊牧的120首詩。以及翻完莫言的短篇小說之後，看看要不要繼續我2008年翻譯出版的《道德經》再翻《莊子》。
B：您已經年近90，接下來幾年裡還有什麼想實現的願望？
M：我今年87了，但工作效率還是和年輕時一樣高。我有個小本子，做翻譯的時候每天記下自己的工作計劃，基本都能按計劃完成。我原來有個願望，是想翻譯《左傳》，它是先秦文學最偉大的著作。 《左傳》和《莊子》都是我很想翻的。
B：您那麼喜歡辛棄疾，會翻譯他的詩詞嗎？
M：我翻譯過他《沁園春》詞牌的十三首詞。以後還想再翻一些。另外明年還會出版我和太太一起寫的微型小說，出版社起名叫“筆記體”小說。我寫了60篇，文芬寫了40篇。書名叫《我的金魚會唱莫扎特》。其中有一半是我在瑞典的生活，一半是我神遊，幻想辛棄疾和李清照來和我喝酒等。這是受莫言寫的《小說九段》的啟發，但我寫得比他更短。
B：有沒有想寫回憶錄呢？
M：瑞典文已經寫了一部分。我在瑞典的廣播電台做過一個節目，講了我在1949年在中國的經歷，聽眾都很感興趣。中文我出過《另一種鄉愁》，也講了那一段經歷，但還不算傳統的回憶錄。我可能會繼續寫。
http://www.bundpic.com/2011/12/17199.shtml
文/李梓新，攝影/閻寒
斯德哥爾摩市郊一所狹小的老年公寓，像是獨立於中國文壇之外的一個小宇宙，它所發出的電波時常影響到中國作家的心緒。因為這裡的主人，是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委馬悅然。在書齋接受本報記者獨家專訪時，他說自己最喜歡 的角色是“譯者”，譯者應該是“作者的奴隸”，必須完全忠實於原作者。他現在的願望是翻譯《左傳》。
十二月的斯德哥爾摩陽光稍縱即逝，這一天卻天氣極好。早上十點，紅線地鐵終點站Mörby Centrum外，地面的薄霜反光如鏡。頭戴禮帽的馬悅然和他的妻子陳文芬如約出現了，開車帶記者和攝影師去他們家中。
一輛略顯陳舊的灰藍色沃爾沃小轎車，87歲的馬悅然開起來仍然得心應手，他熟練地加油門，打方向盤，轉彎。車子穿行在斯德哥爾摩郊區的林野公路間，兩旁的景物漸漸有了一些美式景緻，低矮而舒適的房屋，間雜在綠樹與深藍色的波羅的海之間。 “這片住宅區原來是藝術家的聚居區，後來富人多了起來，變成著名的住宅區。”
但馬悅然並沒有在這裡擁有房產，而是長期租住在一座養老公寓，名字叫“燕鼻子住客之家”。據陳文芬說這裡非常受歡迎，很多人排長隊申請，可能要5到10年才能輪上。馬悅然自1998年起住在這裡，中間也搬過三次家，才換到現在居於二樓風景更好的房間。而樓下住的是一位退休工程師。
房子外面有大片的綠樹紅花，即使在冬日仍然色彩斑斕。馬悅然夫婦一路帶著我們介紹這是山毛櫸，那是古橡樹，走向波羅的海邊還有瑞典獨有的柳樹，以及大片的蘆葦。事實上，除了親近自然，馬悅然夫婦並沒有過多參加社區活動，只是偶爾打打橋牌。更多的時間呆在自己的書齋裡奮筆疾書。
馬悅然的寓所不大，兩房一廳不過70平方米左右。一個10來平方米的客廳完全成為工作室，正中擺著一個大長條方桌，上面鋪滿各種書籍、記事本和馬悅然的戴爾電腦。而陳文芬則在房間一角有一張小方桌，沒有座椅，她說坐地上工作對腰椎更好一些。
房間裡有各個出版社、作家寄來樣書、著作、書信、紀念品，書法等等。這間小小的書齋像是獨立於中國文壇之外的一個小宇宙，它所發出的電波時常影響到中國作家群的心緒。因為書齋的主人，是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委。
對於馬悅然，中國作家群可謂又愛又恨。這樣一位能讀懂他們作品的外國老頭，在過去26年來一直作為至高榮譽諾貝爾文學獎中唯一懂中文的評委。在廣泛的想像裡，他的態度和愛好是中國作家能不能得到國際認可的一個重要風向標。於是有人樂於與他結交，也有人公開表示不喜歡他。中國作家的“諾貝爾情結”投射到馬悅然身上，成了一個古怪的混合體，他們希望馬悅然通讀所有的中文作品，然後做出一個“客觀”的選擇，另一方面，他們也有一種酸澀的心理，對中國作家的“命匙”掌握在這樣一個外國漢學家手裡表示不屑和難以接受。今年以來，一連串的風波至今尚未平息。
妻子陳文芬會為馬悅然打抱不平：“希望悅然讀完所有人的書，那是圖書館員的工作。悅然和普通人一樣，只讀和翻譯他自己喜歡的作品。”
耄耋之年的馬悅然依舊保持了極高的工作效率。他每天翻譯著自己喜歡的作品。他認為譯者是“作者的奴隸”，必須完全忠實於原作者。而前提是要真正喜歡上作者的作品，才能心甘情願地做他的奴隸。
就像這個冬天他最開心的一件事，就是多年的老朋友，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他終於有了人生中的第一筆財產，去還清他生活和租房等等的債務了。”而馬悅然顯然很樂意做老朋友的“奴隸”，他在2004年翻譯的特朗斯特羅姆詩集《巨大的謎語》剛剛在台灣正式出版。
我們的採訪話題，也就從特朗斯特羅姆得獎開始。
B=外灘畫報
M=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
和特朗斯特羅姆的友誼
B：今年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下簡稱托馬斯）得獎了，您以前說過他是早應該得獎的，這次您是不是很高興？
M: 非常開心，這一天我等了26年。
B：我記得非常巧合的是，26年前您得知獲選瑞典學院院士，成為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的時候，剛好是托馬斯第一次訪問中國，你們一起在北京，對吧？
M：對，那是1985年。當時我在北大有一個演講，當天得到了消息。而特朗斯特羅姆那時好像是在社科院演講。
B：還記得在北京和托馬斯有什麼有趣的細節嗎？
M：我獲選院士當晚，瑞典駐中國大使請我們吃飯。飯後又繼續到大使家喝酒。大使問谁愿意喝一杯蛇酒，是一種綠顏色的蛇浸泡的，看起來非常毒的65度烈酒。我和托馬斯都喝了。後來托馬斯到了上海，寫了一首詩《上海的街》，還寫到了喝蛇酒的感受：“如蝰蛇酒般腥澀，回味不止。”
B：托馬斯對中國的印像如何？
M：他很欣賞中國。但他怕人多，人多他就會不自在。有一天他說我們找一個人少安靜的地方去。我就和大使館借了一輛車，帶他到戒台寺去。那是50年代我在北京時常去的安靜之地。結果開車去了之後，卻看到至少八輛旅遊大巴，帶了很多遊客去，根本就走不動。
還有一次，他去北京外語學院給學瑞典語的學生朗誦自己的詩。朗誦結束，有一名男生舉手說他聽不懂。托馬斯說：“你為什麼一定要懂呢？你接受吧，把這詩當作是自己寫的。我可以送給你。”
B：您和托馬斯是怎麼認識的？
M：我們大約是1966年在詩歌朗誦會上認識的。我們後來也經常聚會，有時到他家，有時到他在龍馬屋海島的藍房子去，那是他當海員的外公留下的房子。
B：他後來中風了，您有什麼反應？
M：那個時候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學。一位好朋友告訴我托馬斯中風了，我非常難過。如果沒有他的妻子莫妮卡，他就活不下去了。托馬斯現在一般只能說四句話: ja （是的），nej(不是)，men(可是)和mycket bra(很好)。如果莫妮卡不在，你沒辦法和托馬斯對話。如果莫妮卡在，無論你問托馬斯什麼，莫妮卡就看托馬斯的臉，就能回答了。然後托馬斯再表示對還是不對。
有一天，我在他們家裡，托馬斯突然用筆劃了一個馬頭，交給莫妮卡。莫妮卡不太明白。托馬斯又再畫了一個馬頭。莫妮卡說，哦，你要找一副眼鏡。我就問，托馬斯要找副眼鏡，他為什麼不直接畫一副眼鏡呢？莫妮卡說，托馬斯不是那麼簡單的人。馬頭和眼鏡的關係呢?原來，在托馬斯一首叫《打開的窗子》的詩裡有最後幾句：“我不知道我的頭/向哪邊轉/以雙重的視野/像一匹馬”。
B：您是如何開始翻譯托馬斯的詩集的？
M：1983年過年的時候，我住院開刀。當時托馬斯剛出版了一本詩集，叫《狂暴的廣場》。我早晨兩點就醒來了，我就開始翻譯他的詩集，當天下午六點就翻完了。那時我打了麻醉藥，腦袋裡都是空的，就是一心想翻譯這些詩，把它們翻成了英文。同一年，我就介紹北島翻譯他的詩集。後來我還翻譯了他一本散文詩叫《藍房子》。
2004年在台灣時候，碰上“總統大選”的“詐彈”鬧劇，我和文芬就到鄉下避住。把托馬斯最新的兩部詩集《巨大的謎語》和《悲傷的鳳尾船》翻譯成中文，後來應陳思和的約稿，在《上海文學》發表過，但沒有出版成冊。今年托馬斯得諾貝爾文學獎了，台灣的出版社立即就出了中文版。
B：今年托馬斯作為近40年來第一位瑞典人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瑞典國內有什麼反應？
B：得獎後您祝賀了托馬斯嗎？
M：當然，當天就給他打電話了。我們差不多每天都會和莫妮卡通話。我太太陳文芬也參加了在瑞典學院舉行的托馬斯作品朗誦會，她用中文朗誦一首托馬斯的詩。
“有文學價值的作品，國界不是問題”
B：您剛才談到了15年來第一位詩人得獎，是不是因為今年的世界不太太平，對詩有一種呼喚？
M：你沒提問我還沒想到這個問題。不過確實是的，這好像是一種自然而然的過程，大家都覺得今年應該頒獎給一位詩人。詩歌確實是對現實影響很大的一種文學。
B：您對詩歌是不是有偏愛？
M：在中國文學上，詩歌所佔的成分是很重的。 1949年，我住在四川峨眉山的報國寺，開始學中國文學。那個時候我就讀了很多漢朝樂府和南北朝詩，也讀了《唐詩三百首》。不過我太不喜歡《唐詩三百首》和《古文觀止》這種選本，這種選本是很危險的。一個人讀完了《唐詩三百首》就覺得他讀完了所有唐詩，讀完《古文觀止》就覺得讀完了中國古文。而這其實只是幾個編輯的選擇眼光。
B：這麼多朝代的詩歌，您對哪個朝代的詩歌最有偏愛？
M：我教書的時候，就問過學生，如果你可以選擇，你們願意生在中國哪一個朝代。如果我來選，我就選擇生在南宋，那是辛棄疾的時代。如果生在山東，就和辛棄疾是鄰居了，可以談談詞，喝喝酒。他是宋朝第一詞人，蘇軾、陸游好，但還是辛棄疾最了不起。他可以拿一部散文，就直接扔進詞牌裡，卻又很自然。
B：很多人覺得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的詩很像唐詩，比如王維，您怎麼看？
M：我覺得不太像。他的詩不是田園詩，有很多冬天的意象。
B：您和中國當代詩人的交往是怎麼開始的？
M：1981年我就請北島和顧城進行詩歌朗誦。北島根本不會朗誦，他只是“麼麼”地張開嘴巴。而顧城是會走路的詩，是長著兩條腿的詩，他朗誦的非常漂亮。回瑞典後，1983年我就把他們的詩翻譯出版了。結果很受歡迎。
B：您最喜歡的中國詩人是？
M：艾青和聞一多。
B：艾青和聞一多，與北島和顧城，其實是兩代人，前者和您同代，後者是您晚輩。您在翻譯的時候是如何進入這兩代人的心境和時代背景？
M：他們確實是不同的兩代人。你要讀了又讀，讀到聽懂了他們的聲音為止。我和北島談過中國詩歌的歷史，我發現他和顧城、楊煉等對五四以來的中國詩歌是了解不夠的。我和他們談過聞一多和徐志摩，他們都基本沒有讀過。唯一的例外是戴望舒。有一天北島在我家裡，我拿出自己喜歡的1920年代的詩歌，說今天晚上你可以看看。第二天早上我問他讀了怎麼樣，他說翻了一下沒有什麼感覺。其實我覺得卞之琳就比北島朦朧一萬倍了。而北島可能覺得“朦朧詩”是他們創造的。其實不是這樣的。他們都是很優秀的詩人，但也要看到中國詩歌歷史的傳承。
B：您在翻譯北島顧城之前，已經有很多年沒到中國，如何體會中國當時社會環境的變化？
M：雖然1958-79年我不能去中國，但我仍然對中國的情況發展很了解，所以這方面沒有問題。
B：您當時接觸的中國詩人，在過去三十年裡命運各不相同，您怎麼看待他們各自的變化發展？
M：過去有流亡詩人這個概念，現在流亡沒有意義了。很多人都回歸中國了。北島也在香港中文大學安頓下來了。中國作家的生活其實還是挺舒服的。很多作家在幾個地方都有房子。他們自己可能不知道和歐洲相比這很不錯了。
B：像您現在還一直租在自己的房子裡，和他們相比覺得怎麼樣？
M：我這個人對錢有點不耐煩。所以一直也不太在意。 （太太陳文芬補充：中國人的財務安全感可能主要在房子上，而歐洲國家福利比較好，可能就不會太在意。像我們現在的情況，他當年大學退休金是每月19000瑞典克朗，一直不變，再交稅57%，然後房租就佔去了7600. 幾乎就沒有什麼剩下了。他翻譯一本書的收入也就是15000克朗。但生活夠用了。）
我已經很知足了，我的老師高本漢，他是偉大的漢學家，但他去世的時候，只留下5000克朗。他就是在一直讀書而已。
B：我剛才的問題其實是，三十年來中國詩人主要有兩種發展軌跡，一種是國際行走，一種是紮根本土。您覺得對中國詩人來說，是通過國際行走以求與國際接軌，還是紮根本土做出有特色的作品，更能贏得世界性的認可呢？
M：東德的作者，在柏林牆倒了以後，不知道怎麼辦了。原來有一個對抗的對象，政治變了之後有一個失落感。中國現在的情況也比過去自由很多，作家可以通過各種方法表達自己，所以不一定要流浪了。我欣賞的是文學的價值，像曹乃謙的作品翻譯到瑞典來的時候，一點都不困難，只要譯者能夠讀懂，並把它忠實地翻譯出來。有文學價值的作品，國界不是問題。
“我最喜歡的角色是當一個譯者”
B：對於漢學家這個角色，有一些中國作家會有異議。您覺得漢學家究竟是一群什麼樣的人？
M：一般中國學者認為，漢學家就是外國人。因為沒有中國的漢學家之說。我開始學中文的時候的漢學家，和現在的漢學家，差別是很大的。像我的老師高本漢，那時他的學術範圍是非常寬的，而現在的漢學家則越來越窄，只是專門研究某一個領域了。
B：這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M：現在的漢學家對上古歷史，對漢語音韻的了解太少了。他們根本就沒有學過真正的先秦文學。我覺得是非常可惜的。最近幾年，孔子學院對西方的漢學影響也很不好。一和孔子學院合作，大學裡的管預算的決策者會說，中文系既然已經有孔子學院就夠了。但孔子學院能教的就是普通話了，和漢學和研究沒有一點關係。所以原來很好的中文系，慢慢就變成教漢語的學校了。
B：您對您的弟子這一脈還有要求嗎？
M：我對他們已經不抱什麼希望了。這確實有大環境的影響，我對瑞典漢學的發展有些悲觀。原來瑞典的遠東圖書館是歐洲最好的漢學圖書館，但現在基本等於關門了。原來的圖書館員遣散了，現在圖書館只供參觀，圖書館員也不懂中文，已經起不到作用了。
B：很多人覺得漢學家是中國文學的評判者，您自己有這個感覺嗎？
M：我覺得不是。西方的漢學和中國的國學需要合作，互相做出貢獻，像我的老師高本漢一直做音韻學的研究，裡面有很多方面中國學者也還沒有涉及。西方能提供一些學術規範和研究方法的參考。
B：因為您處在諾貝爾獎終身評委，而且是評委裡唯一懂中文的一位，您有沒有感覺到中國作家對您又愛又恨的感覺？
M：我想起一個事，楊牧的作品被介紹到德國的顧彬那裡，顧彬說要讓楊牧把作品給他翻譯，他就能幫助楊牧在德國出名。但我看了顧彬的翻譯，我覺得他實在不適合做這個工作。我的理念和他不一樣，在翻譯小說的時候，我覺得譯者就是原作者的奴隸，完全忠於原作者，不能加增加，刪改或者隨意演繹原作的內容。
B：所以您更看重您的角色首先是譯者，而不是一個橋樑或者推手？
M：對，我最喜歡的角色，是當一個譯者，當人家的奴隸。
B：您最近有沒有發掘一些新的作家，準備翻譯他們的作品？
M：最近曹乃謙出了一本新書，叫《佛的孤獨》，我翻譯了之後在幫他進行一些推介。殘雪也很好，她是中國的卡夫卡。我的一個學生在翻譯她的作品。我還準備翻譯莫言的一些短篇。
B：您現在每天有多少時間進行翻譯？
M：每周公務還很多，瑞典學院還會固定開會。夏天的時間會多一些，整個瑞典差不多都放假。我們會到鄉下住，那時翻譯的進度就快了。
B：您最近有沒有翻譯中文作品的計劃？
M：最近翻譯完台灣詩人瘂弦和商禽的作品，合成一本出版。另還翻譯了台灣作家楊牧的120首詩。以及翻完莫言的短篇小說之後，看看要不要繼續我2008年翻譯出版的《道德經》再翻《莊子》。
B：您已經年近90，接下來幾年裡還有什麼想實現的願望？
M：我今年87了，但工作效率還是和年輕時一樣高。我有個小本子，做翻譯的時候每天記下自己的工作計劃，基本都能按計劃完成。我原來有個願望，是想翻譯《左傳》，它是先秦文學最偉大的著作。 《左傳》和《莊子》都是我很想翻的。
B：您那麼喜歡辛棄疾，會翻譯他的詩詞嗎？
M：我翻譯過他《沁園春》詞牌的十三首詞。以後還想再翻一些。另外明年還會出版我和太太一起寫的微型小說，出版社起名叫“筆記體”小說。我寫了60篇，文芬寫了40篇。書名叫《我的金魚會唱莫扎特》。其中有一半是我在瑞典的生活，一半是我神遊，幻想辛棄疾和李清照來和我喝酒等。這是受莫言寫的《小說九段》的啟發，但我寫得比他更短。
B：有沒有想寫回憶錄呢？
M：瑞典文已經寫了一部分。我在瑞典的廣播電台做過一個節目，講了我在1949年在中國的經歷，聽眾都很感興趣。中文我出過《另一種鄉愁》，也講了那一段經歷，但還不算傳統的回憶錄。我可能會繼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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